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网上看到贵刊今年第一期发表的《1966年安亭事件中的张春桥》在流传。我们读了这篇文章，觉得不错，它是一位当事人写的，确如你们所说“提供了所亲历的一些史料”，行文使人有身临其景的感觉。但我们觉得也有重要情节仿佛不符合事实，比如说：“12日晚，张春桥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与‘工总司’几个小时的接触，张春桥已经倒向‘工总司’。他告诉江青，安亭事件是上海工人登上文化大革命舞台的标志，他认为只要他表态支持上海工人造反，工人会按中央指示全部撤回上海，安亭事件便可以顺利解决。江青同意他的看法，并说主席很关心安亭事件，她要把这些新情况立即向主席报告。”还说：“……我（张春桥）来上海之前，他（毛主席）把我找去谈了话，要我把安亭事件处理好。江青同志亲自把我送上飞机。……”我们认为这些情节——重要情节，严重失实。按照亲历者、当事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其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安亭事件发生后，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参加者有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决定派张春桥去处理，议决的意见为：不承认跨行业组织，不认为卧轨拦车、中断交通是对的，工人立即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江青、张春桥都没表示不同意见。张春桥带着陈伯达起草的给造反派的电报回上海。王力和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广宇、张根成送张去机场。张去后，中央文革小组，包括陈伯达、江青都没有接到什么报告，张自己就处理了。张处理后，13日晚，才向陈伯达报告（当时王力在陈处），说：“工总司的五条要求我不能不签字，也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不然车就不能通，他们不肯回上海。”接着，陈伯达又接到了陈丕显的电话，抗议张春桥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华东局、上海市委，直接同工人组织签字。陈伯达和王力立即找江青商量怎么办，要江青请示毛主席。江青态度非常明显，认为陈丕显不对，说：“我看上海市委就是要整。”江青说：她连夜报告主席。第二天，即14日，毛主席到钓鱼台召开常委扩大会，参加者有陶铸、文革小组和部队几个人。会议一开始，毛主席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工人有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利，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张春桥是对的，他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53—655页）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安亭事件就是这样以张春桥的胜利解决和结束的。
　　（阎长贵 王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