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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1年10月24日，正值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之际，中国编辑学会在北京举办了刘杲同志编辑思想研讨会。刘杲同志的编辑理论研究在出版界受到广泛认同，是宝贵的思想财富。来自全国各地的资深编辑家、出版人以及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师生代表参会，热情洋溢地表达了自己对刘杲编辑思想研究的见解和崇敬之情。本刊特刊发王振铎、蔡鸿程、胡守文等先生的文章，以飨读者。
[摘 要] 刘杲的《刘杲出版文集》《刘杲出版论集》《出版笔记》《我们是中国编辑》四部论著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探讨建设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出版学，其中贯穿着一套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这四部论著充分表述了作者关于编辑出版学的历史观、学术观、价值观、法制观和科学的思想逻辑。
[关键词] 编辑出版学 理论创新 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 G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1-0005-07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Liu Gao’s four works, just Publishing Collected Works of Liu Gao, Publishing Analects of Liu Gao, Publishing Notes and We Are Chinese Editors, which is researched and studied how to construct Chinese redactology and Chinese publishing science, and there is a kind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redactology and publishing science throughout it, the four works also reflects Liu Gao’s conception of history, academic, value, law and scientific thought logic.
[Key words] Redactology and publishing science Theory innovation Discipline system
一
编辑学是中国人首先创意并提出的一门现代专业学科，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现代与国外有关书报刊出版、广播、影视与网络荧屏等媒介传播业多方交互而催生出来的新兴学科。其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涌现出一批热心研究编辑出版学与传播学的学术主体。他们既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方法论，又积累了一定的编辑出版实践经验，既是学者、教师、专家，又是党的专业干部，包括在领导岗位上做过出版和媒介传播工作的高级干部。他们深信，“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潮流中，他们既不像年轻人那样下海弄潮，也不愿坐在岸上旁观，而是就自己曾经熟悉的专业工作，对历史经验潜心思考总结，并对大量的中外文献资料进行科学的学术研究。本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进行文化建设的勇气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积极主动地面对已经摆在面前的编辑、出版、媒介、传播及其文化思想内容与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等课题，认真讨论了事业与产业，学术与政治，普及与提高，人才与教育，市场与文化，经验与科学，理论与实践，应用理论与基础学科等极其复杂而繁重的编辑学学科建设课题，从而认识到，对这诸多课题的研究，是一系列系统工程，绝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全部建成的整体工程。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全国出版业、传媒业高速发展的紧迫需要和时代趋势，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发展我国编辑出版业与文化传播业的方针路线和基本政策，召唤全社会，包括学术界、出版界、新闻界、教育界，特别是大学里热心于此的广大知识分子们行动起来。不久，全国范围内便逐步呈现出一个研究编辑学、出版学，创办编辑出版专业学科，引进国外传播学并力图使之本土化的学术研究高潮。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和韩国的出版学和传播学科的书籍越来越多地引进翻译到中国。国外的同行专家，也来同中国的学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迎接世界性的编辑出版和文化传播大趋势。国内编辑出版专业的学术报刊和书籍也越来越多，相关的专业学术研讨会，虽由不同单位在不同地方发起，但几乎年年召开。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原国家文化部出版局局长、第一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边春光同志。他领导和组织过多次全国编辑出版学学术研讨会，组织推动并编辑出版了一套全国通用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材和新闻出版业急需的工具书，创办了一个“书籍出版社”和两个专业学术杂志《出版发行研究》《出版参考》。边春光同志以老一代党政干部的身份，为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忘却的贡献。
1992年，中国编辑学会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和支持下正式成立，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刘杲同志出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领导和组织全国志同道合者认真地、科学地致力于编辑出版学的学术研究。刘杲同志从出版业的全局出发，带头从事编辑学的创新研究，并协同大家努力建构起一门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学科。一方面致力于研究创新编辑学出版学的学术理论和学科建设，讨论《编辑学理论纲要》；另一方面在工作实务上制定出一套编辑与出版的作业标准与行业规范，即《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同时还参与研究制定出版的法律法规，保障编辑出版业沿着科学与法制的轨道改革和发展。
在中国，编辑出版活动历史悠久，渊远流长，而且成就辉煌，影响亚洲和世界，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传统的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辞章学，以及大量由历代编辑家发凡起例、分类立体建构起来的“四库图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科图书”、大众报刊等媒介结构，已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丰富资源。但毕竟我们急需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现代物质文明为基础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更需要新时代的编辑发扬近百年以来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独立、科学、民主等革命精神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创新精神，从事新的学科专业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
然而，我国现行的学科体系，却还处于近百年间历史传统文化与现代革命文化断裂，东方学术文化与西方学术文化错位，对接得又极不平衡的结构倾斜状态。西方文化的三条学术干线，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历史与文化学三大学科门类并行平分天下。学术研究方法注重综合实证与应用效益。中国文化，则是自然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分离，社会学科与人文科学混杂，伦理道德与思维逻辑相互纠葛。中西文化这两股道上跑的车，对接起来，往往轨道错位，常常会走上岔道。在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类别之中，西方的学科划分并不十分严格，也不分级别，听任学者们独立研究，自由创新。国家政府、科研机构和大学教育部门，只是根据实用需要，依靠社会上大量的学术基金给予课题项目以资助。科研成果则以市场交易方式销售给有关部门。社会上还有许多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由企业或公司出巨资召集专家学者研究专门的学术课题，然后将成果出售给政府或某些职能机构，定货投产。这种情况在客观上鼓励了学术创新、学科发展。特别有利于新兴学科、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成长和发展。过分人为地将学术研究设置森严的界墙，进而再将社会人文科学分解为社会学、法学、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一级”学科，甚至更森严地在这些学科之下分出更多的次级或次次级学科，把学术研究按封建等级划分大大小小的圈子。这是我国目前学科专业体系制约各学科学术研究十分不科学的等级制管理办法。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心理、艺术、民族、宗教、语言、道德、审美等学科专业上，凭空设置了阻碍学术进步，圈死学术研究空间、窒息学术思想活力的条条框框。致使我国大学里的专业发展与课程设置难以与时俱进，难以改革开放、长足向前。思维空间受到巨大限制，严重缺乏世界整体性或全局性、战略性思维。人人都是小专家而缺乏雄才大略的博学者、研究家和思想家。
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中国特色的编辑出版学，虽然在新中国创建初期，便破土而出，但实在是步履维艰。与同时在美国兴起的传播学相比差距很大。编辑出版学连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找一个立锥之地都要花二十多年工夫，去求官员、找权威、开会呼吁、联名上书、写文章诉求、向人大政协做提案等。至今还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弄得连原来教育部指定创办这个专业学科的几所大学都断断续续、走走停停，至今还放不开步子，不得不寄生在其他学科的屋檐下，难以长成大树。最终又弄出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面则只辖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似乎非要扼杀掉编辑出版学不可。当然，这不是某一位两位行政领导或学术权威的决定，而是我们现代所接受的西方学科体系先天不合中国国情，又被上世纪初一些急于西化的学者如胡适之先生“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用西方的学术体系整改中国学术，所谓“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 整理国故的最终结果是将整个丰富的中国学术进行“切割分科”，胡适切分出“十科”：民族，语文，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这十科后面又全都加上一个“史”字。十科即十种“专史”。按“经籍皆史”的旧学去“整理国故”，连国破家亡的时政大要，都被这“十科”国学整理成了十种“史学”。我们现行的学科体系虽然比胡适的 “十科”体系多增到12门，其中一级学科增到88类，二级学科增到382种，但大多还是引进外国的。我们自己的主体创造精神还是放不开，自我限制，自我压抑。自己把自己的脚裹起来，手束起来，思想封起来，怎能够强国呢？学术研究领域为什么就不能对国人更开放一些呢？是中国人没有学术创造力吗？为什么我们教育部门的“学科专业目录”要限制中国高校在学术研究与课程体系上的自主创新呢？
研究编辑出版学是社会不需要吗？是人民不需要吗？是国家不需要吗？是培养专业人才不需要吗？都不是！谁人都说需要。新闻出版部门、文化传播部门都迫切需要大量的专业能力高强的编辑出版人才。但为什么国家学位办设定的学科专业门类与级别制度就不能改革开放一点呢？这妨碍了谁人的权力或权利了呢？为什么学校的教师，报刊图书的版面编辑、广播影视网站的节目编导，不能名正言顺地研究自己从事的编辑学、出版学或本土传播学的学术研究，为什么不允许人们以现代化的教育方式批量培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急需的编辑出版人才呢？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全国不少大学里还是扭扭捏捏、左顾右盼地走路。尽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每年有几千名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还是只能从下面，从基层慢慢地建构。
二
这里我们不能不特别郑重地讲一讲以刘杲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编辑学会对创建中国编辑学出版学学科体系所做的顽强坚持和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刘杲同志早年曾做过《学习生活》《七一》杂志等期刊的编辑工作。后在党政和新闻出版部门做领导工作，一直重视并切身研究编辑出版业务，写过不少专业文章。1993年退居二线后，刘杲同志一面在全国政协从事提案工作，一面专心致志带领学会同志深入研讨编辑学理论、编辑出版史和日益广泛的新媒体实践应用实务。并且两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建设编辑出版学学科专业，设置该学科的硕士、博士授权点。在总结我国编辑出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刘杲同志还投身于艰苦细致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富有说服力的科研成果。从1996年到2006年，十年间他发表了约计380多篇文章，涉及编辑、出版、发行与版权立法、出版科研、文化交流、书评、通信、访谈、序跋等方方面面。结集出版了《刘杲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北京）、《刘杲出版论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武汉）、《出版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石家庄）。2011年10月，刘杲同志又审选编构，由海豚出版社出版了《我们是中国编辑》一书。这是刘杲同志的第四本编辑学著作，集中表达了作者深入研究编辑学理的科学精神和诗人般炽热的推动编辑学理论创新的激情。刘杲这四部论著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探讨建设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出版学，其中贯穿着一套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充分表述了作者关于编辑出版学的历史观、学术观、价值观、法制观和科学的思想逻辑。刘杲研究编辑出版学的学术理论，是从出版工作实践经验开始，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步入学术思想的阶梯，逐步登上编辑学理和出版应用业务的厅堂，再进入编辑出版学学科理论体系研究之“室”的。刘杲是以现代中国出版实践经验为基础走上编辑学学科体系建设高峰的，他不仅架起了出版学之梁柱，并在其上构筑了编辑学的屋室。他还在2006年中国编辑学会换届大会闭幕式上简明地讲道：“编辑活动大于出版活动”，“编辑活动早于出版活动”，我们要“努力建设普通编辑学”[1]。
刘杲同志研究编辑学，为什么要从“出版实践经验”出发呢？这不仅因为中国的出版历史长久，经验丰富，有革命和改革创新的好传统，还由于刘杲自己做过长期的出版管理和领导工作。对中国当代出版改革和发展有深切的体验和热烈的感情。事实上，中国现行的出版体制是在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学习前苏联时期就被规定好了的制度，是把编辑作为出版单位中的一个业务部门来管理的。是把编辑活动置于出版活动之中的。编辑人员是被出版社社长领导和管束的专业人员。在这种体制下，要独立地研究编辑学，自然非常困难。尽管在中国百年来的出版传统特别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出版体制中都显示出总编辑的文化创构思想才是出版业的灵魂和生命所在，但却很少有人把那些总编辑作为编辑大师式的人物来尊重和研究。1936年杨家骆虽然提出过他想研究“出版学”，但终未见其实绩。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曾有广州自由出版社出过广东国民大学李次民教授的《编辑学》一书，但未完全超出新闻纸的版面编辑局限。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曾出版过前苏联专家K.倍林斯基撰写的《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也是研究图书和期刊的编辑之学。此外，港台地区还出版过余也鲁的《杂志编辑学》（香港，1965年），张觉明的《现代杂志编辑学》（台湾，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出版了郑兴东等主编的《报纸编辑学》。中国出版与传媒业开始了空前的大解放。许多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或提出建议或参与讨论创建编辑学、出版学的课题，党中央领导人还给国家教育部写信，建议在大学创设编辑学专业或出版学专业。成立了国家批准的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今改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武汉大学办起了图书发行学专业。全国许多地方创设了编辑学、出版学专业杂志，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有关编辑的学术著作也出版得越来越多，学校为了教学需要编写了几套专门的编辑出版学教材。全国原有的许多家出版社，迅速裂变为500多家，急需吸纳大量编辑出版人才，从事新时期迅猛发展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个时期，作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并主管图书出版领导工作的刘杲同志，只能从现行出版体制基础出发，探究出版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问题，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1983年6月4日中发【1983】24号文件）和相关的法规政策，首先从整体上研究出版改革发展和有关版权法制建设问题；其次，着重研究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中央强调，这是出版工作的中心，“是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编辑的政治思想、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直接影响着出版物的质量。出版的价值核心主要表现在编辑的精神创造力，即对文化媒介的编辑创新和整体架构上。但是，许多人并非从出版平台上进阶登堂，深入到编辑学研究之“室”的。有的是从出版产业出发，两眼主要盯着印刷、发行，直到把发行视为出版业的龙头，由“编—印—发”倒过来，走上“发—印—编”的纯粹市场经济之路。有的则是主要走专业学术文化之路，专门研究编辑学本身或内部的种种课题，不大关注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等现实问题研究。或者把既有庞大而复杂的中国出版产业直接与传播学、媒介学链接起来，做纯粹的学术理论研究。这样便导致编辑学理论体系的三种趋势或模式：出版编辑学；编辑出版学；编辑传媒学。
显然，刘杲同志清醒地分析研究了编辑学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他改变了曾经提过的“出版编辑学”这个狭义的说法，赞成较为广义的“编辑出版学”。因而不但在内涵上提升了编辑的广义概念，同时也提升了出版的广义概念，既包括传统的纸质印刷出版媒体，又包括非纸质的电子荧屏音频视频等传播媒体。实际上是用编辑出版学涵盖了编辑传媒学。当然，他在以编辑出版学取代出版编辑学的同时，更加强调了编辑学在各种传播媒介中的价值和意义，很用心地吸收了其他两种体系的优点和长处。最终坚持建构起来的当然是更加科学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这由他1997—2006年所写的《建议设立编辑学专业硕士点》《我们的追求：编辑学》《争取设立编辑出版学专业硕士点》《建议在高等学校设立编辑出版学硕士学位授予点》《编辑学理论的探讨》《推动编辑学理论研究》《我们是中国编辑》《编辑规律学习笔记》《以16大精神统领编辑学学科建设》《理论创新就是学科建设的灵魂》等系列论文和2008年写的《我的出版观》[2]一文为标志。从刘杲自己编定的《出版笔记》一书的分类排序看，他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是把出版（包括印制复制）与发行营销排在基本地位，作为产业的物质基础，而把编辑作为思想文化的灵魂排在思想灵魂的指导地位，作为凌驾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精神文化价值层面的内容。他还把版权法制排在社会环境保障地位，作为建立法律制度，保护著作、编辑、出版和阅读使用者权益的法规体制，从而架构起坚实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应该说，这个学科体系的架构既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也适应现代国际出版产业的市场化背景。表面上看，这个学科体系是小编辑、大出版。编辑角色在出版社中，属于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望尽天涯路”，远能考虑文化传播的力量和社会影响的长久价值，近能考虑市场需要和经济收益的价值，善于平衡内部和外部、文化与经济等多方面的交互关系，创造并建构出多种多样的文化媒介，传播无限丰富的讯息。虽然我国出版界现行体制中有社长负责制，也有期刊和某些报纸的主编负责制或总编负责制，影视和网络媒介中还有编导负责制、版主负责制等。但这些情况暂时都不影响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大框架的理论建构。
三
在编辑出版学学科这个大的结构体系内部，还有较小的结构系统，如编辑学体系、印刷或复制技术学体系、发行或市场营销学体系等。其中后两个学术体系，可以结合起来统称出版学体系，即以机器生产或电子生产的物质商品生产系统，属于文化产业。在刘杲同志的研究范围内，相当重视这些物质技术产业领域，是把出版印制发行营销作为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来看待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可是他花更大精力，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编辑学理论课题，却又十分突出地强调作为文化灵魂的编辑活动。他从多重视角反复论述：编辑活动是对文化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是对精神矿藏的挖掘和冶炼，是编辑主体对创造媒介、传播文化的永远自强不息的最高价值追求。当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法的坚持。
刘杲同志十分重视我国高等学校的编辑学学科体系建设。要求在编辑学理论研究、编辑活动应用实践研究和编辑史研究这三个模块的基础上，建构普通编辑学的学科体系框架。支撑普通编辑学这个框架的，既有基本学理，又有术业专攻，还有专史研究。三者结合构成相对独立的专门的编辑学学科体系。所以，刘杲在领导中国编辑学会的活动中，特别重视组织这三个层面的学术研讨。他本人也在这三个层面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业绩。得出的结论是：编辑学理乃是编辑活动的思想灵魂，是不断创造新媒介、传播先进文化的编辑学学术理论；编辑活动的历史起点和发展渊源是编辑活动早于出版媒体的文字图像等符号的构造序列；编辑活动的发展潮流和逻辑趋势是编辑活动越来越扩大或超出于此前的出版活动，走向创造更多媒体的互补互动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空间，其总的归宿则是构成超越多种具象媒体的普通编辑学，即涵盖着报纸、期刊、图书等传统出版媒体的编辑活动，电影电视屏幕媒体的编辑活动，留声机、手机、广播等音响媒体的编辑活动，以及网络视频等诸多新技术媒体的编辑活动在内的整个传播媒介的普遍共通的编辑学学科体系。这个编辑学学科体系，相对于“新闻媒体编辑学”、“科技媒体编辑学”、“文艺媒体编辑学”、一般社会文化媒体编辑学等来说，是“大编辑学”，但相对于总体的包括传统印刷和现代数字化出版等一切向大众传播信息的大媒体系统来说，编辑学又是其中的一个小系统，尽管是其中头等重要的环节，是“中心”枢纽，但也必需托身于整个大的文化产业躯体之上，如同将思想灵魂与身躯对接而成生命活体那样。如此一来，在精神文化上或在学术层面上，大编辑学也就成为广义的大出版学（编—印—发）一条龙模式的核心、主脑和灵魂。并且与编创文化媒体，包括复制影视片、下载网屏视频、投放市场经营的出版服务商品构成一个学科链条——从文化到产业，从学理到实践的“内圣外王”的学科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编辑出版学。从学理上说是编辑创造媒介传播文化；从产业上说，是印刷复制技术和市场经营效益，为文化发展提供基础。我国半个世纪以来摸索出来的“文化事业，企业管理”那一段道路，正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而今又在科学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为理论创新之路、学科建设之路。
目前，我们在编辑出版学学科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改企、转制、升级等政策，推动我们的文化产业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提速前进。这里，我们不妨学习“新闻传播学”的样子，把编辑出版学的整个学科体系勾画出一个简单模型。
图1 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简单模型
四
我们的编辑出版教育，可以在这个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更精细的教学课程体系和更多样的人才培养模式。
如此看来，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庞大系统中，应该是一个级别相当高的、交互性很强的，内涵很深、外延很广的，普遍通用于人类文化传播与多种媒介交互创新的基础学科。没有别的学科能够完全取代编辑出版学，也没有哪个十分成熟的学科能够完全脱离编辑出版学。假如未来的世界上，专门编辑出版他人作品的职业角色已变得没有多少独立性，那也是编辑出版的理论、技术和产品，已经演变发展到了人人都具备普通编辑出版的素质教养和文化交流的智能，从而将著作者、编辑者、出版者、阅读者以及广大使用者、教育者等社会角色的界限泯灭掉了，并将他们融入或化解到普通人的自我修养和基本素质中去了。那是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谁都没有职业限制的理想社会的理想状态。但仍然处于作者、编者、读者、出版者多重主体之间既相差异又相交互的辩证过程之中。他们在协同活动的平台上创造出来的客体对象——编辑出版物、影视网络传播品当然也是交互共享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媒介。当代世界的人们不是正处身于这个“媒介交互”的文化状况之中吗？
刘杲同志的编辑学研究，不只是在理论、专史、实务三个方面下工夫。他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编辑学的理论创新方面。从研究图书出版业内的编辑学开始，那时多称“出版编辑学”，“书籍编辑学”，“图书编辑学”或“实用编辑学”。但仅有伍杰同志主编的一套《编辑学教学丛书》中，有一本《编辑出版学概论》[3]。大量的是专门研究编辑学的著作，如“编辑学通论”，“编辑学概论”以及“报纸编辑学”，“期刊编辑学”，“广播编辑学”，“影视编辑学”等，由大学里的教师和教学研究人员所著。刘杲同志对这些编辑学的不同冠名和不同内容，及其编辑特性的差异等，作为媒介对象做过通盘思考，并组织中国编辑学会专门开会研讨多种不同媒体的编辑共性问题。从中国整个出版业的大局与具体的多种媒介互有差异的编辑实践出发，确立了以“建立普通编辑学”为目的的研究方向和具体媒介的编辑学研究路径，牢牢把握住编辑这个“中心”课题，进行理论攻坚。这比起早些时候的人们，不管当时有没有编辑学理论，只管空讲“理论要联系实际”这个伟大而正确的原则，而毫不顾及还处于理论缺失状态下的现实情况大有改观。研究者们的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理论攻坚的主动性积极性大为提高。刘杲同志一面在全国政协九届八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在高等学校设立编辑出版学硕士学位授予点》；一面发表《推动编辑学理论研究》《理论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灵魂》等富有远见卓识的学术论文。
刘杲同志讲：不能用降低理论要求的办法去吸引做编辑实践工作的同志研究理论。只能用提高编辑理论的科学性、理论性、专业性、实践性的办法，深入研究编辑学理论。编辑学理论能够说明的实际问题越多、越深刻、越普遍，这个理论的权威性就越高，吸引力就越大。我们的研究路径是从图书编辑学入手，扩展到其他媒体的编辑学，进一步构建普通编辑学。他还讲到：建立普通编辑学，要努力找到“理论源流”和“历史源流”的问题。这就将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一书中所说的“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课题提到了新时代、新条件、新需要的现实面前。对于中国特色的编辑学来说，纵的历史源流还好办，横的学科理论源流，人们的意见分歧很大。刘杲同志比较研究了编辑学理论与传统出版学理论以及现代文化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理论之间的渊源和流向。呼之欲出的逻辑结论不就是交叉于传统出版学与现代传播学之间，以编辑为主体的自主文化创新与多种版面媒体、屏幕媒体交互推动的以文化传播为特色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吗？（见《编辑学理论的探讨》一文）。不过，刘杲同志似乎把这个结论留给了学会的同仁。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传播和当代中国的编辑活动，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一个新兴的学科体系。在历史渊源上编辑活动早于出版活动，并与出版活动互补互动地发展；在科学理论渊源上编辑活动大于出版活动，并与传统版面媒体之外的音像视频等媒体结伴前行。而现代应用实践上的编辑活动又是在多种媒体高速融合互动发展的条件下形成的一门相对独立而绝对不可代替的学科体系。这就为多年来高等学校争论不休的问题——编辑出版到底是属于信息管理学还是属于新闻传播学，是属于语言文字学还是属于社会文化学，从理论逻辑上画上了句号。
至于最终命名为“编辑出版学”，还是考虑到编辑与出版的关系，较之编辑与传播的关系更多些中国的传统特色。以免现代出版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事业与出版产业两种性质倒转，形成一种新的以快速赚钱为第一追求的模式。从文化思想系统的最高层面——学术理论及其学科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来看，编辑出版学还是把被颠倒了的一条龙又正本清源理顺了过来，仍然强调以社会主义先进思想作为指导，突出文化内容的创新作为出版产业科学发展的主导精神。刘杲同志深深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呼吁编辑们必需以文化创新、文化传播为己任，努力提高编辑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文化水平。坚持科学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必需以科学理论为灵魂，以先进思想为指导，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业的健康发展。是的，复印技术发展太快了，出版经济发展太快了。这当然是好事。但人文之事不要让人的灵魂掉队。灵魂向前发展也有它的规律，脱节了，就要像阿拉伯谚语所说的“等等灵魂”。显然，刘杲同志着力于研究和倡导编辑学，是在为出版业召唤思想文化之魂——“魂兮归来”！所以，2011年中国传媒大学学位委员会在征询对招收编辑出版学博士研究生并报请教育部、学位办授权给高校招收并授予编辑出版学博士学位的意见时，我表示完全赞成。赞成他们将编辑出版学正式列入一级学科，或者至少列入新闻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与新闻学、传播学并列。不知道国家教育部与学位办是否会接受这个正确的建设性意见，科学地修改一下旧的并不十分科学的硕博学科目录。道理就是编辑出版学教育是为出版、影视、网络等传播业熔铸灵魂培养人才的事业。
以上写的，是我读刘杲同志四部文集应生发的一些想法，也是笔记。在这四部书中，刘杲同志的每篇文章都不长，一一读来，轻松愉快，得心应手。看似零散，但整合起来掩卷沉思，又自成体系，理论结构相当严谨。其实，论文集并不比一般所谓的专著学术性差，或者逻辑性弱。就其思想理论的创新性来看，往往要比一般的专著高强得多。世界上许多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是在论文中提出来的。东方和西方都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刘杲同志未来得及收入这四部书的论文，我也读过几篇，等着第五部文集出来，还想再读刘杲。我写出来这些，仅是感想心得而已。此文谨作为对刘杲同志80华诞的庆贺。误读之处，仅供讨论，希望批评指正。
注 释
[1]《普通编辑学》的本义是要编著一本普遍通用于图书报刊业的编辑出版与影视、网络传播业的编导、节目制作与播放等广泛普适的媒介理论性著作。2011年10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本文中所引刘杲同志的话语，均在行文中说明，大多出自作者的四本文集，不再分别作注。
[2]《我的出版观》一文，在刘杲同志的第四本文集中，目录中写出的是作于2009年5月16日，并加了副标题《在韩国‘南涯安春根出版文化奖’颁奖大会上的答谢词》，不太准确。据我所知：这篇文章写作于2008年5月13日。刘杲同志因事未能出席韩国会议。由程绍沛同志带往韩国，并在5月18日于首尔举办的颁奖大会上代表获奖者宣读致谢，后来又把作者获得的500万韩元奖金带回北京，交由作者全部捐献给汶川地震灾区了。
[3]叶再生.编辑出版学概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收稿日期：2011-11-05）
[摘 要] 刘杲的《刘杲出版文集》《刘杲出版论集》《出版笔记》《我们是中国编辑》四部论著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探讨建设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出版学，其中贯穿着一套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这四部论著充分表述了作者关于编辑出版学的历史观、学术观、价值观、法制观和科学的思想逻辑。
[关键词] 编辑出版学 理论创新 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 G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1-0005-07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Liu Gao’s four works, just Publishing Collected Works of Liu Gao, Publishing Analects of Liu Gao, Publishing Notes and We Are Chinese Editors, which is researched and studied how to construct Chinese redactology and Chinese publishing science, and there is a kind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redactology and publishing science throughout it, the four works also reflects Liu Gao’s conception of history, academic, value, law and scientific thought logic.
[Key words] Redactology and publishing science Theory innovation Discipline system
一
编辑学是中国人首先创意并提出的一门现代专业学科，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现代与国外有关书报刊出版、广播、影视与网络荧屏等媒介传播业多方交互而催生出来的新兴学科。其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涌现出一批热心研究编辑出版学与传播学的学术主体。他们既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方法论，又积累了一定的编辑出版实践经验，既是学者、教师、专家，又是党的专业干部，包括在领导岗位上做过出版和媒介传播工作的高级干部。他们深信，“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潮流中，他们既不像年轻人那样下海弄潮，也不愿坐在岸上旁观，而是就自己曾经熟悉的专业工作，对历史经验潜心思考总结，并对大量的中外文献资料进行科学的学术研究。本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进行文化建设的勇气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积极主动地面对已经摆在面前的编辑、出版、媒介、传播及其文化思想内容与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等课题，认真讨论了事业与产业，学术与政治，普及与提高，人才与教育，市场与文化，经验与科学，理论与实践，应用理论与基础学科等极其复杂而繁重的编辑学学科建设课题，从而认识到，对这诸多课题的研究，是一系列系统工程，绝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全部建成的整体工程。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全国出版业、传媒业高速发展的紧迫需要和时代趋势，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发展我国编辑出版业与文化传播业的方针路线和基本政策，召唤全社会，包括学术界、出版界、新闻界、教育界，特别是大学里热心于此的广大知识分子们行动起来。不久，全国范围内便逐步呈现出一个研究编辑学、出版学，创办编辑出版专业学科，引进国外传播学并力图使之本土化的学术研究高潮。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和韩国的出版学和传播学科的书籍越来越多地引进翻译到中国。国外的同行专家，也来同中国的学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迎接世界性的编辑出版和文化传播大趋势。国内编辑出版专业的学术报刊和书籍也越来越多，相关的专业学术研讨会，虽由不同单位在不同地方发起，但几乎年年召开。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原国家文化部出版局局长、第一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边春光同志。他领导和组织过多次全国编辑出版学学术研讨会，组织推动并编辑出版了一套全国通用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材和新闻出版业急需的工具书，创办了一个“书籍出版社”和两个专业学术杂志《出版发行研究》《出版参考》。边春光同志以老一代党政干部的身份，为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忘却的贡献。
1992年，中国编辑学会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和支持下正式成立，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刘杲同志出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领导和组织全国志同道合者认真地、科学地致力于编辑出版学的学术研究。刘杲同志从出版业的全局出发，带头从事编辑学的创新研究，并协同大家努力建构起一门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学科。一方面致力于研究创新编辑学出版学的学术理论和学科建设，讨论《编辑学理论纲要》；另一方面在工作实务上制定出一套编辑与出版的作业标准与行业规范，即《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同时还参与研究制定出版的法律法规，保障编辑出版业沿着科学与法制的轨道改革和发展。
在中国，编辑出版活动历史悠久，渊远流长，而且成就辉煌，影响亚洲和世界，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传统的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辞章学，以及大量由历代编辑家发凡起例、分类立体建构起来的“四库图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科图书”、大众报刊等媒介结构，已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丰富资源。但毕竟我们急需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现代物质文明为基础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更需要新时代的编辑发扬近百年以来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独立、科学、民主等革命精神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创新精神，从事新的学科专业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
然而，我国现行的学科体系，却还处于近百年间历史传统文化与现代革命文化断裂，东方学术文化与西方学术文化错位，对接得又极不平衡的结构倾斜状态。西方文化的三条学术干线，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历史与文化学三大学科门类并行平分天下。学术研究方法注重综合实证与应用效益。中国文化，则是自然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分离，社会学科与人文科学混杂，伦理道德与思维逻辑相互纠葛。中西文化这两股道上跑的车，对接起来，往往轨道错位，常常会走上岔道。在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类别之中，西方的学科划分并不十分严格，也不分级别，听任学者们独立研究，自由创新。国家政府、科研机构和大学教育部门，只是根据实用需要，依靠社会上大量的学术基金给予课题项目以资助。科研成果则以市场交易方式销售给有关部门。社会上还有许多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由企业或公司出巨资召集专家学者研究专门的学术课题，然后将成果出售给政府或某些职能机构，定货投产。这种情况在客观上鼓励了学术创新、学科发展。特别有利于新兴学科、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成长和发展。过分人为地将学术研究设置森严的界墙，进而再将社会人文科学分解为社会学、法学、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一级”学科，甚至更森严地在这些学科之下分出更多的次级或次次级学科，把学术研究按封建等级划分大大小小的圈子。这是我国目前学科专业体系制约各学科学术研究十分不科学的等级制管理办法。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心理、艺术、民族、宗教、语言、道德、审美等学科专业上，凭空设置了阻碍学术进步，圈死学术研究空间、窒息学术思想活力的条条框框。致使我国大学里的专业发展与课程设置难以与时俱进，难以改革开放、长足向前。思维空间受到巨大限制，严重缺乏世界整体性或全局性、战略性思维。人人都是小专家而缺乏雄才大略的博学者、研究家和思想家。
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中国特色的编辑出版学，虽然在新中国创建初期，便破土而出，但实在是步履维艰。与同时在美国兴起的传播学相比差距很大。编辑出版学连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找一个立锥之地都要花二十多年工夫，去求官员、找权威、开会呼吁、联名上书、写文章诉求、向人大政协做提案等。至今还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弄得连原来教育部指定创办这个专业学科的几所大学都断断续续、走走停停，至今还放不开步子，不得不寄生在其他学科的屋檐下，难以长成大树。最终又弄出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面则只辖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似乎非要扼杀掉编辑出版学不可。当然，这不是某一位两位行政领导或学术权威的决定，而是我们现代所接受的西方学科体系先天不合中国国情，又被上世纪初一些急于西化的学者如胡适之先生“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用西方的学术体系整改中国学术，所谓“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 整理国故的最终结果是将整个丰富的中国学术进行“切割分科”，胡适切分出“十科”：民族，语文，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这十科后面又全都加上一个“史”字。十科即十种“专史”。按“经籍皆史”的旧学去“整理国故”，连国破家亡的时政大要，都被这“十科”国学整理成了十种“史学”。我们现行的学科体系虽然比胡适的 “十科”体系多增到12门，其中一级学科增到88类，二级学科增到382种，但大多还是引进外国的。我们自己的主体创造精神还是放不开，自我限制，自我压抑。自己把自己的脚裹起来，手束起来，思想封起来，怎能够强国呢？学术研究领域为什么就不能对国人更开放一些呢？是中国人没有学术创造力吗？为什么我们教育部门的“学科专业目录”要限制中国高校在学术研究与课程体系上的自主创新呢？
研究编辑出版学是社会不需要吗？是人民不需要吗？是国家不需要吗？是培养专业人才不需要吗？都不是！谁人都说需要。新闻出版部门、文化传播部门都迫切需要大量的专业能力高强的编辑出版人才。但为什么国家学位办设定的学科专业门类与级别制度就不能改革开放一点呢？这妨碍了谁人的权力或权利了呢？为什么学校的教师，报刊图书的版面编辑、广播影视网站的节目编导，不能名正言顺地研究自己从事的编辑学、出版学或本土传播学的学术研究，为什么不允许人们以现代化的教育方式批量培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急需的编辑出版人才呢？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全国不少大学里还是扭扭捏捏、左顾右盼地走路。尽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每年有几千名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还是只能从下面，从基层慢慢地建构。
二
这里我们不能不特别郑重地讲一讲以刘杲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编辑学会对创建中国编辑学出版学学科体系所做的顽强坚持和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刘杲同志早年曾做过《学习生活》《七一》杂志等期刊的编辑工作。后在党政和新闻出版部门做领导工作，一直重视并切身研究编辑出版业务，写过不少专业文章。1993年退居二线后，刘杲同志一面在全国政协从事提案工作，一面专心致志带领学会同志深入研讨编辑学理论、编辑出版史和日益广泛的新媒体实践应用实务。并且两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建设编辑出版学学科专业，设置该学科的硕士、博士授权点。在总结我国编辑出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刘杲同志还投身于艰苦细致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富有说服力的科研成果。从1996年到2006年，十年间他发表了约计380多篇文章，涉及编辑、出版、发行与版权立法、出版科研、文化交流、书评、通信、访谈、序跋等方方面面。结集出版了《刘杲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北京）、《刘杲出版论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武汉）、《出版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石家庄）。2011年10月，刘杲同志又审选编构，由海豚出版社出版了《我们是中国编辑》一书。这是刘杲同志的第四本编辑学著作，集中表达了作者深入研究编辑学理的科学精神和诗人般炽热的推动编辑学理论创新的激情。刘杲这四部论著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探讨建设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出版学，其中贯穿着一套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充分表述了作者关于编辑出版学的历史观、学术观、价值观、法制观和科学的思想逻辑。刘杲研究编辑出版学的学术理论，是从出版工作实践经验开始，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步入学术思想的阶梯，逐步登上编辑学理和出版应用业务的厅堂，再进入编辑出版学学科理论体系研究之“室”的。刘杲是以现代中国出版实践经验为基础走上编辑学学科体系建设高峰的，他不仅架起了出版学之梁柱，并在其上构筑了编辑学的屋室。他还在2006年中国编辑学会换届大会闭幕式上简明地讲道：“编辑活动大于出版活动”，“编辑活动早于出版活动”，我们要“努力建设普通编辑学”[1]。
刘杲同志研究编辑学，为什么要从“出版实践经验”出发呢？这不仅因为中国的出版历史长久，经验丰富，有革命和改革创新的好传统，还由于刘杲自己做过长期的出版管理和领导工作。对中国当代出版改革和发展有深切的体验和热烈的感情。事实上，中国现行的出版体制是在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学习前苏联时期就被规定好了的制度，是把编辑作为出版单位中的一个业务部门来管理的。是把编辑活动置于出版活动之中的。编辑人员是被出版社社长领导和管束的专业人员。在这种体制下，要独立地研究编辑学，自然非常困难。尽管在中国百年来的出版传统特别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出版体制中都显示出总编辑的文化创构思想才是出版业的灵魂和生命所在，但却很少有人把那些总编辑作为编辑大师式的人物来尊重和研究。1936年杨家骆虽然提出过他想研究“出版学”，但终未见其实绩。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曾有广州自由出版社出过广东国民大学李次民教授的《编辑学》一书，但未完全超出新闻纸的版面编辑局限。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曾出版过前苏联专家K.倍林斯基撰写的《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也是研究图书和期刊的编辑之学。此外，港台地区还出版过余也鲁的《杂志编辑学》（香港，1965年），张觉明的《现代杂志编辑学》（台湾，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出版了郑兴东等主编的《报纸编辑学》。中国出版与传媒业开始了空前的大解放。许多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或提出建议或参与讨论创建编辑学、出版学的课题，党中央领导人还给国家教育部写信，建议在大学创设编辑学专业或出版学专业。成立了国家批准的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今改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武汉大学办起了图书发行学专业。全国许多地方创设了编辑学、出版学专业杂志，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有关编辑的学术著作也出版得越来越多，学校为了教学需要编写了几套专门的编辑出版学教材。全国原有的许多家出版社，迅速裂变为500多家，急需吸纳大量编辑出版人才，从事新时期迅猛发展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个时期，作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并主管图书出版领导工作的刘杲同志，只能从现行出版体制基础出发，探究出版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问题，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1983年6月4日中发【1983】24号文件）和相关的法规政策，首先从整体上研究出版改革发展和有关版权法制建设问题；其次，着重研究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中央强调，这是出版工作的中心，“是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编辑的政治思想、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直接影响着出版物的质量。出版的价值核心主要表现在编辑的精神创造力，即对文化媒介的编辑创新和整体架构上。但是，许多人并非从出版平台上进阶登堂，深入到编辑学研究之“室”的。有的是从出版产业出发，两眼主要盯着印刷、发行，直到把发行视为出版业的龙头，由“编—印—发”倒过来，走上“发—印—编”的纯粹市场经济之路。有的则是主要走专业学术文化之路，专门研究编辑学本身或内部的种种课题，不大关注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等现实问题研究。或者把既有庞大而复杂的中国出版产业直接与传播学、媒介学链接起来，做纯粹的学术理论研究。这样便导致编辑学理论体系的三种趋势或模式：出版编辑学；编辑出版学；编辑传媒学。
显然，刘杲同志清醒地分析研究了编辑学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他改变了曾经提过的“出版编辑学”这个狭义的说法，赞成较为广义的“编辑出版学”。因而不但在内涵上提升了编辑的广义概念，同时也提升了出版的广义概念，既包括传统的纸质印刷出版媒体，又包括非纸质的电子荧屏音频视频等传播媒体。实际上是用编辑出版学涵盖了编辑传媒学。当然，他在以编辑出版学取代出版编辑学的同时，更加强调了编辑学在各种传播媒介中的价值和意义，很用心地吸收了其他两种体系的优点和长处。最终坚持建构起来的当然是更加科学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这由他1997—2006年所写的《建议设立编辑学专业硕士点》《我们的追求：编辑学》《争取设立编辑出版学专业硕士点》《建议在高等学校设立编辑出版学硕士学位授予点》《编辑学理论的探讨》《推动编辑学理论研究》《我们是中国编辑》《编辑规律学习笔记》《以16大精神统领编辑学学科建设》《理论创新就是学科建设的灵魂》等系列论文和2008年写的《我的出版观》[2]一文为标志。从刘杲自己编定的《出版笔记》一书的分类排序看，他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是把出版（包括印制复制）与发行营销排在基本地位，作为产业的物质基础，而把编辑作为思想文化的灵魂排在思想灵魂的指导地位，作为凌驾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精神文化价值层面的内容。他还把版权法制排在社会环境保障地位，作为建立法律制度，保护著作、编辑、出版和阅读使用者权益的法规体制，从而架构起坚实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应该说，这个学科体系的架构既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也适应现代国际出版产业的市场化背景。表面上看，这个学科体系是小编辑、大出版。编辑角色在出版社中，属于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望尽天涯路”，远能考虑文化传播的力量和社会影响的长久价值，近能考虑市场需要和经济收益的价值，善于平衡内部和外部、文化与经济等多方面的交互关系，创造并建构出多种多样的文化媒介，传播无限丰富的讯息。虽然我国出版界现行体制中有社长负责制，也有期刊和某些报纸的主编负责制或总编负责制，影视和网络媒介中还有编导负责制、版主负责制等。但这些情况暂时都不影响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大框架的理论建构。
三
在编辑出版学学科这个大的结构体系内部，还有较小的结构系统，如编辑学体系、印刷或复制技术学体系、发行或市场营销学体系等。其中后两个学术体系，可以结合起来统称出版学体系，即以机器生产或电子生产的物质商品生产系统，属于文化产业。在刘杲同志的研究范围内，相当重视这些物质技术产业领域，是把出版印制发行营销作为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来看待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可是他花更大精力，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编辑学理论课题，却又十分突出地强调作为文化灵魂的编辑活动。他从多重视角反复论述：编辑活动是对文化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是对精神矿藏的挖掘和冶炼，是编辑主体对创造媒介、传播文化的永远自强不息的最高价值追求。当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法的坚持。
刘杲同志十分重视我国高等学校的编辑学学科体系建设。要求在编辑学理论研究、编辑活动应用实践研究和编辑史研究这三个模块的基础上，建构普通编辑学的学科体系框架。支撑普通编辑学这个框架的，既有基本学理，又有术业专攻，还有专史研究。三者结合构成相对独立的专门的编辑学学科体系。所以，刘杲在领导中国编辑学会的活动中，特别重视组织这三个层面的学术研讨。他本人也在这三个层面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业绩。得出的结论是：编辑学理乃是编辑活动的思想灵魂，是不断创造新媒介、传播先进文化的编辑学学术理论；编辑活动的历史起点和发展渊源是编辑活动早于出版媒体的文字图像等符号的构造序列；编辑活动的发展潮流和逻辑趋势是编辑活动越来越扩大或超出于此前的出版活动，走向创造更多媒体的互补互动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空间，其总的归宿则是构成超越多种具象媒体的普通编辑学，即涵盖着报纸、期刊、图书等传统出版媒体的编辑活动，电影电视屏幕媒体的编辑活动，留声机、手机、广播等音响媒体的编辑活动，以及网络视频等诸多新技术媒体的编辑活动在内的整个传播媒介的普遍共通的编辑学学科体系。这个编辑学学科体系，相对于“新闻媒体编辑学”、“科技媒体编辑学”、“文艺媒体编辑学”、一般社会文化媒体编辑学等来说，是“大编辑学”，但相对于总体的包括传统印刷和现代数字化出版等一切向大众传播信息的大媒体系统来说，编辑学又是其中的一个小系统，尽管是其中头等重要的环节，是“中心”枢纽，但也必需托身于整个大的文化产业躯体之上，如同将思想灵魂与身躯对接而成生命活体那样。如此一来，在精神文化上或在学术层面上，大编辑学也就成为广义的大出版学（编—印—发）一条龙模式的核心、主脑和灵魂。并且与编创文化媒体，包括复制影视片、下载网屏视频、投放市场经营的出版服务商品构成一个学科链条——从文化到产业，从学理到实践的“内圣外王”的学科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编辑出版学。从学理上说是编辑创造媒介传播文化；从产业上说，是印刷复制技术和市场经营效益，为文化发展提供基础。我国半个世纪以来摸索出来的“文化事业，企业管理”那一段道路，正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而今又在科学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为理论创新之路、学科建设之路。
目前，我们在编辑出版学学科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改企、转制、升级等政策，推动我们的文化产业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提速前进。这里，我们不妨学习“新闻传播学”的样子，把编辑出版学的整个学科体系勾画出一个简单模型。
图1 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简单模型
四
我们的编辑出版教育，可以在这个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更精细的教学课程体系和更多样的人才培养模式。
如此看来，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庞大系统中，应该是一个级别相当高的、交互性很强的，内涵很深、外延很广的，普遍通用于人类文化传播与多种媒介交互创新的基础学科。没有别的学科能够完全取代编辑出版学，也没有哪个十分成熟的学科能够完全脱离编辑出版学。假如未来的世界上，专门编辑出版他人作品的职业角色已变得没有多少独立性，那也是编辑出版的理论、技术和产品，已经演变发展到了人人都具备普通编辑出版的素质教养和文化交流的智能，从而将著作者、编辑者、出版者、阅读者以及广大使用者、教育者等社会角色的界限泯灭掉了，并将他们融入或化解到普通人的自我修养和基本素质中去了。那是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谁都没有职业限制的理想社会的理想状态。但仍然处于作者、编者、读者、出版者多重主体之间既相差异又相交互的辩证过程之中。他们在协同活动的平台上创造出来的客体对象——编辑出版物、影视网络传播品当然也是交互共享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媒介。当代世界的人们不是正处身于这个“媒介交互”的文化状况之中吗？
刘杲同志的编辑学研究，不只是在理论、专史、实务三个方面下工夫。他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编辑学的理论创新方面。从研究图书出版业内的编辑学开始，那时多称“出版编辑学”，“书籍编辑学”，“图书编辑学”或“实用编辑学”。但仅有伍杰同志主编的一套《编辑学教学丛书》中，有一本《编辑出版学概论》[3]。大量的是专门研究编辑学的著作，如“编辑学通论”，“编辑学概论”以及“报纸编辑学”，“期刊编辑学”，“广播编辑学”，“影视编辑学”等，由大学里的教师和教学研究人员所著。刘杲同志对这些编辑学的不同冠名和不同内容，及其编辑特性的差异等，作为媒介对象做过通盘思考，并组织中国编辑学会专门开会研讨多种不同媒体的编辑共性问题。从中国整个出版业的大局与具体的多种媒介互有差异的编辑实践出发，确立了以“建立普通编辑学”为目的的研究方向和具体媒介的编辑学研究路径，牢牢把握住编辑这个“中心”课题，进行理论攻坚。这比起早些时候的人们，不管当时有没有编辑学理论，只管空讲“理论要联系实际”这个伟大而正确的原则，而毫不顾及还处于理论缺失状态下的现实情况大有改观。研究者们的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理论攻坚的主动性积极性大为提高。刘杲同志一面在全国政协九届八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在高等学校设立编辑出版学硕士学位授予点》；一面发表《推动编辑学理论研究》《理论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灵魂》等富有远见卓识的学术论文。
刘杲同志讲：不能用降低理论要求的办法去吸引做编辑实践工作的同志研究理论。只能用提高编辑理论的科学性、理论性、专业性、实践性的办法，深入研究编辑学理论。编辑学理论能够说明的实际问题越多、越深刻、越普遍，这个理论的权威性就越高，吸引力就越大。我们的研究路径是从图书编辑学入手，扩展到其他媒体的编辑学，进一步构建普通编辑学。他还讲到：建立普通编辑学，要努力找到“理论源流”和“历史源流”的问题。这就将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一书中所说的“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课题提到了新时代、新条件、新需要的现实面前。对于中国特色的编辑学来说，纵的历史源流还好办，横的学科理论源流，人们的意见分歧很大。刘杲同志比较研究了编辑学理论与传统出版学理论以及现代文化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理论之间的渊源和流向。呼之欲出的逻辑结论不就是交叉于传统出版学与现代传播学之间，以编辑为主体的自主文化创新与多种版面媒体、屏幕媒体交互推动的以文化传播为特色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吗？（见《编辑学理论的探讨》一文）。不过，刘杲同志似乎把这个结论留给了学会的同仁。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传播和当代中国的编辑活动，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一个新兴的学科体系。在历史渊源上编辑活动早于出版活动，并与出版活动互补互动地发展；在科学理论渊源上编辑活动大于出版活动，并与传统版面媒体之外的音像视频等媒体结伴前行。而现代应用实践上的编辑活动又是在多种媒体高速融合互动发展的条件下形成的一门相对独立而绝对不可代替的学科体系。这就为多年来高等学校争论不休的问题——编辑出版到底是属于信息管理学还是属于新闻传播学，是属于语言文字学还是属于社会文化学，从理论逻辑上画上了句号。
至于最终命名为“编辑出版学”，还是考虑到编辑与出版的关系，较之编辑与传播的关系更多些中国的传统特色。以免现代出版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事业与出版产业两种性质倒转，形成一种新的以快速赚钱为第一追求的模式。从文化思想系统的最高层面——学术理论及其学科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来看，编辑出版学还是把被颠倒了的一条龙又正本清源理顺了过来，仍然强调以社会主义先进思想作为指导，突出文化内容的创新作为出版产业科学发展的主导精神。刘杲同志深深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呼吁编辑们必需以文化创新、文化传播为己任，努力提高编辑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文化水平。坚持科学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必需以科学理论为灵魂，以先进思想为指导，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业的健康发展。是的，复印技术发展太快了，出版经济发展太快了。这当然是好事。但人文之事不要让人的灵魂掉队。灵魂向前发展也有它的规律，脱节了，就要像阿拉伯谚语所说的“等等灵魂”。显然，刘杲同志着力于研究和倡导编辑学，是在为出版业召唤思想文化之魂——“魂兮归来”！所以，2011年中国传媒大学学位委员会在征询对招收编辑出版学博士研究生并报请教育部、学位办授权给高校招收并授予编辑出版学博士学位的意见时，我表示完全赞成。赞成他们将编辑出版学正式列入一级学科，或者至少列入新闻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与新闻学、传播学并列。不知道国家教育部与学位办是否会接受这个正确的建设性意见，科学地修改一下旧的并不十分科学的硕博学科目录。道理就是编辑出版学教育是为出版、影视、网络等传播业熔铸灵魂培养人才的事业。
以上写的，是我读刘杲同志四部文集应生发的一些想法，也是笔记。在这四部书中，刘杲同志的每篇文章都不长，一一读来，轻松愉快，得心应手。看似零散，但整合起来掩卷沉思，又自成体系，理论结构相当严谨。其实，论文集并不比一般所谓的专著学术性差，或者逻辑性弱。就其思想理论的创新性来看，往往要比一般的专著高强得多。世界上许多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是在论文中提出来的。东方和西方都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刘杲同志未来得及收入这四部书的论文，我也读过几篇，等着第五部文集出来，还想再读刘杲。我写出来这些，仅是感想心得而已。此文谨作为对刘杲同志80华诞的庆贺。误读之处，仅供讨论，希望批评指正。
注 释
[1]《普通编辑学》的本义是要编著一本普遍通用于图书报刊业的编辑出版与影视、网络传播业的编导、节目制作与播放等广泛普适的媒介理论性著作。2011年10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本文中所引刘杲同志的话语，均在行文中说明，大多出自作者的四本文集，不再分别作注。
[2]《我的出版观》一文，在刘杲同志的第四本文集中，目录中写出的是作于2009年5月16日，并加了副标题《在韩国‘南涯安春根出版文化奖’颁奖大会上的答谢词》，不太准确。据我所知：这篇文章写作于2008年5月13日。刘杲同志因事未能出席韩国会议。由程绍沛同志带往韩国，并在5月18日于首尔举办的颁奖大会上代表获奖者宣读致谢，后来又把作者获得的500万韩元奖金带回北京，交由作者全部捐献给汶川地震灾区了。
[3]叶再生.编辑出版学概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收稿日期：201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