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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道德理性内涵理解的差异,就会导致对儒家伦理思想中道德理性的不同诠释。已有研究大多是从对道德理性或道德规范的内容来诠释儒家伦理思想,而本文强调的是从道德理性的践行能力来考察儒家伦理思想,以发掘其中值得借鉴和发扬的道德理性价值。
关键词道德规范 道德理性 仁义之心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对道德理性内涵理解的差异,就会导致对儒家伦理思想中道德理性的不同诠释。杨宗元认为道德理性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具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二是思考、判断、推理道德问题的理性能力。基于此,道德理性就是一种根据现有的道德规范对道德问题进行思考、判断和推理,最终形成一种具有普遍立法性质的个人行为准则的能力。以往大多数学者都把道德理性看作是一种静态存在,看作是人们对道德律令的自觉和内化能力,却很少从道德践行的角度来观照道德理性,把道德理性看做是一种动态的能力生成状态。
假定道德理性就是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或是道德原则,通过对具体情境的分析与理解,从而进行道德思考、判断与推理的一种理性能力,即变通能力的话,那么,道德理性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就表现为经权之变——根据情景对道德规范进行分析和选择的能力。儒家虽未明确提出“经权之变”的概念,但其学说中处处蕴含着经权之变的思想。而孔子也正是由于处理好了“立于礼”与“通权达变”的关系,才“随心所欲,不逾矩”。
经权之变是一种道德理性能力的体现。那何为经?何为权呢?
“经”即已有规范,“权”即权衡选择。经与权体现的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李泽厚先生说,‘经’与‘权’是孔学一大问题。我以为译为原则性与灵活性最贴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来看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经权之变的“变”有程度之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仁义之心的规范权衡;一是基于仁义之心的道德创造。前者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变通,最终还是返归于经,后者是对既有的道德规范的推翻,其根基是“向善”,而非“归经”。 “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公羊传》),强调善胜过经。
1 基于仁义之心的规范权衡
强调道德理性,道德思维能力,就是为了加强人们对道德规范的应用能力。在日常生活中,道德规范的存在是为了指引人们的生活,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谐。如果道德规范不能帮助人们更好的生活,反而带来阻碍的力量的话,那道德规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容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道德规范本身是好的,却在运用的过程中受到歪曲,带来了不良的后果,使得道德规范失去了本真的意义。儒家思想非常强调对思想的内化,及在内化基础上的“因时制宜”,不拘泥于死板的教条,要求学会变通,而不是死守一端。
道德权衡指向的是不同道德规范之间的选择。比如在某一具体的情境中,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道德规范选择的多样性,就会导致两种以上的道德规范的冲突,此时就需要对各种道德规范进行权衡,作出一个比较合宜的道德决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两难的困境。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这是《孟子》中最经典的道德两难的案例,也体现了孟子“权”的思想。在这个案例中,两难的境地表现为救嫂与不救嫂都会违反一种道德规范,救嫂会触犯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不救嫂则会违背人性。在这种“骑墙”的处境下,孟子会怎么选择呢?孟子认为,虽然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制,但是嫂溺不救,简直就是豺狼的行为了,在这种两难情况下,君子应学会变通,即“权也”,“权,然后知轻重”(《孟子 梁惠王上》),在权衡的基础上作出合宜的道德选择。那何为合宜的道德选择呢?这就是仁义之心,孟子正是根据人性善的天性来指导其行为,无仁义之心则无以立人。
仁义之心是人性善的体现,是行善的内在机制。儒家伦理思想比较强调从善而为的道德行动,即强调道德行为的内在动机,而仁义之心就是内在动机的基点。儒家非常强调人的仁义之心的修炼,强调个人的内在修养,强调礼的内化,使人在日常行为中能够自知自觉地去践行道德规范,过一种德行的生活。
2 基于仁义之心的道德创造
儒家伦理思想中除了强调对道德规范的权衡之外,还谈到了对道德规范的创生或是创造。“道德创造”一词源于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他在其中阐述了儒家思想中道德创造的意义。
“道德创造”即是指对道德行为的创造,含有一种创生之意。它表现为不受现有的道德规范的束缚,也不受他人行为选择的影响,而自行根据特殊情境,基于仁义之心,作出一个合宜的道德决定。道德创造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思维(下转第98页)(上接第96页)能力、判断能力与抉择能力的集中体现,个人首先对所处情境的特殊性进行认识与分析,然后根据已有的道德规范进行判断,再结合两者对情境重新定位,最后基于仁义之心作出创造。它是道德理性作为一种思考、判断、推理能力的功能性涵义的最好的诠释。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 子罕》)
孔子在此强调的是:对道德规范的践行应当是明智的,道德规范是为社会和谐而存在,不管是从众戴丝帽还是违众拜下,都是基于为了“礼”。但行“礼”不是对规范的生搬硬套,也不是屈从众人的愚昧无知,它是个人基于仁义之心的选择。当已有的道德规范不符合仁义原则时,个人就可依据仁义之心对不适宜的规范进行改造。
但道德改造也不是随意为之的,更不是瞎编乱造,它有其存在的根源,即仁义。到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道德规范的权衡还是道德规范的创造,其发生机制都是基于仁义之心。
仁义之心即是道德心。不过此处的道德心,作为一种道德意志来讲,更侧重于仁。仁是一种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从能力的层面来看,它是一种与他人感通的能力,是一种悱恻之情,能够将他人的悲痛感同身受,从而生发一种同情之心,而正是这种同情之心成为道德理性的前提条件,成为道德实践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牟宗三先生认为仁义是指导儒家道德行为的准则。“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也就是行为的基点是仁义,以仁义为行为的准则,而不只是以仁义为践行的内容。前者仁义指的是仁义之心,是一种本性的善与真,也是指一种能力,与他人的处境感通并同情他人的能力;后者仁义指的是道德规范,即由仁义之心出发作出的道德行为的集合,是合仁义、合道德的行为的总称。
3 启示
儒家的这种以仁义为根基的道德理性内涵对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也有诸多启示:首先,道德教育应注重道德理性能力的培养,不能固守已有规范,也不能执守一端,应该培养一种开放的态度,学会在对情境进行理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合道德的行为,更多强调的是道德规范的应用能力。
其次,道德理性以情感为根基,要培养道德的理性分析能力,就需注重激发人内在的善性,注重学生与他人的感通能力,学会置身于他人的处境中体会他人的悲痛,视人如己,并注意捕捉生命中兴起的不安、不忍、愤悱之感,培养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的思维习惯。
再次,虽然道德教育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是对于道德思维的要求却和智慧思维的要求是相同的,所以要注重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能够在实际的道德问题面前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够从不同视角对道德问题进行考虑,不断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此外,还要注重道德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我们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能力才能够实现,只有在时间中实现我们前面所说的道德创造。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一切情感、智慧、思维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创造、生发、培养和实现。
注释
徐向群.“行权反经”:论孟子思想的灵活性.江苏社会科学,2006(3):174～175.
“道德创造”一词借用牟宗三先生的《心性与性体》一书中的概念.
黄慧英.儒家伦理:体与用.上海三联出版社.
五经四书全释(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8:3362.
五经四书全释(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8:3126.
参考文献
[1] 杨宗元.论道德理性的基本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2] 丁为祥.叩问良知的“不能”——关于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反思与检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5(3).
[3] 宋银桂.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性分析.求索,2006.10.
关键词道德规范 道德理性 仁义之心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对道德理性内涵理解的差异,就会导致对儒家伦理思想中道德理性的不同诠释。杨宗元认为道德理性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具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二是思考、判断、推理道德问题的理性能力。基于此,道德理性就是一种根据现有的道德规范对道德问题进行思考、判断和推理,最终形成一种具有普遍立法性质的个人行为准则的能力。以往大多数学者都把道德理性看作是一种静态存在,看作是人们对道德律令的自觉和内化能力,却很少从道德践行的角度来观照道德理性,把道德理性看做是一种动态的能力生成状态。
假定道德理性就是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或是道德原则,通过对具体情境的分析与理解,从而进行道德思考、判断与推理的一种理性能力,即变通能力的话,那么,道德理性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就表现为经权之变——根据情景对道德规范进行分析和选择的能力。儒家虽未明确提出“经权之变”的概念,但其学说中处处蕴含着经权之变的思想。而孔子也正是由于处理好了“立于礼”与“通权达变”的关系,才“随心所欲,不逾矩”。
经权之变是一种道德理性能力的体现。那何为经?何为权呢?
“经”即已有规范,“权”即权衡选择。经与权体现的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李泽厚先生说,‘经’与‘权’是孔学一大问题。我以为译为原则性与灵活性最贴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来看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经权之变的“变”有程度之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仁义之心的规范权衡;一是基于仁义之心的道德创造。前者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变通,最终还是返归于经,后者是对既有的道德规范的推翻,其根基是“向善”,而非“归经”。 “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公羊传》),强调善胜过经。
1 基于仁义之心的规范权衡
强调道德理性,道德思维能力,就是为了加强人们对道德规范的应用能力。在日常生活中,道德规范的存在是为了指引人们的生活,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谐。如果道德规范不能帮助人们更好的生活,反而带来阻碍的力量的话,那道德规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容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道德规范本身是好的,却在运用的过程中受到歪曲,带来了不良的后果,使得道德规范失去了本真的意义。儒家思想非常强调对思想的内化,及在内化基础上的“因时制宜”,不拘泥于死板的教条,要求学会变通,而不是死守一端。
道德权衡指向的是不同道德规范之间的选择。比如在某一具体的情境中,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道德规范选择的多样性,就会导致两种以上的道德规范的冲突,此时就需要对各种道德规范进行权衡,作出一个比较合宜的道德决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两难的困境。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这是《孟子》中最经典的道德两难的案例,也体现了孟子“权”的思想。在这个案例中,两难的境地表现为救嫂与不救嫂都会违反一种道德规范,救嫂会触犯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不救嫂则会违背人性。在这种“骑墙”的处境下,孟子会怎么选择呢?孟子认为,虽然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制,但是嫂溺不救,简直就是豺狼的行为了,在这种两难情况下,君子应学会变通,即“权也”,“权,然后知轻重”(《孟子 梁惠王上》),在权衡的基础上作出合宜的道德选择。那何为合宜的道德选择呢?这就是仁义之心,孟子正是根据人性善的天性来指导其行为,无仁义之心则无以立人。
仁义之心是人性善的体现,是行善的内在机制。儒家伦理思想比较强调从善而为的道德行动,即强调道德行为的内在动机,而仁义之心就是内在动机的基点。儒家非常强调人的仁义之心的修炼,强调个人的内在修养,强调礼的内化,使人在日常行为中能够自知自觉地去践行道德规范,过一种德行的生活。
2 基于仁义之心的道德创造
儒家伦理思想中除了强调对道德规范的权衡之外,还谈到了对道德规范的创生或是创造。“道德创造”一词源于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他在其中阐述了儒家思想中道德创造的意义。
“道德创造”即是指对道德行为的创造,含有一种创生之意。它表现为不受现有的道德规范的束缚,也不受他人行为选择的影响,而自行根据特殊情境,基于仁义之心,作出一个合宜的道德决定。道德创造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思维(下转第98页)(上接第96页)能力、判断能力与抉择能力的集中体现,个人首先对所处情境的特殊性进行认识与分析,然后根据已有的道德规范进行判断,再结合两者对情境重新定位,最后基于仁义之心作出创造。它是道德理性作为一种思考、判断、推理能力的功能性涵义的最好的诠释。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 子罕》)
孔子在此强调的是:对道德规范的践行应当是明智的,道德规范是为社会和谐而存在,不管是从众戴丝帽还是违众拜下,都是基于为了“礼”。但行“礼”不是对规范的生搬硬套,也不是屈从众人的愚昧无知,它是个人基于仁义之心的选择。当已有的道德规范不符合仁义原则时,个人就可依据仁义之心对不适宜的规范进行改造。
但道德改造也不是随意为之的,更不是瞎编乱造,它有其存在的根源,即仁义。到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道德规范的权衡还是道德规范的创造,其发生机制都是基于仁义之心。
仁义之心即是道德心。不过此处的道德心,作为一种道德意志来讲,更侧重于仁。仁是一种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从能力的层面来看,它是一种与他人感通的能力,是一种悱恻之情,能够将他人的悲痛感同身受,从而生发一种同情之心,而正是这种同情之心成为道德理性的前提条件,成为道德实践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牟宗三先生认为仁义是指导儒家道德行为的准则。“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也就是行为的基点是仁义,以仁义为行为的准则,而不只是以仁义为践行的内容。前者仁义指的是仁义之心,是一种本性的善与真,也是指一种能力,与他人的处境感通并同情他人的能力;后者仁义指的是道德规范,即由仁义之心出发作出的道德行为的集合,是合仁义、合道德的行为的总称。
3 启示
儒家的这种以仁义为根基的道德理性内涵对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也有诸多启示:首先,道德教育应注重道德理性能力的培养,不能固守已有规范,也不能执守一端,应该培养一种开放的态度,学会在对情境进行理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合道德的行为,更多强调的是道德规范的应用能力。
其次,道德理性以情感为根基,要培养道德的理性分析能力,就需注重激发人内在的善性,注重学生与他人的感通能力,学会置身于他人的处境中体会他人的悲痛,视人如己,并注意捕捉生命中兴起的不安、不忍、愤悱之感,培养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的思维习惯。
再次,虽然道德教育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是对于道德思维的要求却和智慧思维的要求是相同的,所以要注重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能够在实际的道德问题面前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够从不同视角对道德问题进行考虑,不断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此外,还要注重道德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我们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能力才能够实现,只有在时间中实现我们前面所说的道德创造。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一切情感、智慧、思维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创造、生发、培养和实现。
注释
徐向群.“行权反经”:论孟子思想的灵活性.江苏社会科学,2006(3):174～175.
“道德创造”一词借用牟宗三先生的《心性与性体》一书中的概念.
黄慧英.儒家伦理:体与用.上海三联出版社.
五经四书全释(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8:3362.
五经四书全释(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8:3126.
参考文献
[1] 杨宗元.论道德理性的基本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2] 丁为祥.叩问良知的“不能”——关于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反思与检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5(3).
[3] 宋银桂.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性分析.求索,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