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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城镇化及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乡村记忆场所存在物态化和非物态化两种风险因素，因其诱发的自然灾害风险事件形势严峻，道德心理风险事件不容乐观，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风险事件日益凸显。政府部门和风险管理者在应对风险中的差异性响应，直接导致乡村记忆场所风险管理部分失效。在当前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有效识别、预测和评估乡村记忆场所風险因素、风险事件和风险结果，构建乡村记忆场所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创造性推进乡村记忆场所保护性开发。
[关键词]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风险事件，风险管理
[作者简介]张立群：湖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贫困治理。
一 引言
乡村记忆场所有物态化和非物态化两种基本类型，物态化乡村记忆场所主要包括“乡村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生产生活时空和物态遗产等”张立群，等.记忆场所研究：发展动态与趋势[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6）：132.，“物态化场所处于相对静止环境中，主要属于‘自然场景’范畴。虽然生态环境、生产生活空间等变化不大，但物态遗产如居民居住的房子、村庄布局等也存在加速变迁的趋势。”张立群.重视贫困地区乡村记忆场所的保护与开发[EB/OL].（2019-05-03）[2019-11-15].http：//www.cssn.cn/shx/201905/t20190503_4873905.shtml.非物态化乡村记忆场所主要有“乡土符号、语言、生活习俗、情感、掌故、故事、纪念性仪式与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著述，也包括隐秘的社会风俗、婚丧娶嫁，以及融入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特色仪式活动等。”张立群，等.记忆场所研究：发展动态与趋势[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6）：132.“非物态化场所主要属于‘人文塑造’范畴，处于相对流动的发展态势中，尤其是社会风俗、仪式性活动等，在一段时间延传，在一定时期变化，甚至出现消逝的情形。”张立群.重视贫困地区乡村记忆场所的保护与开发[EB/OL].（2019-05-03）[2019-11-15].http：//www.cssn.cn/shx/201905/t20190503_4873905.shtml.本质上，乡村记忆场所及其承载的集体记忆，是人类农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农村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基所在，更是城市文明和文化发生发展的重要来源参见：张立群，等.记忆场所研究：发展动态与趋势[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6）：132-142.。在当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加强对乡村记忆场所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作为“情感基因库”的乡村记忆场所是“乡愁”的重要载体，具有“社会认同、心理安慰与心灵净化”的独特功能参见：杨同卫，等.论城镇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记忆的保护与保存[J].山东社会科学，2014（1）：68-71.，对于激发和凝聚乡民情感、形成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习近平要求乡村实现“五个振兴”[EB/OL].（2018-07-16）[2019-11-15].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716/c1001-30149097.html.，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乡村记忆场所是“文化活化石”，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遗产，是文化资源保护的新趋势参见：保护记忆场所维系精神文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5-26.，具有产业开发、文化振兴、生态保护的重大价值。
值得重视的是，在城镇化及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中国的乡村记忆正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冲击，“不愿记忆、不能记忆、不让记忆”汪芳，等.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研究——对纪录片《记住乡愁》进行内容分析为例[J].地理研究，2015（12）：2368-2380.的风险客观存在。因对记忆场所认识不足，加之缺乏保护方法与技术措施，导致地域文化资源遭受破坏乃至出现地域文化认同危机参见：陆邵明.尽快建立记忆场所保护机制[N].人民日报，2012-04-12（23）.。留住乡村的文化和记忆成为当务之急参见：孙庆忠.文化失忆：乡土中国的现实处境[J].中国乡村发现，2018（2）：39-44.。而自然以及人为因素导致乡村记忆场所消逝的风险愈演愈烈，既不利于乡村情感、集体记忆的生产、消费、凝聚和延传，也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尤其是文化振兴目标的实现。当下，有效认知、预警、防范和规避乡村记忆场所所存在的风险因素及事件，形成保护乡村记忆场所的良好态势，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 影响乡村记忆场所保护的风险因素及事件梳理与评析
（一）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学理分析
1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
当前，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主要体现在：
一是物态化风险因素。物态化风险因素是指乡村记忆的场所化载体存在足以引起风险事件发生或增加损失机会或加重损失程度的因素。一方面，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自然天气等客观因素，对物态化乡村记忆场所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实践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如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者自我发展能力有限、市场发育速度慢等，致使农业生产存在一定风险，再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互联物联网络等形成的公共空间扩张，处于保护名录之外的大量现存的、蕴含着社区情感与集体记忆的历史性场所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长期栖居于此的人们找不到历史记忆与情感依赖参见：陆邵明.拯救记忆场所建构文化认同[N].人民日报，2012-04-12（23）.。
二是非物态化风险因素。非物态化风险因素主要是指乡村记忆场所存在与乡村居民的心理或行为有关的风险因素，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道德风险因素。乡村农民群体、农村社会治理群体以及乡村中小创业者、乡贤、乡村教师、居住在乡村的离退休人士等中间群体的道德品质对乡村记忆场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影响，二是心理风险因素。主要是指参与乡村记忆场所保护的主体乡民承担的非正常心理因素，体现在参与主体乡民或消极或过于乐观的心态指导乡村记忆场所保护，因而产生保护性风险。三是制度风险因素。由于缺乏制度设计和条件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广大乡村地区，制度性风险（如制度转轨风险） 极为显著参见：张永理，徐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区风险变化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6）：64-69.。四是观念性风险因素。主要指乡民因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对抗产生的对乡村记忆场所的影响。 乡村记忆场所存在的这两类风险因素，是危及乡村记忆场所的不利因素。客观上，物态化风险因素为非物态化风险因素的发生提供了可能，而非物态化风险因素又与物态化风险因素紧密相连。可以这样认为，物态化风险因素是一种基础性风险，具有不可逆转性，因而发生时破坏性强，持续时间长，涵盖的范围广，既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非物态化风险因素是一种人为风险，具有可控性和逆转的可能性。
2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
所谓风险事件，狭义上是指，在风险因素具备的条件下，造成人的生命、财产损害的事件，广义上理解，风险事件存在自然和人为两种类型，不仅对人产生灾难性影响，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也产生灾害性破坏。推而论之，风险事件是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意味着风险因素已成为风险事件，风险的可能性转化成了现实，形成了风险结果。
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主要有物态化风险事件和非物态化风险事件两类。物态化风险事件具体是指洪涝灾害、干旱、雪灾和强对流天气等气候灾害，山体位移、滑坡等地质灾害，农业种植业过度依赖农药、化肥，导致土壤、空气和水域污染，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出现消逝等风险事件，加之极易遭受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等多重风险，乡民因灾致贫和因灾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参见：张伟，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精准扶贫效应与扶贫机制设计[J].保险研究，2017（11）：18-32.。
非物态化风險事件主要包括：一是道德性风险事件。主要体现在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存在保护与不保护的对抗，尤其是不保护的行为，致使一些不诚实、不正直的现象直接影响乡村记忆场所，二是心理性风险事件。主要是指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认识不足，存在侥幸心理，从而形成疏忽大意等风险事件，三是制度性风险事件。主要是指乡村记忆场所存在保护的政策空白。四是观念性风险事件。如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风险事件等。
（二）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实证分析
为深入探讨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本文特选取武陵山片区核心县Y县为考察对象。Y县地处武陵山东南麓与雪峰山东北尾端交汇处，总面积5850.21平方公里，是省内面积最大的县，占省域总面积的2.86%。山地面积大，分布广，海拔高度多在300米以上，相对高度大于200米，山面坡度一般在25度以上，多以中低山为主，山体脊谷相错，起伏悬殊，占全县总面积的72.75%。现辖21个乡镇，369个村，34个社区，共67万人。Y县集老、少、边、穷、库于一体，是革命老区县、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边远山区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库区移民大县，市场发育程度低、乡民思想传统保守、贫困程度深、乡村记忆场所样态丰富。
本文选取Y县的50个行政村为样本，其中：10个为县城周边行政村，10个为交通便利行政村，10个为库区行政村，10个为边远行政村，10个为少数民族聚集村。通过收集历史数据和资料、走访、集中座谈和针对性约谈、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进行实证调查，收集Y县50个样本村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再进行深度梳理、深入分析和研究，其结果如下：
1风险因素方面：物态化风险因素影响较大
为清晰反映样本村物态化和非物态化风险因素对乡村记忆场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其影响层级划分为较小、一般、较大和极大四个，层级越高说明影响越大、破坏力也越强，形成的风险因素结果也越明显。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样本村物态化风险因素体现在地理位置、区位条件、自然天气等方面，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者自我发展能力有限、市场发育程度慢等物质生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非物态化风险因素主要有道德、心理和制度因素，此外，还有传统文化因素。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地质灾害、自然天气以及农业生产力水平、劳动者自我发展能力等物态化风险因素对乡村记忆场所产生的影响大。具体到抽样调查的Y县50个行政村中，其物态化风险因素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自然天气、地质灾害、农业生产力水平、劳动者自我发展能力等物态化风险因素对10个县城周边行政村、10个交通便利行政村影响较小，而对10个库区行政村、10个边远行政村、10个少数民族聚集村影响较大。非物态化风险因素在50个行政村总体影响都不大，尤其是传统文化因素，对乡村记忆场所影响较小，其具有的保守性及可持续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外界思想文化、道德取向、价值心理等对乡村记忆场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因此，在Y县50个行政村中，道德、心理等非物态化风险因素产生的影响一般。
2风险事件方面：自然灾害等物态化风险事件形势严峻，道德心理等非物态化风险事件不容乐观，尤其是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非物态化风险事件日益凸显。
一方面， 自然灾害等物态化风险事件频发。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Y县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境内三座蓄水型水电站对地质的影响，容易导致洪涝灾害。参见：李顺礼，等.怀化沅陵众志成城战洪灾，干群合力建家园[EB/OL].（2014-07-14）[2019-11-15].http：//hn.people.com.cn/n/2014/0714/c336521-21655912.html.
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Y县发生的洪涝水灾、风灾、山洪泥石流等风险事件直接对乡村记忆场所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农田、农作物和房屋上的破坏。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2014年，Y县受灾人口高达437673人，为5年里最高，2017年，Y县农作物受灾面积高达25604.9公顷，为5年里最高。截至2018年上半年，Y县农作物受灾面积高达2039.2公顷，绝收面积30公顷，倒塌房屋92间，严重损坏房屋41间，一般损坏房屋168间，因灾死亡4人，紧急转移854人，紧急生活救助2419人。
根据项目组做的调查发现，自然灾害对Y县人民的危害非常严重。较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Y县境内L乡、W镇、B镇相继发生特大山体滑坡和洪涝灾害。1995年6月21日，L乡发生山体滑坡，死亡10人，重伤29人，塌没房屋20多栋。1996年至2007年的11年间，W镇共有14次被淹遭灾，500多栋房屋、800多亩耕地反复被淹。2004年6月24日，B镇发生5处山体滑坡，造成3人死亡，6人下落不明。2018年6月30日，Y县E乡W村一非地质灾害点发生突发性山体滑坡，造成7栋民房倒塌、12人被困。 据统计，2013年至2017年，自然灾害等风险事件对Y县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农业损失也较为严重。如表3所示：
仅2018年上半年，自然灾害对Y县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829万元，证实自然灾害对Y县物态化乡村记忆场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非常大。具体到Y县50个样本村，调查数据表明：自然地质灾害等物态化风险事件对10个县城周边行政村、10个交通便利行政村影响较大，对10个库区行政村、10个边远行政村、10个少数民族聚集村影响极大。此外，根据项目组收集的Y县50个样本村历年数据发现，由于农业种植尤其是水稻作物过度依赖农药、化肥，Y县乡村生产场所污染较为严重。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一种趋势，但少数高污染企业从监管较严的城市走向监管薄弱的乡村，在10个库区行政村、10个边远行政村、10个少数民族聚集村影响较大，工厂工业废水和废弃物排放不符合环保标准，乱排乱放时有发生。诸此等等，成为危及Y县乡村记忆场所的另类风险事件。
另一方面，道德心理等风险事件不容乐观。以抽样选取的Y县50个行政村230户人家460位乡民为对象。横向来看，以乡村农民群体、社会治理群体和乡村中小企业及创业者、乡贤、乡村教师、乡村离退休人士等中间群体为参照对象，农民群体占82%，治理群体占5%，中间势力占13%。调查结果如表4所示：
纵向来看，以不同年龄阶段的乡民为参照对象，被调查对象中，年龄15岁以下占3.5%，15—24岁占5%，45—64岁占80%，65岁以上占11.5%。其中，男性占55%，女性占45%，汉族占75%，少数民族占25%，小学占35%，初中占55%，高中或中专占10%。调查结果如表5所示：
如表4、表5所示，Y县乡村不同群体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认知存在一定差异，其表象体现在了解、不了解等具体方面，其内在规定体现在关心自家场所、互不干涉和加强保护等层面。综合横向和纵向分析结果可以得出，Y县有88.5%的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的认知还十分模糊，但对自家场所感知较强，对非自家场所整体性感知不足。由村干部、党员乡民等组成的社会治理群体的感知较强，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认知会随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尤其是65岁以上的乡民，有加强保护乡村记忆场所的主观愿望，这直接反映了Y县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认知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态度。而在具体行为中，Y县乡民形成了了解与不了解、保护与不保护之间的对抗，诱发了一些不诚实、不正直和不良企图的非道德意识、思想和心理，导致乡民行为失范，发生非道德行为，促使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发生，如“私家场所”备受重视，但“公地悲剧”时而上演。具体体现在，一方面，乡民过度保护自身场所而忽略甚至侵占他人利益的极端自私选择和行为，另一方面，乡民忽视乡村整体或集体利益，以权利持有人身份，甚至借助国家政策保护等，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给乡村集体利益造成损害，再一方面，作为关键少数的社会治理群体对乡村记忆场所的思想认知不足，加之具有保护意识的年长群体体弱多病等，致使乡村记忆场所游离于村级议事范围之外，造成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过度消费，如过度砍伐森林、过度捕捞等。还有危害公共空间风险事件发生，如毁坏山林田地，随意焚烧农作物、废弃物等，污染乡村河流和空气。
乡民是参与保护乡村记忆场所的主体，由于其或消极或过于乐观的心态对待和处理乡村记忆场所，极易造成估计不足、心存侥幸、疏忽大意的群体性心理风险。在Y县，最突出的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就是乡村火灾事故的发生。调查发现，Y县地处湘西北大山区，地域广，乡民修建木制房屋占比多，Y县30户以上集中连片大屋场有56个，其中上百户的村寨有2个。农村消防设施建设非常落后，近五年，Y县火灾事故较为严重，其农村火灾发生率占Y县总火灾发生率的62%。2014年12月19日，Y县S村W组发生一起火灾，造成9户28人受灾。2016年3月10日，Y县S村X组发生火灾，烧毁房屋39栋，过火建筑面积约3600平方米，受灾群众55户，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2016年9月3日，Y县Z村Y组发生大火，百年村庄毁于一旦，由于村子偏僻贫穷，所有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家中只有年迈的老人与小孩，在大火来临时，老人与小孩没有救出一件家当物品。2017年3月15日，Y县Z村W组发生一起火灾，共计烧毁房屋6栋。2016年3月17日中午，Y县N村L组发生森林火灾。究其原因，无不与乡民不重视、不落实安全责任有关。不可否认，火灾等风险事件的发生，还与乡村记忆场所保护制度设计不到位、不完整等相关。
再一方面，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风险事件日益凸显。毋庸讳言，乡村记忆场所根植于乡村场域环境中，也存在于社会发展时空背景下，因而乡村记忆场所具有显著的“内生性”和“外影性”。“内生性”是指乡村记忆场所处于乡村自然环境和社会情景中，乡民在物质和精神生产实践中会形成固化下来的生产方式、交往途径和风俗习惯，因长期坚持而发展为传统。“外影性”是指乡村记忆场所并非“超然物外”的“孤芳自赏”，而是受到外界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表现最为突出，如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进一步强化了现代化外界社会对乡村记忆场所的影响。加之移动互联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城乡普及，乡村社会有了网络空间新载体，对乡民以及乡村记忆场所產生了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内生的传统与现代的外界影响交织于乡村社会，直接产生了观念性对抗风险事件。
在Y县50个行政村230户人家460位乡民中，在家乡民占7.2%，主要以幼老为主，外出务工人员高达92.8%，主要涵盖了15—60岁的乡民。抽样调查发现，在家乡民中，老年人固守传统，幼儿、学生等自身观念正在塑造形成中，但也受年长者尤其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观念影响。此外，网络环境对初中和高中学生影响较大。外出务工群体中，15—45岁的乡民受外界影响较大，尤其是15—35岁之间的年轻人，思想活跃，现代观念意识强，既受到大城市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受到移动互联网络的影响，而45—60岁的在外务工乡民，其观念介于年轻人和在家的年长乡民之间。 Y县乡民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的表征主要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乡民对改变乡村记忆场所尤其是交通状况、居住场所和生产生活场所和方式的愿望强烈，而停留在传统观念中的乡民，固守现状表现突出。以Y县50个行政村乡民居住场所为考察点，调查发现，21—45岁乡民新建房屋100%为砖房，且房屋结构具有明显城市房屋构造特点，46—64岁乡民不反对新建砖房，但保留原木制房屋，65岁以上乡民固守木质结构房屋，保持原有生活习俗。其差异性如表6所示：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1—45岁与65岁以上的乡民之间存在居住场所的现代和传统的观念和行为对抗，其容易诱发的风险事件是，两个年龄段的乡民经常发生一些口角矛盾，导致年轻人不关心老年人，老年人独处、孤独寂寞，得不到照顾和赡养，乡村养老问题突出。此外，介于其间的46—64岁乡民，由于选择性尴尬，出现对上即父辈和对下即儿孙辈较为突出的婆媳矛盾。在Y县50个行政村中，出现了传统木制房屋与新建砖房的传统与现代居住场所对抗。截至2018年，Y县50个行政村230户人家中，有54%的新建砖房，有46%的木制房屋。随着年长者逐渐逝去，加之年久失修等，Y县50个行政村旧有木制房屋被拆除和自然垮塌的越来越多，乡民居住场所变迁加速，乡村集体记忆发生转换，由于没有进行科学管理与保护，导致乡民群体情感缺失等风险事件的发生。
此外，乡民的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对抗，也造成非物态化乡村记忆场所如“乡土符号、语言、生活习俗、掌故、故事、纪念性仪式与活动、文化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受到影响和冲击，值得高度关注和重视。
三 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实质响应和
管理部分失效 从以上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学理和实证分析发现，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已对乡村记忆场所产生了危害，甚至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作为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管理者的政府部门的管理不到位是重要因素。政府部门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建立有效应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发生后能进行实质性响应和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再一方面，做好保护乡村记忆场所的长期规划和维护管理。
值得关注的是，从近年来Y縣发布的各类文件以及实质性实施风险管理的政府行为可以发现，Y县在应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过程中，重视物态化风险因素和涉及自然灾害、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方面的风险事件。如Y县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出台了《突发性气象灾害预警应急预案手册》《雪灾后农业救灾补损技术措施》《关于应对极端恶劣天气做好防范各类灾害事故的通告》《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Y县政府部门加强了应急知识宣传，发布了常用应急电话，政府部门网站发布了关于“紧急呼救、家用电气水事故、火灾、中毒、传染性疾病、动物疫情、非法侵害、公共场所突发险情、气象和洪水灾害、地质与地震灾害、特殊伤害、交通事故、急救常识”等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Y县应急管理办公室加强了对灾害事故的评估、研判，如2016年发布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评估报告》，2017年分析了突发事件趋势并提出了主要对策。但是，乡镇一级、农村基层是Y县管理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薄弱环节。
究其原因主要是： 其一，Y县政府部门管理者对乡村记忆场所认知模糊、不够深入，乡镇和村级基层社会治理群体整体素质不高。尤其是乡村精英缺失，导致乡村治理水平较低参见：张芳山，等.“后乡村精英”时代乡村治理的潜在风险与对策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2（11）：101-107.，对所存风险分析不全面，只看到自然灾害对乡村记忆场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而忽略了道德、心理以及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风险事件，这类风险事件直接反映了乡民不道德、不健康观念的存在。其二，Y县政府部门管理者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的响应还停留在开展防汛暨地质灾害等应急演练活动、生产自救、实施灾后补损等“治标不治本”的原初状态，忽视对农村社会自身的分析必将难以把握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实践参见：杨安华.连片特困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2）：89-94.。其三，与乡民的“弱参与”紧密相关。乡民过于关心和保护自身利益，造成乡村不道德、不健康的风险事件发生，而对于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事情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纵容之心态。其四，在现阶段，乡村记忆场所风险管理还欠缺系统完整的管理体系做支撑，应急管理机制不健全，存在物态化和非物态化风险因素及事件的交叉性盲点和管理空白，导致政府部门管理者在某些领域作为，在某些领域不作为，如对物态化风险因素中的自然灾害等研判较多应对及时，但对非物态化风险因素尤其是道德、心理以及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风险事件应对处置较少，对条件较好的乡镇重视程度高、对边远山村等不够重视。
四 乡村记忆场所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建构
如上所述，乡村记忆场所存在物态化和非物态化“双重”风险因素，也有自然和人为“两类”风险事件。Y县应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部分失效的实证研究结论警示我们，必须建立健全乡村记忆场所风险管理长效机制，有效控制、防范和规避风险。
一是要做好风险识别。在认知上应厘清乡村记忆场所物态化和非物态化风险因素及事件，在现实中能有效预测、研判乡村记忆场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及事件，并做好风险事件发生的数据收集、整理，深入研究导致风险事件发生的潜藏风险因素，对最直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风险事件，应改变自然灾害监测预警能力低、难以对灾害进行有效的监测和预警现状参见：刘杰.乡村社会“空心化”：成因、特质及社会风险[J].人口学刊，2014（3）：85-94.，掌握其发生、发展规律，进行统计信息分析，作出季节性自然灾害常规预测。二是要做好风险处置。建立乡镇、村级基层一线风险事件处置机构，根据风险事件类型、频度、强度和影响度，第一时间作出有效应对。做好日常物资储备和救灾准备，及时开展抗灾救险，安置受灾乡民，做好恢复生产生活的各项准备，对于潜在或显现的道德、心理和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风险事件及其结果，应予以重点关注，揭示其表现形态、影响层级和对抗特点，建立乡村基层“心理疏导站”和“矛盾纠纷化解办”，加强乡民心理健康和乡村安全教育，调解乡民关系，及时解决矛盾纠纷，协调相关责任主体的利益关系，将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和风险结果减小到最低损失限度和伤害程度。此外，应加强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叠加形成的直接或潜在风险事件、风险结果的总结评估，不断积累风险处置经验。三是要做好风险转移。充分利用现代保险制度，采取政府主保和乡民自投的方式，将乡村重点物态化和非物态化记忆场所，如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自然和人文景观、乡村特色产品、乡村木制居所等纳入社会保险范围，将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造成的风险结果转移，增强乡村记忆场所抵抗风险能力，以此实现乡村记忆场所风险规避。四是要做好风险自留。针对道德心理以及传统与现代对抗的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通过发挥社会治理以及中间群体的积极作用，让乡民非理性或理性地主动承担风险，改变失德失范的心理意识、传统观念和错误行为，消减误会。通过建立和实施村规民约等，重视对乡土符号、语言、生活习俗、掌故、故事、纪念性仪式与活动等加强保护，以乡村内部乡民自我管理、约束、调适和完善来弥补损失和伤害。 五 创造性推进乡村记忆场所保护性开发
有效应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不仅要对其进行风险管理，而且还要有序推进乡村记忆场所保护性开发，重点应在七个方面着力。一是加强对乡村记忆场所的保护。充分利用现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以及规划、环保、国土资源等多方面的法规，包括传统村落、特色村寨的保护性条例，结合乡村记忆场所具体样态，制定出完整全面的乡村记忆场所保护条例，使乡村记忆场所保护有章可循、有制可行、有法可依。二是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进乡村记忆场所的活化创新，运用现代数字和影像技术、移动互联网络技术等，与市场接轨，开发一系列与乡村记忆场所相关的历史文化掌故、文化文艺精品等，如地方戏剧、歌舞、民族技艺等，通过乡村故事论坛，电影、电视剧、广播电台等视听节目、数字化产品展示乡村记忆场所，建立乡村记忆场所的“O2O”线上线下学习、认知和体验新渠道，实现虚拟与实体有机结合，建构网络化活化创新乡村记忆场所的重要阵地。此外，通过主题策划与艺术展示等策略，再现乡村记忆场所，如每年在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等重要节假日，利用博物馆、民间纪念馆、群众性仪式活动等，通过情景化场景模拟、集中展示乡村记忆场所。以此为基础，释放乡村记忆场所作为“情感基因库”和“文化活化石”的正相关效应，切实发挥乡村记忆场所在凝朔乡村集体记忆、凝聚乡村群体情感、化解矛盾纠纷、培育文明乡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三是加强乡镇、村级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主体功能生态区规划，划定生态红线，实施好河长制，落实好村规民约，严肃查处破坏生态环境、乱排乱放、污染生态环境等违法乱纪行为，保护好绿水青山。四是以乡村农地确权为基础，推进乡民宅基地等改革，科学划分乡村记忆场所的个人和集体属性，坚决遏制政府部门侵害乡民合法权益的行为，维护乡民合法产权，盘活其用益物权。五是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增强和扶持乡村社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自治能力郑红娥，等.对乡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及存在问题的反思——以禽流感的风险应对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0（4）：113-120.，降低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和结果的发生概率，扭转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应对失效局面，从制度建设、科学管理、有序引导等方面，预防和规避乡村记忆场所存在的制度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和政治风险。六是进一步加强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尤其在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科技研发、财政金融、水电安全、保险服务、法律援助等方面，大力提高乡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和水平。最后，进一步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提高乡镇及村干部的整体素质，增强其处置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乡村干部待遇，确保全身心投入乡村管理事务中，吸引更多的优秀村民参与村干部竞选，选派能沉下心来在乡村干事创业的大学生担任村官。充分發挥乡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不断完善乡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机制，为创造性推进乡村记忆场所保护性开发提供保障。
[关键词]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风险事件，风险管理
[作者简介]张立群：湖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贫困治理。
一 引言
乡村记忆场所有物态化和非物态化两种基本类型，物态化乡村记忆场所主要包括“乡村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生产生活时空和物态遗产等”张立群，等.记忆场所研究：发展动态与趋势[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6）：132.，“物态化场所处于相对静止环境中，主要属于‘自然场景’范畴。虽然生态环境、生产生活空间等变化不大，但物态遗产如居民居住的房子、村庄布局等也存在加速变迁的趋势。”张立群.重视贫困地区乡村记忆场所的保护与开发[EB/OL].（2019-05-03）[2019-11-15].http：//www.cssn.cn/shx/201905/t20190503_4873905.shtml.非物态化乡村记忆场所主要有“乡土符号、语言、生活习俗、情感、掌故、故事、纪念性仪式与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著述，也包括隐秘的社会风俗、婚丧娶嫁，以及融入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特色仪式活动等。”张立群，等.记忆场所研究：发展动态与趋势[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6）：132.“非物态化场所主要属于‘人文塑造’范畴，处于相对流动的发展态势中，尤其是社会风俗、仪式性活动等，在一段时间延传，在一定时期变化，甚至出现消逝的情形。”张立群.重视贫困地区乡村记忆场所的保护与开发[EB/OL].（2019-05-03）[2019-11-15].http：//www.cssn.cn/shx/201905/t20190503_4873905.shtml.本质上，乡村记忆场所及其承载的集体记忆，是人类农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农村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基所在，更是城市文明和文化发生发展的重要来源参见：张立群，等.记忆场所研究：发展动态与趋势[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6）：132-142.。在当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加强对乡村记忆场所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作为“情感基因库”的乡村记忆场所是“乡愁”的重要载体，具有“社会认同、心理安慰与心灵净化”的独特功能参见：杨同卫，等.论城镇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记忆的保护与保存[J].山东社会科学，2014（1）：68-71.，对于激发和凝聚乡民情感、形成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习近平要求乡村实现“五个振兴”[EB/OL].（2018-07-16）[2019-11-15].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716/c1001-30149097.html.，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乡村记忆场所是“文化活化石”，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遗产，是文化资源保护的新趋势参见：保护记忆场所维系精神文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5-26.，具有产业开发、文化振兴、生态保护的重大价值。
值得重视的是，在城镇化及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中国的乡村记忆正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冲击，“不愿记忆、不能记忆、不让记忆”汪芳，等.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研究——对纪录片《记住乡愁》进行内容分析为例[J].地理研究，2015（12）：2368-2380.的风险客观存在。因对记忆场所认识不足，加之缺乏保护方法与技术措施，导致地域文化资源遭受破坏乃至出现地域文化认同危机参见：陆邵明.尽快建立记忆场所保护机制[N].人民日报，2012-04-12（23）.。留住乡村的文化和记忆成为当务之急参见：孙庆忠.文化失忆：乡土中国的现实处境[J].中国乡村发现，2018（2）：39-44.。而自然以及人为因素导致乡村记忆场所消逝的风险愈演愈烈，既不利于乡村情感、集体记忆的生产、消费、凝聚和延传，也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尤其是文化振兴目标的实现。当下，有效认知、预警、防范和规避乡村记忆场所所存在的风险因素及事件，形成保护乡村记忆场所的良好态势，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 影响乡村记忆场所保护的风险因素及事件梳理与评析
（一）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学理分析
1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
当前，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主要体现在：
一是物态化风险因素。物态化风险因素是指乡村记忆的场所化载体存在足以引起风险事件发生或增加损失机会或加重损失程度的因素。一方面，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自然天气等客观因素，对物态化乡村记忆场所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实践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如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者自我发展能力有限、市场发育速度慢等，致使农业生产存在一定风险，再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互联物联网络等形成的公共空间扩张，处于保护名录之外的大量现存的、蕴含着社区情感与集体记忆的历史性场所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长期栖居于此的人们找不到历史记忆与情感依赖参见：陆邵明.拯救记忆场所建构文化认同[N].人民日报，2012-04-12（23）.。
二是非物态化风险因素。非物态化风险因素主要是指乡村记忆场所存在与乡村居民的心理或行为有关的风险因素，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道德风险因素。乡村农民群体、农村社会治理群体以及乡村中小创业者、乡贤、乡村教师、居住在乡村的离退休人士等中间群体的道德品质对乡村记忆场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影响，二是心理风险因素。主要是指参与乡村记忆场所保护的主体乡民承担的非正常心理因素，体现在参与主体乡民或消极或过于乐观的心态指导乡村记忆场所保护，因而产生保护性风险。三是制度风险因素。由于缺乏制度设计和条件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广大乡村地区，制度性风险（如制度转轨风险） 极为显著参见：张永理，徐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区风险变化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6）：64-69.。四是观念性风险因素。主要指乡民因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对抗产生的对乡村记忆场所的影响。 乡村记忆场所存在的这两类风险因素，是危及乡村记忆场所的不利因素。客观上，物态化风险因素为非物态化风险因素的发生提供了可能，而非物态化风险因素又与物态化风险因素紧密相连。可以这样认为，物态化风险因素是一种基础性风险，具有不可逆转性，因而发生时破坏性强，持续时间长，涵盖的范围广，既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非物态化风险因素是一种人为风险，具有可控性和逆转的可能性。
2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
所谓风险事件，狭义上是指，在风险因素具备的条件下，造成人的生命、财产损害的事件，广义上理解，风险事件存在自然和人为两种类型，不仅对人产生灾难性影响，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也产生灾害性破坏。推而论之，风险事件是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意味着风险因素已成为风险事件，风险的可能性转化成了现实，形成了风险结果。
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主要有物态化风险事件和非物态化风险事件两类。物态化风险事件具体是指洪涝灾害、干旱、雪灾和强对流天气等气候灾害，山体位移、滑坡等地质灾害，农业种植业过度依赖农药、化肥，导致土壤、空气和水域污染，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出现消逝等风险事件，加之极易遭受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等多重风险，乡民因灾致贫和因灾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参见：张伟，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精准扶贫效应与扶贫机制设计[J].保险研究，2017（11）：18-32.。
非物态化风險事件主要包括：一是道德性风险事件。主要体现在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存在保护与不保护的对抗，尤其是不保护的行为，致使一些不诚实、不正直的现象直接影响乡村记忆场所，二是心理性风险事件。主要是指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认识不足，存在侥幸心理，从而形成疏忽大意等风险事件，三是制度性风险事件。主要是指乡村记忆场所存在保护的政策空白。四是观念性风险事件。如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风险事件等。
（二）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实证分析
为深入探讨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本文特选取武陵山片区核心县Y县为考察对象。Y县地处武陵山东南麓与雪峰山东北尾端交汇处，总面积5850.21平方公里，是省内面积最大的县，占省域总面积的2.86%。山地面积大，分布广，海拔高度多在300米以上，相对高度大于200米，山面坡度一般在25度以上，多以中低山为主，山体脊谷相错，起伏悬殊，占全县总面积的72.75%。现辖21个乡镇，369个村，34个社区，共67万人。Y县集老、少、边、穷、库于一体，是革命老区县、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边远山区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库区移民大县，市场发育程度低、乡民思想传统保守、贫困程度深、乡村记忆场所样态丰富。
本文选取Y县的50个行政村为样本，其中：10个为县城周边行政村，10个为交通便利行政村，10个为库区行政村，10个为边远行政村，10个为少数民族聚集村。通过收集历史数据和资料、走访、集中座谈和针对性约谈、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进行实证调查，收集Y县50个样本村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再进行深度梳理、深入分析和研究，其结果如下：
1风险因素方面：物态化风险因素影响较大
为清晰反映样本村物态化和非物态化风险因素对乡村记忆场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其影响层级划分为较小、一般、较大和极大四个，层级越高说明影响越大、破坏力也越强，形成的风险因素结果也越明显。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样本村物态化风险因素体现在地理位置、区位条件、自然天气等方面，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者自我发展能力有限、市场发育程度慢等物质生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非物态化风险因素主要有道德、心理和制度因素，此外，还有传统文化因素。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地质灾害、自然天气以及农业生产力水平、劳动者自我发展能力等物态化风险因素对乡村记忆场所产生的影响大。具体到抽样调查的Y县50个行政村中，其物态化风险因素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自然天气、地质灾害、农业生产力水平、劳动者自我发展能力等物态化风险因素对10个县城周边行政村、10个交通便利行政村影响较小，而对10个库区行政村、10个边远行政村、10个少数民族聚集村影响较大。非物态化风险因素在50个行政村总体影响都不大，尤其是传统文化因素，对乡村记忆场所影响较小，其具有的保守性及可持续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外界思想文化、道德取向、价值心理等对乡村记忆场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因此，在Y县50个行政村中，道德、心理等非物态化风险因素产生的影响一般。
2风险事件方面：自然灾害等物态化风险事件形势严峻，道德心理等非物态化风险事件不容乐观，尤其是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非物态化风险事件日益凸显。
一方面， 自然灾害等物态化风险事件频发。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Y县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境内三座蓄水型水电站对地质的影响，容易导致洪涝灾害。参见：李顺礼，等.怀化沅陵众志成城战洪灾，干群合力建家园[EB/OL].（2014-07-14）[2019-11-15].http：//hn.people.com.cn/n/2014/0714/c336521-21655912.html.
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Y县发生的洪涝水灾、风灾、山洪泥石流等风险事件直接对乡村记忆场所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农田、农作物和房屋上的破坏。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2014年，Y县受灾人口高达437673人，为5年里最高，2017年，Y县农作物受灾面积高达25604.9公顷，为5年里最高。截至2018年上半年，Y县农作物受灾面积高达2039.2公顷，绝收面积30公顷，倒塌房屋92间，严重损坏房屋41间，一般损坏房屋168间，因灾死亡4人，紧急转移854人，紧急生活救助2419人。
根据项目组做的调查发现，自然灾害对Y县人民的危害非常严重。较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Y县境内L乡、W镇、B镇相继发生特大山体滑坡和洪涝灾害。1995年6月21日，L乡发生山体滑坡，死亡10人，重伤29人，塌没房屋20多栋。1996年至2007年的11年间，W镇共有14次被淹遭灾，500多栋房屋、800多亩耕地反复被淹。2004年6月24日，B镇发生5处山体滑坡，造成3人死亡，6人下落不明。2018年6月30日，Y县E乡W村一非地质灾害点发生突发性山体滑坡，造成7栋民房倒塌、12人被困。 据统计，2013年至2017年，自然灾害等风险事件对Y县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农业损失也较为严重。如表3所示：
仅2018年上半年，自然灾害对Y县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829万元，证实自然灾害对Y县物态化乡村记忆场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非常大。具体到Y县50个样本村，调查数据表明：自然地质灾害等物态化风险事件对10个县城周边行政村、10个交通便利行政村影响较大，对10个库区行政村、10个边远行政村、10个少数民族聚集村影响极大。此外，根据项目组收集的Y县50个样本村历年数据发现，由于农业种植尤其是水稻作物过度依赖农药、化肥，Y县乡村生产场所污染较为严重。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一种趋势，但少数高污染企业从监管较严的城市走向监管薄弱的乡村，在10个库区行政村、10个边远行政村、10个少数民族聚集村影响较大，工厂工业废水和废弃物排放不符合环保标准，乱排乱放时有发生。诸此等等，成为危及Y县乡村记忆场所的另类风险事件。
另一方面，道德心理等风险事件不容乐观。以抽样选取的Y县50个行政村230户人家460位乡民为对象。横向来看，以乡村农民群体、社会治理群体和乡村中小企业及创业者、乡贤、乡村教师、乡村离退休人士等中间群体为参照对象，农民群体占82%，治理群体占5%，中间势力占13%。调查结果如表4所示：
纵向来看，以不同年龄阶段的乡民为参照对象，被调查对象中，年龄15岁以下占3.5%，15—24岁占5%，45—64岁占80%，65岁以上占11.5%。其中，男性占55%，女性占45%，汉族占75%，少数民族占25%，小学占35%，初中占55%，高中或中专占10%。调查结果如表5所示：
如表4、表5所示，Y县乡村不同群体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认知存在一定差异，其表象体现在了解、不了解等具体方面，其内在规定体现在关心自家场所、互不干涉和加强保护等层面。综合横向和纵向分析结果可以得出，Y县有88.5%的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的认知还十分模糊，但对自家场所感知较强，对非自家场所整体性感知不足。由村干部、党员乡民等组成的社会治理群体的感知较强，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认知会随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尤其是65岁以上的乡民，有加强保护乡村记忆场所的主观愿望，这直接反映了Y县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认知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态度。而在具体行为中，Y县乡民形成了了解与不了解、保护与不保护之间的对抗，诱发了一些不诚实、不正直和不良企图的非道德意识、思想和心理，导致乡民行为失范，发生非道德行为，促使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发生，如“私家场所”备受重视，但“公地悲剧”时而上演。具体体现在，一方面，乡民过度保护自身场所而忽略甚至侵占他人利益的极端自私选择和行为，另一方面，乡民忽视乡村整体或集体利益，以权利持有人身份，甚至借助国家政策保护等，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给乡村集体利益造成损害，再一方面，作为关键少数的社会治理群体对乡村记忆场所的思想认知不足，加之具有保护意识的年长群体体弱多病等，致使乡村记忆场所游离于村级议事范围之外，造成乡民对乡村记忆场所过度消费，如过度砍伐森林、过度捕捞等。还有危害公共空间风险事件发生，如毁坏山林田地，随意焚烧农作物、废弃物等，污染乡村河流和空气。
乡民是参与保护乡村记忆场所的主体，由于其或消极或过于乐观的心态对待和处理乡村记忆场所，极易造成估计不足、心存侥幸、疏忽大意的群体性心理风险。在Y县，最突出的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就是乡村火灾事故的发生。调查发现，Y县地处湘西北大山区，地域广，乡民修建木制房屋占比多，Y县30户以上集中连片大屋场有56个，其中上百户的村寨有2个。农村消防设施建设非常落后，近五年，Y县火灾事故较为严重，其农村火灾发生率占Y县总火灾发生率的62%。2014年12月19日，Y县S村W组发生一起火灾，造成9户28人受灾。2016年3月10日，Y县S村X组发生火灾，烧毁房屋39栋，过火建筑面积约3600平方米，受灾群众55户，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2016年9月3日，Y县Z村Y组发生大火，百年村庄毁于一旦，由于村子偏僻贫穷，所有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家中只有年迈的老人与小孩，在大火来临时，老人与小孩没有救出一件家当物品。2017年3月15日，Y县Z村W组发生一起火灾，共计烧毁房屋6栋。2016年3月17日中午，Y县N村L组发生森林火灾。究其原因，无不与乡民不重视、不落实安全责任有关。不可否认，火灾等风险事件的发生，还与乡村记忆场所保护制度设计不到位、不完整等相关。
再一方面，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风险事件日益凸显。毋庸讳言，乡村记忆场所根植于乡村场域环境中，也存在于社会发展时空背景下，因而乡村记忆场所具有显著的“内生性”和“外影性”。“内生性”是指乡村记忆场所处于乡村自然环境和社会情景中，乡民在物质和精神生产实践中会形成固化下来的生产方式、交往途径和风俗习惯，因长期坚持而发展为传统。“外影性”是指乡村记忆场所并非“超然物外”的“孤芳自赏”，而是受到外界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表现最为突出，如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进一步强化了现代化外界社会对乡村记忆场所的影响。加之移动互联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城乡普及，乡村社会有了网络空间新载体，对乡民以及乡村记忆场所產生了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内生的传统与现代的外界影响交织于乡村社会，直接产生了观念性对抗风险事件。
在Y县50个行政村230户人家460位乡民中，在家乡民占7.2%，主要以幼老为主，外出务工人员高达92.8%，主要涵盖了15—60岁的乡民。抽样调查发现，在家乡民中，老年人固守传统，幼儿、学生等自身观念正在塑造形成中，但也受年长者尤其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观念影响。此外，网络环境对初中和高中学生影响较大。外出务工群体中，15—45岁的乡民受外界影响较大，尤其是15—35岁之间的年轻人，思想活跃，现代观念意识强，既受到大城市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受到移动互联网络的影响，而45—60岁的在外务工乡民，其观念介于年轻人和在家的年长乡民之间。 Y县乡民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的表征主要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乡民对改变乡村记忆场所尤其是交通状况、居住场所和生产生活场所和方式的愿望强烈，而停留在传统观念中的乡民，固守现状表现突出。以Y县50个行政村乡民居住场所为考察点，调查发现，21—45岁乡民新建房屋100%为砖房，且房屋结构具有明显城市房屋构造特点，46—64岁乡民不反对新建砖房，但保留原木制房屋，65岁以上乡民固守木质结构房屋，保持原有生活习俗。其差异性如表6所示：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1—45岁与65岁以上的乡民之间存在居住场所的现代和传统的观念和行为对抗，其容易诱发的风险事件是，两个年龄段的乡民经常发生一些口角矛盾，导致年轻人不关心老年人，老年人独处、孤独寂寞，得不到照顾和赡养，乡村养老问题突出。此外，介于其间的46—64岁乡民，由于选择性尴尬，出现对上即父辈和对下即儿孙辈较为突出的婆媳矛盾。在Y县50个行政村中，出现了传统木制房屋与新建砖房的传统与现代居住场所对抗。截至2018年，Y县50个行政村230户人家中，有54%的新建砖房，有46%的木制房屋。随着年长者逐渐逝去，加之年久失修等，Y县50个行政村旧有木制房屋被拆除和自然垮塌的越来越多，乡民居住场所变迁加速，乡村集体记忆发生转换，由于没有进行科学管理与保护，导致乡民群体情感缺失等风险事件的发生。
此外，乡民的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对抗，也造成非物态化乡村记忆场所如“乡土符号、语言、生活习俗、掌故、故事、纪念性仪式与活动、文化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受到影响和冲击，值得高度关注和重视。
三 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实质响应和
管理部分失效 从以上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学理和实证分析发现，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已对乡村记忆场所产生了危害，甚至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作为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管理者的政府部门的管理不到位是重要因素。政府部门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建立有效应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发生后能进行实质性响应和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再一方面，做好保护乡村记忆场所的长期规划和维护管理。
值得关注的是，从近年来Y縣发布的各类文件以及实质性实施风险管理的政府行为可以发现，Y县在应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过程中，重视物态化风险因素和涉及自然灾害、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方面的风险事件。如Y县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出台了《突发性气象灾害预警应急预案手册》《雪灾后农业救灾补损技术措施》《关于应对极端恶劣天气做好防范各类灾害事故的通告》《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Y县政府部门加强了应急知识宣传，发布了常用应急电话，政府部门网站发布了关于“紧急呼救、家用电气水事故、火灾、中毒、传染性疾病、动物疫情、非法侵害、公共场所突发险情、气象和洪水灾害、地质与地震灾害、特殊伤害、交通事故、急救常识”等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Y县应急管理办公室加强了对灾害事故的评估、研判，如2016年发布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评估报告》，2017年分析了突发事件趋势并提出了主要对策。但是，乡镇一级、农村基层是Y县管理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的薄弱环节。
究其原因主要是： 其一，Y县政府部门管理者对乡村记忆场所认知模糊、不够深入，乡镇和村级基层社会治理群体整体素质不高。尤其是乡村精英缺失，导致乡村治理水平较低参见：张芳山，等.“后乡村精英”时代乡村治理的潜在风险与对策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2（11）：101-107.，对所存风险分析不全面，只看到自然灾害对乡村记忆场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而忽略了道德、心理以及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风险事件，这类风险事件直接反映了乡民不道德、不健康观念的存在。其二，Y县政府部门管理者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的响应还停留在开展防汛暨地质灾害等应急演练活动、生产自救、实施灾后补损等“治标不治本”的原初状态，忽视对农村社会自身的分析必将难以把握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实践参见：杨安华.连片特困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2）：89-94.。其三，与乡民的“弱参与”紧密相关。乡民过于关心和保护自身利益，造成乡村不道德、不健康的风险事件发生，而对于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事情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纵容之心态。其四，在现阶段，乡村记忆场所风险管理还欠缺系统完整的管理体系做支撑，应急管理机制不健全，存在物态化和非物态化风险因素及事件的交叉性盲点和管理空白，导致政府部门管理者在某些领域作为，在某些领域不作为，如对物态化风险因素中的自然灾害等研判较多应对及时，但对非物态化风险因素尤其是道德、心理以及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风险事件应对处置较少，对条件较好的乡镇重视程度高、对边远山村等不够重视。
四 乡村记忆场所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建构
如上所述，乡村记忆场所存在物态化和非物态化“双重”风险因素，也有自然和人为“两类”风险事件。Y县应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部分失效的实证研究结论警示我们，必须建立健全乡村记忆场所风险管理长效机制，有效控制、防范和规避风险。
一是要做好风险识别。在认知上应厘清乡村记忆场所物态化和非物态化风险因素及事件，在现实中能有效预测、研判乡村记忆场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及事件，并做好风险事件发生的数据收集、整理，深入研究导致风险事件发生的潜藏风险因素，对最直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风险事件，应改变自然灾害监测预警能力低、难以对灾害进行有效的监测和预警现状参见：刘杰.乡村社会“空心化”：成因、特质及社会风险[J].人口学刊，2014（3）：85-94.，掌握其发生、发展规律，进行统计信息分析，作出季节性自然灾害常规预测。二是要做好风险处置。建立乡镇、村级基层一线风险事件处置机构，根据风险事件类型、频度、强度和影响度，第一时间作出有效应对。做好日常物资储备和救灾准备，及时开展抗灾救险，安置受灾乡民，做好恢复生产生活的各项准备，对于潜在或显现的道德、心理和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对抗风险事件及其结果，应予以重点关注，揭示其表现形态、影响层级和对抗特点，建立乡村基层“心理疏导站”和“矛盾纠纷化解办”，加强乡民心理健康和乡村安全教育，调解乡民关系，及时解决矛盾纠纷，协调相关责任主体的利益关系，将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和风险结果减小到最低损失限度和伤害程度。此外，应加强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叠加形成的直接或潜在风险事件、风险结果的总结评估，不断积累风险处置经验。三是要做好风险转移。充分利用现代保险制度，采取政府主保和乡民自投的方式，将乡村重点物态化和非物态化记忆场所，如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自然和人文景观、乡村特色产品、乡村木制居所等纳入社会保险范围，将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造成的风险结果转移，增强乡村记忆场所抵抗风险能力，以此实现乡村记忆场所风险规避。四是要做好风险自留。针对道德心理以及传统与现代对抗的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通过发挥社会治理以及中间群体的积极作用，让乡民非理性或理性地主动承担风险，改变失德失范的心理意识、传统观念和错误行为，消减误会。通过建立和实施村规民约等，重视对乡土符号、语言、生活习俗、掌故、故事、纪念性仪式与活动等加强保护，以乡村内部乡民自我管理、约束、调适和完善来弥补损失和伤害。 五 创造性推进乡村记忆场所保护性开发
有效应对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因素及事件，不仅要对其进行风险管理，而且还要有序推进乡村记忆场所保护性开发，重点应在七个方面着力。一是加强对乡村记忆场所的保护。充分利用现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以及规划、环保、国土资源等多方面的法规，包括传统村落、特色村寨的保护性条例，结合乡村记忆场所具体样态，制定出完整全面的乡村记忆场所保护条例，使乡村记忆场所保护有章可循、有制可行、有法可依。二是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进乡村记忆场所的活化创新，运用现代数字和影像技术、移动互联网络技术等，与市场接轨，开发一系列与乡村记忆场所相关的历史文化掌故、文化文艺精品等，如地方戏剧、歌舞、民族技艺等，通过乡村故事论坛，电影、电视剧、广播电台等视听节目、数字化产品展示乡村记忆场所，建立乡村记忆场所的“O2O”线上线下学习、认知和体验新渠道，实现虚拟与实体有机结合，建构网络化活化创新乡村记忆场所的重要阵地。此外，通过主题策划与艺术展示等策略，再现乡村记忆场所，如每年在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等重要节假日，利用博物馆、民间纪念馆、群众性仪式活动等，通过情景化场景模拟、集中展示乡村记忆场所。以此为基础，释放乡村记忆场所作为“情感基因库”和“文化活化石”的正相关效应，切实发挥乡村记忆场所在凝朔乡村集体记忆、凝聚乡村群体情感、化解矛盾纠纷、培育文明乡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三是加强乡镇、村级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主体功能生态区规划，划定生态红线，实施好河长制，落实好村规民约，严肃查处破坏生态环境、乱排乱放、污染生态环境等违法乱纪行为，保护好绿水青山。四是以乡村农地确权为基础，推进乡民宅基地等改革，科学划分乡村记忆场所的个人和集体属性，坚决遏制政府部门侵害乡民合法权益的行为，维护乡民合法产权，盘活其用益物权。五是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增强和扶持乡村社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自治能力郑红娥，等.对乡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及存在问题的反思——以禽流感的风险应对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0（4）：113-120.，降低乡村记忆场所风险事件和结果的发生概率，扭转乡村记忆场所风险应对失效局面，从制度建设、科学管理、有序引导等方面，预防和规避乡村记忆场所存在的制度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和政治风险。六是进一步加强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尤其在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科技研发、财政金融、水电安全、保险服务、法律援助等方面，大力提高乡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和水平。最后，进一步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提高乡镇及村干部的整体素质，增强其处置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乡村干部待遇，确保全身心投入乡村管理事务中，吸引更多的优秀村民参与村干部竞选，选派能沉下心来在乡村干事创业的大学生担任村官。充分發挥乡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不断完善乡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机制，为创造性推进乡村记忆场所保护性开发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