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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抗震救灾专项志愿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放弃了原已找好的工作，或者延后了出国留学计划，或者暂时中断了研究生的学习。来自天津的29名志愿者，已在宁强度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明天一早我们要下乡，去放线。”电话那头的杨藏这样对记者说。
杨藏是从天津来到宁强的29名抗震救灾专项志愿者中的一员。
放线，有两层意思在里头。对城建局来讲，是为建新房的人家确定房子的位置，镇政府则要派人去测量占用农地的面积，这关系到以后占地补偿款的发放。杨藏他们去现场，一般是担任记录工作。
“这次来宁强的大学生志愿者，是专门为抗震救灾招募的。以前天津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全部去了甘肃。”从天津到宁强县团委挂职、专门负责志愿者工作和生活的方伟副书记给记者这样介绍。
29名志愿者分别来自南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等16所大学，其中有12名女生。杨藏、谭岩，唐艳3名女生被分在距县城不远的汉源镇，从事党政办公室的行政工作。
“和我们来之前想象的完全不同。”杨藏坦言道。
来了就不后悔
“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志愿者，或者在救人、运东西，或者在帐篷里和小朋友做游戏，上课，为灾民做心理辅导等等。我们想自己是抗震救灾的志愿者，大概做的也是这样一类的工作。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现在干的是行政工作，也就是给下面发发通知，接接电话，为来申请建房的人盖盖章什么的，总觉的和抗震救灾有点远，不那么直接。”杨藏笑着说。
7月19日，杨藏一行到达宁强。直到9月10日，他们一直都住在帐篷里。
“刚来时，对地震没有当地人那么敏感。有一天晚上，两点多发生了一次6级余震，但我们都睡得很沉，不是同事打电话来，根本不知道。还有，白天在办公室，常会看到同事急速地往外跑，开始都觉得莫名其妙，后来见得多了，知道肯定又地震了。开始曾有过一阵后怕期，现在习惯了，碰到余震，已修炼到翻过身接着睡的程度。”谭岩对记者说。
谭岩是家里的独生女。6月初，她在网上看到招募到灾区的志愿者时，就直接报了名。“我给我妈说，‘我去当志愿者吧?’我妈没当回事，以为开玩笑，就回了句‘你去呗’。到了吃晚饭时，我妈又问了句‘你是真报名还是假报名了?’得知是真报名后，就有点生气地抱怨说，‘也不和我商量商量!’但后来还是想通了。”谭岩笑着给记者说起她报名应聘志愿者的过程。
谭岩说，来宁强后，看到过很多令她记忆深刻的画面。下乡时，常能看到为了建新房，70多岁的老人还在铲石头，十来岁的孩子在帮大人干活。有一次，见到一个拾荒的小孩，手里拿满了东西，看到地上有一个饮料瓶，就一路踢着瓶子往前走……
刚来的一段时间，总觉得想为灾民做点什么，但又有一种无力感。在办公室做一些日常工作，似乎距离灾区重建有点远；捐钱吧，一月就745元，没多余的钱。和同学老师聊这些事，他们总说，“来到灾区，无论做的事情是大是小，都是一种支持。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我想他们这样说，也许有安慰的成分吧。不管怎么说，来了就不后悔。”谭岩说。
月光族的简单生活
唐艳来宁强之前，已经在天津的一家外企找到了工作。上大学期间，她就在这家西班牙人办的直投杂志广告部工作。实习期间月薪1500元，毕业后工资会涨到3000元。
让唐艳下决心成为志愿者的一员，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工作的机会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工作，但到灾区做志愿者的机会，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
报名以后，唐艳不知道能不能被录取，所以也没对外声张，直到6月24日与有关方面签了协议，她才告诉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公司有规定，辞职要提前一个月告知，而她7月19日就要到宁强，工作交接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周。为了说服老板，唐艳从网上下载打印了有关方面为灾区招募志愿者的相关资料，还拿着签订的协议书，向老板证实她不是因为在别的公司找到了工作才突然请辞的。
老板看了所有的东西后，说了句，“一个月700多块，你怎么生活?”
唐艳说，“我想锻炼一下自己，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你不像是我以前认识的唐艳。”老板有点感慨地说。在老板眼里，唐艳是个很实际的人，一直都想从商。
唐艳到宁强后，老板曾给她发短信说，“你要保重，有什么困难跟我说，欢迎回来再到公司工作。”
“他是我的第一个老板，一个很绅士的西班牙人。不管怎么说，我很感谢他理解我。不过，他也知道我的个性，是个不吃回头草的人。虽然现在经济大势不好，找工作难，但只要努力，工作没有问题。”唐艳很自信地说起半年后的事情。
刚开始工作时，唐艳还闹过一个笑话。那天，她挨个给22个村打电话，通知文书第二天上午9点到镇政府开会。她讲的普通话带有广西口音，接电话的人也没仔细听。结果，当天下午，有9个村的支书来了，说是接到通知开会。第二天，该来的却全都没来。
现在，再碰到通知开会之类的事情，唐艳都会讲得很仔细，结束时还会让对方复述一遍，看有没有弄错。村上的干部也知道镇上来了几个讲普通话的大学生，听的时候也会仔细些。
“来灾区后，感觉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和基层老百姓相处的能力提高了，也对乡村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有了切实了解。”唐艳说。
让灾民尽早住上新房
灾后重建的一个重头戏是建房。在天津志愿者当中，有4个人被分到了宁强县城建局。
王虹的专业是资源环境与城乡管理，被分在城建局规划科，他经常要下乡，主要干的是测量一类的工作。
正读研二的吴南所学的专业是城市规划，他在城建局镇村规划建设管理站做的主要工作是为灾民安置点做规划。管理站承担全县26个乡镇、177个灾民集中安置点的测量、规划以及后期建设前的放线任务，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由于工作忙，吴南来宁强后几乎没有过休息日。接受记者采访那天，他已感冒一阵子了，连着打了几天的吊瓶。
吴南说，他的日常状态是要么下乡，不下乡时就趴在桌子上画图，不到吃饭时间，不挪窝。“学建筑的，加班、熬夜都练出来了，来这儿就没把自己当外人。”吴南语气颇为轻松地说。
“灾民安置点，一般多的上百户，少的几十户，一个人做规划，还是能拿得下来。规划包括具体户型以及整个安置点的平面布局，简单的公共设施，水、电，路都包括进去，最后出一个效果图。具体的施工图由设计院来做。”吴南对建筑外行的记者耐心地解释着自己的工作。
吴南说，相比而言，下乡到现场的工作困难要大一些，尤其是去青木川广坪 这些重灾乡镇，由于距离县城远，肯定要在当地住，最初住的是搭建在玉米地里的帐篷。天晴时，帐篷内闷热，下雨后，里面充满潮气，还不时滴水，起床时发现盖的被子都是潮的。“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余震频繁期间，常常是在半梦半醒中等待余震的来临。”吴南不经意地说道。
不过，下乡也有轻松的时刻。“忙了一天，出了一身臭汗后，在傍晚的凉风当中，在小河里洗浴，特天然，这是在城市里绝对享受不到的。”
吴南告诉记者，一年志愿者工作结束后，还要完成研究生的学业，“如果不出意外，毕业后我会去天津规划设计院，当然最好能被单位派到宁强的天津援建组来，将这儿的工作持续下去。”
丁小溪在大学学的是工程管理，在宁强城建局做预算，主要为招标项目做标底。城建局以前项目不是很多，重建后项目突增，这方面尤其缺人。
丁小溪说，现在做的预算项目主要是公共项目，比如学校，医院。“工程本身不大，但所有项目都要审。现在的进度是一周要审10多套图，而正常的速度是两天一套。看图看得时间一长，有时候一抬头，眼前就成了模糊一片。”
对丁小溪来说，忙并不是个问题，最大的烦恼是冷。“这边没有暖气，一直坐着不活动，就觉得更冷。10月份，这里一直下雨，我连毛裤都套上了。”丁小溪从小在天津长大，头次这么长时间离开父母。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她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大城市的喜欢，“前些天从天津回来时，要在西安倒车，有点时间我就去钟鼓楼广场。坐在户外咖啡座的藤椅上，晒着太阳，觉得特别暖和，很享受的。”
丁小溪毕业前已经打算到塞浦路斯读MBA，但成为志愿者后，留学计划就推后了。在宁强工作了半年，她原先的计划也彻底更改了，“还是工科更实在，发挥余地大。”前些天，丁小溪曾去北京接受了瑞典一家学校的研究生面试，被告知其他条件都符合，就差雅思成绩了。
“家里为我留学换了很多欧元，现在欧元贬值得厉害，我去上学，也算保值的措施吧。”丁小溪开玩笑地说。
燕子砭的“名医”
在前往燕子砭的路上，司机听说记者要到乡卫生院找志愿者时，便问了句，“是不是找田晶?”
田晶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专业是中西医结合。和田晶一起被分到燕子砭乡卫生院的岚曦毕业于天津大学，学的是药剂。医院把一间过去的值班室腾出来让他们住，距院子一步之遥。“住在这儿，地震了，跑起来方便。”田晶开玩笑地说。
卫生院的院子里搭建了两排板房，是这里惟一能看到的与地震有关的印迹。
岚曦在卫生院化验室工作。毕业之前，他已联系好了上海一家做生物制药的民企，当时说薪水每月4000元。得知招募志愿者后，他临时改了主意，没去报到。“有同学在那儿上班，说是每天都在实验室呆着，下了班腿都是软的。反正就是不想过那种没多少成就感的平淡日子。”岚曦轻描淡写地说。
小镇上的生活习惯是一天吃两顿饭，这让吃惯三顿饭的田晶和岚曦一开始都有点不习惯。但是，对于工作，他们却感到很满足，“最起码能看病，比我的那些同学强多了。”田晶说，“大学毕业生在城里大医院要熬到能独立看病，通常是先在各科室转一年，考医师资格证，再跟导师学习。毕业前，我在天津的一家社区医院实习，主要做的是社区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以及为老年人做体检。3个月实习期满，院长让我参加入编考试，后来应招志愿者，就放弃了。”
田晶告诉记者，来卫生院后，给碰到的第一个病人开了几服药，就把他的胃病给看好了。以前这位病人也在别的医生那儿看过，但没治好。田晶的医术很快就在镇上传开了。
“我算比较运气吧。”田晶谦虚地说，“其实，刚开始给人看病，心里还是有点紧张。这里的人开药有特点，每次来只开两服。在天津通常是开三，四服，有效果就开一周的。现在，我也适应了这里的情况，不开‘大药方’了。”
田晶的爷爷就是医生，他从小就看爷爷给人治病。学医后，爷爷也给他常常点拨一番。“我觉得自己擅长看脾胃病。中医讲，一般病都是从脾胃来的。这种病在这里已很普遍，在大城市就更多了。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工作节奏快，得肠胃病的人特别多。用中医讲，就是脾胃病，用西医讲就是消化系统的病。我在胃镜室呆过一阵，来查的人很多都有浅表性胃炎的症状。”
田晶说，按严格规定，他是没有处方权的，“但基层医院就这现状，有把握不好的地方，就让老大夫给把把关。看的病人多了，基本情况以及用药差不太多，也就提前‘独立’了。”
当问到最想家乡什么东西时，田晶说：“煎饼果子!不光我们天津人想，只要在天津上过学的，离开后都会想的。”
现在，田晶和岚曦两个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研究生考试做准备，白天正常工作，复习则排在晚上了。
据负责志愿者工作的共青团宁强县委书记杨清辉介绍，来自天津的29名志愿者分别被安排在全县的教育、卫生，城建农村工作以及文化旅游五个系统的14个部门和单位。他们很快适应了灾区艰苦的生活环境，进入到工作状态。服务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他们的评价都比较高。
“明天一早我们要下乡，去放线。”电话那头的杨藏这样对记者说。
杨藏是从天津来到宁强的29名抗震救灾专项志愿者中的一员。
放线，有两层意思在里头。对城建局来讲，是为建新房的人家确定房子的位置，镇政府则要派人去测量占用农地的面积，这关系到以后占地补偿款的发放。杨藏他们去现场，一般是担任记录工作。
“这次来宁强的大学生志愿者，是专门为抗震救灾招募的。以前天津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全部去了甘肃。”从天津到宁强县团委挂职、专门负责志愿者工作和生活的方伟副书记给记者这样介绍。
29名志愿者分别来自南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等16所大学，其中有12名女生。杨藏、谭岩，唐艳3名女生被分在距县城不远的汉源镇，从事党政办公室的行政工作。
“和我们来之前想象的完全不同。”杨藏坦言道。
来了就不后悔
“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志愿者，或者在救人、运东西，或者在帐篷里和小朋友做游戏，上课，为灾民做心理辅导等等。我们想自己是抗震救灾的志愿者，大概做的也是这样一类的工作。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现在干的是行政工作，也就是给下面发发通知，接接电话，为来申请建房的人盖盖章什么的，总觉的和抗震救灾有点远，不那么直接。”杨藏笑着说。
7月19日，杨藏一行到达宁强。直到9月10日，他们一直都住在帐篷里。
“刚来时，对地震没有当地人那么敏感。有一天晚上，两点多发生了一次6级余震，但我们都睡得很沉，不是同事打电话来，根本不知道。还有，白天在办公室，常会看到同事急速地往外跑，开始都觉得莫名其妙，后来见得多了，知道肯定又地震了。开始曾有过一阵后怕期，现在习惯了，碰到余震，已修炼到翻过身接着睡的程度。”谭岩对记者说。
谭岩是家里的独生女。6月初，她在网上看到招募到灾区的志愿者时，就直接报了名。“我给我妈说，‘我去当志愿者吧?’我妈没当回事，以为开玩笑，就回了句‘你去呗’。到了吃晚饭时，我妈又问了句‘你是真报名还是假报名了?’得知是真报名后，就有点生气地抱怨说，‘也不和我商量商量!’但后来还是想通了。”谭岩笑着给记者说起她报名应聘志愿者的过程。
谭岩说，来宁强后，看到过很多令她记忆深刻的画面。下乡时，常能看到为了建新房，70多岁的老人还在铲石头，十来岁的孩子在帮大人干活。有一次，见到一个拾荒的小孩，手里拿满了东西，看到地上有一个饮料瓶，就一路踢着瓶子往前走……
刚来的一段时间，总觉得想为灾民做点什么，但又有一种无力感。在办公室做一些日常工作，似乎距离灾区重建有点远；捐钱吧，一月就745元，没多余的钱。和同学老师聊这些事，他们总说，“来到灾区，无论做的事情是大是小，都是一种支持。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我想他们这样说，也许有安慰的成分吧。不管怎么说，来了就不后悔。”谭岩说。
月光族的简单生活
唐艳来宁强之前，已经在天津的一家外企找到了工作。上大学期间，她就在这家西班牙人办的直投杂志广告部工作。实习期间月薪1500元，毕业后工资会涨到3000元。
让唐艳下决心成为志愿者的一员，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工作的机会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工作，但到灾区做志愿者的机会，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
报名以后，唐艳不知道能不能被录取，所以也没对外声张，直到6月24日与有关方面签了协议，她才告诉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公司有规定，辞职要提前一个月告知，而她7月19日就要到宁强，工作交接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周。为了说服老板，唐艳从网上下载打印了有关方面为灾区招募志愿者的相关资料，还拿着签订的协议书，向老板证实她不是因为在别的公司找到了工作才突然请辞的。
老板看了所有的东西后，说了句，“一个月700多块，你怎么生活?”
唐艳说，“我想锻炼一下自己，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你不像是我以前认识的唐艳。”老板有点感慨地说。在老板眼里，唐艳是个很实际的人，一直都想从商。
唐艳到宁强后，老板曾给她发短信说，“你要保重，有什么困难跟我说，欢迎回来再到公司工作。”
“他是我的第一个老板，一个很绅士的西班牙人。不管怎么说，我很感谢他理解我。不过，他也知道我的个性，是个不吃回头草的人。虽然现在经济大势不好，找工作难，但只要努力，工作没有问题。”唐艳很自信地说起半年后的事情。
刚开始工作时，唐艳还闹过一个笑话。那天，她挨个给22个村打电话，通知文书第二天上午9点到镇政府开会。她讲的普通话带有广西口音，接电话的人也没仔细听。结果，当天下午，有9个村的支书来了，说是接到通知开会。第二天，该来的却全都没来。
现在，再碰到通知开会之类的事情，唐艳都会讲得很仔细，结束时还会让对方复述一遍，看有没有弄错。村上的干部也知道镇上来了几个讲普通话的大学生，听的时候也会仔细些。
“来灾区后，感觉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和基层老百姓相处的能力提高了，也对乡村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有了切实了解。”唐艳说。
让灾民尽早住上新房
灾后重建的一个重头戏是建房。在天津志愿者当中，有4个人被分到了宁强县城建局。
王虹的专业是资源环境与城乡管理，被分在城建局规划科，他经常要下乡，主要干的是测量一类的工作。
正读研二的吴南所学的专业是城市规划，他在城建局镇村规划建设管理站做的主要工作是为灾民安置点做规划。管理站承担全县26个乡镇、177个灾民集中安置点的测量、规划以及后期建设前的放线任务，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由于工作忙，吴南来宁强后几乎没有过休息日。接受记者采访那天，他已感冒一阵子了，连着打了几天的吊瓶。
吴南说，他的日常状态是要么下乡，不下乡时就趴在桌子上画图，不到吃饭时间，不挪窝。“学建筑的，加班、熬夜都练出来了，来这儿就没把自己当外人。”吴南语气颇为轻松地说。
“灾民安置点，一般多的上百户，少的几十户，一个人做规划，还是能拿得下来。规划包括具体户型以及整个安置点的平面布局，简单的公共设施，水、电，路都包括进去，最后出一个效果图。具体的施工图由设计院来做。”吴南对建筑外行的记者耐心地解释着自己的工作。
吴南说，相比而言，下乡到现场的工作困难要大一些，尤其是去青木川广坪 这些重灾乡镇，由于距离县城远，肯定要在当地住，最初住的是搭建在玉米地里的帐篷。天晴时，帐篷内闷热，下雨后，里面充满潮气，还不时滴水，起床时发现盖的被子都是潮的。“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余震频繁期间，常常是在半梦半醒中等待余震的来临。”吴南不经意地说道。
不过，下乡也有轻松的时刻。“忙了一天，出了一身臭汗后，在傍晚的凉风当中，在小河里洗浴，特天然，这是在城市里绝对享受不到的。”
吴南告诉记者，一年志愿者工作结束后，还要完成研究生的学业，“如果不出意外，毕业后我会去天津规划设计院，当然最好能被单位派到宁强的天津援建组来，将这儿的工作持续下去。”
丁小溪在大学学的是工程管理，在宁强城建局做预算，主要为招标项目做标底。城建局以前项目不是很多，重建后项目突增，这方面尤其缺人。
丁小溪说，现在做的预算项目主要是公共项目，比如学校，医院。“工程本身不大，但所有项目都要审。现在的进度是一周要审10多套图，而正常的速度是两天一套。看图看得时间一长，有时候一抬头，眼前就成了模糊一片。”
对丁小溪来说，忙并不是个问题，最大的烦恼是冷。“这边没有暖气，一直坐着不活动，就觉得更冷。10月份，这里一直下雨，我连毛裤都套上了。”丁小溪从小在天津长大，头次这么长时间离开父母。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她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大城市的喜欢，“前些天从天津回来时，要在西安倒车，有点时间我就去钟鼓楼广场。坐在户外咖啡座的藤椅上，晒着太阳，觉得特别暖和，很享受的。”
丁小溪毕业前已经打算到塞浦路斯读MBA，但成为志愿者后，留学计划就推后了。在宁强工作了半年，她原先的计划也彻底更改了，“还是工科更实在，发挥余地大。”前些天，丁小溪曾去北京接受了瑞典一家学校的研究生面试，被告知其他条件都符合，就差雅思成绩了。
“家里为我留学换了很多欧元，现在欧元贬值得厉害，我去上学，也算保值的措施吧。”丁小溪开玩笑地说。
燕子砭的“名医”
在前往燕子砭的路上，司机听说记者要到乡卫生院找志愿者时，便问了句，“是不是找田晶?”
田晶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专业是中西医结合。和田晶一起被分到燕子砭乡卫生院的岚曦毕业于天津大学，学的是药剂。医院把一间过去的值班室腾出来让他们住，距院子一步之遥。“住在这儿，地震了，跑起来方便。”田晶开玩笑地说。
卫生院的院子里搭建了两排板房，是这里惟一能看到的与地震有关的印迹。
岚曦在卫生院化验室工作。毕业之前，他已联系好了上海一家做生物制药的民企，当时说薪水每月4000元。得知招募志愿者后，他临时改了主意，没去报到。“有同学在那儿上班，说是每天都在实验室呆着，下了班腿都是软的。反正就是不想过那种没多少成就感的平淡日子。”岚曦轻描淡写地说。
小镇上的生活习惯是一天吃两顿饭，这让吃惯三顿饭的田晶和岚曦一开始都有点不习惯。但是，对于工作，他们却感到很满足，“最起码能看病，比我的那些同学强多了。”田晶说，“大学毕业生在城里大医院要熬到能独立看病，通常是先在各科室转一年，考医师资格证，再跟导师学习。毕业前，我在天津的一家社区医院实习，主要做的是社区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以及为老年人做体检。3个月实习期满，院长让我参加入编考试，后来应招志愿者，就放弃了。”
田晶告诉记者，来卫生院后，给碰到的第一个病人开了几服药，就把他的胃病给看好了。以前这位病人也在别的医生那儿看过，但没治好。田晶的医术很快就在镇上传开了。
“我算比较运气吧。”田晶谦虚地说，“其实，刚开始给人看病，心里还是有点紧张。这里的人开药有特点，每次来只开两服。在天津通常是开三，四服，有效果就开一周的。现在，我也适应了这里的情况，不开‘大药方’了。”
田晶的爷爷就是医生，他从小就看爷爷给人治病。学医后，爷爷也给他常常点拨一番。“我觉得自己擅长看脾胃病。中医讲，一般病都是从脾胃来的。这种病在这里已很普遍，在大城市就更多了。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工作节奏快，得肠胃病的人特别多。用中医讲，就是脾胃病，用西医讲就是消化系统的病。我在胃镜室呆过一阵，来查的人很多都有浅表性胃炎的症状。”
田晶说，按严格规定，他是没有处方权的，“但基层医院就这现状，有把握不好的地方，就让老大夫给把把关。看的病人多了，基本情况以及用药差不太多，也就提前‘独立’了。”
当问到最想家乡什么东西时，田晶说：“煎饼果子!不光我们天津人想，只要在天津上过学的，离开后都会想的。”
现在，田晶和岚曦两个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研究生考试做准备，白天正常工作，复习则排在晚上了。
据负责志愿者工作的共青团宁强县委书记杨清辉介绍，来自天津的29名志愿者分别被安排在全县的教育、卫生，城建农村工作以及文化旅游五个系统的14个部门和单位。他们很快适应了灾区艰苦的生活环境，进入到工作状态。服务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他们的评价都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