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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杀是一种多维度的精神障碍诊断的伴随物，婚姻与家庭、教育与职业、社会文化等等都是诱发自杀的社会因素。这些复杂的社会因素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归类评述，有利于全面的掌握者自杀现象产生的原因，对于自杀问题的理论研究与自杀行为的预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自杀；社会因素；预防；述评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4）03-024-04
自杀是人类心理、家庭、社会生活、人际关系、身体与精神等多项因素综合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病，是心理障碍的最极端的后果。自杀的动机、方式、后果等等，都十分的复杂。现代社会的自杀问题较传统社会更为严重，已经造成人类生命的巨大损失和公共精神的巨大痛苦，并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重大问题。自杀率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人群心理卫生状况的重要参照指数。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一份统计数据称，现在每年全世界有大约100万人因自杀死亡，其中中国每年有大概25万人自杀而死，而中国每年自杀未遂的人数更是高达200万。自杀已经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因此，要解决现代人的自杀问题，就必须扩大我们的视野，将自杀研究的重点首先放在自杀的诱因分析上，站在社会的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自杀问题，找寻引发自杀的因素，进而找出应对自杀行为的有效的方法与策略，抑制现代社会自杀现象上升的势头。
1影响自杀的各种社会因素
众多研究者分别从人口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生物学、基因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影响自殺的因素进行了探索。对于自杀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利用图1来表示。
由上面的图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自杀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两个阶段来区分。一是在自杀准备阶段，社会的、环境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宏观因素在对产生自杀行为发生的影响；二是直接导致自杀行为产生的直接动机，而且针对不同年龄时期列出了一些可能引起自杀行为的事件。从上图中我们不难看出，直接动机是包含在准备状态下的宏观因素之中的，是由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
关于社会因素与自杀之间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研究结果显示，生活压力和社会问题的解决（social problem solving）显著的增添了预测自杀意念的有效性，甚至超过了自杀企图史对自杀的估计。而且有证据表明，社会问题的解决平衡了生活压力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因此，我们将从婚姻与家庭状况、教育与职业等等几个方面看社会因素与自杀之间的关系。
1.1 婚姻、家庭状况
家庭可能是社会环境中最为重要的。良好婚姻似乎对自杀起保护作用。一般来说，未婚者、离婚者和寡居者有比较高的自杀风险，在美国，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依次为寡居者、离婚者、单身或是从未结婚者、结婚者、结婚并且有小孩的人。而在中国，所有资料表明，自杀者多为已婚者，未婚和离婚较少。而家庭生活不和睦与自杀有一定的关系。
对于家庭来说，家庭自杀史也是增加自杀风险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家庭的功能和健康状态可影响个体的自杀风险。Ping Qin 等人（2002）研究指出：在父亲、母亲或是兄弟姐妹间，成功自杀和医院对精神障碍的收治存在着高相关。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在一般人口中，两个因素是相互独立的起作用的，无论性别与年龄如何，家庭自杀史都增加自杀的风险或其相关，而家庭精神病史在性别与年龄上却存在着轻微的不同。家庭的精神病史增加自杀风险的途径是通过增加形成精神障碍的风险，家庭成功自杀史却不通过家庭精神障碍史或是精神疾病，是显著增加自杀风险的一个独立因素。Renee D. Goodwin等人（2004）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果：父母的自杀趋势增强了儿女的自杀意念与自杀企图，即使是在一些社会人口学的因素（年龄、性别、种族、婚姻状态、收入、教育水平精神疾病、药物滥用等）被控制的条件下，父母与儿女的自杀意念与自杀企图之间仍保持统计的显著性。
我们可以将大量家庭危险因素归为：父母婚姻失调，亲子关系障碍，家庭暴力，家庭自杀史等。因此，夫妻的婚姻关系、家庭生活环境、协调家庭交流方式的改善对预防自杀将会降低自杀的风险。
1.2 教育、职业因素
许多研究都测查了教育、职业因素与自杀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低教育水平，像辍学或是没有进入大学，都是增加自杀企图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现象尤其在青年中最为明显。在30岁以下人群中，失业与自杀之间有显著的相关，但是没有达到统计的显著性水平 （t = 1.96， P = 0.09）。在30或是30岁以上人群中，失业与自杀有负相关（t = –3.61， P = 0.007） 。而在中国大陆总的来说，所有的资料显示：自杀者文化程度较低，绝大多数为中学或中学文化程度以下；自杀的职业差异是金字塔形。农民最多，城市居民及家属次之，以后依次为待业者、职工、学生。社会地位较高，收入较高的自杀极少。
以上的研究表明，低教育水平者、失业者是自杀的高危人群。这可能是因为高教育水平可提供许多事情，包括稳定的工作、良好的收入、优势的社会地位、以及稳定的日常生活。而对于低教育水平者与失业者来说，由于不能获得或是失去工作便意味着失去收入、不稳定的日常生活、社会地位的丧失等等。所以，自杀与教育、职业之间的关系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能从其中得到什么。
1.3 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种集体观念的体现，它指引着人类行为。文化对自杀的影响不是通过个人角度体现的，但可见于集体水平。文化因素对于自杀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Eva Marie Garroutte等人（2003）研究发现无论是文化精神还是基督教信仰，它们都与自杀企图之间没有相关。但是，文化精神取向对于自杀企图却有一种强烈地、持久地保护[10]。Richard Eckersley等人（2002）对文化因素进行分析表明，青年男性的自杀与年老时的父母责任感有负相关，与信任他人、自我健康的评估、个人的乐观、一些个人主义的标准（包括个人的自由与控制）间有正相关。青年男性的自杀风险或自杀率与社会安全的变化之间有很强的负相关。在青年男性自杀与自杀的容忍度、信仰上帝、民族自豪感、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对于世界未来的乐观这些可能相关的变量之间，相关性不显著。年青女性的自杀率与个人主义之间保持着正相关。 1.4 其它
酗酒（Alcoholism）与药物滥用（Substance abuse）似乎在国外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杀风险因素。Alexander Nemtsov（2003）的研究表明：俄罗斯的自杀率很高可以归因于酒精的高消费量，随着酒精消费量的增加，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自杀率都在增加，而且，男性的自杀率一直都大于女性。Dirk M. Dhossche等人（2000）指出，在有自杀企图的个体中，时常诊断出他们具有药物滥用的行为。笔者认为无论是酗酒还是药物滥用，这一切都与社会环境、社会支持的改变是分不开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一旦扰乱了人们与社会连结的正常程度，则或多或少会增加自杀风险。他们在采取自杀行为之前，都曾经显著地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 “反常行为”――酗酒、药物滥用等。这些被社会贴了“反常”标签的行动者，往往更易于遭受他人的贬低与羞辱。而自己行为的反常与他人的贬斥二者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消蚀了他们的自信心，另外一方面也削弱了他们与其他人的社会联系，使其成为孤独者，从而增加了他们自杀的可能性。但是目前国内尚未有关酗酒、藥物滥用的研究结果。
2 理论上的启示
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因素严重的影响着自杀行为的发生。这就要求我们不应该仅仅注意自杀行为本身，因为对于世界上所有的自杀，从形式而言，性质都是一样的。因此，如果我们单单就自杀的行为而论，不免走入逻辑的误区，这样就不能分析自杀的本质，不能找寻出真正影响自杀的原因，也不能有效的预防与阻止自杀。
纵观西方心理学研究，众多研究不再将自杀研究仅停留在经验性的、表面性的描述现象的层次；使用的调查统计数据也不只限于自杀率、年龄、性别、婚否、自杀方式等简单变量的数量，而是更多的采用多变量的分析方法，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实证性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成果。
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第一，实验对象多是自杀已遂者或自杀未遂者。这些被试虽有明确的自杀行为，但缺乏现实应用之力，缺少了真实情境中复杂的复杂性；研究大部分所用的数据基本上都取自医院的临床病例、警察局档案等，运用的统计数据资料不完整、范围小，时滞性强，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所以，在日后的研究中，应当更加重视正常人的自杀意念是如何产生的。
第二，对于自杀与其它理论关系的研究，学者们不应该仅停留在相关研究的水平上，而应进一步分析其因果联系，确定自杀行为发生的前因、后果或中介的作用。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综合有关理论、分析其重叠性和差异性，以便心理学理论的进一步整合化。当然，这里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需要研究者去克服，比如：若自杀这一社会现象的定义存在偏差，那么便很难将许多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系统比较。而最让研究者头痛的是，具有全球统一标准的数据几乎是不可能获得的。
第三，应重视对自杀的干预研究。自杀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产生的严重影响已自不待言，一方面对已形成的结论再行验证和丰富，另一方面使这一研究结果发挥其应用价值，如何从教育、测量及其它社会环境的改变入手，有针对性地提高人们的自我意识，便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课题。
3 应用中的启示
以上的新近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自杀现象受到婚姻家庭状况、教育水平、职业、文化因素、社会稳定与繁荣程度等事实的影响，从而，我们就不能仅仅以个体心理学来解释自杀现象，我们需要广泛地注意社会因素的变化，需要用社会环境的因果关系来分析自杀原因。个体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当个体面临严重的发展危机或负性应激源（如婚姻不幸、家庭不和、学业失败、失业、失恋等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了离异，这时便容易发生自杀现象。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正在面临严重的发展危机或负性应激源的人群给予高度的关注。对于那些有明显的心理障碍或人格缺陷，情绪长期抑郁低落，性格极端孤僻内向，与周围人缺乏正常的情感交流，缺乏社会支持的个体，我们可以借助个体咨询或是团体咨询的方式，帮助这些个体树立自信心，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顺利的融入到社会团体与生活中去。对于那些直接或间接谈论与暗示自杀，有个人或家族自杀史的人群。我们可以通过利用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简称BDI）、贝克自杀意念量表（Suicide ideation）等量表对有这些行为的表现者进行评估，为有精神病家族史的人建立心理档案，对这种高危人群做长期观察、记录其各方面的行为表现和心理问题外，还需要定期对其作一些必要的心理测验，以求能够较准确地掌握他们心理上的变化。
除了关注那些有自杀倾向的高危人群之外，我们还需要重视对自杀未遂者的心理修复工作。许多自杀者被抢救脱险后，由于其心理的复杂性，使得他们对周围的情境以及人们的态度过分敏感。我们应该对自杀者表现出镇静、关爱和非歧视性态度，暂时不要对他们的自杀行为和价值观进行道德评判，以免引起其心理的抗拒和敌对情绪。
由于个体的生活要受到社会的集体意识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启动社会和家庭心理支持系统，通过亲属、朋友和心理咨询人员等专业人员的爱心和帮助，使他们产生对社会、家庭的责任感以及对生活的留恋，增强生存的信心。也可考虑让自杀者短期住医院并辅以心理治疗，作为防止自杀再发生的临时保护措施。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自杀死亡发生后，自杀者周围群体的心理修复工作。因为自杀作为一种过激行为，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其同时也对社会、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帮助周围的人群消除紧张恐惧心理，使他们理性地看待自杀现象，尽快从不良心态中解脱，恢复正常生活秩序，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总之，导致个体自杀的原因，绝不是某单一因素的简单作用，而是诸种因素复杂形式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当然并不否认自杀个体的心理特点、人格特质、身体状况、神经系统类型等等个人因素的作用。但即便是这些个人因素，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无密切关系。如果我们仅仅将自杀行为看作是由个体自身所决定的，而忽略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任何“预防机制”都不可能发挥作用。 參考文献
1 张日昇.咨询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296.
2 Edward C. Chang， Predicting suicide ideation in an adolescent population： examining the role of social problem solving as a moderator and a mediato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2002，32： 1279–1291
3 Leo Sher，Maria A. Oquendo，J. John Mann， Risk of suicide in mood disorders. Clinical Neuroscience Research ，2001， 1： 337–344
4 孔令涵. 山东省农村育龄期妇女自杀意念水平及影响因
素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2013.
5 Sarah E. Ullman，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and suicidal behavior in wome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4， 9： 331–351
6 Brooke P. Randell，D.N.Sc.， C.S.，Wen-Ling Wang， Ph.D.， R.N.， Jerald R.Herting， Ph.D.，and Leona L.Eggert， Ph.D.， R.N. FAAN，Family Factors Predicting Categories of Suicide Risk，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Vol. 15， No. 3， June 2006， pp. 255–270
7 Ping Qin， Esben Agerbo， Preben Bo Mortensen，Suicide risk in relation to family history of completed suicide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based on longitudinal registers. Lancet 2002， 360： 1126–1130
8 Renee D. Goodwin， Annette L. Beautrais， David M. Fergusson， Familial transmission of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evidence from a general population sample. Psychiatry Research 2004， 126：159–165
9 Christopher B. Kelly， Tanzeel Ansari， Thérèse Rafferty， Mike Stevenson，Antidepressant prescribing and suicide rate in Northern Ireland. European Psychiatry 2003， 18： 325–328
10 Eva Marie Garroutte， Jack Goldberg， Janette Beals， Richard Herrell， Spero M. Manson， the AI-SUPERPFP Team， Spirituality and attempted suicide among American Indian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3， 56： 1571–1579
11 Richard Eckersley， Keith Dear， Cultural correlates of youth suicid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2， 55： 1891–1904
12 Alexander Nemtsov， Suicides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in Russia， 1965-1999.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2003， 71： 161-168
13 Dirk M. Dhossche， M.D.， Aysha M. Meloukheia， M.D.， and Subhajit Chakravorty， M.D.， The Association of Suicide Attempts and Comorbid Depression and Substance Abuse in psychiatric Consultation Patients.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2000， 22： 281–288
关键词：自杀；社会因素；预防；述评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4）03-024-04
自杀是人类心理、家庭、社会生活、人际关系、身体与精神等多项因素综合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病，是心理障碍的最极端的后果。自杀的动机、方式、后果等等，都十分的复杂。现代社会的自杀问题较传统社会更为严重，已经造成人类生命的巨大损失和公共精神的巨大痛苦，并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重大问题。自杀率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人群心理卫生状况的重要参照指数。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一份统计数据称，现在每年全世界有大约100万人因自杀死亡，其中中国每年有大概25万人自杀而死，而中国每年自杀未遂的人数更是高达200万。自杀已经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因此，要解决现代人的自杀问题，就必须扩大我们的视野，将自杀研究的重点首先放在自杀的诱因分析上，站在社会的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自杀问题，找寻引发自杀的因素，进而找出应对自杀行为的有效的方法与策略，抑制现代社会自杀现象上升的势头。
1影响自杀的各种社会因素
众多研究者分别从人口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生物学、基因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影响自殺的因素进行了探索。对于自杀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利用图1来表示。
由上面的图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自杀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两个阶段来区分。一是在自杀准备阶段，社会的、环境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宏观因素在对产生自杀行为发生的影响；二是直接导致自杀行为产生的直接动机，而且针对不同年龄时期列出了一些可能引起自杀行为的事件。从上图中我们不难看出，直接动机是包含在准备状态下的宏观因素之中的，是由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
关于社会因素与自杀之间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研究结果显示，生活压力和社会问题的解决（social problem solving）显著的增添了预测自杀意念的有效性，甚至超过了自杀企图史对自杀的估计。而且有证据表明，社会问题的解决平衡了生活压力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因此，我们将从婚姻与家庭状况、教育与职业等等几个方面看社会因素与自杀之间的关系。
1.1 婚姻、家庭状况
家庭可能是社会环境中最为重要的。良好婚姻似乎对自杀起保护作用。一般来说，未婚者、离婚者和寡居者有比较高的自杀风险，在美国，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依次为寡居者、离婚者、单身或是从未结婚者、结婚者、结婚并且有小孩的人。而在中国，所有资料表明，自杀者多为已婚者，未婚和离婚较少。而家庭生活不和睦与自杀有一定的关系。
对于家庭来说，家庭自杀史也是增加自杀风险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家庭的功能和健康状态可影响个体的自杀风险。Ping Qin 等人（2002）研究指出：在父亲、母亲或是兄弟姐妹间，成功自杀和医院对精神障碍的收治存在着高相关。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在一般人口中，两个因素是相互独立的起作用的，无论性别与年龄如何，家庭自杀史都增加自杀的风险或其相关，而家庭精神病史在性别与年龄上却存在着轻微的不同。家庭的精神病史增加自杀风险的途径是通过增加形成精神障碍的风险，家庭成功自杀史却不通过家庭精神障碍史或是精神疾病，是显著增加自杀风险的一个独立因素。Renee D. Goodwin等人（2004）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果：父母的自杀趋势增强了儿女的自杀意念与自杀企图，即使是在一些社会人口学的因素（年龄、性别、种族、婚姻状态、收入、教育水平精神疾病、药物滥用等）被控制的条件下，父母与儿女的自杀意念与自杀企图之间仍保持统计的显著性。
我们可以将大量家庭危险因素归为：父母婚姻失调，亲子关系障碍，家庭暴力，家庭自杀史等。因此，夫妻的婚姻关系、家庭生活环境、协调家庭交流方式的改善对预防自杀将会降低自杀的风险。
1.2 教育、职业因素
许多研究都测查了教育、职业因素与自杀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低教育水平，像辍学或是没有进入大学，都是增加自杀企图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现象尤其在青年中最为明显。在30岁以下人群中，失业与自杀之间有显著的相关，但是没有达到统计的显著性水平 （t = 1.96， P = 0.09）。在30或是30岁以上人群中，失业与自杀有负相关（t = –3.61， P = 0.007） 。而在中国大陆总的来说，所有的资料显示：自杀者文化程度较低，绝大多数为中学或中学文化程度以下；自杀的职业差异是金字塔形。农民最多，城市居民及家属次之，以后依次为待业者、职工、学生。社会地位较高，收入较高的自杀极少。
以上的研究表明，低教育水平者、失业者是自杀的高危人群。这可能是因为高教育水平可提供许多事情，包括稳定的工作、良好的收入、优势的社会地位、以及稳定的日常生活。而对于低教育水平者与失业者来说，由于不能获得或是失去工作便意味着失去收入、不稳定的日常生活、社会地位的丧失等等。所以，自杀与教育、职业之间的关系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能从其中得到什么。
1.3 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种集体观念的体现，它指引着人类行为。文化对自杀的影响不是通过个人角度体现的，但可见于集体水平。文化因素对于自杀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Eva Marie Garroutte等人（2003）研究发现无论是文化精神还是基督教信仰，它们都与自杀企图之间没有相关。但是，文化精神取向对于自杀企图却有一种强烈地、持久地保护[10]。Richard Eckersley等人（2002）对文化因素进行分析表明，青年男性的自杀与年老时的父母责任感有负相关，与信任他人、自我健康的评估、个人的乐观、一些个人主义的标准（包括个人的自由与控制）间有正相关。青年男性的自杀风险或自杀率与社会安全的变化之间有很强的负相关。在青年男性自杀与自杀的容忍度、信仰上帝、民族自豪感、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对于世界未来的乐观这些可能相关的变量之间，相关性不显著。年青女性的自杀率与个人主义之间保持着正相关。 1.4 其它
酗酒（Alcoholism）与药物滥用（Substance abuse）似乎在国外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杀风险因素。Alexander Nemtsov（2003）的研究表明：俄罗斯的自杀率很高可以归因于酒精的高消费量，随着酒精消费量的增加，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自杀率都在增加，而且，男性的自杀率一直都大于女性。Dirk M. Dhossche等人（2000）指出，在有自杀企图的个体中，时常诊断出他们具有药物滥用的行为。笔者认为无论是酗酒还是药物滥用，这一切都与社会环境、社会支持的改变是分不开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一旦扰乱了人们与社会连结的正常程度，则或多或少会增加自杀风险。他们在采取自杀行为之前，都曾经显著地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 “反常行为”――酗酒、药物滥用等。这些被社会贴了“反常”标签的行动者，往往更易于遭受他人的贬低与羞辱。而自己行为的反常与他人的贬斥二者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消蚀了他们的自信心，另外一方面也削弱了他们与其他人的社会联系，使其成为孤独者，从而增加了他们自杀的可能性。但是目前国内尚未有关酗酒、藥物滥用的研究结果。
2 理论上的启示
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因素严重的影响着自杀行为的发生。这就要求我们不应该仅仅注意自杀行为本身，因为对于世界上所有的自杀，从形式而言，性质都是一样的。因此，如果我们单单就自杀的行为而论，不免走入逻辑的误区，这样就不能分析自杀的本质，不能找寻出真正影响自杀的原因，也不能有效的预防与阻止自杀。
纵观西方心理学研究，众多研究不再将自杀研究仅停留在经验性的、表面性的描述现象的层次；使用的调查统计数据也不只限于自杀率、年龄、性别、婚否、自杀方式等简单变量的数量，而是更多的采用多变量的分析方法，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实证性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成果。
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第一，实验对象多是自杀已遂者或自杀未遂者。这些被试虽有明确的自杀行为，但缺乏现实应用之力，缺少了真实情境中复杂的复杂性；研究大部分所用的数据基本上都取自医院的临床病例、警察局档案等，运用的统计数据资料不完整、范围小，时滞性强，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所以，在日后的研究中，应当更加重视正常人的自杀意念是如何产生的。
第二，对于自杀与其它理论关系的研究，学者们不应该仅停留在相关研究的水平上，而应进一步分析其因果联系，确定自杀行为发生的前因、后果或中介的作用。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综合有关理论、分析其重叠性和差异性，以便心理学理论的进一步整合化。当然，这里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需要研究者去克服，比如：若自杀这一社会现象的定义存在偏差，那么便很难将许多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系统比较。而最让研究者头痛的是，具有全球统一标准的数据几乎是不可能获得的。
第三，应重视对自杀的干预研究。自杀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产生的严重影响已自不待言，一方面对已形成的结论再行验证和丰富，另一方面使这一研究结果发挥其应用价值，如何从教育、测量及其它社会环境的改变入手，有针对性地提高人们的自我意识，便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课题。
3 应用中的启示
以上的新近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自杀现象受到婚姻家庭状况、教育水平、职业、文化因素、社会稳定与繁荣程度等事实的影响，从而，我们就不能仅仅以个体心理学来解释自杀现象，我们需要广泛地注意社会因素的变化，需要用社会环境的因果关系来分析自杀原因。个体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当个体面临严重的发展危机或负性应激源（如婚姻不幸、家庭不和、学业失败、失业、失恋等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了离异，这时便容易发生自杀现象。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正在面临严重的发展危机或负性应激源的人群给予高度的关注。对于那些有明显的心理障碍或人格缺陷，情绪长期抑郁低落，性格极端孤僻内向，与周围人缺乏正常的情感交流，缺乏社会支持的个体，我们可以借助个体咨询或是团体咨询的方式，帮助这些个体树立自信心，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顺利的融入到社会团体与生活中去。对于那些直接或间接谈论与暗示自杀，有个人或家族自杀史的人群。我们可以通过利用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简称BDI）、贝克自杀意念量表（Suicide ideation）等量表对有这些行为的表现者进行评估，为有精神病家族史的人建立心理档案，对这种高危人群做长期观察、记录其各方面的行为表现和心理问题外，还需要定期对其作一些必要的心理测验，以求能够较准确地掌握他们心理上的变化。
除了关注那些有自杀倾向的高危人群之外，我们还需要重视对自杀未遂者的心理修复工作。许多自杀者被抢救脱险后，由于其心理的复杂性，使得他们对周围的情境以及人们的态度过分敏感。我们应该对自杀者表现出镇静、关爱和非歧视性态度，暂时不要对他们的自杀行为和价值观进行道德评判，以免引起其心理的抗拒和敌对情绪。
由于个体的生活要受到社会的集体意识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启动社会和家庭心理支持系统，通过亲属、朋友和心理咨询人员等专业人员的爱心和帮助，使他们产生对社会、家庭的责任感以及对生活的留恋，增强生存的信心。也可考虑让自杀者短期住医院并辅以心理治疗，作为防止自杀再发生的临时保护措施。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自杀死亡发生后，自杀者周围群体的心理修复工作。因为自杀作为一种过激行为，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其同时也对社会、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帮助周围的人群消除紧张恐惧心理，使他们理性地看待自杀现象，尽快从不良心态中解脱，恢复正常生活秩序，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总之，导致个体自杀的原因，绝不是某单一因素的简单作用，而是诸种因素复杂形式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当然并不否认自杀个体的心理特点、人格特质、身体状况、神经系统类型等等个人因素的作用。但即便是这些个人因素，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无密切关系。如果我们仅仅将自杀行为看作是由个体自身所决定的，而忽略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任何“预防机制”都不可能发挥作用。 參考文献
1 张日昇.咨询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296.
2 Edward C. Chang， Predicting suicide ideation in an adolescent population： examining the role of social problem solving as a moderator and a mediato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2002，32： 1279–1291
3 Leo Sher，Maria A. Oquendo，J. John Mann， Risk of suicide in mood disorders. Clinical Neuroscience Research ，2001， 1： 337–344
4 孔令涵. 山东省农村育龄期妇女自杀意念水平及影响因
素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2013.
5 Sarah E. Ullman，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and suicidal behavior in wome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4， 9： 331–351
6 Brooke P. Randell，D.N.Sc.， C.S.，Wen-Ling Wang， Ph.D.， R.N.， Jerald R.Herting， Ph.D.，and Leona L.Eggert， Ph.D.， R.N. FAAN，Family Factors Predicting Categories of Suicide Risk，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Vol. 15， No. 3， June 2006， pp. 255–270
7 Ping Qin， Esben Agerbo， Preben Bo Mortensen，Suicide risk in relation to family history of completed suicide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based on longitudinal registers. Lancet 2002， 360： 1126–1130
8 Renee D. Goodwin， Annette L. Beautrais， David M. Fergusson， Familial transmission of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evidence from a general population sample. Psychiatry Research 2004， 126：159–165
9 Christopher B. Kelly， Tanzeel Ansari， Thérèse Rafferty， Mike Stevenson，Antidepressant prescribing and suicide rate in Northern Ireland. European Psychiatry 2003， 18： 325–328
10 Eva Marie Garroutte， Jack Goldberg， Janette Beals， Richard Herrell， Spero M. Manson， the AI-SUPERPFP Team， Spirituality and attempted suicide among American Indian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3， 56： 1571–1579
11 Richard Eckersley， Keith Dear， Cultural correlates of youth suicid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2， 55： 1891–1904
12 Alexander Nemtsov， Suicides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in Russia， 1965-1999.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2003， 71： 161-168
13 Dirk M. Dhossche， M.D.， Aysha M. Meloukheia， M.D.， and Subhajit Chakravorty， M.D.， The Association of Suicide Attempts and Comorbid Depression and Substance Abuse in psychiatric Consultation Patients.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2000， 22： 281–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