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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对于原作中那些应该处理的文化信息没有处理或处理不当,以至于产生文化误译。本文试从三个部分探讨:误译的认识,误译类别与归因以及误译的审视与矫正。作者希冀由此抛砖引玉,共同讨论提高译品质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跨文化翻译;误译;类别;归因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5-0234-02
一、误译的认识
西方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个圈子,人只有同时跨进另一种语言的圈子,才有可能从原先的圈子里走出来。"的确,语言和文化二者具有共同的属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靠语言来保存。但是二者更具有非对应关系,加之语言,思维,文化三者之间的差异和制约,翻译不可能百分百忠实与原文,导致了跨文化翻译中误译的存在。译者在翻译时,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对于原作中那些应该处理的文化信息没有处理或处理不当,以至于译语读者产生不解或误解的译文就称为文化误译。所谓"应该处理的文化信息",通常是指原作中的文化主信息和文化次信息。由于文化主信息和文化次信息对理解原作意义深远,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对其进行积极的变通、补偿,否则就会使缺少原语文化背景的译语读者产生不解或误解。
古今中外,学者们对于佳作的赏析很多,误译的思考很少,关于误译,普遍专家认为误译无法避免,但一致希望避免错解误译,提升译文质量。"对从事翻译实践和一部分从事外语教学的人来说,误译是他们的大敌,他们孜孜以求,竭力想减少误译甚至消灭误译。"[1]
二、误译的类别与归因
判定译文属于文化误译是否具有一定的标准?我们认为,判断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译必须以文学作品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原则,即积极传输、宏观把握为前提;必须以再现原作的主题、情节、细节,实现文学的审美功能为目的;必须以适应译语读者的接受力为宗旨。具体讲来,如果译作偏离了原作的思想、内容,或者译者没有积极有效地诠释原作中那些应该处理的文化信息,或者译者对原作中的文化信息处理不当,以至于译语读者对译文困惑不解、错解,甚至对原语文化产生误读,这样的译文就属于误译。
根据上面的误译标准,误译有不同的种类。从文化的表层和深层结构来区分,误译可分为技术性质的误译和文化性质的误译。前者一看便是"硬伤",可能是译者的粗心大意,编辑的排版打印疏忽等等。这种技术性的误译出现频率较低,也很肤浅,研究价值并不大,我们不做多评价。后者文化性质的误译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并有很大的缺憾和问题。一方面死跟原文缺乏变通调整,另一方面强调顺畅而过分向译入语言文化靠拢。[2]这两种倾向都可能给文化交流造成障碍。所以,译者应该在从事译入语和译出语两者之间转化时,针对每一种情况,排除干扰,避免误译。
关于理解上的误译,奈达认为,"翻译中最大的问题是在接受语中或者目的语中寻求正确的词语和短语。事实上恰恰相反,译者最困难的任务在于完全理解所译文本的所指意义与联想意义。"关于误解的产生,我们可以借助信息论的编码解码模式来解释,如:信息源→编码→信息渠道→解码→信宿。理想中信息源和信宿应该对等或重合,可实际上,二者往往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就是常说的误解,上述每个环节都会导致误解的产生。 [3]
首先,理解上的误译又可分为言内误译和言外误译。关于语言的言内特征,就是语言本身。洪堡特将语言区分为"内蕴形式"和"外部形式",前者指的是语言的语法和语义的系统;后者指的是语音系统和形态变化。而言外是从语用的角度,是作者的表达意图和引伸含义。
从言内的角度来看,众所周知,《圣经》汉译是中国翻译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然而,由于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圣经》汉译存在着诸多错误与不足。在Eara10.25-26中,"And of Israel: of the descendants of Parosh: Ramiah, Izziah, Malchijah, Eleazar, Hashabiah, and Benaiah" [4] ,被翻译成 "以色列的人巴录得子孙中有拉米、耶西雅、玛基雅、米雅民、以利亚撒、玛基雅、比拿雅。由此可见,以上蹩脚的姓名仅仅是圣经汉译本的一小部分误译例子。
从言外的角度来看,许多言外之意的因素如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也造成了误译。例如,圣经和合本中"strange tongue"的翻译处理。和合本将此翻译为"方言"。然而,"strange tongue"本意是指世界存在的一种特定语言,本不为客观世界人类所知,而是受圣灵所旨人类可用的语言。
其次,在表达方面,译文中因表达而产生的文化误译首先表现在由于原语和译语之间存在着部分概念上的不对应,即词义空缺,译者因此没有准确、恰当地诠释原作中那些应该处理的文化信息。如,引起广泛重视的,由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儒林外史》英译本中,纸钱被翻译为paper money,是个明显的误译。我国古代时候要上坟烧纸钱,而西方不存在人死烧纸钱之说,所以属于词义空缺。应改译为 spirit money或ghost money。
最后,从逻辑性的角度来看,误译往往是掉入逻辑的陷阱而浑然不知。逻辑不同,前后矛盾是制约译文质量的主要原因。比如,People Anna was thin and black, a very umbrella of a woman. 在《文学翻译原理》中,译成"安娜是一个又瘦又黑的女人,上身粗大,下身细长。简直像一把雨伞。"这里译者犯了个明显的逻辑性误译。译文在前面先肯定安娜"又瘦又黑",却又突然言其"上身粗大",既为"瘦",又何来"粗",这一前后矛盾的误译显然超出了正常人的思维逻辑。
三、误译的审视与矫正
因此,从翻译标准来看,误译是站不住脚的。关联翻译理论把翻译视为"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是译者的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运作过程。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企盼(expectation)想吻合。"[5]
所以,译者必须在相关方面使得译文和原文尽可能相似,意图和企盼之间的主观性误译是没有达到关联理论的目的,这使得翻译过程中读者的接受度降低,作者的真实性减少,是十分不合理的。其次,从认识论的方法论来看,人的活动过程要经历三个层面,首先认识问题,其次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在跨文化翻译中这个方法论同样适用。可译性现在已经成为译界的共识,因为人类有共同的思维,这是不同语言之间可以进行翻译,操不同语言的人可以沟通的基础。因此,既然已经认识到"翻译其实也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译者作为认识主体,有一个认识,解读原文文本的问题。" 那么,为何不去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去分析问题?为何让"误译合理存在反映翻译的无奈"? [6]
基于误译的不合理性和翻译质量评价,本文做了四点对策:第一,译者应该立足现实,正视不逃避误译,认识不合理性,达到治疗。第二,译者应当树立起文化翻译观,在翻译实践中以积极的态度去诠释原作中的文化信息,使译语读者在接受译文时能领略到独具特色的完整的异域文化。并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于原文中的文化信息,译者既需从原作整体上给予宏观把握,又需把它放在具体的上下文中仔细考虑。第三,从可译性的角度来看,译者可以采取变通的手法,从而使误译转化为佳译,错位转化为换位。运用分切,转换,转移,还原,引申,重构,移植等具体的变通手段。第四,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必须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不仅精通语言,更要深入了解文化背景,价值体系,思维能力和风俗习惯等。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2]姜治文,翻译批评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
[3]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76).Good News Bible (Today's Version),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5]杨自俭.英汉语比较与翻译[M].北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6]黄天源.误译存在的合理性与翻译质量评价[J].中国翻译,2006 (4).
关键词:跨文化翻译;误译;类别;归因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5-0234-02
一、误译的认识
西方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个圈子,人只有同时跨进另一种语言的圈子,才有可能从原先的圈子里走出来。"的确,语言和文化二者具有共同的属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靠语言来保存。但是二者更具有非对应关系,加之语言,思维,文化三者之间的差异和制约,翻译不可能百分百忠实与原文,导致了跨文化翻译中误译的存在。译者在翻译时,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对于原作中那些应该处理的文化信息没有处理或处理不当,以至于译语读者产生不解或误解的译文就称为文化误译。所谓"应该处理的文化信息",通常是指原作中的文化主信息和文化次信息。由于文化主信息和文化次信息对理解原作意义深远,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对其进行积极的变通、补偿,否则就会使缺少原语文化背景的译语读者产生不解或误解。
古今中外,学者们对于佳作的赏析很多,误译的思考很少,关于误译,普遍专家认为误译无法避免,但一致希望避免错解误译,提升译文质量。"对从事翻译实践和一部分从事外语教学的人来说,误译是他们的大敌,他们孜孜以求,竭力想减少误译甚至消灭误译。"[1]
二、误译的类别与归因
判定译文属于文化误译是否具有一定的标准?我们认为,判断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译必须以文学作品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原则,即积极传输、宏观把握为前提;必须以再现原作的主题、情节、细节,实现文学的审美功能为目的;必须以适应译语读者的接受力为宗旨。具体讲来,如果译作偏离了原作的思想、内容,或者译者没有积极有效地诠释原作中那些应该处理的文化信息,或者译者对原作中的文化信息处理不当,以至于译语读者对译文困惑不解、错解,甚至对原语文化产生误读,这样的译文就属于误译。
根据上面的误译标准,误译有不同的种类。从文化的表层和深层结构来区分,误译可分为技术性质的误译和文化性质的误译。前者一看便是"硬伤",可能是译者的粗心大意,编辑的排版打印疏忽等等。这种技术性的误译出现频率较低,也很肤浅,研究价值并不大,我们不做多评价。后者文化性质的误译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并有很大的缺憾和问题。一方面死跟原文缺乏变通调整,另一方面强调顺畅而过分向译入语言文化靠拢。[2]这两种倾向都可能给文化交流造成障碍。所以,译者应该在从事译入语和译出语两者之间转化时,针对每一种情况,排除干扰,避免误译。
关于理解上的误译,奈达认为,"翻译中最大的问题是在接受语中或者目的语中寻求正确的词语和短语。事实上恰恰相反,译者最困难的任务在于完全理解所译文本的所指意义与联想意义。"关于误解的产生,我们可以借助信息论的编码解码模式来解释,如:信息源→编码→信息渠道→解码→信宿。理想中信息源和信宿应该对等或重合,可实际上,二者往往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就是常说的误解,上述每个环节都会导致误解的产生。 [3]
首先,理解上的误译又可分为言内误译和言外误译。关于语言的言内特征,就是语言本身。洪堡特将语言区分为"内蕴形式"和"外部形式",前者指的是语言的语法和语义的系统;后者指的是语音系统和形态变化。而言外是从语用的角度,是作者的表达意图和引伸含义。
从言内的角度来看,众所周知,《圣经》汉译是中国翻译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然而,由于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圣经》汉译存在着诸多错误与不足。在Eara10.25-26中,"And of Israel: of the descendants of Parosh: Ramiah, Izziah, Malchijah, Eleazar, Hashabiah, and Benaiah" [4] ,被翻译成 "以色列的人巴录得子孙中有拉米、耶西雅、玛基雅、米雅民、以利亚撒、玛基雅、比拿雅。由此可见,以上蹩脚的姓名仅仅是圣经汉译本的一小部分误译例子。
从言外的角度来看,许多言外之意的因素如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也造成了误译。例如,圣经和合本中"strange tongue"的翻译处理。和合本将此翻译为"方言"。然而,"strange tongue"本意是指世界存在的一种特定语言,本不为客观世界人类所知,而是受圣灵所旨人类可用的语言。
其次,在表达方面,译文中因表达而产生的文化误译首先表现在由于原语和译语之间存在着部分概念上的不对应,即词义空缺,译者因此没有准确、恰当地诠释原作中那些应该处理的文化信息。如,引起广泛重视的,由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儒林外史》英译本中,纸钱被翻译为paper money,是个明显的误译。我国古代时候要上坟烧纸钱,而西方不存在人死烧纸钱之说,所以属于词义空缺。应改译为 spirit money或ghost money。
最后,从逻辑性的角度来看,误译往往是掉入逻辑的陷阱而浑然不知。逻辑不同,前后矛盾是制约译文质量的主要原因。比如,People Anna was thin and black, a very umbrella of a woman. 在《文学翻译原理》中,译成"安娜是一个又瘦又黑的女人,上身粗大,下身细长。简直像一把雨伞。"这里译者犯了个明显的逻辑性误译。译文在前面先肯定安娜"又瘦又黑",却又突然言其"上身粗大",既为"瘦",又何来"粗",这一前后矛盾的误译显然超出了正常人的思维逻辑。
三、误译的审视与矫正
因此,从翻译标准来看,误译是站不住脚的。关联翻译理论把翻译视为"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是译者的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运作过程。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企盼(expectation)想吻合。"[5]
所以,译者必须在相关方面使得译文和原文尽可能相似,意图和企盼之间的主观性误译是没有达到关联理论的目的,这使得翻译过程中读者的接受度降低,作者的真实性减少,是十分不合理的。其次,从认识论的方法论来看,人的活动过程要经历三个层面,首先认识问题,其次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在跨文化翻译中这个方法论同样适用。可译性现在已经成为译界的共识,因为人类有共同的思维,这是不同语言之间可以进行翻译,操不同语言的人可以沟通的基础。因此,既然已经认识到"翻译其实也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译者作为认识主体,有一个认识,解读原文文本的问题。" 那么,为何不去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去分析问题?为何让"误译合理存在反映翻译的无奈"? [6]
基于误译的不合理性和翻译质量评价,本文做了四点对策:第一,译者应该立足现实,正视不逃避误译,认识不合理性,达到治疗。第二,译者应当树立起文化翻译观,在翻译实践中以积极的态度去诠释原作中的文化信息,使译语读者在接受译文时能领略到独具特色的完整的异域文化。并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于原文中的文化信息,译者既需从原作整体上给予宏观把握,又需把它放在具体的上下文中仔细考虑。第三,从可译性的角度来看,译者可以采取变通的手法,从而使误译转化为佳译,错位转化为换位。运用分切,转换,转移,还原,引申,重构,移植等具体的变通手段。第四,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必须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不仅精通语言,更要深入了解文化背景,价值体系,思维能力和风俗习惯等。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2]姜治文,翻译批评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
[3]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76).Good News Bible (Today's Version),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5]杨自俭.英汉语比较与翻译[M].北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6]黄天源.误译存在的合理性与翻译质量评价[J].中国翻译,2006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