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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春根先生离开我们18年了。他是韩国出版研究的先驱者,也是我最早结识的韩国同行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1927年7月,安春根先生出生于韩国东部江源道高城郡外金刚面南涯里。按习惯,人们称呼他为南涯安春根先生。他是韩国出版研究的先驱,因为他1958年3月第一个走上汉城新闻学院讲台讲授出版课程,1966年9月起,他又在梨花女子大学讲出版概论。后又应中央大学、明知大学、汉城大学、庆熙大学、高丽大学,中央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等的邀请,教授出版学科;是他在1963年最早在韩国出版了《出版理论》;是他倡导于1969年3月17日成立了韩国出版学会,并于1969年6月5日组织了出版研究会,并以韩国出版学会名义创立总会,开展活动;他于1969年8月创办了《出版学杂志》,先后发行44期,为出版学研究扩大了影响;是他于1984年倡导举办国际出版学术研讨会,首先与日本出版学会联合,于1984年10月31日在韩国汉城举办了首届国际出版学术研讨会,至2010年已举办14届。安先生等倡导的国际出版学术研讨会,在各国同行的共同努力下,使国际出版交流不断走向纵深,推动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
安春根先生不仅担任过韩国出版学会第一任会长和后来的名誉会长,韩国爱书家山岳会会长、国立中央图书馆古书委员以及著名出版机构友社的编辑顾问、友社出版奖学会理事长等文化职务。还创办图书出版广文书馆。他著述良多,涉及广泛,包括出版学、书志学、教育学、访谈、回忆和随笔等,至于散见于报刊上的文字,更是不胜枚举。安先生对出版的影响,从时间上说,不仅发生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就是在今天甚至今后还会不断发酵;从空间上说,早已跨出了国界。
1989年10月,我和戴文葆、宋原放赴东京参加第四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第一次遇见了安春根先生,他对中国人首次参加国际出版学术研讨会,非常高兴,且一再邀请我们2001年到汉城参加下一次会议,他的热情和真诚,令人感动,也使人感受到他对国际出版文化交流的高度重视。就在这一次,他向我们赠送了他的新著《杂志出版论》,而且每一本都亲笔题签。此书后来经戴文葆先生的努力,于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安先生还为中译本写了简短的序言——《中译本出版致中国读者》,他说,“这本书原来用作韩国各大学的教材,意外的是,竞受到了一般业务人员的热心关注。更使我惊喜的是,拙著竟然能在中国翻译出版”,“我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热心希望拙著能对韩中文化交流作出微薄的贡献。安春根1993年1月12日”。可是,人们怎么也没想到,仅仅10天之后,他就与世长辞了!安先生没有看到《杂志出版论》的中译本,这不能不说是安先生和中国有关出版人的莫大遗憾。
安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明确提出:出版是为了“增进大多数国民的幸福,它必须有责任感,正直、公正,以传播真实的内容为使命”。出版是“作为使者向社会宣扬善良,它不能助长邪恶”。他反复强调出版物应该“起着文化发展的推进器的作用”。出版企业切不可凭借出版物“去攫取不当利润”。他还说,一本书或一本杂志的出版都是给大众阅读的,一定要切实地为读者起到增加文化涵养的作用,使他们“完成读书原定的任务”,而且指出一本杂志要做到读者爱看,就“不仅要有趣,而且要有益”。他还一再强调,编辑的重要性,认为编辑的责任“不亚于发行人”,因为每一本书刊都“浸透了编辑的心血”,“决定着他所编辑的书的质量”,他认为一本书刊“能否具有存在的价值,完全取决编辑如何活动,如何创新,如何解答读者的问题,及时对社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安先生这种出版理念和编辑价值观,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成为我们从业人员的信条,是我们做好出版工作,当好一个编辑所不能须臾忘怀的。
安先生离开我们18年了,但他走得并不远,我们应该纪念他,愿他的理念和我们的事业同在。
(作者单位:中国编辑学会)
1927年7月,安春根先生出生于韩国东部江源道高城郡外金刚面南涯里。按习惯,人们称呼他为南涯安春根先生。他是韩国出版研究的先驱,因为他1958年3月第一个走上汉城新闻学院讲台讲授出版课程,1966年9月起,他又在梨花女子大学讲出版概论。后又应中央大学、明知大学、汉城大学、庆熙大学、高丽大学,中央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等的邀请,教授出版学科;是他在1963年最早在韩国出版了《出版理论》;是他倡导于1969年3月17日成立了韩国出版学会,并于1969年6月5日组织了出版研究会,并以韩国出版学会名义创立总会,开展活动;他于1969年8月创办了《出版学杂志》,先后发行44期,为出版学研究扩大了影响;是他于1984年倡导举办国际出版学术研讨会,首先与日本出版学会联合,于1984年10月31日在韩国汉城举办了首届国际出版学术研讨会,至2010年已举办14届。安先生等倡导的国际出版学术研讨会,在各国同行的共同努力下,使国际出版交流不断走向纵深,推动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
安春根先生不仅担任过韩国出版学会第一任会长和后来的名誉会长,韩国爱书家山岳会会长、国立中央图书馆古书委员以及著名出版机构友社的编辑顾问、友社出版奖学会理事长等文化职务。还创办图书出版广文书馆。他著述良多,涉及广泛,包括出版学、书志学、教育学、访谈、回忆和随笔等,至于散见于报刊上的文字,更是不胜枚举。安先生对出版的影响,从时间上说,不仅发生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就是在今天甚至今后还会不断发酵;从空间上说,早已跨出了国界。
1989年10月,我和戴文葆、宋原放赴东京参加第四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第一次遇见了安春根先生,他对中国人首次参加国际出版学术研讨会,非常高兴,且一再邀请我们2001年到汉城参加下一次会议,他的热情和真诚,令人感动,也使人感受到他对国际出版文化交流的高度重视。就在这一次,他向我们赠送了他的新著《杂志出版论》,而且每一本都亲笔题签。此书后来经戴文葆先生的努力,于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安先生还为中译本写了简短的序言——《中译本出版致中国读者》,他说,“这本书原来用作韩国各大学的教材,意外的是,竞受到了一般业务人员的热心关注。更使我惊喜的是,拙著竟然能在中国翻译出版”,“我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热心希望拙著能对韩中文化交流作出微薄的贡献。安春根1993年1月12日”。可是,人们怎么也没想到,仅仅10天之后,他就与世长辞了!安先生没有看到《杂志出版论》的中译本,这不能不说是安先生和中国有关出版人的莫大遗憾。
安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明确提出:出版是为了“增进大多数国民的幸福,它必须有责任感,正直、公正,以传播真实的内容为使命”。出版是“作为使者向社会宣扬善良,它不能助长邪恶”。他反复强调出版物应该“起着文化发展的推进器的作用”。出版企业切不可凭借出版物“去攫取不当利润”。他还说,一本书或一本杂志的出版都是给大众阅读的,一定要切实地为读者起到增加文化涵养的作用,使他们“完成读书原定的任务”,而且指出一本杂志要做到读者爱看,就“不仅要有趣,而且要有益”。他还一再强调,编辑的重要性,认为编辑的责任“不亚于发行人”,因为每一本书刊都“浸透了编辑的心血”,“决定着他所编辑的书的质量”,他认为一本书刊“能否具有存在的价值,完全取决编辑如何活动,如何创新,如何解答读者的问题,及时对社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安先生这种出版理念和编辑价值观,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成为我们从业人员的信条,是我们做好出版工作,当好一个编辑所不能须臾忘怀的。
安先生离开我们18年了,但他走得并不远,我们应该纪念他,愿他的理念和我们的事业同在。
(作者单位:中国编辑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