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莎士比亚，全世界应该都不陌生。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不比梁祝化蝶逊色，《威尼斯商人》中鲍西亚的机智不输于孔明的舌战群儒，莎翁的十四行诗与《诗经》拥有同样高的美学价值，他所引领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唐宋古文运动一样惊天动地……莎士比亚似乎是上帝打造的一颗无瑕的钻石，七十二面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时至今日，他也无愧于英国文坛的精神领袖。
　　可以与《莎士比亚诗集》一样尊贵、一样地彰显本民族千年的格调的，我认为，首选《苏轼全集》。
　　唐宋时期的诗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这之前，虽然也涌现出《离骚》这样振聋发聩的浪漫主义诗作，但那毕竟是处于中华文明的童年时期，综观整个诗坛，还是脱不了些许的青涩与稚嫩。而在这之后，历史悲剧性地进入了元帝國，虽然也有元曲之类的艺术成就，但终究无法汇聚成江海，形成滔天之势。明清两朝，又是众所周知的“文字狱”时代，风行将近五百年的八股文已将文学界搅和得一盘散沙，诗词已被社会认作“不正经的学问”。如果先秦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高潮，那么唐宋便无愧于文学的巅峰。
　　就在这样一个文化繁盛的时期，我们的苏轼诞生了。称他为苏轼，或许显得太过于庄重与自傲，像是后代在以阅卷老师的身份批阅“苏同学”的考卷一样。一向平易近人的苏轼本人，也一定不太喜欢这样称呼。最重要的是，苏轼真正镌刻在中国文化丰碑上的署名，不是“苏轼”，也不是“子瞻”，而是在他不惑之年谪居黄州后才有的称号——东坡先生。
　　不知当年，在黄州东门山坡上垦荒的苏轼，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土壤，会因为“东坡”的到来，从此沃野千里，万年丰收。
　　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东坡走出了阴森森的御史台监狱。此前的一百三十天，他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折磨，北宋王朝经历了一次腥风血雨的文化浩劫——乌台诗案。因为神宗年间的党派纷争，以“贤良方正极言直谏科”入仕的东坡，遭到了朝中权臣的憎恨。当时主张变法的新党，正愁找不到一个可以将旧党斩尽杀绝的机会，他们挑中了已经名扬四海的东坡，对他诗文中有抨击新政的语句大肆炒作，终于以污蔑圣上的罪名将他流放。
　　其实，历来遭受贬谪的文人不在少数，但何以东坡创造了自己文学生涯新的高峰，甚至达到了自己贬谪之前永远无法企及的境界？我想，东坡自己词作《定风波》中的一句，可以作为最完美的回答：“此心安处是吾乡。”
　　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
　　是的，东坡大半生都漂泊在外，至死未得回到“峨眉向我笑，锦水为君容”的故乡。但神州大地，何处不可以作为苏轼的精神归宿？从感情上说，东坡对各个地方都有天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甚至每到一处恍若旧游。元丰四年（1081年），东坡在黄州写信给友人说：“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绍圣元年，东坡来到惠州，作诗抒感说：“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元符三年（1100年），已经在儋州度过三个年头的东坡遇赦北归，临行前作诗留别黎民：“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黄州、惠州、儋州都是东坡被命运偶然抛往的荒僻之地，尤其是地处岭南的后面两个地方，自古以来就被视作流人的鬼门关。韩愈被贬潮州后，将到潮州时作诗：“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后来甚至上表朝廷：“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写道：“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东坡被贬往的惠州、儋州比潮州、柳州更加偏僻荒蛮，但他随遇而安，将这三个地方都视作自己的故乡。我们不得不为东坡的胸襟与气度所折服。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四海为家”。当然，这多数是被流落异乡的游子用来表达一种凄婉的无奈。但用在东坡身上，惆怅之气顿无，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愉悦与旷达。东坡并不是铁做的，从俸禄二千石的长官沦为孤苦伶仃的阶下囚，他自然有怨恨、有痛苦、有迷茫。但，既然无法改变社会，那为何不从改变自己做起？东坡选择了后者，在北宋中后期波谲云诡的纷争中，他永远失去了政坛的高地，但却固守住了自己精神的归宿。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像大多数文人墨客一样，从此逍遥世外，过起隐居的生活。他坚信“大隐隐于市”，他褪去了自己本来有资格拥有的清高，与每一处贬谪之地的百姓容融一片。他可以在黄州游玩赤壁时，与当地渔民“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他可以在惠州“报道先生春睡美”，自叹“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海南黎民可以随意与他开玩笑，一次他喝酒迷了路，当地住民让他沿着牛粪走就到家了，因为他家住在牛栏旁边……东坡给我们留下的始终不是高标自持的印象，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接地气”的作家。他用自己卓越的气度，打破了某些文人自己给自己框定的所谓的尊严底线。他不是毫无尊严感，而是意识到，真正的尊严不是唇枪舌剑的雄辩，不是与世人划出泾渭分明的边界。他表面上是一种隐退，实质上是一种胜利的潜伏。他降低了自己的姿态，却拔节了灵魂的高度。
　　如果可以穿越回北宋，我一定会去拜访东坡，向他索求珍贵的诗作，他对自己的作品，从来都是随意散给客人的。说不定，我还可以吃上正宗的东坡肉呢！
　　东坡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写下了一首自嘲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连东坡本人都认为自己主要的成就，是集中在所贬谪的三个地方。我们当然不可忘却贬谪之前，他任凤翔签判时的发硎初试，不可忘却他平定徐州洪水后建造的“黄楼”，不可忘却他留给西湖的“十里苏堤”与“三潭印月”。但从文学意义上来说，我们更加不能忘却的，是他贬谪之后，波澜壮阔的前后《赤壁赋》、拥有“天下第三行书”美誉的《黄州寒食帖》、稀世珍宝《枯木怪石图》、屹立小城千年的“雪堂”与“白鹤新居”，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失去东坡，一个只有在黄州、惠州、儋州才能锻造的独一无二的东坡！
　　暮年的东坡在一次登高途中，半途就已经筋疲力尽，山顶还在树林的末梢之上，不禁发愁何时才可以到达亭子。他忽然变换了一种思路，用一篇短文记下了此时的心态：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这不正是照应了“此心安处是吾乡”心态？
　　东坡一生从未信佛、信道，从未企望从虚幻的世界中寻求精神的安宁。他的心安，正是来源于自身。因为“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他灵魂的根系，便可以根植于他所走过的每一处土地。时隔千年，当我们重访昔日故地时，不禁会感叹，究竟是这片江山成就了东坡，还是东坡成就了这片江山？
　　当年东坡遇赦北归，如果海水真的具有魔力，将他带到了千里之外的大不列颠，将他带到了五百年后莎翁的身旁，两人之间，会不会产生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交流？当莎翁高唱“人文主义”赞歌，驳斥神权中心论时，东坡一定会自豪地回应：
　　对，精神真正的归宿，就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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