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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9日，藤田和芳的中文版自传《一根萝卜的革命》在北京举行发布会。这天，为他“站台”的有著名学者秦晖和资中筠。来到中国之前，藤田和芳特意为签售练了汉字——“有机农业是和平的农业”。
在日本，藤田和芳被视为“有机农业教父”和“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家”。38年里，他创办的“大地守护协会”成为日本最著名的有机农产品供销组织。他的有机农业运动在日本引发“一根萝卜的革命”。如今，藤田和芳决定把他的“革命”带到中国。
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1947年出生于日本岩手县的藤田和芳，是当地一户农家的次子，从小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热爱。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外部世界同时也刮起一场左翼思想风潮。在法国，两万名学生掀起导致戴高乐下台的“五月革命”；在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里则开始了一场场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反对越战的运动。
那时候，日本的年轻学生们幻想自己“可以主导颠覆世界的革命”。藤田和芳所在的上智大学里贴满了大字报，作为社团报纸主编的他，也在这种风潮下变得越来越激进。他常常在深夜打开收音机收听毛泽东语录和革命歌曲。
1968年，东京大学发生了著名的“东大纷争”事件，该校超半数以上学生参与了运动，校园里多座建筑遭学生封锁，占领工学院列品馆的一位明治大学学生甚至写下“造反有理”的口号。
最终，日本警視厅警备部动员了8个机动队，才解除了运动学生对校园的封锁。作为“反帝全国学生联盟”委员长，藤田和芳的好朋友藤本敏夫被捕入狱。
这场运动终于让藤田和芳开始反思：不切实际的思想和主义，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其实无能为力。更何况，领导运动的学生仍处于对未来迷茫的阶段，想要改变世界毫无可能。
之后，日本学生的运动最终转变为不同派系间的内讧。它们有些以失败收场，有些则以流血作为终结。
藤田和芳在自传中写道：“任何面对现实的妥协都会被看作罪恶和背叛。如此这般，同伴、同志间的批判斗争愈演愈烈。也有在燃烧瓶与催泪瓦斯的骚乱中身心俱损，被长期后遗症折磨的同伴们。谁应该对他们负责呢？我们究竟干了什么？现在的生活为什么离理想那么遥远？在进退两难中，我们抱着美梦破碎、湮没于世的自虐意识打发这日子。”
他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放弃“理想”，步入社会。1970年，藤田和芳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出版社打发日子，学生时代改变世界的理想仿佛就此远去，直到他开始投入另一场运动。
让农业“回到原点的革命”
上世纪6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启动了“国民收入成倍增长计划”，战败后的日本因此步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举国上下迎来“如过节般的浮华时代”。工厂烟囱肆无忌惮喷着浓烟，农村也在经历着以广泛使用农药、化肥所带来的“效率革命”——“落后于时代”的传统种植模式被抛弃。
与如今的中国相似，当年日本这种不惜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引起了国民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的恐慌。1974年，日本作家吉佐和子撰写的《复合污染》，曾给藤田和芳带来思想上的极大冲击。在书中，吉佐和子用大量事实，证明农药不仅对蔬菜和谷物造成污染，更会引发对土壤的永久性污染。
那年7月，藤田和芳看到报纸上一则“毒气研究中产生的肥料、矿物质让粮食增产”的报道，找到报道里的主人公高仓熙景。二战时，高仓曾是一名军医，当他跟随满载战俘的船回到家乡港口时，高仓惊讶地发现：港口周围漂浮着的浓浓异味，竟与自己战争期间研究过的毒气一模一样！原来，每个刚下船的战俘都会被DDT（一种有机氯杀虫剂）从头喷到脚。且在当时日本人生活中，DDT已作为一种“异味强烈、效果显著的划时代产品”而广受欢迎。此后，高仓在归国访友中，发现日本农田中也到处都漂浮着毒气的味道，连临近收获的蔬菜也残留了DDT，高仓感到一阵寒气逼人。因为作过医生的他知道，这种毒气将导致人体神经麻痹中毒，同时导致土壤板结退化。
“难道不用杀虫剂，就不能进行农业生产吗？”高仓于是自己动手实验各种各样的有机农业种植方式，一天到晚在田地里忙活，摸索出了一种矿物种植法。对他的怪异举动，周边农夫和患者将之戏称为“奇怪医生”、“疯狂博士”。就在高仓推广他自己的矿物种植法过程中，藤田和芳与之相识。
“我们彼此很投缘，一拍即合”，藤田称，在高仓熙景的影响下，1975年，他们成立了一家环保机构——守护大地协会，大力推广生态农业种植。
“大地”的创始人都是当年参与运动的学生，第一任会长正是刚刚出狱的藤本敏夫。那时候，他们被讥嘲为丢了大棒捡起萝卜的“堕落活动家”。这些当年的学运领袖们，却将推广有机农业视为学生运动的延续。在有机农业发展之初，日本也出现过一些热爱有机农产品的小团体，但只限制在个别种植户与个别消费者间“自娱自乐”。
“这么好吃的蔬菜无法在市场上流通，实在是太奇怪了。”藤田开始意识到日本的农业正在走入歧途。为此，他开始大量阅读启蒙读物。“如果一个国家的第一产业有问题，那整个国家都会有问题。我们强烈地感到，需要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一问题。”
“要实现不使用农药、化肥的农耕方式，如何解决病虫害是一个很大的难关。”藤田认为，“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排斥农药和化肥的话，一定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难道要农民们回到重劳动的农耕时代吗？”
在恢复传统农业的同时，藤田注重开发新的生产技术。利用病虫害的天敌、拮抗作物、轮作方式等新技术的开发运用，使有机农业成为可能。事实证明，这些技术可以对抗病虫害和自然灾害。
在大地成立之初，如何把有机农产品从农田送到城市消费者的手中是一个很大的难题。30多年前，无论是市场、农协还是生活消费者协会都不愿意协助解决运输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地独自摸索出有机农业宅配事业的模式，至此，大地不但解决了农药问题、运输问题，同时保障了农户们的利益。“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叫嚷反对使用农药，而无法给农户提供任何生活保障的话是不现实的。” “我们创造的理想社会是什么？如何从农民的视角改变社会？光靠喊口号反对使用农药无济于事，要倡导和普及一种新的价值观。”彼时，他们决定发起一场让农业“回到原点的革命”，让有机农业成为被大众认可的形式。
革命，是左翼学生们喜欢的词汇——“很多人想的是改变社会的轰轰烈烈的形式。我觉得革命不只是这种。从种一根萝卜开始，你需要去整地、改良土质……这种细微的事情最终才能促成革命。”
1975年8月，300名农民和消费者参加了“守护大地协会”成立大会，宗旨是：驱逐农药公害，联合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物。根据规定，守护大地的签约农户必须签订很多文本，农场基本情况、农户所购买的种子、防虫、除草等种植细节都要在文本里体现，不能有任何不实之处。如有任何欺诈行为，交易就会终止。
“这不只是种植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价值观甚至流通领域的革命。”藤田和芳说。
重建一个社会形态
如果在“做社会活动的企业家”和“做企业的社会活动家”两个标签之间做出选择，如今的藤田和芳会选择前者，因为“企业家更容易推动社会的发展”。他想做一个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典范——“不能因为金钱，就做出污染环境的行为。不能为了利益，偷偷使用农药。”
而36年前，藤田和芳做企业，却出于无奈。1977年，守护大地协会成立两年，还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市民团体。最窘迫的日子，连购买一台暖炉的费用都承担不起。那时候，藤田和芳意识到，“倡导社会运动首先要学会自立”，“无论高举多么崇高的理想旗帜，靠着别人的钱或者国民缴纳的税金来搞运动只是一种任性，也坚持不了多久。”
守护大地协会决定成立一家股份公司，藤田和芳更愿意将这家公司称为“社会企业”。那时候“社会企业”在日本还是新鲜事物，但这一概念并非藤田首创，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给出的定义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刚刚成立的“大地守护”很快经历了一场风波。與“大地”合作的一位农户发现临近的农家种植技术比自己落后，就跑去嘲笑、指责对方。这一幕，刚好被消费者看在眼里。
这让藤田和芳开始反思自己建立“大地”的初衷。他回想起学生运动时代派系对立导致的崩——30多年来，当年学生运动的教训始终是他的“反面教材”。
“我们不是要建立互相指责、诽谤的社会。”他们召集消费者开会，让那位农户退出协会。“大地”的生产标准从此在“尽可能不使用农药、化肥”等条件之外，多了一条“不对他人恶语相向”。
为取得消费者信任，藤田和芳带着他们走到农户的地里，看看安全的蔬菜到底是怎么种植出来的，让他们慢慢接受有机农业的理念。
藤田和芳总想改变这个世界，在他看来，
“这不只是让消费者知道‘我们什么农药都没有放’，更是想要构建一个互相友爱、帮助、信任的社会形态。”
如今的守护大地协会，经历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拥有2500个生产会员和91000个消费会员、年营业额超过153亿日元的庞大组织。经营范围也扩大到宅配、电子商务，甚至日本料理店等。藤田本人也被日本《新闻周刊》评为“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家100人”。
如今，有机农业这一名称在日本已经家喻户晓，但是有机农产品占全国农产物的比例只有0.18%。这个数字说明有机农产品在日本没有普及。“我并不对这个数字感到悲观。正因为这一差距，守护大地协会才有了成长空间。”
在整个日本，虽然有机农业的坚定支持者也只占总人口的5%，但正是这“5%”让日本政府的政策做出了调整。日本颁布了有机农业认证标准法规，国家认证的有机农产品检测机关也随之产生。日本形成了全国从上到下促进有机农业的态势。
中国农业需要一场“革命”
1985年，藤田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陆续来过二十余次。对于30多年前收音机里的中国，曾经的“左翼青年”藤田和芳显然不想只做一个有机农业的“传道者”。
早在2009年，藤田和芳就决定与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起的NGO——富平学校合作，将“大地”模式推向中国。那一年，他跟随这家NGO访问了中国各地，看到的情景与守护大地协会建立之初的日本十分相似——农民为了追求效率和收益，超标使用化肥。
藤田和芳也开始明白，很多问题都导致中国无法直接照搬日本模式。在日本，种植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养土”——将贫瘠的土地变得富饶。但中国土地归国家所有，在承包期里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催产是最经济有效的方式。“两国人民对土地的热情和感情是不一样的。”
作为合作伙伴，该NGO的负责人沈东曙同样也发现了新的阻力：日本的有机农业由生产者主导，而中国消费者已经对食品安全产生恐慌，生产者却缺少对有机理念的执著。他们不得不自己先建起有机农场，为未来加入的农户们做一个好的示范。
而萝卜革命在中国难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面对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更为薄弱的信任基础。沈东曙为此生造了一个词“信任农业”。他们觉得，在中国，藤田和芳的有机农业运动，更需要掀起另一场“革命”——重建信任。
2012年，日本守护大地协会正式与北京富平学校结盟，共同出资2000万元，成立富平创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尝试在中国种植一根根“健康、安全的生态萝卜”。
真正开始去实践守护大地协会模式时，沈东曙发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时，沈同时已兼任富平创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首先一个难题就是找地。“在日本，土地是属于农民个人的，可以世代传袭，所以大地协会最初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以生态模式生产出来农产品的农夫卖东西，而我们首先面临的，是去哪里找一块用于生态生产实验的地。”沈东曙介绍，他们为了找到一块符合心目中要求的地，跑了不少地方。
“地块不能太小，得有一定规模，才能呈现出这种生态农业的规模效应；地块土壤质量也不能太糟糕，环境污染太重的话，一两年内根本生产不出符合生态生产的农产品。”富平创源公司在北京周边近郊跑了很久，最后在天津静海县大邱庄找到了一块55亩左右的土地，对方愿意出租三年。
沈东曙承认，这块地的土壤条件并不算好，是一块盐碱地。“但如果这样的土地，我们都能使之生产出符合生态要求、对环境友好的农产品，那么对其他地块不更有借鉴意义吗？”沈显然更看重大邱庄这个曾经有名村庄的品牌效应。
在日本大地守护协会支持下，从去年年底开始，富平创源公司开始对实验基地按全新标准进行整理、深翻。“比如我们会将所有地块，全部深挖40厘米，然后用自然菌类活化土壤、以及垫用有机肥等”，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为整理这55亩基地，日本农业专家曾多次到现场进行指导，严格执行新的生态农业标准。
“我们要求最后整理出来的土壤，捏紧起来是一块，松开手则摊散成一堆”，一名技术人员形容。今年春天，这块取名津美蔬菜的种植园区，共整出了符合标准的30个日光大棚、4个冷棚，以及4亩露天大田。
在育苗、种植、施肥、灭虫等环节，富平创源公司一边借鉴大地守护协会的田间管理办法，一边联合天津农科院专家，对这55亩土地精心耕作。5月中下旬，第一茬果蔬顺利产出。
7月上旬，富平创源组织了一批参观者来到园区。富平工作人员在介绍完生态信任农业模式之后，在演讲桌摆上了一连三盘小西红柿。从外表看，它们均红彤彤的，看不出多大区别。工作人员请所有前来种植园区的参观者品尝，并在不告诉西红柿来源的情形下，请他们说出哪个盘的西红柿好吃。当10多位参观者中，绝大多数都指定一小盘圆圆的小西红柿好吃时，工作人员拿出测甜度的一个简易仪器，一一测试，结果发现由富平创源生产出的那盘圆形小西红柿，甜度最高，口感最好。
“我们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定位介于有机蔬菜与绿色AA级蔬菜之间，我们现阶段并不急于去申请有机农产品认证”，富平创源公司透露，他们更愿意去推动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之前互信关系的建立。“这也是作为一家社会企业，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使命之一。”
这种新型生态农业模式对保护环境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对于该模式背后人际互信关系的重建，尤其是中国食品安全信任严重缺乏情境下的重建，大多数专家均心怀忐忑。对此，藤田和芳明确表示：“中国生态信任农业模式，不可能完全照搬日本模式，它面临更困难的局面，因此它需要创新。”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在日本，藤田和芳被视为“有机农业教父”和“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家”。38年里，他创办的“大地守护协会”成为日本最著名的有机农产品供销组织。他的有机农业运动在日本引发“一根萝卜的革命”。如今，藤田和芳决定把他的“革命”带到中国。
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1947年出生于日本岩手县的藤田和芳，是当地一户农家的次子，从小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热爱。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外部世界同时也刮起一场左翼思想风潮。在法国，两万名学生掀起导致戴高乐下台的“五月革命”；在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里则开始了一场场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反对越战的运动。
那时候，日本的年轻学生们幻想自己“可以主导颠覆世界的革命”。藤田和芳所在的上智大学里贴满了大字报，作为社团报纸主编的他，也在这种风潮下变得越来越激进。他常常在深夜打开收音机收听毛泽东语录和革命歌曲。
1968年，东京大学发生了著名的“东大纷争”事件，该校超半数以上学生参与了运动，校园里多座建筑遭学生封锁，占领工学院列品馆的一位明治大学学生甚至写下“造反有理”的口号。
最终，日本警視厅警备部动员了8个机动队，才解除了运动学生对校园的封锁。作为“反帝全国学生联盟”委员长，藤田和芳的好朋友藤本敏夫被捕入狱。
这场运动终于让藤田和芳开始反思：不切实际的思想和主义，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其实无能为力。更何况，领导运动的学生仍处于对未来迷茫的阶段，想要改变世界毫无可能。
之后，日本学生的运动最终转变为不同派系间的内讧。它们有些以失败收场，有些则以流血作为终结。
藤田和芳在自传中写道：“任何面对现实的妥协都会被看作罪恶和背叛。如此这般，同伴、同志间的批判斗争愈演愈烈。也有在燃烧瓶与催泪瓦斯的骚乱中身心俱损，被长期后遗症折磨的同伴们。谁应该对他们负责呢？我们究竟干了什么？现在的生活为什么离理想那么遥远？在进退两难中，我们抱着美梦破碎、湮没于世的自虐意识打发这日子。”
他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放弃“理想”，步入社会。1970年，藤田和芳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出版社打发日子，学生时代改变世界的理想仿佛就此远去，直到他开始投入另一场运动。
让农业“回到原点的革命”
上世纪6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启动了“国民收入成倍增长计划”，战败后的日本因此步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举国上下迎来“如过节般的浮华时代”。工厂烟囱肆无忌惮喷着浓烟，农村也在经历着以广泛使用农药、化肥所带来的“效率革命”——“落后于时代”的传统种植模式被抛弃。
与如今的中国相似，当年日本这种不惜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引起了国民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的恐慌。1974年，日本作家吉佐和子撰写的《复合污染》，曾给藤田和芳带来思想上的极大冲击。在书中，吉佐和子用大量事实，证明农药不仅对蔬菜和谷物造成污染，更会引发对土壤的永久性污染。
那年7月，藤田和芳看到报纸上一则“毒气研究中产生的肥料、矿物质让粮食增产”的报道，找到报道里的主人公高仓熙景。二战时，高仓曾是一名军医，当他跟随满载战俘的船回到家乡港口时，高仓惊讶地发现：港口周围漂浮着的浓浓异味，竟与自己战争期间研究过的毒气一模一样！原来，每个刚下船的战俘都会被DDT（一种有机氯杀虫剂）从头喷到脚。且在当时日本人生活中，DDT已作为一种“异味强烈、效果显著的划时代产品”而广受欢迎。此后，高仓在归国访友中，发现日本农田中也到处都漂浮着毒气的味道，连临近收获的蔬菜也残留了DDT，高仓感到一阵寒气逼人。因为作过医生的他知道，这种毒气将导致人体神经麻痹中毒，同时导致土壤板结退化。
“难道不用杀虫剂，就不能进行农业生产吗？”高仓于是自己动手实验各种各样的有机农业种植方式，一天到晚在田地里忙活，摸索出了一种矿物种植法。对他的怪异举动，周边农夫和患者将之戏称为“奇怪医生”、“疯狂博士”。就在高仓推广他自己的矿物种植法过程中，藤田和芳与之相识。
“我们彼此很投缘，一拍即合”，藤田称，在高仓熙景的影响下，1975年，他们成立了一家环保机构——守护大地协会，大力推广生态农业种植。
“大地”的创始人都是当年参与运动的学生，第一任会长正是刚刚出狱的藤本敏夫。那时候，他们被讥嘲为丢了大棒捡起萝卜的“堕落活动家”。这些当年的学运领袖们，却将推广有机农业视为学生运动的延续。在有机农业发展之初，日本也出现过一些热爱有机农产品的小团体，但只限制在个别种植户与个别消费者间“自娱自乐”。
“这么好吃的蔬菜无法在市场上流通，实在是太奇怪了。”藤田开始意识到日本的农业正在走入歧途。为此，他开始大量阅读启蒙读物。“如果一个国家的第一产业有问题，那整个国家都会有问题。我们强烈地感到，需要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一问题。”
“要实现不使用农药、化肥的农耕方式，如何解决病虫害是一个很大的难关。”藤田认为，“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排斥农药和化肥的话，一定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难道要农民们回到重劳动的农耕时代吗？”
在恢复传统农业的同时，藤田注重开发新的生产技术。利用病虫害的天敌、拮抗作物、轮作方式等新技术的开发运用，使有机农业成为可能。事实证明，这些技术可以对抗病虫害和自然灾害。
在大地成立之初，如何把有机农产品从农田送到城市消费者的手中是一个很大的难题。30多年前，无论是市场、农协还是生活消费者协会都不愿意协助解决运输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地独自摸索出有机农业宅配事业的模式，至此，大地不但解决了农药问题、运输问题，同时保障了农户们的利益。“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叫嚷反对使用农药，而无法给农户提供任何生活保障的话是不现实的。” “我们创造的理想社会是什么？如何从农民的视角改变社会？光靠喊口号反对使用农药无济于事，要倡导和普及一种新的价值观。”彼时，他们决定发起一场让农业“回到原点的革命”，让有机农业成为被大众认可的形式。
革命，是左翼学生们喜欢的词汇——“很多人想的是改变社会的轰轰烈烈的形式。我觉得革命不只是这种。从种一根萝卜开始，你需要去整地、改良土质……这种细微的事情最终才能促成革命。”
1975年8月，300名农民和消费者参加了“守护大地协会”成立大会，宗旨是：驱逐农药公害，联合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物。根据规定，守护大地的签约农户必须签订很多文本，农场基本情况、农户所购买的种子、防虫、除草等种植细节都要在文本里体现，不能有任何不实之处。如有任何欺诈行为，交易就会终止。
“这不只是种植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价值观甚至流通领域的革命。”藤田和芳说。
重建一个社会形态
如果在“做社会活动的企业家”和“做企业的社会活动家”两个标签之间做出选择，如今的藤田和芳会选择前者，因为“企业家更容易推动社会的发展”。他想做一个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典范——“不能因为金钱，就做出污染环境的行为。不能为了利益，偷偷使用农药。”
而36年前，藤田和芳做企业，却出于无奈。1977年，守护大地协会成立两年，还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市民团体。最窘迫的日子，连购买一台暖炉的费用都承担不起。那时候，藤田和芳意识到，“倡导社会运动首先要学会自立”，“无论高举多么崇高的理想旗帜，靠着别人的钱或者国民缴纳的税金来搞运动只是一种任性，也坚持不了多久。”
守护大地协会决定成立一家股份公司，藤田和芳更愿意将这家公司称为“社会企业”。那时候“社会企业”在日本还是新鲜事物，但这一概念并非藤田首创，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给出的定义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刚刚成立的“大地守护”很快经历了一场风波。與“大地”合作的一位农户发现临近的农家种植技术比自己落后，就跑去嘲笑、指责对方。这一幕，刚好被消费者看在眼里。
这让藤田和芳开始反思自己建立“大地”的初衷。他回想起学生运动时代派系对立导致的崩——30多年来，当年学生运动的教训始终是他的“反面教材”。
“我们不是要建立互相指责、诽谤的社会。”他们召集消费者开会，让那位农户退出协会。“大地”的生产标准从此在“尽可能不使用农药、化肥”等条件之外，多了一条“不对他人恶语相向”。
为取得消费者信任，藤田和芳带着他们走到农户的地里，看看安全的蔬菜到底是怎么种植出来的，让他们慢慢接受有机农业的理念。
藤田和芳总想改变这个世界，在他看来，
“这不只是让消费者知道‘我们什么农药都没有放’，更是想要构建一个互相友爱、帮助、信任的社会形态。”
如今的守护大地协会，经历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拥有2500个生产会员和91000个消费会员、年营业额超过153亿日元的庞大组织。经营范围也扩大到宅配、电子商务，甚至日本料理店等。藤田本人也被日本《新闻周刊》评为“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家100人”。
如今，有机农业这一名称在日本已经家喻户晓，但是有机农产品占全国农产物的比例只有0.18%。这个数字说明有机农产品在日本没有普及。“我并不对这个数字感到悲观。正因为这一差距，守护大地协会才有了成长空间。”
在整个日本，虽然有机农业的坚定支持者也只占总人口的5%，但正是这“5%”让日本政府的政策做出了调整。日本颁布了有机农业认证标准法规，国家认证的有机农产品检测机关也随之产生。日本形成了全国从上到下促进有机农业的态势。
中国农业需要一场“革命”
1985年，藤田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陆续来过二十余次。对于30多年前收音机里的中国，曾经的“左翼青年”藤田和芳显然不想只做一个有机农业的“传道者”。
早在2009年，藤田和芳就决定与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起的NGO——富平学校合作，将“大地”模式推向中国。那一年，他跟随这家NGO访问了中国各地，看到的情景与守护大地协会建立之初的日本十分相似——农民为了追求效率和收益，超标使用化肥。
藤田和芳也开始明白，很多问题都导致中国无法直接照搬日本模式。在日本，种植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养土”——将贫瘠的土地变得富饶。但中国土地归国家所有，在承包期里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催产是最经济有效的方式。“两国人民对土地的热情和感情是不一样的。”
作为合作伙伴，该NGO的负责人沈东曙同样也发现了新的阻力：日本的有机农业由生产者主导，而中国消费者已经对食品安全产生恐慌，生产者却缺少对有机理念的执著。他们不得不自己先建起有机农场，为未来加入的农户们做一个好的示范。
而萝卜革命在中国难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面对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更为薄弱的信任基础。沈东曙为此生造了一个词“信任农业”。他们觉得，在中国，藤田和芳的有机农业运动，更需要掀起另一场“革命”——重建信任。
2012年，日本守护大地协会正式与北京富平学校结盟，共同出资2000万元，成立富平创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尝试在中国种植一根根“健康、安全的生态萝卜”。
真正开始去实践守护大地协会模式时，沈东曙发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时，沈同时已兼任富平创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首先一个难题就是找地。“在日本，土地是属于农民个人的，可以世代传袭，所以大地协会最初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以生态模式生产出来农产品的农夫卖东西，而我们首先面临的，是去哪里找一块用于生态生产实验的地。”沈东曙介绍，他们为了找到一块符合心目中要求的地，跑了不少地方。
“地块不能太小，得有一定规模，才能呈现出这种生态农业的规模效应；地块土壤质量也不能太糟糕，环境污染太重的话，一两年内根本生产不出符合生态生产的农产品。”富平创源公司在北京周边近郊跑了很久，最后在天津静海县大邱庄找到了一块55亩左右的土地，对方愿意出租三年。
沈东曙承认，这块地的土壤条件并不算好，是一块盐碱地。“但如果这样的土地，我们都能使之生产出符合生态要求、对环境友好的农产品，那么对其他地块不更有借鉴意义吗？”沈显然更看重大邱庄这个曾经有名村庄的品牌效应。
在日本大地守护协会支持下，从去年年底开始，富平创源公司开始对实验基地按全新标准进行整理、深翻。“比如我们会将所有地块，全部深挖40厘米，然后用自然菌类活化土壤、以及垫用有机肥等”，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为整理这55亩基地，日本农业专家曾多次到现场进行指导，严格执行新的生态农业标准。
“我们要求最后整理出来的土壤，捏紧起来是一块，松开手则摊散成一堆”，一名技术人员形容。今年春天，这块取名津美蔬菜的种植园区，共整出了符合标准的30个日光大棚、4个冷棚，以及4亩露天大田。
在育苗、种植、施肥、灭虫等环节，富平创源公司一边借鉴大地守护协会的田间管理办法，一边联合天津农科院专家，对这55亩土地精心耕作。5月中下旬，第一茬果蔬顺利产出。
7月上旬，富平创源组织了一批参观者来到园区。富平工作人员在介绍完生态信任农业模式之后，在演讲桌摆上了一连三盘小西红柿。从外表看，它们均红彤彤的，看不出多大区别。工作人员请所有前来种植园区的参观者品尝，并在不告诉西红柿来源的情形下，请他们说出哪个盘的西红柿好吃。当10多位参观者中，绝大多数都指定一小盘圆圆的小西红柿好吃时，工作人员拿出测甜度的一个简易仪器，一一测试，结果发现由富平创源生产出的那盘圆形小西红柿，甜度最高，口感最好。
“我们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定位介于有机蔬菜与绿色AA级蔬菜之间，我们现阶段并不急于去申请有机农产品认证”，富平创源公司透露，他们更愿意去推动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之前互信关系的建立。“这也是作为一家社会企业，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使命之一。”
这种新型生态农业模式对保护环境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对于该模式背后人际互信关系的重建，尤其是中国食品安全信任严重缺乏情境下的重建，大多数专家均心怀忐忑。对此，藤田和芳明确表示：“中国生态信任农业模式，不可能完全照搬日本模式，它面临更困难的局面，因此它需要创新。”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