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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股市、债市、汇市，市市关心。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都涉及到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不仅“十二五”规划难以开好局起好步，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震荡或危机。
楼市愈显复杂
房地产问题、住房制度改革问题、城镇化途径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国家发改委报告指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7月份下降的城市增加到16个，持平的城市增加到30个。截至9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986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我们把能用的行政手段几乎都用上了，到现在楼市下降或持平的城市也就46个。
安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报告也提出，目前安徽城镇化率只有43%，对住房需求潜力较大，而且房价总体不算高，建议国家实行区域对待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目前楼市萎靡僵持，“金九银十”变成了“钢九铁十”，有的地方“十一”期间一套房子也没有卖出去。
如何打破楼市僵局，恐怕需要对过多依赖行政手段的楼市调控政策进行反思，从探索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途径、继续完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寻求出路。我国一线大城市根本容纳不下城镇化过程中转移出来的庞大农村人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国力更是无力包揽新进入城镇人口的住房问题。
住房制度改革已经探索20多年，上世纪末停止福利分房，近几年来彷徨徘徊，在商品房开发售租政策翻云覆雨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性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以及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住房等诸多种类，住房政策和住房体系越来越混乱。
我们对高档商品房缺少有效调控手段，对保障性住房诸如政府责任边界、土地供应、建设资金、供应方式、租售和使用管理、退出机制、上市交易收益调节等缺乏制度性规定。照此，形势只会越来越复杂，问题可能越来越难解决。
股市与民争利
资本市场问题、融资体系问题、金融结构和监管体制改革问题
有报道称，1990年至今A股累计融资4万多亿元，普通投资者分红总额不超过0.5万亿元，占融资总额的比例只有10%左右，不到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1/10。近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上市企业利润年均增速接近20%，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30%，但股市走势却与经济运行和上市企业盈利状况严重背离。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股市比作普通股民的“赌场”、机构投资者的“剪羊毛机”、上市企业的“圈钱怪兽”和“吸金黑洞”。
设立股市的初衷，不仅是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更是为了拓宽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全国股民开户接近一亿，其中经常交易账户超过5000万，但股市非但没有能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反而还剥夺了许多股民的财产。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商品房限购、实业投资经营艰难、银行存款负利率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流出银行体系进入地下投机虚拟经济领域。
1—8月，新增存款同比少增1.38万亿元，仅8月份就少增3700亿元。与此同时，表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等社会融资新增2.22万亿元，接近银行新增贷款的50%。8月末，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同业存放余额为1.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高利贷和私募基金泛滥，具体数额无法估量，商业银行表外理财异常活跃，国内游资和国外热钱如流沙翻滚、像幽灵游荡。
近几年来，交易所建设热潮从一线城市向地、县级城市蔓延。据悉，全国各地目前已设立300多家名目繁多的交易所，交易品种超过百种，不仅包括稀贵金属、农副产品、医药产品、各种产权和衍生指数，就连文物、艺术品、大蒜、红辣椒都成为一些交易所的主营业务。
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即期权益与预期收益都变相证券化、货币化、资本化，体外灰色经济、地下影子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极大地冲击着实体经济，导致国民经济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系统改革，从整体上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防范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风险，防范金融体系之外的系统性风险。
债市信贷风险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投融资体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今年前三季度各类债券（除央票外）累计发行4.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相当于银行新增贷款的90%。截至2010年底，在全国2779个县级政府中，除54个县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l07174亿元。这只是最基本底数，因为被审计出来的肯定存在，但并不是所有的债务都查出来了，实际债务只会比这个数字多。另外，乡级政府债务并没有包括在内，村级债务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即使是这次审计出来的10.7万亿债务，有一半是2009—2010年发生的。
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也不可小觑。2008年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大幅增长到7500亿元，2010年为8000亿元，2011年7000亿元，3年财政赤字总规模达到22500亿元，同时还代地方发债6000亿元。
与此同时，2010年国债余额实际数也增加到67548亿元，相当于2005年的2.1倍。其中，10年以上长期国债占比达到26.8%，相当于“十五”时期的6.2倍。2011年国债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3家政策性银行2010年合计负债已达7.3万亿元，4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时留下的l.4万亿元不良资产迄今没有处理完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存在3万多亿元隐性债务。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不仅给未来留下居高不下的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而且也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
最近欧洲部分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美国、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也严重拖累经济复苏。我们必须着手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调整税制、税源和税负结构，缩小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责任，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削减中央预算赤字，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健全政府负债会计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直接债务和间接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管理，防患于未然。
汇市进退两难
外贸结构调整问题、外汇储备资产运用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化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问题
从1994年算起，我国已经进行过3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截至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8.5%，但国外很多人仍然不善罢甘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把货币贬值作为摆脱经济衰退的重要手段，继欧元大幅贬值后，美元也大幅贬值，日本强力干预汇市。
近年来，围绕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去年10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威胁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今年10月，美国参议院又通过《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热钱流入、国内通胀预期，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我们一直处在两难境地，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出口导向型产业造成损害，如果采取小幅度方式，必定带来更多资本炒作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
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的还有外汇储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出口和引进外资迅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加。据有关机构测算，因巨额外汇储备，央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投放基础规模过大必然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成为推高通货膨胀和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我国以资源、环境和工人健康为代价换来大笔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类、机构类、公司类等多种金融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随着数量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泛滥、美元贬值、债务增加，前不久几家国际评级机构宣布降低美国信用等级，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再次为美国“弱美元”、“低利率”政策埋单，严重威胁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严重损害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面对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资产问题，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同时还要更加积极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逐步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楼市愈显复杂
房地产问题、住房制度改革问题、城镇化途径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国家发改委报告指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7月份下降的城市增加到16个，持平的城市增加到30个。截至9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986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我们把能用的行政手段几乎都用上了，到现在楼市下降或持平的城市也就46个。
安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报告也提出，目前安徽城镇化率只有43%，对住房需求潜力较大，而且房价总体不算高，建议国家实行区域对待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目前楼市萎靡僵持，“金九银十”变成了“钢九铁十”，有的地方“十一”期间一套房子也没有卖出去。
如何打破楼市僵局，恐怕需要对过多依赖行政手段的楼市调控政策进行反思，从探索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途径、继续完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寻求出路。我国一线大城市根本容纳不下城镇化过程中转移出来的庞大农村人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国力更是无力包揽新进入城镇人口的住房问题。
住房制度改革已经探索20多年，上世纪末停止福利分房，近几年来彷徨徘徊，在商品房开发售租政策翻云覆雨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性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以及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住房等诸多种类，住房政策和住房体系越来越混乱。
我们对高档商品房缺少有效调控手段，对保障性住房诸如政府责任边界、土地供应、建设资金、供应方式、租售和使用管理、退出机制、上市交易收益调节等缺乏制度性规定。照此，形势只会越来越复杂，问题可能越来越难解决。
股市与民争利
资本市场问题、融资体系问题、金融结构和监管体制改革问题
有报道称，1990年至今A股累计融资4万多亿元，普通投资者分红总额不超过0.5万亿元，占融资总额的比例只有10%左右，不到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1/10。近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上市企业利润年均增速接近20%，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30%，但股市走势却与经济运行和上市企业盈利状况严重背离。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股市比作普通股民的“赌场”、机构投资者的“剪羊毛机”、上市企业的“圈钱怪兽”和“吸金黑洞”。
设立股市的初衷，不仅是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更是为了拓宽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全国股民开户接近一亿，其中经常交易账户超过5000万，但股市非但没有能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反而还剥夺了许多股民的财产。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商品房限购、实业投资经营艰难、银行存款负利率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流出银行体系进入地下投机虚拟经济领域。
1—8月，新增存款同比少增1.38万亿元，仅8月份就少增3700亿元。与此同时，表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等社会融资新增2.22万亿元，接近银行新增贷款的50%。8月末，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同业存放余额为1.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高利贷和私募基金泛滥，具体数额无法估量，商业银行表外理财异常活跃，国内游资和国外热钱如流沙翻滚、像幽灵游荡。
近几年来，交易所建设热潮从一线城市向地、县级城市蔓延。据悉，全国各地目前已设立300多家名目繁多的交易所，交易品种超过百种，不仅包括稀贵金属、农副产品、医药产品、各种产权和衍生指数，就连文物、艺术品、大蒜、红辣椒都成为一些交易所的主营业务。
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即期权益与预期收益都变相证券化、货币化、资本化，体外灰色经济、地下影子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极大地冲击着实体经济，导致国民经济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系统改革，从整体上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防范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风险，防范金融体系之外的系统性风险。
债市信贷风险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投融资体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今年前三季度各类债券（除央票外）累计发行4.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相当于银行新增贷款的90%。截至2010年底，在全国2779个县级政府中，除54个县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l07174亿元。这只是最基本底数，因为被审计出来的肯定存在，但并不是所有的债务都查出来了，实际债务只会比这个数字多。另外，乡级政府债务并没有包括在内，村级债务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即使是这次审计出来的10.7万亿债务，有一半是2009—2010年发生的。
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也不可小觑。2008年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大幅增长到7500亿元，2010年为8000亿元，2011年7000亿元，3年财政赤字总规模达到22500亿元，同时还代地方发债6000亿元。
与此同时，2010年国债余额实际数也增加到67548亿元，相当于2005年的2.1倍。其中，10年以上长期国债占比达到26.8%，相当于“十五”时期的6.2倍。2011年国债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3家政策性银行2010年合计负债已达7.3万亿元，4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时留下的l.4万亿元不良资产迄今没有处理完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存在3万多亿元隐性债务。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不仅给未来留下居高不下的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而且也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
最近欧洲部分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美国、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也严重拖累经济复苏。我们必须着手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调整税制、税源和税负结构，缩小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责任，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削减中央预算赤字，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健全政府负债会计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直接债务和间接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管理，防患于未然。
汇市进退两难
外贸结构调整问题、外汇储备资产运用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化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问题
从1994年算起，我国已经进行过3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截至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8.5%，但国外很多人仍然不善罢甘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把货币贬值作为摆脱经济衰退的重要手段，继欧元大幅贬值后，美元也大幅贬值，日本强力干预汇市。
近年来，围绕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去年10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威胁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今年10月，美国参议院又通过《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热钱流入、国内通胀预期，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我们一直处在两难境地，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出口导向型产业造成损害，如果采取小幅度方式，必定带来更多资本炒作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
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的还有外汇储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出口和引进外资迅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加。据有关机构测算，因巨额外汇储备，央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投放基础规模过大必然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成为推高通货膨胀和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我国以资源、环境和工人健康为代价换来大笔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类、机构类、公司类等多种金融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随着数量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泛滥、美元贬值、债务增加，前不久几家国际评级机构宣布降低美国信用等级，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再次为美国“弱美元”、“低利率”政策埋单，严重威胁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严重损害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面对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资产问题，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同时还要更加积极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逐步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