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西方对大流行病反应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90年和1914年的大流行，通过改善交通运输网络导致了大流行病的全球传播，也吸引了以投机、耸人听闻和不信任为特征的新兴大众媒体的广泛报道。本文追踪了这些大流行病的连续性，并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极权民粹主义话语中探索了它们的再次泛滥。尽管控制虚假信息仍然至关重要，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由对自然世界的掠夺推动的，这种关系是由经济进步话语的媒体文化而合法化
【基金项目】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流学科项目经费支持；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方对大流行病反应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90年和1914年的大流行，通过改善交通运输网络导致了大流行病的全球传播，也吸引了以投机、耸人听闻和不信任为特征的新兴大众媒体的广泛报道。本文追踪了这些大流行病的连续性，并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极权民粹主义话语中探索了它们的再次泛滥。尽管控制虚假信息仍然至关重要，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由对自然世界的掠夺推动的，这种关系是由经济进步话语的媒体文化而合法化的。预防未来的传染病需要全面的公共干预来遏制过度的商业化，以共同的公民身份重新定位公共文化，并确保对自然的长期保护。
其他文献
鲍德里亚的“拟像论”以超越工具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媒介视角刻画了作为“拟像空间”的媒介化世界图景，彰显了拟像世界建构秩序背后的媒介本体性意涵。“拟像论”中所蕴含的媒介本体视角构成了对“拟像”历史释义的再书写和对“后现代”概念的再诠释。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拟像”空间生产实践背景下，重拾媒介本体框架，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媒介在“拟像空间”生产中的角色，更深入地剖析数字化的“拟像世界”及其运行逻辑。
图像中的国家形象研究呼唤一种交流的视野，如此才能克服其中的乌托邦化和意识形态化问题。图像通常是通过“视觉”获得其表意的“形式”而实现交流的，其核心作用机制即为视觉框架。图像中国家形象的视觉框架分析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在图像生产的主体互动维度，探讨视觉层次、图像破坏以及形象改造等国家形象争夺的问题；其次，在文本表征的视觉语法维度，探讨价值表征、权力建构以及态度表达等视觉结构问题；再次，在图像
语文教科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同一个题目下,由若干文本构成一个大单元,这样就可以将所学的知识进行分类和整理,这样可以更好地将所学的知识进行整合,从而使教师能够更好地整合资源,实现全面的语文素养培养。因此,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必须不断地进行学习,并将其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
德育是幼儿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幼儿园教学管理的重点内容。然而目前幼儿教师对于幼儿德育缺乏应有的重视，德育目标仅定位在传统道德风俗上，德育内容脱离幼儿生活实际，德育方式僵化单一。因而，教师应该在重视幼儿德育的基础上，探索有效的德育路径。本文主要研讨以故事为载体如何进行幼儿德育培养。
职业院校产业学院由多元主体构成，是为区域产业发展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载体。产业学院的组建应当遵循产业逻辑和教育逻辑，在组建时应避免将产业学院变通为职业院校二级学院或企业学院，也要避免教育规律屈从企业利益或者以企业文化代替学校文化。不断优化产业学院组建，需要将产业学院建立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现代化专业群已经建成和高水平政校行企合作的基础上，需要强化组织、资源、机制等全方位的保障，实现政校行企多
互联网改变了传播过程中公众的社会权力认知，对社会权力运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探索网络语境下用户对社会权力分配差异接受程度的影响机理，本文构建了网络语境话语离散、信息对称和话语形态泛化对社会权力距离的影响路径模型，并进行探索。研究发现，网络语境中，话语离散、信息对称及话语形态泛化分别通过自我效能及等级取向的中介作用，对社会权力距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且话语离散对社会权力距离的影响效应最大，信息对称次之
本文对33名离职媒体人进行深度访谈以分析其职业转型话语，并结合新技术条件下新闻业的职业生态、组织环境和从业者的劳动特征加以整合分析。研究发现，离职媒体人在职业生态困境与离职转型间建立连接，建构起“危机—转型”话语。管辖权冲突与媒体转型的艰难实践构成了媒体人劳动的职业生态困境。离职媒体人的转型话语包含了对媒体组织绩效制度及劳动过程中“赶工游戏”的反思，也体现在对新闻从业者劳动资本特征的阐释层面，尽管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将虚假信息的生产自动化，也能用于检测和甄别虚假信息。本文旨在探讨“用技术手段来解决技术隐患的快速方案是否有效以及如何使之有效”的问题。基于真实信息以及搜寻是有成本的这一前提，本文从信息搜寻的视角出发，解释人工智能在生产和核查虚假信息方面对用户信息搜寻成本以及搜寻环境的影响。尽管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用于删除虚假账号和高效识别虚假信息，但这种技术性方案也存在包括提高用户搜寻负担，造成信息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中俄通信社与华俄通信社是两个不同的机构。前者于1920年7月创办于上海；后者是苏俄国家通讯社的在华分社，总部设在北京。相比中俄通信社，华俄通信社的存在时间更长、发稿范围更广。两社的稿件内容极为相似，但各有侧重，中俄通信社旨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华俄通信社则是苏俄在华代言人。两社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中俄通信社的创办过程中可能得到了华俄通信社在稿源上的帮助。两社都致力于打破当时资本主
融合式新闻生产正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业的一大趋势。本文从组织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出发，详细考察并审视了媒体机构Z的融合式新闻生产活动。研究发现，新闻业选择一种顺从的方式来回应行业内外对融合式新闻生产的“诉求”；虽然新闻业没有进行彻底的数字化变革，但却搭上制度环境的“便车”，以彰显其现行的融合式新闻生产活动具有“合法性”；而新闻业内部组织结构所具有的“超稳定”因素也深深地制约着数字化变革的推进，于是便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