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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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美国的清史研究中看似不含交集的“新清史”和“大分流”讨论,实则内含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一方面,“新清史”试图证明:满清王朝已充分掌握并广泛应用了武力干涉、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制图学等被奉为西欧现代国家建构的技巧,与近代早期的欧亚帝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加州学派”的学者则试图呈现:几乎在所有可以度量的经济指标上,如人口结构、技术、资本积累、商业发展、农产品市场、人口迁移和农村工业等,1800年以前的西欧和中国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尽管存在着具体研究问题的差别,然而“新清史”和加州学派的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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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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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美国的清史研究中看似不含交集的“新清史”和“大分流”讨论,实则内含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一方面,“新清史”试图证明:满清王朝已充分掌握并广泛应用了武力干涉、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制图学等被奉为西欧现代国家建构的技巧,与近代早期的欧亚帝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加州学派”的学者则试图呈现:几乎在所有可以度量的经济指标上,如人口结构、技术、资本积累、商业发展、农产品市场、人口迁移和农村工业等,1800年以前的西欧和中国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尽管存在着具体研究问题的差别,然而“新清史”和加州学派的立论背后分享了这样一个共同的预设,即近代早期东西方存在着巨大的相似性.深入探讨近三十年来美国清史研究这条暗含的主线,将有助于国内清史学界更为深入地理解“新清史”“大分流”讨论等美国清史研究的立论基础,批判性地思考“现代性”“早期现代性”等概念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和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以中国实践为中心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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