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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戒》是汪曾祺的代表作品，这部作品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正当众人沉湎于“伤痕”和“反思”之中时，作家却另以一种姿态，构造出了一处和谐的世俗仙境，人性的真善美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的展示与合理的张扬。与同时期文学相比，《受戒》有意地疏远了现实，体现出了一种久违的永恒之音。
关键词：《受戒》 和谐 人性 疏远
在中国当代文学坛上，汪曾祺是为数不多的堪称大师级的人物，他从自己的老师沈从文那里继承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学思想，用清新丽质的文字构建起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短篇小说《受戒》可谓是汪曾祺的扛鼎之作，这篇小说风行文坛三十年，一直被奉为经典。在《受戒》这篇小说里，汪曾祺以一种超然脱俗的文学精神，为文学保留一片纯洁的天空。在这个近乎完美的世俗仙境里，体现着一种充满着诗意的和谐，健康完美的人性得到了有机地展示与合乎情理的观照。
在中国文学的当代里，政治话语的霸权无所不入，汪曾祺的这篇作品不仅体现了对于主流话语的疏离，更重要的是，作家以另一种姿态显示出了对了文学精神家园的坚守。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虽然不必再遭受政治意识的专制统治，可是却遭到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剧烈冲击，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世俗化、庸俗化。作为精神世界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文学更是不能幸免。《受戒》所带给文学的价值取向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仍有着极其深远的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的文学一直都是一种不和谐的文学。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在文学作品里，理想的文学模式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你死我活的冲突状态。而和谐则是一种让人极为不屑，甚至是反动的中间路线，许多理论家和作者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文学观念一直被当成是反动文艺的一个靶子，人们都痴狂地沉浸于一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穷之乐之中。可以这么说，在此以往的文学语境里，斗争是主题，是主旋律，是任何一项文艺作品的一条准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并没有使这一切得到彻底扭转，人们不约而同地从一种批判转向了另一种批判。对“四人帮”的血与泪般的控诉，一度是文艺界的主体精神，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所谓的“造反派”及其势力，“拨乱反正”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人们所改变的，也只是对于自己敌对势力的判断，而不是对于自己本身的思考。许多作家在累累的伤痕之中，进行着一种文化上的反击战。此时，《受戒》的出现，真可谓如一缕淡淡的清风抚慰着人们伤痕累累的心灵，使得许多人眼睛为之一亮。在这篇小说里，既没有所谓的阶级，也没有冲突和斗争，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利害的冲突，处处都显示着一派和谐的景象。
汪曾祺曾经这么说过，“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汪曾祺这种对于乡野生活的描绘又让我们看到了沈从文的边城意境，人与人之间彼此和睦友善。尤其是小英子这一家的塑造，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体现着作者的艺术理想。赵大伯是个“全把式”的能干人；而赵大娘不但手巧，而且人缘极好，二三十里的人都来逢到喜事都会请她；两个女儿，一个文静，一个活泼。不管是与人，还是与己，这个家里处处都显示着一派和睦。海明的融入，使得这个家庭简直变得完美无瑕，更加充满了甜蜜和幸福。
和谐，是汪曾祺作品里常能体会到的意境。“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构成了汪曾棋‘和谐’的创作思想的核心。”[2]在《受戒》的这种和谐的氛围之中，作家也构建起了自己的“希腊小神庙”，这种文学精神不仅仅是对沈从文的一种继承和回应，还有着它十分独到的现实意义。它让人们在经历了多年来痛苦和压迫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片恬淡安然的精神家园，在一个没有压迫、没有纷争的世界里获得了一种艺术上的快感，从而，使得人们受伤的心灵得到了抚慰。
“人性”是文学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一旦文学的意义被曲解，人性这个问题也常常会首当其冲。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之中，人性往往要么缺失，要么就被错位。曾经一度，“人民”这个集体的意志取代了“个体”的意识，在所谓的人民面前，个人只是一个不能再单纯的符号而已，而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个人的一切情感，都被一种被称为“阶级”的东西所消解。尤其是在那“十年浩劫”之中，人们人性之中兽性的一面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人的良知却几乎被彻底淹没，以至于“文革”结束之后，人们也很难再有有意识地去从文化的废墟里寻找人性中美的内涵，而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全部投向了那些丑恶的一面。此时的中国文坛，不绝于耳的是痛哭和控诉，流淌的是鲜血和泪水。尽管“文革”已经过去数年，可那艰险屈辱的岁月，让所有人都深深地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很少有人再相信人性之中，还有那样美好的一面。难能可贵的是，《受戒》里所展示的人性却是和谐的，它就像是远处山间的一条明澈小溪，在澎湃的涛声之外，回响一串优美的人性之声。在这片作品里，人性中的真善美又一次得到了有机地呈现，文学的永恒之音也终于得到了回应。
从某种程度上说，《受戒》就是一篇宣扬人性的作品，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人性的真善美从未得到如此的张扬。作品虽然呈现出的是一个虚幻的亦仙亦俗的场景，但人性之真却是无处不再。人性的健美与周围的湖光水色相得益彰，更显清新丽质，纯净无暇，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坛以来所缺少的。
赫斯列特说过“人是唯一的笑和哭的动物，”[3]没有完整的七情六欲，人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的本质就是表现人性，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必定不会去主观地剔除人性之中那些真的东西，而去刻意迎合某种形势和潮流。一个视角独到而又具有使命感的作家，他也决不会遗忘人性中的任何一个角落，也更不会轻易放弃对于美的赞歌。汪曾祺眼中的人性，是一颗完美的晶莹剔透的珍珠。在时代的主流意识之中，这颗珍珠如藏在幽深的洋底，散发着迷人而又神秘的光亮。
在中国当代，文学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政治的附庸，许多作家长时期充当着政治意识的配乐队，以至于逐渐失去了作家应有的独立的立场和声音。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一直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彷徨着。80年代初期，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纵横文坛的时期，人们刚走出一种思想的桎梏，对过去那种非人性时期的批驳成为了众多作家的一致主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都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思潮之中的反映。然而，在《受戒》这篇小说里，丝毫找不到任何政治意识的痕迹。众所周知，汪曾祺承传的是沈从文的文学精神，在他的很多作品里，从来都没有刻意地去表现某种政治形态的东西。他的作品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和主流意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一种更为合理的角度和距离去表现人性美，完善人的内涵。有人认为，“汪曾祺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这类小说，所以曾一度被人称为‘无主题小说’。”[4]其实，在汪曾祺的艺术视野里，文学的主题就是人，而不是任何意识或形态具体化了的东西，而这一点正是同时代的很多作品所缺乏的。
《受戒》向读者呈现的是一个没有被任何意识形态所污染的世界，作家很巧妙地以多年前的一个梦作为题材，不但使这篇作品更显纯洁和虚幻，而且与喧嚣的时代一下子拉开了距离。这里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和贫富差别，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完全是幸福自足的，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也没有相互倾轧，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和谐相处。汪曾祺是一个有着自己文学理想的作家，他的文学理想就是美，所以这也就使得他能够摆脱一切世俗和功利的干扰。他曾经这样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5]不管是对于过去的批判，还是对于未来的向往，整个80年代所呈现的都是一片浮躁和功利的氛围。在人们的头脑中，“美”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甚至是一种扭捏造作出来的东西。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一种被曲解的现实——悲惨的或功利的，唯独没有美的。然而，在《受戒》之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美的久违的存在，在整个80年代文艺思潮之中，这种存在无疑代表着一个独立的声音，它是一种对于美的不懈追求。
汪曾祺很少站在时代的浪尖上充当主旋律的代言，他曾给自己这样清晰的定位，“我的气概大概是一个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6]正是因为汪曾祺以小品文家的身份自居，所以他的小说既不会为形式所局限，也不会为潮流性所干扰。他的小说形式灵活多样，内容包罗万象，如：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文化小说和笔记体小说。在他出神入化的笔端里，小说的形式和作用都发挥到了极限，同时，这也使得他以一种更加自由的方式来反映人性中的美的内涵，也正是这种因素，才使汪曾祺的小说永远都是那样清新自然。
文学固然都是时代的产物，然而一部文学作品要获得永恒的生命力，就必然要去关照人的精神世界，表现人性中的真善美。作为新时期文学的早期作品，《受戒》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榜样，它对于这种文学精神的回应，正是新时期文学所缺乏的。即使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来说，《受戒》仍然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身处当今社会这种喧嚣的外部环境之中，作家的艺术观念不免要饱受各种价值观念的干扰，许多作家和作品都正在朝着一个庸俗化的方向转化。在这种喧嚣之中，《受戒》代表的是一个独特的声音，它体现的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对于文学之中那种永恒精神的坚守。
参考文献：
[1]曾春燕．构建“和谐” 诗化人生[J]．南方论刊.2007,(12) ,P86.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7.
关键词：《受戒》 和谐 人性 疏远
在中国当代文学坛上，汪曾祺是为数不多的堪称大师级的人物，他从自己的老师沈从文那里继承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学思想，用清新丽质的文字构建起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短篇小说《受戒》可谓是汪曾祺的扛鼎之作，这篇小说风行文坛三十年，一直被奉为经典。在《受戒》这篇小说里，汪曾祺以一种超然脱俗的文学精神，为文学保留一片纯洁的天空。在这个近乎完美的世俗仙境里，体现着一种充满着诗意的和谐，健康完美的人性得到了有机地展示与合乎情理的观照。
在中国文学的当代里，政治话语的霸权无所不入，汪曾祺的这篇作品不仅体现了对于主流话语的疏离，更重要的是，作家以另一种姿态显示出了对了文学精神家园的坚守。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虽然不必再遭受政治意识的专制统治，可是却遭到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剧烈冲击，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世俗化、庸俗化。作为精神世界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文学更是不能幸免。《受戒》所带给文学的价值取向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仍有着极其深远的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的文学一直都是一种不和谐的文学。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在文学作品里，理想的文学模式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你死我活的冲突状态。而和谐则是一种让人极为不屑，甚至是反动的中间路线，许多理论家和作者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文学观念一直被当成是反动文艺的一个靶子，人们都痴狂地沉浸于一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穷之乐之中。可以这么说，在此以往的文学语境里，斗争是主题，是主旋律，是任何一项文艺作品的一条准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并没有使这一切得到彻底扭转，人们不约而同地从一种批判转向了另一种批判。对“四人帮”的血与泪般的控诉，一度是文艺界的主体精神，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所谓的“造反派”及其势力，“拨乱反正”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人们所改变的，也只是对于自己敌对势力的判断，而不是对于自己本身的思考。许多作家在累累的伤痕之中，进行着一种文化上的反击战。此时，《受戒》的出现，真可谓如一缕淡淡的清风抚慰着人们伤痕累累的心灵，使得许多人眼睛为之一亮。在这篇小说里，既没有所谓的阶级，也没有冲突和斗争，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利害的冲突，处处都显示着一派和谐的景象。
汪曾祺曾经这么说过，“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汪曾祺这种对于乡野生活的描绘又让我们看到了沈从文的边城意境，人与人之间彼此和睦友善。尤其是小英子这一家的塑造，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体现着作者的艺术理想。赵大伯是个“全把式”的能干人；而赵大娘不但手巧，而且人缘极好，二三十里的人都来逢到喜事都会请她；两个女儿，一个文静，一个活泼。不管是与人，还是与己，这个家里处处都显示着一派和睦。海明的融入，使得这个家庭简直变得完美无瑕，更加充满了甜蜜和幸福。
和谐，是汪曾祺作品里常能体会到的意境。“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构成了汪曾棋‘和谐’的创作思想的核心。”[2]在《受戒》的这种和谐的氛围之中，作家也构建起了自己的“希腊小神庙”，这种文学精神不仅仅是对沈从文的一种继承和回应，还有着它十分独到的现实意义。它让人们在经历了多年来痛苦和压迫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片恬淡安然的精神家园，在一个没有压迫、没有纷争的世界里获得了一种艺术上的快感，从而，使得人们受伤的心灵得到了抚慰。
“人性”是文学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一旦文学的意义被曲解，人性这个问题也常常会首当其冲。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之中，人性往往要么缺失，要么就被错位。曾经一度，“人民”这个集体的意志取代了“个体”的意识，在所谓的人民面前，个人只是一个不能再单纯的符号而已，而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个人的一切情感，都被一种被称为“阶级”的东西所消解。尤其是在那“十年浩劫”之中，人们人性之中兽性的一面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人的良知却几乎被彻底淹没，以至于“文革”结束之后，人们也很难再有有意识地去从文化的废墟里寻找人性中美的内涵，而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全部投向了那些丑恶的一面。此时的中国文坛，不绝于耳的是痛哭和控诉，流淌的是鲜血和泪水。尽管“文革”已经过去数年，可那艰险屈辱的岁月，让所有人都深深地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很少有人再相信人性之中，还有那样美好的一面。难能可贵的是，《受戒》里所展示的人性却是和谐的，它就像是远处山间的一条明澈小溪，在澎湃的涛声之外，回响一串优美的人性之声。在这片作品里，人性中的真善美又一次得到了有机地呈现，文学的永恒之音也终于得到了回应。
从某种程度上说，《受戒》就是一篇宣扬人性的作品，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人性的真善美从未得到如此的张扬。作品虽然呈现出的是一个虚幻的亦仙亦俗的场景，但人性之真却是无处不再。人性的健美与周围的湖光水色相得益彰，更显清新丽质，纯净无暇，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坛以来所缺少的。
赫斯列特说过“人是唯一的笑和哭的动物，”[3]没有完整的七情六欲，人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的本质就是表现人性，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必定不会去主观地剔除人性之中那些真的东西，而去刻意迎合某种形势和潮流。一个视角独到而又具有使命感的作家，他也决不会遗忘人性中的任何一个角落，也更不会轻易放弃对于美的赞歌。汪曾祺眼中的人性，是一颗完美的晶莹剔透的珍珠。在时代的主流意识之中，这颗珍珠如藏在幽深的洋底，散发着迷人而又神秘的光亮。
在中国当代，文学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政治的附庸，许多作家长时期充当着政治意识的配乐队，以至于逐渐失去了作家应有的独立的立场和声音。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一直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彷徨着。80年代初期，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纵横文坛的时期，人们刚走出一种思想的桎梏，对过去那种非人性时期的批驳成为了众多作家的一致主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都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思潮之中的反映。然而，在《受戒》这篇小说里，丝毫找不到任何政治意识的痕迹。众所周知，汪曾祺承传的是沈从文的文学精神，在他的很多作品里，从来都没有刻意地去表现某种政治形态的东西。他的作品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和主流意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一种更为合理的角度和距离去表现人性美，完善人的内涵。有人认为，“汪曾祺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这类小说，所以曾一度被人称为‘无主题小说’。”[4]其实，在汪曾祺的艺术视野里，文学的主题就是人，而不是任何意识或形态具体化了的东西，而这一点正是同时代的很多作品所缺乏的。
《受戒》向读者呈现的是一个没有被任何意识形态所污染的世界，作家很巧妙地以多年前的一个梦作为题材，不但使这篇作品更显纯洁和虚幻，而且与喧嚣的时代一下子拉开了距离。这里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和贫富差别，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完全是幸福自足的，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也没有相互倾轧，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和谐相处。汪曾祺是一个有着自己文学理想的作家，他的文学理想就是美，所以这也就使得他能够摆脱一切世俗和功利的干扰。他曾经这样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5]不管是对于过去的批判，还是对于未来的向往，整个80年代所呈现的都是一片浮躁和功利的氛围。在人们的头脑中，“美”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甚至是一种扭捏造作出来的东西。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一种被曲解的现实——悲惨的或功利的，唯独没有美的。然而，在《受戒》之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美的久违的存在，在整个80年代文艺思潮之中，这种存在无疑代表着一个独立的声音，它是一种对于美的不懈追求。
汪曾祺很少站在时代的浪尖上充当主旋律的代言，他曾给自己这样清晰的定位，“我的气概大概是一个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6]正是因为汪曾祺以小品文家的身份自居，所以他的小说既不会为形式所局限，也不会为潮流性所干扰。他的小说形式灵活多样，内容包罗万象，如：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文化小说和笔记体小说。在他出神入化的笔端里，小说的形式和作用都发挥到了极限，同时，这也使得他以一种更加自由的方式来反映人性中的美的内涵，也正是这种因素，才使汪曾祺的小说永远都是那样清新自然。
文学固然都是时代的产物，然而一部文学作品要获得永恒的生命力，就必然要去关照人的精神世界，表现人性中的真善美。作为新时期文学的早期作品，《受戒》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榜样，它对于这种文学精神的回应，正是新时期文学所缺乏的。即使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来说，《受戒》仍然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身处当今社会这种喧嚣的外部环境之中，作家的艺术观念不免要饱受各种价值观念的干扰，许多作家和作品都正在朝着一个庸俗化的方向转化。在这种喧嚣之中，《受戒》代表的是一个独特的声音，它体现的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对于文学之中那种永恒精神的坚守。
参考文献：
[1]曾春燕．构建“和谐” 诗化人生[J]．南方论刊.2007,(12) ,P86.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