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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港作家刘以鬯的《对倒》以精巧的叙事结构讲述了生活在香港的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一老一少的故事，以意识流和蒙太奇手法营造了一个迷离、纷乱而又矛盾重重的七十年代香港社会，以实验小说的形式探索了香港社会的认同危机，表达了他对现代化的看法，并书写了他的人生况味。
关键词：刘以鬯；对倒；意识流；认同危机
中图分类号：I05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16-01
刘以鬯的《对倒》讲述了70年代的香港社会中的一老一少，以及他们一天之内的行动和心理活动。老者淳于白是从大陆来香港的迁居者，少女亚杏则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小说采用两条线索并进的手法，描写了两人从旺角街两端相对行走，对街头的风景和风波做出了不同的联想，最终不期而遇，走进电影院和公园的同一张椅子上，相互做着风马牛不相及的推测。之后二人又各奔东西，回家做着各自的好梦。刘以鬯运用意识流、蒙太奇的笔法和精巧的叙事结构，将淳于白和亚杏，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自然融合，把庞大、凌乱，彼此毫无关联的素材缝合成有机整体，从而传达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一、殊途同归的“对倒”
小说的题目“对倒”本是邮学用语，指一正一负的双联邮票，刘以鬯偶然拍得一对对倒的邮票，激发了他创作这篇小说的灵感，可以说小说中没有一处提到了“对倒”，但处处都体现着“对倒”的因素。小说共分六十四节，在第十七节（二人在电影院并排而坐）之前，奇数节写淳于白，偶数节写亚杏。两个人就好像相交线，从街道两端相向而行，他们听到看到了同样的事，不过作者有意让二人的行动产生一定时间差。到十七节，两个人最终在电影院相遇。在短暂的会合以后，二人又一南一北相背而行，回到自己家中。于是从第十九节开始，结构上发生了“对倒”，亚杏在奇数节，淳于白则在偶数节。由此，小说的叙述便正好以淳于白始，以淳于白终，首尾遥相呼应。情节方面，刘以鬯有意让两位主人公在各自故事线中互不干扰地活动，但行动上又相互对照。这种对照不仅是指两个人的行动轨迹遥相呼应，而且他们的一个个细微的动作也相映成趣。譬如第四节亚杏“站在镜前望着镜子里的自己”，第五节则在一开头便写“凝视镜子里的自己，淳于白发现额头上的皱纹加深了，头上的白发增加了”。第八节亚杏“走到楼下，低头看腕表”，第九节“淳于白昂起头，将烟圈吐向天花板”。两人情节相承，动作相对，每次叙述视角的转换都有类似“顶针”的承接。刘以鬯对淳于白和亚杏形象的塑造也体现着“对倒”与映照。淳于白是流落到香港的大陆人，他在现实中所见的一切人与事都会让他想起过去，他是个“将回忆作燃料的人，他的生命靠回忆推动”。亚杏则是所见所闻皆让她联想到未来，她“用幻想来当作生命力的燃料”，生存于幻想中。一老一少的行动看似不相关，仿佛完全相反，但实际上，所谓“对倒”，就是相反相成，“对倒”的背后是精神上的相合。
二、香港社会的认同危机
刘以鬯在《对倒》里呈现了淳于白和亚杏这种白日梦式的人生，其中蕴含着他对香港社会精神世界走向的叩问，他意识到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着认同危机。
长期以来，由于战争频发，政局动荡，香港成了中转站、避难所，许多人来香港或是躲避灾祸，或是想寻求自由美好的生活，然而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他们很难适应香港的生活，依旧对大陆怀有强烈的归属感，淳于白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随着时光流逝，他可以慢慢习惯香港的生活方式，但他永远无法形成对香港的认同感。与淳于白形成“对倒”关系的亚杏虽然和淳于白无论从年纪、性别、经历都有着云泥之别，她却和淳于白一样，都是香港社会的流浪者。亚杏耽于幻想，不愿正视所处的现实，她相貌平平，却觉得自己“美得像天仙”，在她的幻想世界里，她时而是电影明星，时而是歌星，别人看她一眼就被认为是“老色狼”，当母亲要她去工厂做工时，她断然拒绝，亚杏无法也不愿被纳入生活的常轨中，只想长久地沉浸于自己对于未来的幻想中。她虽身在家中，卻不时流放到她幻想的未来里。她对爱情的渴望和要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仿佛是一种重新开始的追求。刘以鬯在这样的“对倒”之中，折射出香港社会的认同危机，现代香港社会多元而复杂，统一的身份认同几乎不存，淳于白和亚杏们以沉醉于欲望幻想的形式，拒绝着吞噬个体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然而他们又都是历史洪流中的人，无论采取何种态度应对生活，都无法脱离这个时代，由此产生了种种忧虑、恐惧和虚空感。在《对倒》中，刘以鬯无法给出一个答案，因为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的文化是无根的文化，它的时间是借来的时间，因此也就无从寻到香港本土的文化的根脉，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现代化浪潮所致。然而刘以鬯对于现代化的态度十分暧昧，他没有沉醉其中，但也没有猛烈批判。可以说刘以鬯对现代社会的感情是复杂的，简而言之，就是又爱又恨。香港在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之际，就被打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烙印，刘以鬯明白文化对于地方的重要性。
三、“对倒”中的人生况味
刘以鬯在《对倒》中反思着香港社会的道路，同时也在思索人生的意义。《对倒》写的是大千世界两个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流浪者的相遇相别，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在短暂的偶遇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跌宕起伏的故事，而是在萍水相逢之后就此别过，可能日后连雪泥鸿爪般的记忆都不复存在，或许如刘以鬯所认为的那样，读者会认为这部小说缺乏趣味性，然而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在小说结尾，淳于白梦醒之后看到“窗外有晾衫架，一只小鸟从这远处飞来，站在晾衫架上。稍过片刻，另一只小鸟也飞来了，站在晾衫架上。它看它，它看它，然后两只鸟一同飞起，一只向东；一只向西”。这两只小鸟何尝不是淳于白和亚杏的化身？他们的人生完全是“对倒”的，但在电影院里邻座相遇让这两个人生命轨迹偶然相交，这样的交集每天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我们和大多数人之间的相遇就是像淳于白和亚杏那样波澜不惊，平淡无趣。
《对倒》以精巧的叙事结构讲述了生活在香港的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一老一少的故事，以意识流和蒙太奇手法营造了一个迷离、纷乱而又矛盾重重的七十年代香港社会。小说或许没有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情节，很难让人作为消遣之物打发时间，但刘以鬯以实验小说的形式探索了香港社会的认同危机，表达了他对现代化的看法，并书写了他的人生况味，这可能正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而刘以鬯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参考文献
[1]《浪迹香江——试析刘以鬯小说中的游荡者形象》 蔡益怀《华文文学》2002.5（总第52期）
[2]《存在主义对刘以鬯<对倒>的影响》 邝锐强 《香江文坛》2005年4月 第38期
[3]《对倒的时空——刘以鬯与他的文学世界》 西柚 《香江文坛》 2006年6月 第六期
关键词：刘以鬯；对倒；意识流；认同危机
中图分类号：I05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16-01
刘以鬯的《对倒》讲述了70年代的香港社会中的一老一少，以及他们一天之内的行动和心理活动。老者淳于白是从大陆来香港的迁居者，少女亚杏则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小说采用两条线索并进的手法，描写了两人从旺角街两端相对行走，对街头的风景和风波做出了不同的联想，最终不期而遇，走进电影院和公园的同一张椅子上，相互做着风马牛不相及的推测。之后二人又各奔东西，回家做着各自的好梦。刘以鬯运用意识流、蒙太奇的笔法和精巧的叙事结构，将淳于白和亚杏，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自然融合，把庞大、凌乱，彼此毫无关联的素材缝合成有机整体，从而传达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一、殊途同归的“对倒”
小说的题目“对倒”本是邮学用语，指一正一负的双联邮票，刘以鬯偶然拍得一对对倒的邮票，激发了他创作这篇小说的灵感，可以说小说中没有一处提到了“对倒”，但处处都体现着“对倒”的因素。小说共分六十四节，在第十七节（二人在电影院并排而坐）之前，奇数节写淳于白，偶数节写亚杏。两个人就好像相交线，从街道两端相向而行，他们听到看到了同样的事，不过作者有意让二人的行动产生一定时间差。到十七节，两个人最终在电影院相遇。在短暂的会合以后，二人又一南一北相背而行，回到自己家中。于是从第十九节开始，结构上发生了“对倒”，亚杏在奇数节，淳于白则在偶数节。由此，小说的叙述便正好以淳于白始，以淳于白终，首尾遥相呼应。情节方面，刘以鬯有意让两位主人公在各自故事线中互不干扰地活动，但行动上又相互对照。这种对照不仅是指两个人的行动轨迹遥相呼应，而且他们的一个个细微的动作也相映成趣。譬如第四节亚杏“站在镜前望着镜子里的自己”，第五节则在一开头便写“凝视镜子里的自己，淳于白发现额头上的皱纹加深了，头上的白发增加了”。第八节亚杏“走到楼下，低头看腕表”，第九节“淳于白昂起头，将烟圈吐向天花板”。两人情节相承，动作相对，每次叙述视角的转换都有类似“顶针”的承接。刘以鬯对淳于白和亚杏形象的塑造也体现着“对倒”与映照。淳于白是流落到香港的大陆人，他在现实中所见的一切人与事都会让他想起过去，他是个“将回忆作燃料的人，他的生命靠回忆推动”。亚杏则是所见所闻皆让她联想到未来，她“用幻想来当作生命力的燃料”，生存于幻想中。一老一少的行动看似不相关，仿佛完全相反，但实际上，所谓“对倒”，就是相反相成，“对倒”的背后是精神上的相合。
二、香港社会的认同危机
刘以鬯在《对倒》里呈现了淳于白和亚杏这种白日梦式的人生，其中蕴含着他对香港社会精神世界走向的叩问，他意识到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着认同危机。
长期以来，由于战争频发，政局动荡，香港成了中转站、避难所，许多人来香港或是躲避灾祸，或是想寻求自由美好的生活，然而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他们很难适应香港的生活，依旧对大陆怀有强烈的归属感，淳于白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随着时光流逝，他可以慢慢习惯香港的生活方式，但他永远无法形成对香港的认同感。与淳于白形成“对倒”关系的亚杏虽然和淳于白无论从年纪、性别、经历都有着云泥之别，她却和淳于白一样，都是香港社会的流浪者。亚杏耽于幻想，不愿正视所处的现实，她相貌平平，却觉得自己“美得像天仙”，在她的幻想世界里，她时而是电影明星，时而是歌星，别人看她一眼就被认为是“老色狼”，当母亲要她去工厂做工时，她断然拒绝，亚杏无法也不愿被纳入生活的常轨中，只想长久地沉浸于自己对于未来的幻想中。她虽身在家中，卻不时流放到她幻想的未来里。她对爱情的渴望和要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仿佛是一种重新开始的追求。刘以鬯在这样的“对倒”之中，折射出香港社会的认同危机，现代香港社会多元而复杂，统一的身份认同几乎不存，淳于白和亚杏们以沉醉于欲望幻想的形式，拒绝着吞噬个体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然而他们又都是历史洪流中的人，无论采取何种态度应对生活，都无法脱离这个时代，由此产生了种种忧虑、恐惧和虚空感。在《对倒》中，刘以鬯无法给出一个答案，因为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的文化是无根的文化，它的时间是借来的时间，因此也就无从寻到香港本土的文化的根脉，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现代化浪潮所致。然而刘以鬯对于现代化的态度十分暧昧，他没有沉醉其中，但也没有猛烈批判。可以说刘以鬯对现代社会的感情是复杂的，简而言之，就是又爱又恨。香港在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之际，就被打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烙印，刘以鬯明白文化对于地方的重要性。
三、“对倒”中的人生况味
刘以鬯在《对倒》中反思着香港社会的道路，同时也在思索人生的意义。《对倒》写的是大千世界两个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流浪者的相遇相别，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在短暂的偶遇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跌宕起伏的故事，而是在萍水相逢之后就此别过，可能日后连雪泥鸿爪般的记忆都不复存在，或许如刘以鬯所认为的那样，读者会认为这部小说缺乏趣味性，然而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在小说结尾，淳于白梦醒之后看到“窗外有晾衫架，一只小鸟从这远处飞来，站在晾衫架上。稍过片刻，另一只小鸟也飞来了，站在晾衫架上。它看它，它看它，然后两只鸟一同飞起，一只向东；一只向西”。这两只小鸟何尝不是淳于白和亚杏的化身？他们的人生完全是“对倒”的，但在电影院里邻座相遇让这两个人生命轨迹偶然相交，这样的交集每天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我们和大多数人之间的相遇就是像淳于白和亚杏那样波澜不惊，平淡无趣。
《对倒》以精巧的叙事结构讲述了生活在香港的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一老一少的故事，以意识流和蒙太奇手法营造了一个迷离、纷乱而又矛盾重重的七十年代香港社会。小说或许没有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情节，很难让人作为消遣之物打发时间，但刘以鬯以实验小说的形式探索了香港社会的认同危机，表达了他对现代化的看法，并书写了他的人生况味，这可能正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而刘以鬯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参考文献
[1]《浪迹香江——试析刘以鬯小说中的游荡者形象》 蔡益怀《华文文学》2002.5（总第52期）
[2]《存在主义对刘以鬯<对倒>的影响》 邝锐强 《香江文坛》2005年4月 第38期
[3]《对倒的时空——刘以鬯与他的文学世界》 西柚 《香江文坛》 2006年6月 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