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童年不带颜色，是黑白的，从我记事起到7岁读书前，似乎都是黑白的。
三四岁前我似乎没有记忆，或者是刚来到地球上，世界对我还没有开启。不记得我怎样开口说话的，也不记得深更半夜，母亲抱着我，一次又一次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母亲说我在昆明出生，在昆明是外婆带，到父母身边时，是一位姓蔡的奶奶带我。三岁后，母亲把我接到一个叫毛家村的地方与父母一块生活，我的记忆应当是从毛家村才开启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四五岁时的一件事，那时文革已经开始，许多人在家门外站着，我家住的是平房，从现存的照片中，似乎是土基房。平房前有块空地，空地往下是斜坡，顺着斜坡走，就到了河床。小时候感觉那河很宽，河床里全是大大小小的灰色的鹅卵石，水不多，也许我记忆里是枯水季。
父亲和母亲在搬书，一摞一摞的书被搬到家门前的那条河旁，只记得旁观的叔叔阿姨站在河岸上、站在河床里，都在沉默地观望，没一个帮忙的。有几个人跑前跑后地在叫“快点！快点！”太阳又晒，父母的额头一颗颗透明的汗珠往下淌，书搬到在河边摞起一座山包，那些书不像在家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而是纵横交错、杂乱无章。
书搬完开始搬唱片，唱片是黑色的胶木唱片，一盒一盒的，很沉。父亲把盒子打开，從牛皮纸套里拿出黑色胶木唱片，在石头上轻轻一碰，胶木唱片碎成几块，那种不太清脆、有点沉闷的声音至今都还回响在耳边。那时的我不识字，但我知道家里的唱机再也不会有歌声传来。
砰、砰的声音一下一下传进耳朵，裂开后的胶木唱片切口露出白色，不一会就堆起一堆。我吓得大气不敢出，躲在大人们身后，很想妈妈那时过来抱着我，可妈妈根本没往我这边看一眼。
白色的太阳光很刺眼，我躲在大人身后的黑色影子里，内心充满恐惧。圆圆的唱片全部变成大大小小的扇子形碎片，也有三角形的，当圆形的唱片没有时，声音也消失了。
随后，爸爸把书点着，应当是用火柴点的火吧，不记得了。只记得人群都后退了几步，我也跟着人群往后退，黑色的烟从书堆里升起，记忆中只有黑色的烟，没有红色的火苗，记得妈妈去世时给妈妈烧纸钱，看着红色火苗和灰色上升的烟雾，总会想，童年时爸爸烧书时，我的记忆中怎么只有黑色烟雾没有红色或者黄色的火苗？
烧书的黑色烟雾还没散去，河水就已经变成黑色，记得当时我掂起脚尖往前看，那条黑色的河向前流去，等人们散去，我从河床爬回岸上家门口时，我眼前一条黑色的河伸向看不见的远方。
这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黑白场景。
小学开始的记忆也是黑白的。记得毛家村很冷，冬天下雪，上课是在黑洞洞的教室，桌子是长条凳，凳子要自己每天带去，每个小朋友都穿着厚厚的黑棉衣，早上去上课，男孩手里提着一个小火炉，小火炉是用一个碗做的，搪瓷碗边上敲出三个洞，用粗铁丝穿好，像我们现在放吊兰的花盆，碗底戳几个洞，早上出门时从火炉里夹几块木炭，一路走一路甩着就到了学校。
进了教室，小火炉暖洋洋的。一到下课，男孩们飞奔到外面，手臂使劲甩着小火炉，不一会，红红的火苗就从黑色的木炭里窜出，这红火苗是我上学时在毛家村第一次出现的色彩。
女孩一般不敢提火炉，大人们不准，怕被烫伤，一上课，男孩们总会很慷慨地把小火炉往女生旁边放，于是四只小手就在小火炉上一正一反地翻着。
不记得那时学了什么，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否背过书包。只记得1970年我家搬大理时，父母又在下关第五小学给我报了名，还是一年级。
此时的上学，正规起来，没有小火炉，教室里课桌整整齐齐，前面的桌子和后面的凳子是连在一起。
第五小学在的那条街民间称回族街，伊斯兰教做礼拜是在学校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小学占用了他们的礼拜堂。刚上学不久，死了个人，棺材就放在学校，要等到第二天念完经后才能下葬。听同学说有间房子里有个棺材，又好奇又怕的我踮起脚尖趴在窗子外往里看，房间里没有太多的光线，我只看到一口黑黑的棺材（长大后知道回族叫经匣，只用于装遗体，下葬时不用），那经匣是被两个长条凳子架空着，房间里除了它别无它物。有个学生大叫了声“有鬼！”我被吓得魂飞魄散，飞快地跑开了。后来听同学说死的是个孩子，那时的一眼，至今都记得那副黑色经匣在黑色屋子的样子。
好些日子，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小孩也会死吗？”
班上有个男生，上课基本不听课，总是在画画，课本上，练习本上，都是他画的，他画各种枪，还有坦克、飞机、课本上的插画。他用蓝色的钢笔画，在白色的、有绿色小楷格子的作业本上画，他皮肤很黑，手也黑，那时我们都用铅笔，他却用钢笔，但那钢笔不好，经常看见他手指上全是墨水。下课画，上课也画，上课时被老师叫起回答问题，他一个都回答不上来。
学校黑板是黑色的，粉笔是白色的，墙是白色的，桌椅是木质的没有色彩的灰色。
懂事后曾问过母亲家门前那条我记忆中黑色的河，母亲沉吟好半天才说，我见过的场景确实存在，那是文革时，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白专典型，后又被挖出是资本家后代，解放后靠剥削自己当童工的亲弟弟生活。为了肃清资本家流毒，必须要父亲自己把走白专道路的见证烧毁，与反动阶级划清界线，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于是就出现了惨无人道的场景——用自己的双手把自己毁灭！母亲说她怕父亲受不了这种非人道的折磨，怕父亲自杀，于是就把我送到昆明外婆处，她立即赶回毛家村。
去年去呈贡开会，地铁到呈贡后，没有车到酒店，门口有很多摩的，我叫了一辆摩的去酒店，路上跟拉我的小伙子聊天，他说是会泽的，我脱口而出“会泽有没有一个叫毛家村的地方？”小伙子说：“有呀，那里有个电站。”思绪飞到几十年前的黑白场景。
父亲出生在一个银行职员家，幼年时生母去世。至今，父亲只有一张襁褓时生母抱着他，爷爷站在奶奶旁边的相片。照片中的奶奶很漂亮，穿着很紧身的旗袍，小脚，是在照相馆里拍的。这照片是父亲唯一一张与生母的照片，不知道是怎么躲过文革抄家的。晚年时父亲有次到我家里来，很慎重地把那张珍贵的照片交给了我，叮嘱我好好保存。
父亲喜欢读书，想上大学，祖父供不起父亲学费，于是把父亲过继给了他的大伯，大伯家是上海的资本家，有钱供父亲上学。上海和平解放后，大伯不与共产党公私合营，吃了一颗枪子，从此在上海滩消失。父亲随后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弟弟做童工供给的。毕业后的父亲，受到曾经过继给资本家做儿子的经历，爷爷又再娶，在家的地位早已不是长子。新中国刚刚成立，号召城市青年支援边疆建设，于是父亲背上背包，南下到了昆明，成了水电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奔赴全省各地建设水电站。
慢慢地，我的生活开始有色彩起来。我知道学校白色墙壁上的窗子框是墨绿的，除算术语文外，美术老师会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彩色画，过年时，我的新衣服变成了红色。街上梅子是青色的，辣子是红色的，盐是白色的，用绿色去蘸红白两种东西（酸梅子蘸辣子和盐），放进嘴里是一种美味。一位穿粉红碎花衣的女孩，舞跳得非常好，还能像男孩一样把自己倒着贴在墙上，或者很轻易地把头和手往后，双手撑住形成四点支撑，我们称为下软腰。当时我们女生非常羡慕她，于是放学回到院子里就开始练习，记得我比别的小伙伴都怕，不敢倒立，于是我双手撑好，小伙伴把我的脚抬到墙上，世界瞬间颠倒，我吓得手一软，前额重重地撞在地上，起了一个大包，还有细细的凹点，里面有沙子，还好那时的地是泥土，没出大事，从此后再不敢倒立。
童年的欢笑，童年的五彩，在下关第五小学重新焕发。很想找机会去一次会泽的毛家村，我知道现在肯定没有我记忆中的土基房、黑色的河流，但真的很想去重拾童年时光里，那些被丢在岁月里的、永远不会被记忆里吞食的碎片。
责任编辑 李小松
三四岁前我似乎没有记忆，或者是刚来到地球上，世界对我还没有开启。不记得我怎样开口说话的，也不记得深更半夜，母亲抱着我，一次又一次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母亲说我在昆明出生，在昆明是外婆带，到父母身边时，是一位姓蔡的奶奶带我。三岁后，母亲把我接到一个叫毛家村的地方与父母一块生活，我的记忆应当是从毛家村才开启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四五岁时的一件事，那时文革已经开始，许多人在家门外站着，我家住的是平房，从现存的照片中，似乎是土基房。平房前有块空地，空地往下是斜坡，顺着斜坡走，就到了河床。小时候感觉那河很宽，河床里全是大大小小的灰色的鹅卵石，水不多，也许我记忆里是枯水季。
父亲和母亲在搬书，一摞一摞的书被搬到家门前的那条河旁，只记得旁观的叔叔阿姨站在河岸上、站在河床里，都在沉默地观望，没一个帮忙的。有几个人跑前跑后地在叫“快点！快点！”太阳又晒，父母的额头一颗颗透明的汗珠往下淌，书搬到在河边摞起一座山包，那些书不像在家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而是纵横交错、杂乱无章。
书搬完开始搬唱片，唱片是黑色的胶木唱片，一盒一盒的，很沉。父亲把盒子打开，從牛皮纸套里拿出黑色胶木唱片，在石头上轻轻一碰，胶木唱片碎成几块，那种不太清脆、有点沉闷的声音至今都还回响在耳边。那时的我不识字，但我知道家里的唱机再也不会有歌声传来。
砰、砰的声音一下一下传进耳朵，裂开后的胶木唱片切口露出白色，不一会就堆起一堆。我吓得大气不敢出，躲在大人们身后，很想妈妈那时过来抱着我，可妈妈根本没往我这边看一眼。
白色的太阳光很刺眼，我躲在大人身后的黑色影子里，内心充满恐惧。圆圆的唱片全部变成大大小小的扇子形碎片，也有三角形的，当圆形的唱片没有时，声音也消失了。
随后，爸爸把书点着，应当是用火柴点的火吧，不记得了。只记得人群都后退了几步，我也跟着人群往后退，黑色的烟从书堆里升起，记忆中只有黑色的烟，没有红色的火苗，记得妈妈去世时给妈妈烧纸钱，看着红色火苗和灰色上升的烟雾，总会想，童年时爸爸烧书时，我的记忆中怎么只有黑色烟雾没有红色或者黄色的火苗？
烧书的黑色烟雾还没散去，河水就已经变成黑色，记得当时我掂起脚尖往前看，那条黑色的河向前流去，等人们散去，我从河床爬回岸上家门口时，我眼前一条黑色的河伸向看不见的远方。
这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黑白场景。
小学开始的记忆也是黑白的。记得毛家村很冷，冬天下雪，上课是在黑洞洞的教室，桌子是长条凳，凳子要自己每天带去，每个小朋友都穿着厚厚的黑棉衣，早上去上课，男孩手里提着一个小火炉，小火炉是用一个碗做的，搪瓷碗边上敲出三个洞，用粗铁丝穿好，像我们现在放吊兰的花盆，碗底戳几个洞，早上出门时从火炉里夹几块木炭，一路走一路甩着就到了学校。
进了教室，小火炉暖洋洋的。一到下课，男孩们飞奔到外面，手臂使劲甩着小火炉，不一会，红红的火苗就从黑色的木炭里窜出，这红火苗是我上学时在毛家村第一次出现的色彩。
女孩一般不敢提火炉，大人们不准，怕被烫伤，一上课，男孩们总会很慷慨地把小火炉往女生旁边放，于是四只小手就在小火炉上一正一反地翻着。
不记得那时学了什么，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否背过书包。只记得1970年我家搬大理时，父母又在下关第五小学给我报了名，还是一年级。
此时的上学，正规起来，没有小火炉，教室里课桌整整齐齐，前面的桌子和后面的凳子是连在一起。
第五小学在的那条街民间称回族街，伊斯兰教做礼拜是在学校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小学占用了他们的礼拜堂。刚上学不久，死了个人，棺材就放在学校，要等到第二天念完经后才能下葬。听同学说有间房子里有个棺材，又好奇又怕的我踮起脚尖趴在窗子外往里看，房间里没有太多的光线，我只看到一口黑黑的棺材（长大后知道回族叫经匣，只用于装遗体，下葬时不用），那经匣是被两个长条凳子架空着，房间里除了它别无它物。有个学生大叫了声“有鬼！”我被吓得魂飞魄散，飞快地跑开了。后来听同学说死的是个孩子，那时的一眼，至今都记得那副黑色经匣在黑色屋子的样子。
好些日子，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小孩也会死吗？”
班上有个男生，上课基本不听课，总是在画画，课本上，练习本上，都是他画的，他画各种枪，还有坦克、飞机、课本上的插画。他用蓝色的钢笔画，在白色的、有绿色小楷格子的作业本上画，他皮肤很黑，手也黑，那时我们都用铅笔，他却用钢笔，但那钢笔不好，经常看见他手指上全是墨水。下课画，上课也画，上课时被老师叫起回答问题，他一个都回答不上来。
学校黑板是黑色的，粉笔是白色的，墙是白色的，桌椅是木质的没有色彩的灰色。
懂事后曾问过母亲家门前那条我记忆中黑色的河，母亲沉吟好半天才说，我见过的场景确实存在，那是文革时，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白专典型，后又被挖出是资本家后代，解放后靠剥削自己当童工的亲弟弟生活。为了肃清资本家流毒，必须要父亲自己把走白专道路的见证烧毁，与反动阶级划清界线，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于是就出现了惨无人道的场景——用自己的双手把自己毁灭！母亲说她怕父亲受不了这种非人道的折磨，怕父亲自杀，于是就把我送到昆明外婆处，她立即赶回毛家村。
去年去呈贡开会，地铁到呈贡后，没有车到酒店，门口有很多摩的，我叫了一辆摩的去酒店，路上跟拉我的小伙子聊天，他说是会泽的，我脱口而出“会泽有没有一个叫毛家村的地方？”小伙子说：“有呀，那里有个电站。”思绪飞到几十年前的黑白场景。
父亲出生在一个银行职员家，幼年时生母去世。至今，父亲只有一张襁褓时生母抱着他，爷爷站在奶奶旁边的相片。照片中的奶奶很漂亮，穿着很紧身的旗袍，小脚，是在照相馆里拍的。这照片是父亲唯一一张与生母的照片，不知道是怎么躲过文革抄家的。晚年时父亲有次到我家里来，很慎重地把那张珍贵的照片交给了我，叮嘱我好好保存。
父亲喜欢读书，想上大学，祖父供不起父亲学费，于是把父亲过继给了他的大伯，大伯家是上海的资本家，有钱供父亲上学。上海和平解放后，大伯不与共产党公私合营，吃了一颗枪子，从此在上海滩消失。父亲随后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弟弟做童工供给的。毕业后的父亲，受到曾经过继给资本家做儿子的经历，爷爷又再娶，在家的地位早已不是长子。新中国刚刚成立，号召城市青年支援边疆建设，于是父亲背上背包，南下到了昆明，成了水电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奔赴全省各地建设水电站。
慢慢地，我的生活开始有色彩起来。我知道学校白色墙壁上的窗子框是墨绿的，除算术语文外，美术老师会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彩色画，过年时，我的新衣服变成了红色。街上梅子是青色的，辣子是红色的，盐是白色的，用绿色去蘸红白两种东西（酸梅子蘸辣子和盐），放进嘴里是一种美味。一位穿粉红碎花衣的女孩，舞跳得非常好，还能像男孩一样把自己倒着贴在墙上，或者很轻易地把头和手往后，双手撑住形成四点支撑，我们称为下软腰。当时我们女生非常羡慕她，于是放学回到院子里就开始练习，记得我比别的小伙伴都怕，不敢倒立，于是我双手撑好，小伙伴把我的脚抬到墙上，世界瞬间颠倒，我吓得手一软，前额重重地撞在地上，起了一个大包，还有细细的凹点，里面有沙子，还好那时的地是泥土，没出大事，从此后再不敢倒立。
童年的欢笑，童年的五彩，在下关第五小学重新焕发。很想找机会去一次会泽的毛家村，我知道现在肯定没有我记忆中的土基房、黑色的河流，但真的很想去重拾童年时光里，那些被丢在岁月里的、永远不会被记忆里吞食的碎片。
责任编辑 李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