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环境保护作为应对城市环境改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众多研究者对基于城市竞争力提升的环境保护这一领域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从方法论、城市经济和城市环境变化机理的角度剖析环境保护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主要观点是：以波特为代表，认为长期有效的环境政策能刺激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基于“囚徒困境”逻辑推理出不问国家或地区竞相采取次优的环境政策使得全球环境恶化加剧的“环境竞次理论”；“污染避难所假说”从内在机理剖析环境力对城市竞争力的传导机制，以为重视城市竞争力中的环境力、环境保护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是该领域进一步发展的重点。
[关键词]环境保护；城市竞争力；综述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8)02—0022—05
城市发展引发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19世纪末期，英国学者E.Howard首次在其著述《田园城市》中试图用理性的规划方法协调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之间的发展，就此揭开了世界性的城市和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序幕。时至今日，关于城市与环境及环境保护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涉及的层面极为分散，既有宏观层城市与生态环境发展规律的理论研究，也有微观层环境保护对企业的影响分析；既有定性的机理探索，还有定量化的测度和预防研究。更多的学者是就环境、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环境问题，就环境、环境保护探讨城市竞争力作用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研究深度仍有待提高。企业、产业、城市是交叉、更迭、相互依存的系统体系，之间的影响是相互传递和响应的，分析城市竞争力的环境影响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论及企业、产业、城市，笔者搜集和归纳了相关的研究成果、经验以资借鉴和参考。
一、国外关于环境保护与城市竞争力关系的研究进展
最早把自然环境引入城市竞争力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Douglas Webster(1990)，他将决定城市竞争力的要素划分为四个方面：经济结构、区域性禀赋、人力资源和制度环境。他提出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城市能够生产和销售比其他城市更好的产品的能力，提高城市竞争力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他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自然环境对城市竞争力有一定的影响，把自然环境纳入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框架，从自然环境对不可转移特性的区域禀赋的影响进而推及到城市竞争力的过程进行描述。
在方法论上，以美国学者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充分利用生态学和社会学的原理将城市化外部生态问题的研究转向城市内部社会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方面，从此城市化及其生态环境问题的生态学研究方法成为主流；Berry应用生态因子分析法提取了城市化对城市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因子，开创了生态因子研究法的先河；Fitter和Jovet在实践中分别从生态规划的角度研究了伦敦和巴黎等城市的过度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演替关系问题；I-Kharabsheh、Deosthal等利用先进的GIS与RS、数值模拟等方法对城市发展引致的水资源问题，如水污染、地下水开采过度、水资源绝对与相对缺乏等进行大量的长期定位研究。进行大尺度数据处理，在时空维度进行过程模拟和空间分异；日本学者中野尊正等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城市化对城市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城市绿化、城市环境污染及防治等问题。环境经济研究中贡献较大的成果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Grossman和Krueger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以42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揭示出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倒U型的演变规律。根据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横截面数据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空气和水污染在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8000美元之前以增速递增，超过此水平后污染水平开始回落，环境质量逐步好转。这一现象在经验上也得到印证，美国1940年的洛杉矶光化学事件、伦敦1952年的烟雾事件、比利时1930年的马斯河谷事件等等都集中发生，20世纪30至60年代正是这些国家处于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峰值时期，因此也支持了这一规律。这一曲线无疑带有悲观的色彩，但结局是乐观的，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许多学者对此进行重新研究和修正，他们认为如果这是一种规律的话，那么占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将同时进入曲线的峰值阶段，世界的环境必将呈现出一种灾难性的局面，而如果发展中国家早期就开始治理，环境曲线就有可能被抚平甚至消失，经济与环境这两份红利可以同时得到。
二、国内关于环境保护与城市竞争力关系的研究进展
我国学者倪鹏飞对城市竞争力中的环境力做了相对较系统的分析，明确界定了城市环境是城市内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结合。他设定的环境力包括城市环境质量、环境舒适度、自然环境优美、人工环境优美，从环境力对城市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阐述了城市环境的动力机制。直接影响是其对城市企业生产要素资源、企业生产成本、企业的存续等方面的影响直接改变城市价值体，间接影响则是通过环境力对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聚集力、开放力、制度力、文化力、聚集力的影响间接改变城市价值体。城市环境质量对城市产业价值体系产生的是直接影响，环境质量差、严重污染对城市企业生产要素资源造成侵损和破坏，导致企业直接的价值损失，影响企业价值创造活动和产品的质量，从而削弱城市产品的竞争力。他还认为城市环境的非流动性对城市吸引人才、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都有重要作用，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需要动态辩证地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城市依赖环境发展相关产业但可能会丧失其他甚至更高价值的产业机会，同时处在污染情况下的企业经过技术创新，可以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增加城市产业的收益，从而改进城市的价值体系。他的研究特点是沿袭了波特的钻石体系，以企业绩效、效率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体现。他的研究结果是环境力对城市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63和0.01。然而，其研究也有局限：第一，环境力涵盖面狭窄，没有考虑工业化发展对城市的环境压力；第二，没有考虑环境保护对环境力的作用，因此环境力没有体现城市环境改良的潜力和能力；第三，环境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分析局限于企业、人才、产业的吸引，环境力对其他分力的传导机制分析流于一般。
宁越敏考察了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科学技术竞争力、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国民素质、政府作用、金融环境以及环境质量等十个方面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环境质量是后期加上的，之所以增加这个指标在于我国环境质量普遍较差，有待改善。他认为良好的环境质量不但是创建宜居城市的必要条件，而且对吸引人才、吸引外资也很重要。环境质量中包括了大气状况、水环境质 量、绿化情况、垃圾处理情况等。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IUD)以国际竞争力理论为基础，把生态环境列位于对城市竞争力有重要影响的九大主要方面之一，就其对城市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所做出的贡献分别从动力、能力、活力、潜力、魅力和积聚力、扩张力、增长力、控制力的形成过程进行描述。
中国科学院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生态环境体现城市竞争力。他对不同城市的发展过程进行比较，提出：环境政策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要互相适应；环境质量标准、产业结构、城市竞争力应该协调一致，超前和滞后都不适当。
赵细康博士以逻辑推论认为环境保护的影响视具体情况有三种可能：消极影响、中性影响和积极影响。积极影响是长远的效应，其逻辑前提是环境保护的实施必须触发生产的高效率，使污染排放和生产成本均得以降低。他的实证是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以中国制造业中17个主要产业为对象，探讨了环境保护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保护强度不是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决定性的因素，两者之间并未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中国内地是港、澳、台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临近亚洲国家和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转移基地，赵的研究对污染避难所假说的验证有一定的贡献。
台湾国政基金会科技经济组从经济活力、政府效率、生活品质等方面评价城市竞争力，用资源回收率、污染源稽查次数、公厕卫生管理检验抽查率来评价城市环境，并把环境放入政府效率中，把环保纳入生活品质体系，用环境音量不合格时段比重和总悬浮微粒作为城市环境状况代表。
北京市城市竞争力资产负债表中把环境保护放入基础设施建设中，用工业废水处理排放达标率和固体废物回收利用率表示。
中国研究者以环境变化的机理分析居多。章建宁、陈兴鹏、邢秀凤、吴开亚、吴玉萍、陆虹等人分别通过对中国某些城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以及中国大气污染库兹尼茨关系的验证，以期找出中国的发展特征并加以引导和控制。基于库兹尼茨这一规律对中国城市进行的类似研究，结果却大相径庭。从中国整体来看，只是呈现出弱EKC现象，污染的排放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不同的城市有其特殊表现，不同的污染物其排放轨迹也有不同。如陕西除烟尘能体现倒U型以外，其余工业污染物都以单一递增发展；兰州市总悬浮颗粒物(TS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3种主要污染物的年日均质量浓度与人均GDP的近似函数关系曲线不具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近似于“U”形或“L”形；青岛市工业三废的排放特征不完全符合传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安徽省的环境库兹尼兹曲线特征为“U型+倒U型”，不同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北京市各种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但比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且到达转折点的时间跨度小于发达国家，等等。由此可见，这一科学规律在中国适用时必须注意到国情和城市具体情况，既不能因此片面否定这一规律的科学性，也不能完全以这条轨迹刻定中国所必经的道路。研究的另一方面是从综合角度分析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变化问题。如马世骏等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思想，以系统科学方法为手段，将城市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耦合系统，探讨其耦合机理、规律及调控措施，作者把以生物一环境为主体的生态关系放到以人类一环境关系为主体的研究上，使得生态学密切地联系了当代人类活动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对解决世界城市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各种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有重要意义，也为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关系研究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掀起了中国城市与生态环境关系问题研究的热潮。再如姜乃力和史爱玲等从微观角度探讨城市化引发的城市“热岛”、“混浊岛”、“雨岛”及局地环流等气候效应；盛学良等从宏观角度论述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生态环境效应；毛文锋等探讨了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机理；杨文举等认为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建设不仅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互相关联的特点也异常明显，所以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只能靠城市化的充分发展得到解决；冯宗宪、曾凡银等人探讨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环境的互动机制。
国内很多学者还从城市生态化角度探讨了城市的建设：吴良镛在其著作《多学科综合发展—城市研究的必由之路》中提出建设山水城市，强调城市要结合自然，强调城市的山水，融合生态学、城市气候学、美学、环境科学的意义，特殊的文化意义，山水美学意义。黄光宇认为生态城市的创建目标应从社会生态、经济生态、自然生态三方面来确定，在此基础上提出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方法和三步走的生态城市演进模式。翟丽英、刘建军推崇实现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和配合，提出重构再生循环利用的产业结构，建立市区与郊区复合生态系统等具体规划思想。梁鹤年在《城市理想与理想城市》一文中提出生态城市的理想原则是生态完整性和人与自然的生态连接，而中心思想是可持续发展。城市化需要围绕城市形态的紧凑与否进行规划，城市纹路紧凑则融合自然生态环境规划，如果城市纹理是稀松的，城市化就可以按城市系统和自然系统各自的需要。金磊、刘洪涛、韩锡英结合我国国情，分别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思路、对策和措施。张炯、杨文举等分别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原则。江小军分析了生态城市的系统结构、运行机制、产业发展和空间形态。王树功等、杨芸等、汤茂林、刘岩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别对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了探讨。宋永昌等提出了评判生态城市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并选择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香港等5个沿海城市进行了城市生态化程度的分析。盛学良、郭秀锐、张坤民、刘则渊等分别对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些关于生态城市的种种研究都充分表明我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维护的重要。
三、主要结论及进一步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实证和理论研究，目前对环境保护与区域竞争力有三种基本认识：
1．波特假说(Porter，1991；Porter和Van der linde，1995)。波特从企业、产业竞争力的环境保护效应来说明环境保护的作用，他支持有效的环境政策长期意义上能刺激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其他持此观点的学者也指出严格的环境保护，短期的确会提高企业成本、削弱竞争力，但从长期来看，企业进行环境投资改造的需求将增加研发投资进而同时实现了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改造，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竞争力必然会有所提高。Barbera和MeConnell(1986)认为内外部环境改善后，可以改善工人的健康状况，减少疾病，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舒适的环境使工人工作积极性提高，由此成本增加的不利影响会得到抵消。Barbera，A.J.和V.D.MeConnell(1990)认为企业进 行环境保护，生产绿色特征的产品，相对于未采取类似行为的企业其获得“先行优势”的成本也就越低，获得环境和经济“双赢效应”的机会就越大。Mulatu，Florax和withagen(2001)以效应力来检测环境保护强度对出口的影响，对有关研究结果进行了统计检验，得出高环境保护强度对国际竞争力削弱影响不大。波特假说所阐释的观点应该说是目前难以为企业界普遍认同的，波特理论实际上蕴涵了一系列严格的假定：企业家必须具有战略上的远见，企业具备足够的抗短期风险的能力，公众环保意识的普遍提高等等。
2．“环境竞次理论”。提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Bhagwati和Hudec(1996)、Anderson和Black-burst(1992)、Revsz(1992)。“环境竞次理论”基于“囚徒困境”的逻辑，推理出不同国家或地区会类似于以“公地悲剧”来看待环境保护强度和实施环境标准，即每个国家都会采取非合作博弈避免遭受竞争损害，竞相采取次优的环境政策，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地区为保持本地优势都采取更低的环境标准使得全球环境更加恶化。该理论所显示的问题在现实中是存在的。比如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曾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降低其环境标准，美国国会出于担心高环境标准会迫使国内高环境敏感型企业转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而放松环境管制，等等。事实显示，与过去相比几乎所有国家实施的环境标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3．污染避难所假说。该假说假定在实行不同环境保护强度或环境标准的地区间贸易自由，低标准的地区必然承受低的环境成本，因此这些地区对于投资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由于成本差异而形成的价格优势和丰厚利润将吸引环境敏感型企业转移到这些地区，这些地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对环境控制敏感的污染密集企业的“避难所”。(Ulph，1999；Markusen，1999；Cropper和Oates，1992)
综上所述，首先，现有环境保护与城市竞争力研究中普遍没有突出环境力的重要性；其次，环境力涵盖面狭窄，环境系统总体影响因素和考核指标单薄，其中环境保护评价功能的系统性值得商榷，因此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环境力尚未体现出城市环境改良的潜力和能力。而且，国外大部分环境保护影响相关实证研究得出的很多结论是，环境保护及其强度的提高对企业或产业产生不利效应，因此得到的启示是企业等经济主体应降低环境保护；从国内对环境经济发展的机理研究可以看出，据工业污染物排放与GDP指标的相互影响显示我国大部分城市处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同步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污染物所显示的变化轨迹有所不同，很多城市都没超过警戒线。形成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是：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上升阶段，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先发展、后治理，因此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都呈同步上升盯趋势；第二，工业发展不平衡，因此每个城市工业污染物排放也不是同样的轨迹；第三，以工业污染物的排放与经济发展GDP的相互关系来考察城市生态环境状况比较片面。
同时，目前国外相当注重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但主要偏向从经济角度出发，以城市对经济的贡献力、城市的国际经济地位、地方经济的贡献力等为重点，有关环境保护对城市的影响大部分都基于经济的观点考察环境保护强度对企业、产业、地区的某些经济指标、就业、新企业设立的影响；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践方面，研究的重点都在城市建筑风格、田园规划设计、园林设计、生态建筑的构造和运用，在环境建设和管理中存在学科的割裂，缺乏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城市环境建设的整合观念。我国则把生态环境提到城市竞争力高度来综合考察生态环境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相对于国外的研究较好地体现了环境力对城市各分力的传导过程。但在环境力的评价上仍较浅显，也没有把环境保护纳入环境力系统，因此从生态环境保护对城市影响的内在机理剖析环境力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机制是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重心所在。
[责任编辑 张桂霞]
[关键词]环境保护；城市竞争力；综述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8)02—0022—05
城市发展引发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19世纪末期，英国学者E.Howard首次在其著述《田园城市》中试图用理性的规划方法协调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之间的发展，就此揭开了世界性的城市和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序幕。时至今日，关于城市与环境及环境保护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涉及的层面极为分散，既有宏观层城市与生态环境发展规律的理论研究，也有微观层环境保护对企业的影响分析；既有定性的机理探索，还有定量化的测度和预防研究。更多的学者是就环境、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环境问题，就环境、环境保护探讨城市竞争力作用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研究深度仍有待提高。企业、产业、城市是交叉、更迭、相互依存的系统体系，之间的影响是相互传递和响应的，分析城市竞争力的环境影响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论及企业、产业、城市，笔者搜集和归纳了相关的研究成果、经验以资借鉴和参考。
一、国外关于环境保护与城市竞争力关系的研究进展
最早把自然环境引入城市竞争力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Douglas Webster(1990)，他将决定城市竞争力的要素划分为四个方面：经济结构、区域性禀赋、人力资源和制度环境。他提出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城市能够生产和销售比其他城市更好的产品的能力，提高城市竞争力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他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自然环境对城市竞争力有一定的影响，把自然环境纳入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框架，从自然环境对不可转移特性的区域禀赋的影响进而推及到城市竞争力的过程进行描述。
在方法论上，以美国学者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充分利用生态学和社会学的原理将城市化外部生态问题的研究转向城市内部社会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方面，从此城市化及其生态环境问题的生态学研究方法成为主流；Berry应用生态因子分析法提取了城市化对城市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因子，开创了生态因子研究法的先河；Fitter和Jovet在实践中分别从生态规划的角度研究了伦敦和巴黎等城市的过度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演替关系问题；I-Kharabsheh、Deosthal等利用先进的GIS与RS、数值模拟等方法对城市发展引致的水资源问题，如水污染、地下水开采过度、水资源绝对与相对缺乏等进行大量的长期定位研究。进行大尺度数据处理，在时空维度进行过程模拟和空间分异；日本学者中野尊正等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城市化对城市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城市绿化、城市环境污染及防治等问题。环境经济研究中贡献较大的成果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Grossman和Krueger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以42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揭示出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倒U型的演变规律。根据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横截面数据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空气和水污染在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8000美元之前以增速递增，超过此水平后污染水平开始回落，环境质量逐步好转。这一现象在经验上也得到印证，美国1940年的洛杉矶光化学事件、伦敦1952年的烟雾事件、比利时1930年的马斯河谷事件等等都集中发生，20世纪30至60年代正是这些国家处于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峰值时期，因此也支持了这一规律。这一曲线无疑带有悲观的色彩，但结局是乐观的，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许多学者对此进行重新研究和修正，他们认为如果这是一种规律的话，那么占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将同时进入曲线的峰值阶段，世界的环境必将呈现出一种灾难性的局面，而如果发展中国家早期就开始治理，环境曲线就有可能被抚平甚至消失，经济与环境这两份红利可以同时得到。
二、国内关于环境保护与城市竞争力关系的研究进展
我国学者倪鹏飞对城市竞争力中的环境力做了相对较系统的分析，明确界定了城市环境是城市内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结合。他设定的环境力包括城市环境质量、环境舒适度、自然环境优美、人工环境优美，从环境力对城市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阐述了城市环境的动力机制。直接影响是其对城市企业生产要素资源、企业生产成本、企业的存续等方面的影响直接改变城市价值体，间接影响则是通过环境力对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聚集力、开放力、制度力、文化力、聚集力的影响间接改变城市价值体。城市环境质量对城市产业价值体系产生的是直接影响，环境质量差、严重污染对城市企业生产要素资源造成侵损和破坏，导致企业直接的价值损失，影响企业价值创造活动和产品的质量，从而削弱城市产品的竞争力。他还认为城市环境的非流动性对城市吸引人才、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都有重要作用，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需要动态辩证地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城市依赖环境发展相关产业但可能会丧失其他甚至更高价值的产业机会，同时处在污染情况下的企业经过技术创新，可以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增加城市产业的收益，从而改进城市的价值体系。他的研究特点是沿袭了波特的钻石体系，以企业绩效、效率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体现。他的研究结果是环境力对城市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63和0.01。然而，其研究也有局限：第一，环境力涵盖面狭窄，没有考虑工业化发展对城市的环境压力；第二，没有考虑环境保护对环境力的作用，因此环境力没有体现城市环境改良的潜力和能力；第三，环境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分析局限于企业、人才、产业的吸引，环境力对其他分力的传导机制分析流于一般。
宁越敏考察了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科学技术竞争力、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国民素质、政府作用、金融环境以及环境质量等十个方面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环境质量是后期加上的，之所以增加这个指标在于我国环境质量普遍较差，有待改善。他认为良好的环境质量不但是创建宜居城市的必要条件，而且对吸引人才、吸引外资也很重要。环境质量中包括了大气状况、水环境质 量、绿化情况、垃圾处理情况等。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IUD)以国际竞争力理论为基础，把生态环境列位于对城市竞争力有重要影响的九大主要方面之一，就其对城市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所做出的贡献分别从动力、能力、活力、潜力、魅力和积聚力、扩张力、增长力、控制力的形成过程进行描述。
中国科学院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生态环境体现城市竞争力。他对不同城市的发展过程进行比较，提出：环境政策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要互相适应；环境质量标准、产业结构、城市竞争力应该协调一致，超前和滞后都不适当。
赵细康博士以逻辑推论认为环境保护的影响视具体情况有三种可能：消极影响、中性影响和积极影响。积极影响是长远的效应，其逻辑前提是环境保护的实施必须触发生产的高效率，使污染排放和生产成本均得以降低。他的实证是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以中国制造业中17个主要产业为对象，探讨了环境保护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保护强度不是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决定性的因素，两者之间并未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中国内地是港、澳、台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临近亚洲国家和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转移基地，赵的研究对污染避难所假说的验证有一定的贡献。
台湾国政基金会科技经济组从经济活力、政府效率、生活品质等方面评价城市竞争力，用资源回收率、污染源稽查次数、公厕卫生管理检验抽查率来评价城市环境，并把环境放入政府效率中，把环保纳入生活品质体系，用环境音量不合格时段比重和总悬浮微粒作为城市环境状况代表。
北京市城市竞争力资产负债表中把环境保护放入基础设施建设中，用工业废水处理排放达标率和固体废物回收利用率表示。
中国研究者以环境变化的机理分析居多。章建宁、陈兴鹏、邢秀凤、吴开亚、吴玉萍、陆虹等人分别通过对中国某些城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以及中国大气污染库兹尼茨关系的验证，以期找出中国的发展特征并加以引导和控制。基于库兹尼茨这一规律对中国城市进行的类似研究，结果却大相径庭。从中国整体来看，只是呈现出弱EKC现象，污染的排放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不同的城市有其特殊表现，不同的污染物其排放轨迹也有不同。如陕西除烟尘能体现倒U型以外，其余工业污染物都以单一递增发展；兰州市总悬浮颗粒物(TS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3种主要污染物的年日均质量浓度与人均GDP的近似函数关系曲线不具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近似于“U”形或“L”形；青岛市工业三废的排放特征不完全符合传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安徽省的环境库兹尼兹曲线特征为“U型+倒U型”，不同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北京市各种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但比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且到达转折点的时间跨度小于发达国家，等等。由此可见，这一科学规律在中国适用时必须注意到国情和城市具体情况，既不能因此片面否定这一规律的科学性，也不能完全以这条轨迹刻定中国所必经的道路。研究的另一方面是从综合角度分析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变化问题。如马世骏等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思想，以系统科学方法为手段，将城市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耦合系统，探讨其耦合机理、规律及调控措施，作者把以生物一环境为主体的生态关系放到以人类一环境关系为主体的研究上，使得生态学密切地联系了当代人类活动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对解决世界城市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各种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有重要意义，也为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关系研究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掀起了中国城市与生态环境关系问题研究的热潮。再如姜乃力和史爱玲等从微观角度探讨城市化引发的城市“热岛”、“混浊岛”、“雨岛”及局地环流等气候效应；盛学良等从宏观角度论述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生态环境效应；毛文锋等探讨了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机理；杨文举等认为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建设不仅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互相关联的特点也异常明显，所以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只能靠城市化的充分发展得到解决；冯宗宪、曾凡银等人探讨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环境的互动机制。
国内很多学者还从城市生态化角度探讨了城市的建设：吴良镛在其著作《多学科综合发展—城市研究的必由之路》中提出建设山水城市，强调城市要结合自然，强调城市的山水，融合生态学、城市气候学、美学、环境科学的意义，特殊的文化意义，山水美学意义。黄光宇认为生态城市的创建目标应从社会生态、经济生态、自然生态三方面来确定，在此基础上提出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方法和三步走的生态城市演进模式。翟丽英、刘建军推崇实现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和配合，提出重构再生循环利用的产业结构，建立市区与郊区复合生态系统等具体规划思想。梁鹤年在《城市理想与理想城市》一文中提出生态城市的理想原则是生态完整性和人与自然的生态连接，而中心思想是可持续发展。城市化需要围绕城市形态的紧凑与否进行规划，城市纹路紧凑则融合自然生态环境规划，如果城市纹理是稀松的，城市化就可以按城市系统和自然系统各自的需要。金磊、刘洪涛、韩锡英结合我国国情，分别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思路、对策和措施。张炯、杨文举等分别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原则。江小军分析了生态城市的系统结构、运行机制、产业发展和空间形态。王树功等、杨芸等、汤茂林、刘岩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别对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了探讨。宋永昌等提出了评判生态城市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并选择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香港等5个沿海城市进行了城市生态化程度的分析。盛学良、郭秀锐、张坤民、刘则渊等分别对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些关于生态城市的种种研究都充分表明我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维护的重要。
三、主要结论及进一步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实证和理论研究，目前对环境保护与区域竞争力有三种基本认识：
1．波特假说(Porter，1991；Porter和Van der linde，1995)。波特从企业、产业竞争力的环境保护效应来说明环境保护的作用，他支持有效的环境政策长期意义上能刺激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其他持此观点的学者也指出严格的环境保护，短期的确会提高企业成本、削弱竞争力，但从长期来看，企业进行环境投资改造的需求将增加研发投资进而同时实现了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改造，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竞争力必然会有所提高。Barbera和MeConnell(1986)认为内外部环境改善后，可以改善工人的健康状况，减少疾病，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舒适的环境使工人工作积极性提高，由此成本增加的不利影响会得到抵消。Barbera，A.J.和V.D.MeConnell(1990)认为企业进 行环境保护，生产绿色特征的产品，相对于未采取类似行为的企业其获得“先行优势”的成本也就越低，获得环境和经济“双赢效应”的机会就越大。Mulatu，Florax和withagen(2001)以效应力来检测环境保护强度对出口的影响，对有关研究结果进行了统计检验，得出高环境保护强度对国际竞争力削弱影响不大。波特假说所阐释的观点应该说是目前难以为企业界普遍认同的，波特理论实际上蕴涵了一系列严格的假定：企业家必须具有战略上的远见，企业具备足够的抗短期风险的能力，公众环保意识的普遍提高等等。
2．“环境竞次理论”。提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Bhagwati和Hudec(1996)、Anderson和Black-burst(1992)、Revsz(1992)。“环境竞次理论”基于“囚徒困境”的逻辑，推理出不同国家或地区会类似于以“公地悲剧”来看待环境保护强度和实施环境标准，即每个国家都会采取非合作博弈避免遭受竞争损害，竞相采取次优的环境政策，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地区为保持本地优势都采取更低的环境标准使得全球环境更加恶化。该理论所显示的问题在现实中是存在的。比如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曾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降低其环境标准，美国国会出于担心高环境标准会迫使国内高环境敏感型企业转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而放松环境管制，等等。事实显示，与过去相比几乎所有国家实施的环境标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3．污染避难所假说。该假说假定在实行不同环境保护强度或环境标准的地区间贸易自由，低标准的地区必然承受低的环境成本，因此这些地区对于投资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由于成本差异而形成的价格优势和丰厚利润将吸引环境敏感型企业转移到这些地区，这些地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对环境控制敏感的污染密集企业的“避难所”。(Ulph，1999；Markusen，1999；Cropper和Oates，1992)
综上所述，首先，现有环境保护与城市竞争力研究中普遍没有突出环境力的重要性；其次，环境力涵盖面狭窄，环境系统总体影响因素和考核指标单薄，其中环境保护评价功能的系统性值得商榷，因此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环境力尚未体现出城市环境改良的潜力和能力。而且，国外大部分环境保护影响相关实证研究得出的很多结论是，环境保护及其强度的提高对企业或产业产生不利效应，因此得到的启示是企业等经济主体应降低环境保护；从国内对环境经济发展的机理研究可以看出，据工业污染物排放与GDP指标的相互影响显示我国大部分城市处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同步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污染物所显示的变化轨迹有所不同，很多城市都没超过警戒线。形成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是：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上升阶段，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先发展、后治理，因此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都呈同步上升盯趋势；第二，工业发展不平衡，因此每个城市工业污染物排放也不是同样的轨迹；第三，以工业污染物的排放与经济发展GDP的相互关系来考察城市生态环境状况比较片面。
同时，目前国外相当注重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但主要偏向从经济角度出发，以城市对经济的贡献力、城市的国际经济地位、地方经济的贡献力等为重点，有关环境保护对城市的影响大部分都基于经济的观点考察环境保护强度对企业、产业、地区的某些经济指标、就业、新企业设立的影响；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践方面，研究的重点都在城市建筑风格、田园规划设计、园林设计、生态建筑的构造和运用，在环境建设和管理中存在学科的割裂，缺乏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城市环境建设的整合观念。我国则把生态环境提到城市竞争力高度来综合考察生态环境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相对于国外的研究较好地体现了环境力对城市各分力的传导过程。但在环境力的评价上仍较浅显，也没有把环境保护纳入环境力系统，因此从生态环境保护对城市影响的内在机理剖析环境力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机制是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重心所在。
[责任编辑 张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