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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是我国政治、行政管理中常见的词汇。一般认为，体制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在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形式等的总称。[1]”城市管理体制则“主要包括政府组织机构的设置、组织机构间的隶属关系，以及相互间的职责、权限划分等。[2]”构建和谐城管，必须把体制选择放在首位。
一、搞好城市管理体制的顶层设计与层级分工
（一）顶层设计
它原本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的概念，强调的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国家开始把这一工程学概念应用于军事与社会管理领域，成为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思维方法。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强调“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确立了顶层设计的重要地位。
现在所说的体制顶层设计，主要包括宏观体制策划和上层体制设计两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已经打破了传统的中央与地方的依附关系，地方民主意识大大增强，上下磋商机制已显雏形，城市政府更加注重对自己利益和目标的追求[3]。尽管如此，城市管理仍需要一个上下有机衔接的体制设计、职能分工。以地方为主、强调属地化原则是城市管理的基本规律，也是科学的指导思想，但是上层的调控、监督和指导也不可缺少。这里仅以城管执法的体制问题为例进行分析。
在现行政治、行政框架下，构建和谐城管必须把体制设计放在首位。假如体制不顺畅，再努力也不会有好的效果。自从国务院法制办主导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试点以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体制规范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这个“无主管部门”的队伍先天不足，但具体到城管的地位、身份、编制、装备等方面却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讲，城管执法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国务院法制办的努力，但是这个国务院内设机构显然不具备成为行业主管部门的地位。实践证明，要把城市管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统筹安排数字城管、市容市貌管理、城管执法、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如果说，法制办是城管执法队伍的“接生婆”，在现有体制框架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应当是城管执法队伍的“婆婆”，应当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这个责任。
（二）层级分工
中央政府主导着城市的行政等级、管理职责、领导任免、项目审批等很多重大事项，是城市管理的方向主导者、宏观决策者。省级政府也有类似的职责，发挥着相对应的作用。在现行体制下，中央、省级政府在城市也都有巨大的利益沉淀，与城市政府有着共同的目标诉求，即把城市管理好，是城市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利益相关方。
具体到城市管理职责，中央政府主管部门以推进法律法规建设、政策引导、总体调控为主；省级政府主管部门侧重于行业的监督考核、标准规范的制定、业务工作的指导等。城市政府则是城市管理的具体实践者，对城市管理负总责，市长是第一责任人。市政府主要负责本城市在城市管理方面的宏观决策、综合协调、政策制定，确定方向、政策、机构，决策行业大事、重点项目、资金安排等。区级政府具有任务分解、组织实施、具体决策的职能，是城市管理的基层政府。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执行的职能，在一线直接处理具体业务。居委会、社区管理委员会虽然属于居民自治组织，却是城市管理中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市、区、街道的纵向层级关系来看，他们都在城市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分权化是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一个趋势，很多国家通过向地方分权，以适应资本、技术、信息快速流动的要求，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争得主动。从上海市提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管体系，到目前的“重心下移”，各地一直在探索怎样把城市管理的责权从纵向上划分清楚。关键是责随权走、费随事转，责权一定要对等，区一级的财力、人力、物力都有限，不能过度把责任、任务都下放，在现阶段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城市的主要职责还是市人民政府，而不是区政府。
从实践情况来看，城市层面不宜单独设置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而应当按照“大城管”即管理、服务、执法三位一体的格局，把城管执法与环境卫生、市容市貌的管理捆在一起，组建城管局，具备条件的也可把园林、市政养管归并进来。区一级的城市管理机构，可与市级设置相对应，再往下的办事处就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自的实际来设置管理机构。
二、推进城市政府在管理领域的体制转型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有五项基础性任务处于每个政府使命的核心地位，即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的政策环境、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保护环境[5]。把城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是城市政府的重要职责。因此，政府职能转变、体制转型越来越迫切，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必然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再造”和“新公共管理运动”使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从单纯的管理者逐步变成公共事务的服务者。随着人本主义理念的不断传播，以及公众参与的不断深入，发达国家在政府管理中的服务意识日益强烈，新公共服务理论受到尊崇，其主要理念包括：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追求公共利益；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承认责任并不简单；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人，而不是只重视生产率[6]。
对我国大多数城市政府来讲，当前要适应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利益主体和社会需求多元化的新形势，推进管理创新，重新厘清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需要突出强化三个方面的意识，一是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建设法治政府，真正把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落到实处，减少随意性、盲目性；二是强化政务公开意识，建设阳光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自觉接受公众监督；三是强化简政放权的意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只有这样，城市政府才能做到制定政策更全面、更科学，决策行为更稳妥、更规范，管理城市更公平、更合理，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现在社会正处于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后工业化阶段，各级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构建和谐城管，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为了城市的公共利益。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城市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整洁优美、秩序良好、生活方便的城市环境”的指导思想贯彻始终，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坚持以服务市民为宗旨，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城市政府的管理转型，还有一个内部机构的体制转变问题。我国目前的城市管理工作，基本是各个城市各自为政，没有一个规范、统一的模式。对城市来说，城市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市民之间如何建立科学高效、综合协调、配套联动的体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比如，城管执法究竟是“大综合”还是“小综合”？有的城市把建设、环保、交通、交警、文化、工商等部门的部分处罚权集中到城管执法部门，有的甚至把生猪屠宰的处罚权也集中过来，成了真正的“大综合”；有的则把城市规划、市政公用、园林绿化、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建设工程、建设市场等建设系统的执法权集中起来，是“小综合”的格局。
这些年来的实践表明，必须要科学合理地界定和划分城管职能范围，对于可以很好地执行的、管理效果明显的职能应当继续予以保留，对于那些在客观上与城市管理关系不大或已经无法实际履行的职责应当重新清理或分配。《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就将街道综合执法事项从20项收窄到11项。《城乡规划法》在处罚中就没提到城管执法这个体制，实际等于没有认可城管执法的处罚权集中模式。再就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市民之间要形成各就各位、良性互动的格局。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么做。”与此相适应，要积极推进街道和社区的职能转变，赋予街道办事处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职能，尽快健全相应管理组织，真正担负起辖区内市容整洁、环境卫生、道路秩序、公共设施、园林绿化的监督和维护，最终形成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城市管理格局。
三、做好城市管理具体事务层面的体制设计
（一）建立城市管理决策目标体系
一是决策机构。具体到一个城市来讲，市委、市政府要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确定城市管理重大战略、发展目标和努力方向，统筹各方利益关系，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二是目标体系。创建园林城市、文明城市、环保模范城市、卫生城市、节水型城市以及人居环境奖等，这都是城市发展的共性目标；北京的“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威海市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聊城的“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等，也是城市发展目标和形象定位。这些目标在凝聚群众意志，振奋市民精神，传播城市形象等许多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每个城市，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阶段，也都要有自己的城市管理目标，以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比如很多世界城市是全球观赏活动的举办地，东京就是奥运会、世界杯和摇滚音乐会的出色举办城市，它的成功因素包括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举办全球观赏活动的管理能力[7]。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的成功，城市管理工作的重大保障作用尤为突出。在一个时期，保障重大节事活动的顺利开展就是城市管理的目标。要按照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建立健全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及时提出城市管理工作的重大目标、发展方向，引导工作的开展。
（二）建立城市管理执行责任体系
城市管理工作，必须要建立主体明晰、职责明确、权责统一的执行责任机制。要按照“统一领导、综合管理、分工负责、协调高效”的原则，从纵向上，落实和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监督”的工作体系，明确市、区、街、居四级的职责，建立起科学的城市管理体制，实现区、街道、居委会的职能转换，突出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从横向上，要充分发挥专业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强化宏观调控职能和监督约束机制，做好综合协调和统筹安排，搞好行业规划和方针政策的制定。同时，要坚持条块结合，统筹协调，通过合理的分工，提高执行能力。要坚持重心下移、属地管理、以块为主，特别是区一级的责任和职能必须强化。要将城市管理的总体目标和工作要求分解细化，层层抓落实，形成分工科学、协作有力的工作运行机制。
要注意把握重心下移的基本原则。区、街、居的人力物力财力都相对较弱，能力建设滞后，有些任务难以承担。因此要遵守人跟事走、费随事转、精简高效的基本原则，但绝不能一放了之。一些重点地段、重大设施，管理水平要求高，技术难度大，就不能轻易下放。比如跨区的快速路、高架桥等，这类设施的养护维修就不能一段一段地下放到区里，而要统一管理、统一养护。“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城市管理的基础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我们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会有大量的单位人成为社区人沉到社区，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入社区，大量的社会事务和公共服务进入社区，社区已经成为政府贯彻政策、改善民生、稳定社会、化解矛盾的重要平台。要强化社区管理，积极推进公共服务的“社区供给”，加快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改革，解决经费、职责等关键问题。把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从创收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社区管理和服务，真正解决城市管理的原发问题，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三）建立城市管理考核监督体系
城市管理工作的日常性、反复性、动态性都比较强，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考核监督体系。要建立城市管理的绩效评价指标，包括相应的管理工作标准、设施养护标准、有关的指标和定额等，为考核提供依据。同时要制订出一个科学的考核方法，包括什么时候考核、谁来考核等，都要拿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考核实施细则，建立起公开、公平、公正的考核机制，检验城市长效管理的实现程度。建立城市管理工作监督制度，形成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相配套的监督体系，由市、区、街三级城市管理部门和专业机构、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构成全市城市管理监督检查系统，同时配套建立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和城管问题整改反馈制度，通过推行听证制度、公示制度、问询制度、巡视制度、跟踪制度、通报制度等，使城市管理全过程透明、公开，扩大考核监督过程中的民主和透明度，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参考文献：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644.
[2]彭国甫.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198.
[3]傅小随，等.比较、前瞻与制度分析—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73.
[4]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5]珍妮特·哈特，罗伯特·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0-45.
[6]Short，J.R.Y.Kim M.Kuus and H.Wells（1996），The Dirty Little Secret of World Cities Research：Dat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4）：697-717.
（责任编辑：赵静）
一、搞好城市管理体制的顶层设计与层级分工
（一）顶层设计
它原本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的概念，强调的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国家开始把这一工程学概念应用于军事与社会管理领域，成为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思维方法。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强调“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确立了顶层设计的重要地位。
现在所说的体制顶层设计，主要包括宏观体制策划和上层体制设计两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已经打破了传统的中央与地方的依附关系，地方民主意识大大增强，上下磋商机制已显雏形，城市政府更加注重对自己利益和目标的追求[3]。尽管如此，城市管理仍需要一个上下有机衔接的体制设计、职能分工。以地方为主、强调属地化原则是城市管理的基本规律，也是科学的指导思想，但是上层的调控、监督和指导也不可缺少。这里仅以城管执法的体制问题为例进行分析。
在现行政治、行政框架下，构建和谐城管必须把体制设计放在首位。假如体制不顺畅，再努力也不会有好的效果。自从国务院法制办主导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试点以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体制规范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这个“无主管部门”的队伍先天不足，但具体到城管的地位、身份、编制、装备等方面却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讲，城管执法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国务院法制办的努力，但是这个国务院内设机构显然不具备成为行业主管部门的地位。实践证明，要把城市管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统筹安排数字城管、市容市貌管理、城管执法、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如果说，法制办是城管执法队伍的“接生婆”，在现有体制框架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应当是城管执法队伍的“婆婆”，应当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这个责任。
（二）层级分工
中央政府主导着城市的行政等级、管理职责、领导任免、项目审批等很多重大事项，是城市管理的方向主导者、宏观决策者。省级政府也有类似的职责，发挥着相对应的作用。在现行体制下，中央、省级政府在城市也都有巨大的利益沉淀，与城市政府有着共同的目标诉求，即把城市管理好，是城市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利益相关方。
具体到城市管理职责，中央政府主管部门以推进法律法规建设、政策引导、总体调控为主；省级政府主管部门侧重于行业的监督考核、标准规范的制定、业务工作的指导等。城市政府则是城市管理的具体实践者，对城市管理负总责，市长是第一责任人。市政府主要负责本城市在城市管理方面的宏观决策、综合协调、政策制定，确定方向、政策、机构，决策行业大事、重点项目、资金安排等。区级政府具有任务分解、组织实施、具体决策的职能，是城市管理的基层政府。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执行的职能，在一线直接处理具体业务。居委会、社区管理委员会虽然属于居民自治组织，却是城市管理中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市、区、街道的纵向层级关系来看，他们都在城市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分权化是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一个趋势，很多国家通过向地方分权，以适应资本、技术、信息快速流动的要求，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争得主动。从上海市提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管体系，到目前的“重心下移”，各地一直在探索怎样把城市管理的责权从纵向上划分清楚。关键是责随权走、费随事转，责权一定要对等，区一级的财力、人力、物力都有限，不能过度把责任、任务都下放，在现阶段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城市的主要职责还是市人民政府，而不是区政府。
从实践情况来看，城市层面不宜单独设置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而应当按照“大城管”即管理、服务、执法三位一体的格局，把城管执法与环境卫生、市容市貌的管理捆在一起，组建城管局，具备条件的也可把园林、市政养管归并进来。区一级的城市管理机构，可与市级设置相对应，再往下的办事处就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自的实际来设置管理机构。
二、推进城市政府在管理领域的体制转型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有五项基础性任务处于每个政府使命的核心地位，即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的政策环境、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保护环境[5]。把城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是城市政府的重要职责。因此，政府职能转变、体制转型越来越迫切，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必然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再造”和“新公共管理运动”使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从单纯的管理者逐步变成公共事务的服务者。随着人本主义理念的不断传播，以及公众参与的不断深入，发达国家在政府管理中的服务意识日益强烈，新公共服务理论受到尊崇，其主要理念包括：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追求公共利益；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承认责任并不简单；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人，而不是只重视生产率[6]。
对我国大多数城市政府来讲，当前要适应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利益主体和社会需求多元化的新形势，推进管理创新，重新厘清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需要突出强化三个方面的意识，一是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建设法治政府，真正把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落到实处，减少随意性、盲目性；二是强化政务公开意识，建设阳光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自觉接受公众监督；三是强化简政放权的意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只有这样，城市政府才能做到制定政策更全面、更科学，决策行为更稳妥、更规范，管理城市更公平、更合理，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现在社会正处于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后工业化阶段，各级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构建和谐城管，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为了城市的公共利益。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城市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整洁优美、秩序良好、生活方便的城市环境”的指导思想贯彻始终，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坚持以服务市民为宗旨，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城市政府的管理转型，还有一个内部机构的体制转变问题。我国目前的城市管理工作，基本是各个城市各自为政，没有一个规范、统一的模式。对城市来说，城市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市民之间如何建立科学高效、综合协调、配套联动的体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比如，城管执法究竟是“大综合”还是“小综合”？有的城市把建设、环保、交通、交警、文化、工商等部门的部分处罚权集中到城管执法部门，有的甚至把生猪屠宰的处罚权也集中过来，成了真正的“大综合”；有的则把城市规划、市政公用、园林绿化、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建设工程、建设市场等建设系统的执法权集中起来，是“小综合”的格局。
这些年来的实践表明，必须要科学合理地界定和划分城管职能范围，对于可以很好地执行的、管理效果明显的职能应当继续予以保留，对于那些在客观上与城市管理关系不大或已经无法实际履行的职责应当重新清理或分配。《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就将街道综合执法事项从20项收窄到11项。《城乡规划法》在处罚中就没提到城管执法这个体制，实际等于没有认可城管执法的处罚权集中模式。再就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市民之间要形成各就各位、良性互动的格局。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么做。”与此相适应，要积极推进街道和社区的职能转变，赋予街道办事处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职能，尽快健全相应管理组织，真正担负起辖区内市容整洁、环境卫生、道路秩序、公共设施、园林绿化的监督和维护，最终形成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城市管理格局。
三、做好城市管理具体事务层面的体制设计
（一）建立城市管理决策目标体系
一是决策机构。具体到一个城市来讲，市委、市政府要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确定城市管理重大战略、发展目标和努力方向，统筹各方利益关系，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二是目标体系。创建园林城市、文明城市、环保模范城市、卫生城市、节水型城市以及人居环境奖等，这都是城市发展的共性目标；北京的“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威海市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聊城的“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等，也是城市发展目标和形象定位。这些目标在凝聚群众意志，振奋市民精神，传播城市形象等许多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每个城市，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阶段，也都要有自己的城市管理目标，以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比如很多世界城市是全球观赏活动的举办地，东京就是奥运会、世界杯和摇滚音乐会的出色举办城市，它的成功因素包括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举办全球观赏活动的管理能力[7]。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的成功，城市管理工作的重大保障作用尤为突出。在一个时期，保障重大节事活动的顺利开展就是城市管理的目标。要按照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建立健全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及时提出城市管理工作的重大目标、发展方向，引导工作的开展。
（二）建立城市管理执行责任体系
城市管理工作，必须要建立主体明晰、职责明确、权责统一的执行责任机制。要按照“统一领导、综合管理、分工负责、协调高效”的原则，从纵向上，落实和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监督”的工作体系，明确市、区、街、居四级的职责，建立起科学的城市管理体制，实现区、街道、居委会的职能转换，突出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从横向上，要充分发挥专业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强化宏观调控职能和监督约束机制，做好综合协调和统筹安排，搞好行业规划和方针政策的制定。同时，要坚持条块结合，统筹协调，通过合理的分工，提高执行能力。要坚持重心下移、属地管理、以块为主，特别是区一级的责任和职能必须强化。要将城市管理的总体目标和工作要求分解细化，层层抓落实，形成分工科学、协作有力的工作运行机制。
要注意把握重心下移的基本原则。区、街、居的人力物力财力都相对较弱，能力建设滞后，有些任务难以承担。因此要遵守人跟事走、费随事转、精简高效的基本原则，但绝不能一放了之。一些重点地段、重大设施，管理水平要求高，技术难度大，就不能轻易下放。比如跨区的快速路、高架桥等，这类设施的养护维修就不能一段一段地下放到区里，而要统一管理、统一养护。“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城市管理的基础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我们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会有大量的单位人成为社区人沉到社区，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入社区，大量的社会事务和公共服务进入社区，社区已经成为政府贯彻政策、改善民生、稳定社会、化解矛盾的重要平台。要强化社区管理，积极推进公共服务的“社区供给”，加快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改革，解决经费、职责等关键问题。把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从创收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社区管理和服务，真正解决城市管理的原发问题，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三）建立城市管理考核监督体系
城市管理工作的日常性、反复性、动态性都比较强，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考核监督体系。要建立城市管理的绩效评价指标，包括相应的管理工作标准、设施养护标准、有关的指标和定额等，为考核提供依据。同时要制订出一个科学的考核方法，包括什么时候考核、谁来考核等，都要拿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考核实施细则，建立起公开、公平、公正的考核机制，检验城市长效管理的实现程度。建立城市管理工作监督制度，形成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相配套的监督体系，由市、区、街三级城市管理部门和专业机构、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构成全市城市管理监督检查系统，同时配套建立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和城管问题整改反馈制度，通过推行听证制度、公示制度、问询制度、巡视制度、跟踪制度、通报制度等，使城市管理全过程透明、公开，扩大考核监督过程中的民主和透明度，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参考文献：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644.
[2]彭国甫.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198.
[3]傅小随，等.比较、前瞻与制度分析—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73.
[4]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5]珍妮特·哈特，罗伯特·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0-45.
[6]Short，J.R.Y.Kim M.Kuus and H.Wells（1996），The Dirty Little Secret of World Cities Research：Dat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4）：697-717.
（责任编辑：赵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