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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可以“淘到金”的地方。鳞次栉比的工厂、林立的广告牌占领了纵横阡陌的水乡稻田，车窗里偶尔闪过田塍边上的几株油菜花。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将附近几个繁华兴盛城市融为一体，工业化的浪潮早已淹没了此地城市与乡村的差别。
数以万计的打工人群不约而同涌向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江阴。或拖家带口，或只身一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打拼。据统计，目前江阴市户籍人口有120万，外来人口已达100万，占全市常住人口的近一半。17岁的小林就是这百万大军中的一员。
去年，他跟着老乡，从几千里外的贵州省赫章县老家来到江阴，在一家宾馆里当保安。收入虽然不是太多，但是好过老家无所事事的生活，至少可以自食其力，温饱无忧。如果说有遗憾，唯一的不足，就是孤独。没有亲人，没有同学，他唯一可以说说话的就是一起打工的工友。
下了班，他经常和其他外来打工的同龄人吃饭、聊天、玩电脑游戏，有时，也会被拉去喝酒、打牌，甚至帮忙打架。打架不好，他知道，但是他觉得不去更不好，会被人认为不仗义，“下回都没人叫你一起吃饭了”。
今年3月份，他涉嫌聚众斗殴被江阴市公安局刑事拘留。4月份，因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在江阴市涉罪外来未成年人关爱教育基地取保候审。
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宿舍里练习写字。因为早早出来打工，他小学也没有读完，童话书里的字有一半不认识。
他所在的涉罪外来未成年人关爱教育基地设在江阴一工厂两层的小楼里。楼下有厨房、餐厅，楼上是卫生间、图书室、宿舍、储物间，一字排开。从外观看，与其他工人的宿舍并无两样。
和小林住在一起的还有两个男孩：一个是小林的朋友，18岁的小刘，安徽人，也因为涉嫌聚众斗殴刚被取保候审；另一个男孩16岁，小飞，四川人，涉嫌强奸，比他们早到几天。隔壁的房间，住着平时看护他们的社工， 72岁的蒋士范和62岁的陆中和。两人都是当地退休的小学校长，志愿来到基地工作。生活上的事情，可以找工厂派驻基地的志愿者小唐。
基地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一般上午，基地会安排他们去工厂里帮忙，跟着师傅学习一些技能，下午安排他们在宿舍里读书、写字。有时，他们也会去中学里旁听文化课程，参观烈士陵园、博物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受心理辅导等。小林告诉记者，在这里比在看守所轻松了很多，主要是内心。
小林愿意和人交谈。好奇我们的到来，询问我们知不知道他们的事情，从哪里过来的，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又是怎样。小飞则低着头，不愿意看人，喃喃自语“我做的事说出来不好听”。帮教基地的老师要求他们每天写写日记，“主要是想让他们去整理自己的头脑，不要那么冲动，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蒋士范说。
小林是进驻这个基地的第47个孩子。之前入驻过的未成年人一般都被不起诉、判处非监禁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有些还留在企业成了员工。在另一家关爱基地，江阴市区一商贸市场，我们看到了小林的朋友，也是共同参与那起打架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小虎。他上午在市场里做保安工作，下午学习文化课。
这个基地除了沿袭一贯的设置条件和标准外，一改此前清一色生产型企业的厂区平台，尝试将基地设置于没有围墙和门岗的商业流动企业，帮教环境相对更加开放、宽松和自由，是去年成立的江阴首家环境开放型帮教基地。
4年前，针对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比例不断提高的状况，为了让他们能跟本地未成年人一样取保候审，江阴市检察院联合市关工委等，在全市多家优秀民营企业中，先后建立了5个涉罪外来未成年人关爱教育基地，为涉罪外来未成年人提供固定的生活和技能培训场所，免费的食宿、意外伤害保险，推荐合适的成年人担任保证人，并由案件承办人员、取保候审执行人、保证人、社区矫正官等组成个案帮教小组。至2012年1月，基地共接纳入驻人员75人，无一脱保，也未发现再犯罪情况。
“并非所有的涉罪未成年人都会送往基地”，江阴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科科长赵宇峰告诉记者。根据帮教流程规定，案件承办人应根据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犯罪情節、社会危害程度、量刑情况及其一贯表现进行法律评估和风险评估。一般来说，属于轻微犯罪的，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为偶犯、初犯或从犯的，大多可以通过评估。
涉罪未成年人在基地期间的表现，将会被如实记录在案，并形成一份评定意见。检察机关会结合案件事实和基地出具的评定意见，最终对案件依法作出处理。从目前的数据看，将近有98%的人最后被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或被法院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江阴市检察院检察长丁正红告诉记者，涉罪外来未成年人关爱教育基地只是江阴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中的一部分。近年来，他们坚持平等、全面、优先保护的工作理念，一直在探索涉罪未成年人捕诉、预防、帮教一体化工作机制，先后建立了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不起诉污点限制公开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等十项特保机制，全方位保护涉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离开基地的时候，蒋士范告诉记者：这几年的社工工作，让他深有感触。让他骄傲的是，这里的孩子跟他的感情都很好，叫他“蒋爷爷”，让他欣慰的是从这个基地里走出去的孩子，无一在取保候审期间“脱保”，也未发现过再犯罪的情况。
虽然，孩子们打回来的电话越来越少，最终失去了与基地的联系。但是，蒋士范并不失落,相反他觉得这是好事，说明他们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的阴影，重新融入了社会，“记不记得我都没关系，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涉罪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数以万计的打工人群不约而同涌向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江阴。或拖家带口，或只身一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打拼。据统计，目前江阴市户籍人口有120万，外来人口已达100万，占全市常住人口的近一半。17岁的小林就是这百万大军中的一员。
去年，他跟着老乡，从几千里外的贵州省赫章县老家来到江阴，在一家宾馆里当保安。收入虽然不是太多，但是好过老家无所事事的生活，至少可以自食其力，温饱无忧。如果说有遗憾，唯一的不足，就是孤独。没有亲人，没有同学，他唯一可以说说话的就是一起打工的工友。
下了班，他经常和其他外来打工的同龄人吃饭、聊天、玩电脑游戏，有时，也会被拉去喝酒、打牌，甚至帮忙打架。打架不好，他知道，但是他觉得不去更不好，会被人认为不仗义，“下回都没人叫你一起吃饭了”。
今年3月份，他涉嫌聚众斗殴被江阴市公安局刑事拘留。4月份，因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在江阴市涉罪外来未成年人关爱教育基地取保候审。
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宿舍里练习写字。因为早早出来打工，他小学也没有读完，童话书里的字有一半不认识。
他所在的涉罪外来未成年人关爱教育基地设在江阴一工厂两层的小楼里。楼下有厨房、餐厅，楼上是卫生间、图书室、宿舍、储物间，一字排开。从外观看，与其他工人的宿舍并无两样。
和小林住在一起的还有两个男孩：一个是小林的朋友，18岁的小刘，安徽人，也因为涉嫌聚众斗殴刚被取保候审；另一个男孩16岁，小飞，四川人，涉嫌强奸，比他们早到几天。隔壁的房间，住着平时看护他们的社工， 72岁的蒋士范和62岁的陆中和。两人都是当地退休的小学校长，志愿来到基地工作。生活上的事情，可以找工厂派驻基地的志愿者小唐。
基地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一般上午，基地会安排他们去工厂里帮忙，跟着师傅学习一些技能，下午安排他们在宿舍里读书、写字。有时，他们也会去中学里旁听文化课程，参观烈士陵园、博物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受心理辅导等。小林告诉记者，在这里比在看守所轻松了很多，主要是内心。
小林愿意和人交谈。好奇我们的到来，询问我们知不知道他们的事情，从哪里过来的，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又是怎样。小飞则低着头，不愿意看人，喃喃自语“我做的事说出来不好听”。帮教基地的老师要求他们每天写写日记，“主要是想让他们去整理自己的头脑，不要那么冲动，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蒋士范说。
小林是进驻这个基地的第47个孩子。之前入驻过的未成年人一般都被不起诉、判处非监禁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有些还留在企业成了员工。在另一家关爱基地，江阴市区一商贸市场，我们看到了小林的朋友，也是共同参与那起打架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小虎。他上午在市场里做保安工作，下午学习文化课。
这个基地除了沿袭一贯的设置条件和标准外，一改此前清一色生产型企业的厂区平台，尝试将基地设置于没有围墙和门岗的商业流动企业，帮教环境相对更加开放、宽松和自由，是去年成立的江阴首家环境开放型帮教基地。
4年前，针对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比例不断提高的状况，为了让他们能跟本地未成年人一样取保候审，江阴市检察院联合市关工委等，在全市多家优秀民营企业中，先后建立了5个涉罪外来未成年人关爱教育基地，为涉罪外来未成年人提供固定的生活和技能培训场所，免费的食宿、意外伤害保险，推荐合适的成年人担任保证人，并由案件承办人员、取保候审执行人、保证人、社区矫正官等组成个案帮教小组。至2012年1月，基地共接纳入驻人员75人，无一脱保，也未发现再犯罪情况。
“并非所有的涉罪未成年人都会送往基地”，江阴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科科长赵宇峰告诉记者。根据帮教流程规定，案件承办人应根据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犯罪情節、社会危害程度、量刑情况及其一贯表现进行法律评估和风险评估。一般来说，属于轻微犯罪的，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为偶犯、初犯或从犯的，大多可以通过评估。
涉罪未成年人在基地期间的表现，将会被如实记录在案，并形成一份评定意见。检察机关会结合案件事实和基地出具的评定意见，最终对案件依法作出处理。从目前的数据看，将近有98%的人最后被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或被法院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江阴市检察院检察长丁正红告诉记者，涉罪外来未成年人关爱教育基地只是江阴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中的一部分。近年来，他们坚持平等、全面、优先保护的工作理念，一直在探索涉罪未成年人捕诉、预防、帮教一体化工作机制，先后建立了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不起诉污点限制公开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等十项特保机制，全方位保护涉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离开基地的时候，蒋士范告诉记者：这几年的社工工作，让他深有感触。让他骄傲的是，这里的孩子跟他的感情都很好，叫他“蒋爷爷”，让他欣慰的是从这个基地里走出去的孩子，无一在取保候审期间“脱保”，也未发现过再犯罪的情况。
虽然，孩子们打回来的电话越来越少，最终失去了与基地的联系。但是，蒋士范并不失落,相反他觉得这是好事，说明他们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的阴影，重新融入了社会，“记不记得我都没关系，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涉罪未成年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