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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刘杲同志有关图书质量问题的论述，联系出版编辑工作实际，从四个方面探讨如何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坚持质量第一，多出精品。
[关键词] 刘杲 图书质量观 质量第一 精品
[中图分类号] G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1-0012-04
[Abstract] Based on the publishing practices, the author studied the book quality conception of Liu Gao, and probed on how to ensure and improve book quality from four aspects.
[Key words] Liu Gao Conception of book quality Quality first Excellent books
刘杲同志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出版界德高望重的领军人物之一，是我的师长。我们看到他从新闻出版署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不仅以政协委员的身份积极为出版业建言献策，推进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而且在担任中国编辑学会首任会长的15年里，高度重视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编辑学会设立研究课题，组织专题研讨。有关图书质量问题一直是研究讨论的重要主题。1998年7月15日他在中国编辑学会第4届年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要提高图书质量，多出精品”。 2005年8月，针对某些出版单位在出版改革中，见利忘义或重利轻义，不顾图书质量的现象，他在中国编辑学会第10届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出版改革莫忘图书质量第一》的文章，在出版界有重要影响，我也获益匪浅。在出版改革日益深入的新形势下，重新学习这些讲话和刘杲同志的《在全国总编辑研讨会上的讲话》（1991年1月26日）、《我对提高图书质量的看法》（1994年2月18日）、《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建立、发展和主要经验》（1996年4月12日）、《关于制定出版业“十一五”规划的思考》（2006年3月14日）等文章中有关图书质量问题的论述，联系出版编辑工作实际，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是十分有益的事。
1 多出书的好与不好
近年来，我国图书出版品种数一直在增长，2010年已达22 万余种。在其他相关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数量的增长，往往带来质量的下滑，这不能不让人们担心，有的甚至否定出版业的成就。刘杲同志对出书品种数量的高速增长现象的看法是“又好又不好”。“出版繁荣要依靠相当的数量。图书品种增长的结果，读者选择余地比过去大为扩展。由于种数多，基数大，即使从严选择，百里挑一，好书也还是颇为可观的。这是好的一面”[1]。的确，除了这些，我们也理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发展，经济增长，文化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出版物会越来越丰富多彩，图书品种的适度增长也就很正常，是好事。“说不好，是因为这些书质量参差不齐，在出了许多好书的同时，也出了不少平庸的书、质量低下的书以至坏书”，“这是不好的一面”[2]。
我体会刘杲同志的这些看法是实事求是的，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赞成。我国出版业要做强、做大，大靠规模，强在质量，缺一不可。多出书要着眼于出好书，不出坏书。在此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去分析、解决图书质量下滑的问题，也较易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2 文化为目的必须坚持质量第一
刘杲同志多次谈到，出版工作“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出版的根本要求是什么？是文化建设。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出版能够载入史册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建设”。“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3]。图书出版以文化为目的，就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保证以文化为目的的基础是优秀的图书质量。如果不能保证图书质量，那么，文化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无从谈起。优质高效，先有优质，后有高效，优质是前提。只有优秀的图书质量才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也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事实上，不肯定和坚持文化是目的，只讲两个效益的结合，往往导致只要经济，不要文化，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也就成了一句空话[4]。
这些年出版改革，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一方面成绩显著；另一方面也使得利益驱动的力量空前强大。实践中，过分强调数量、规模和经济效益，质量第一的要求实际上被忽略的现象很普遍。“广种薄收”，“萝卜快了不洗泥”成为一些出版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捷径。这是图书质量大面积滑坡的基本原因。在《关于制定出版业“十一五”规划的思考》中，刘杲同志批评“人人都追求数量，销售额越大越好，利润额越大越好。甚至于以为追求数量可以不顾质量”的现象。他指出质量低下的后果不仅是质量问题，也是数量问题;不仅是文化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刘杲同志让我们看一组统计数字：新闻出版总署做了“2005年全国少年儿童图书质量专项检查”，公布了86种不合格少儿图书的名单。此次检查共抽查了30个省市区和中央部委的185家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的少儿图书721册，合格的图书有635册，总体合格率为88.1％。这就是说，质量不合格的占11.9%，超过一成。同属2004年，全国少年儿童图书出版发行，与上年相比，种数增长5.28%，总印数下降9.57%，总印张下降3.95%，总定价下降2.45%；销售册数下降46.57%，销售金额下降29.47% 。2004年少年儿童图书质量不合格的占11.9%，同时销售册数和销售金额分别下降46.57%和29.47%[5]。这些数字充分说明质量和销售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质量和销售量双双下滑的事实，值得高度重视。当年参加检查图书质量的专家们认为，“一些少儿图书出现粗制滥造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单纯追求出版利润、盲目加大编辑人员的工作量”。这些数字还告诉我们，出版改革，出版单位转制，使得利益驱动的力量相当强大，追求做多、做大的欲望空前强烈。在缺乏优质出版资源的情况下，做大途径只能是扩大品种、发展规模。数量要求被高度强调，质量要求却很少强调，两者明显失衡。这种出版指导思想上的偏离，导致粗制滥造现象相当严重，这是图书质量大面积滑坡的基本原因。
在深化出版改革的今天，我们要充分认识出版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出版生产力，同时不断提高图书质量。质量和数量的关系，质量必须位居第一。质量优秀，数量增长带来的是正面效应。质量低劣，数量增长带来的是负面效应。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质量，所以必须优先重视质量，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3 提高图书质量的决定性环节是编辑工作到位
刘杲同志明确提出，新形势下，我们更要认识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来自优秀的图书质量，出版改革要推动图书质量上升和遏制图书质量下滑。认识提高图书质量的决定性环节是编辑工作到位，包括编辑选择和编辑加工的到位。在对编辑、总编辑的考核中，特别在对社长的考核中，都必须强调提高图书质量的要求,从而建立提高图书质量的长效机制。现在比较普遍存在重经济、轻文化，重策划、轻加工，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据统计，2004年与2000年比较，一方面，图书种数从14万种增至20万种；另一方面，零售总额从376亿元降至364亿元[6]。这个强烈反差值得我们深思！
回想刘杲同志1996年在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经验和工作思路时，前三条就是：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是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出版工作的中心是多出好书；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体会，这三条若合成一句话，就是出版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满足人们的精神文明需求多出好书，多出精品。这是我们出版工作者的基本共识，是我们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是我们在工作中始终要坚守的。要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就要坚持图书质量第一。在出版工作的全过程、在出版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保证质量合格，并不断努力提高质量，争取达到优秀水平。我们要自觉地坚持图书质量第一，就要像刘杲同志那样，真正认识图书质量是出版社的生命线。认识坚持图书质量第一，就是坚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第一，就是坚持图书出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认识坚持图书质量第一是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关系的基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质量第一，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近乎是同义语。一个是首位，一个是第一，社会效益、图书质量同是强调的重点，是我们要坚持和注重的。反之，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就是以牺牲图书质量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这是出版活动中的见利忘义，是我们要反对的。总之，靠提高图书质量赚钱，是生财有道。靠牺牲图书质量赚钱，是不义之财。因此，正确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只能以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为基础，必须将编辑工作做到位。
要做到编辑工作到位，出版单位就要建立系统完整的图书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刘杲同志领导中国编辑学会时，十分重视编辑工作基本制度、基本规范的建设，把编写《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的工作委托给湖北省编辑学会蔡学俭同志。这一规程的诞生对促进编辑工作的规范化、避免编辑工作的随意性、保证图书质量是一大贡献。该规程1998年2月经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发文，成为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规范。我1998年6月起担任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获得此规程时如获至宝，依据此规程和本社实际修订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和图书质量管理制度，坚持三审责任制和质量检查制度，保证了清华版图书质量的基本稳定并逐年有所提高。我们在制定出版社的发展目标时，首先考虑图书质量的发展目标，在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的基础上，谋改革，促发展。我们强调所有有关编辑工作、出版流程的改革措施都要符合质量第一的要求，都要有利于实现质量第一的目标。当时清华版图书、特别是计算机类图书在读者中的口碑较好，这要归功于我们尊重编辑出版规律，坚持图书质量第一。
当然，图书质量的提高是没有上限的。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图书承载文明进步，不断创新，不断超越，永远没有止境。编辑出版工作者以出版精品佳作造福人类为荣，以出版传世珍宝光耀千秋而乐。这是图书出版的崇高理想，也是出版改革的最终追求。刘杲同志提醒我们，在实现这些追求的目标当中，编辑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具有决定意义。2003年初，我负责中国编辑学会科技编辑专业委员会（筹）的工作，组织委员会的同志们编写一本供作者、编辑使用的实用性手册，我向刘杲会长作了汇报，并请他为手册写序言。刘杲同志很支持我们的这项工作并写了序。他在序中写道：“为什么强调编辑出版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主要有两条理由。一是准确，坚持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有利于作品内容的准确表达，提高作品的科学水平。二是交流，坚持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有利于作品采用公认的共同语言，以便进行广泛的传播和交流。”“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说到底，反映编辑出版工作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7]违背了编辑出版工作的客观规律，出版物就不可能有好的质量。
“十二五”时期新闻出版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加强精品力作的生产，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提出要大力推动内容创新，重点抓好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重点学术期刊等精品工程，组织出版更多具有时代精神与特点的精品力作，推出更多代表中华民族永久记忆乃至世界永久记忆的各类出版物，创造出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要求出版单位不断提升新闻出版产品的质量和水平。这些工作任务的落实，无一不靠编辑责任制度的贯彻实施，无一不靠编辑专业功能的充分发挥。刘杲同志还强调不仅要有管理生产的制度，还要有管理分配的制度，包括改革工资、福利和奖励制度。分配制度的倾向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人们看你是以质量论高低，还是以赚钱论高低。由于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有什么样的政策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你奖励质量第一，人们就会精益求精。你奖励赚钱第一，人们就会唯利是图。因果关系清楚，没有多大奥秘。所以，出版改革的制度创新，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刘杲同志在工作中也是坚持质量第一的模范。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编辑学会承担了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的编写和考试试题的命题工作。他和邵益文、巢峰、蔡学俭等老同志亲自参加审稿、审题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带出了一批承担考试工作任务的骨干。考试工作至今已历10年，没有出过什么失误，受到了主管部门的表扬。这与刘杲同志和桂晓风同志两任会长的领导和模范作用是分不开的。
4 坚持图书质量第一的关键在领导
从前面所述可以看出，坚持图书质量第一的关键在于领导。只有出版企业的领导，特别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真正认识到：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不仅是文化建设的要求，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出版企业靠不断提高图书质量来不断增强核心竞争能力。领导要带领全体员工高度重视出版品牌的建设，认识出版品牌的生命就在于保持图书的优秀质量。刘杲同志提醒出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产品质量的第一责任者。出版社社长是出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当然是图书质量的第一责任者。这项制度对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至关重要。提高出版企业的竞争能力涉及很多方面，比如，优化结构，树立品牌，降低价格，扩大销售，宣传推广，优良服务，等等。其中首要的举足轻重的是图书质量。图书质量是核心。图书质量优秀，其他方方面面的文章可以做得有声有色。图书质量低劣，其他方方面面的文章再使劲也做不好。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是基本规律。一个出版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首先要大力抓好图书质量。紧紧依靠提高图书质量求生存、求发展。这是市场经营的阳关大道。刘杲同志批评有的媒体宣传肯定某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后，有位编辑积极性高涨一年出了60多种书。严肃指出“这不是公开鼓励粗制滥造吗？大力提高图书质量的要求应当贯穿改革和发展的始终”。刘杲同志希望“经过出版改革做到：牢固树立图书质量第一的意识；建立健全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的长效机制；图书总体质量明显地逐步上升；陆续出版一批堪称时代标志的优秀图书；质量平庸的和质量低劣的图书明显地逐步减少。如果实现了这些希望，那肯定是出版改革的成功。如果还没有实现这些希望，那就仍需继续努力。如果一个出版社转制改企的结果是图书质量严重下滑，甚至跌破图书质量的底线，那只能说明这个出版社的改革还不行”[8]。我想这也是每一个编辑，每一个出版工作者的希望。
注 释
[1][2]刘杲.刘杲出版论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27
[3][4]刘杲.经营文化的人[M]//俞晓群.人书情未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5][6]刘杲.关于制定出版业“十一五”规划的思考[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3810001000264.html
[7]刘杲.作者编辑实用手册·序[M]蔡鸿程.作者编辑实用手册.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9
[8]刘杲.出版改革莫忘质量第一[J].中国编辑，2005（6）
（收稿日期：2011-11-28）
[关键词] 刘杲 图书质量观 质量第一 精品
[中图分类号] G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1-0012-04
[Abstract] Based on the publishing practices, the author studied the book quality conception of Liu Gao, and probed on how to ensure and improve book quality from four aspects.
[Key words] Liu Gao Conception of book quality Quality first Excellent books
刘杲同志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出版界德高望重的领军人物之一，是我的师长。我们看到他从新闻出版署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不仅以政协委员的身份积极为出版业建言献策，推进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而且在担任中国编辑学会首任会长的15年里，高度重视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编辑学会设立研究课题，组织专题研讨。有关图书质量问题一直是研究讨论的重要主题。1998年7月15日他在中国编辑学会第4届年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要提高图书质量，多出精品”。 2005年8月，针对某些出版单位在出版改革中，见利忘义或重利轻义，不顾图书质量的现象，他在中国编辑学会第10届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出版改革莫忘图书质量第一》的文章，在出版界有重要影响，我也获益匪浅。在出版改革日益深入的新形势下，重新学习这些讲话和刘杲同志的《在全国总编辑研讨会上的讲话》（1991年1月26日）、《我对提高图书质量的看法》（1994年2月18日）、《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建立、发展和主要经验》（1996年4月12日）、《关于制定出版业“十一五”规划的思考》（2006年3月14日）等文章中有关图书质量问题的论述，联系出版编辑工作实际，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是十分有益的事。
1 多出书的好与不好
近年来，我国图书出版品种数一直在增长，2010年已达22 万余种。在其他相关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数量的增长，往往带来质量的下滑，这不能不让人们担心，有的甚至否定出版业的成就。刘杲同志对出书品种数量的高速增长现象的看法是“又好又不好”。“出版繁荣要依靠相当的数量。图书品种增长的结果，读者选择余地比过去大为扩展。由于种数多，基数大，即使从严选择，百里挑一，好书也还是颇为可观的。这是好的一面”[1]。的确，除了这些，我们也理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发展，经济增长，文化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出版物会越来越丰富多彩，图书品种的适度增长也就很正常，是好事。“说不好，是因为这些书质量参差不齐，在出了许多好书的同时，也出了不少平庸的书、质量低下的书以至坏书”，“这是不好的一面”[2]。
我体会刘杲同志的这些看法是实事求是的，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赞成。我国出版业要做强、做大，大靠规模，强在质量，缺一不可。多出书要着眼于出好书，不出坏书。在此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去分析、解决图书质量下滑的问题，也较易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2 文化为目的必须坚持质量第一
刘杲同志多次谈到，出版工作“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出版的根本要求是什么？是文化建设。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出版能够载入史册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建设”。“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3]。图书出版以文化为目的，就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保证以文化为目的的基础是优秀的图书质量。如果不能保证图书质量，那么，文化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无从谈起。优质高效，先有优质，后有高效，优质是前提。只有优秀的图书质量才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也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事实上，不肯定和坚持文化是目的，只讲两个效益的结合，往往导致只要经济，不要文化，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也就成了一句空话[4]。
这些年出版改革，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一方面成绩显著；另一方面也使得利益驱动的力量空前强大。实践中，过分强调数量、规模和经济效益，质量第一的要求实际上被忽略的现象很普遍。“广种薄收”，“萝卜快了不洗泥”成为一些出版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捷径。这是图书质量大面积滑坡的基本原因。在《关于制定出版业“十一五”规划的思考》中，刘杲同志批评“人人都追求数量，销售额越大越好，利润额越大越好。甚至于以为追求数量可以不顾质量”的现象。他指出质量低下的后果不仅是质量问题，也是数量问题;不仅是文化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刘杲同志让我们看一组统计数字：新闻出版总署做了“2005年全国少年儿童图书质量专项检查”，公布了86种不合格少儿图书的名单。此次检查共抽查了30个省市区和中央部委的185家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的少儿图书721册，合格的图书有635册，总体合格率为88.1％。这就是说，质量不合格的占11.9%，超过一成。同属2004年，全国少年儿童图书出版发行，与上年相比，种数增长5.28%，总印数下降9.57%，总印张下降3.95%，总定价下降2.45%；销售册数下降46.57%，销售金额下降29.47% 。2004年少年儿童图书质量不合格的占11.9%，同时销售册数和销售金额分别下降46.57%和29.47%[5]。这些数字充分说明质量和销售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质量和销售量双双下滑的事实，值得高度重视。当年参加检查图书质量的专家们认为，“一些少儿图书出现粗制滥造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单纯追求出版利润、盲目加大编辑人员的工作量”。这些数字还告诉我们，出版改革，出版单位转制，使得利益驱动的力量相当强大，追求做多、做大的欲望空前强烈。在缺乏优质出版资源的情况下，做大途径只能是扩大品种、发展规模。数量要求被高度强调，质量要求却很少强调，两者明显失衡。这种出版指导思想上的偏离，导致粗制滥造现象相当严重，这是图书质量大面积滑坡的基本原因。
在深化出版改革的今天，我们要充分认识出版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出版生产力，同时不断提高图书质量。质量和数量的关系，质量必须位居第一。质量优秀，数量增长带来的是正面效应。质量低劣，数量增长带来的是负面效应。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质量，所以必须优先重视质量，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3 提高图书质量的决定性环节是编辑工作到位
刘杲同志明确提出，新形势下，我们更要认识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来自优秀的图书质量，出版改革要推动图书质量上升和遏制图书质量下滑。认识提高图书质量的决定性环节是编辑工作到位，包括编辑选择和编辑加工的到位。在对编辑、总编辑的考核中，特别在对社长的考核中，都必须强调提高图书质量的要求,从而建立提高图书质量的长效机制。现在比较普遍存在重经济、轻文化，重策划、轻加工，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据统计，2004年与2000年比较，一方面，图书种数从14万种增至20万种；另一方面，零售总额从376亿元降至364亿元[6]。这个强烈反差值得我们深思！
回想刘杲同志1996年在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经验和工作思路时，前三条就是：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是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出版工作的中心是多出好书；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体会，这三条若合成一句话，就是出版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满足人们的精神文明需求多出好书，多出精品。这是我们出版工作者的基本共识，是我们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是我们在工作中始终要坚守的。要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就要坚持图书质量第一。在出版工作的全过程、在出版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保证质量合格，并不断努力提高质量，争取达到优秀水平。我们要自觉地坚持图书质量第一，就要像刘杲同志那样，真正认识图书质量是出版社的生命线。认识坚持图书质量第一，就是坚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第一，就是坚持图书出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认识坚持图书质量第一是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关系的基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质量第一，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近乎是同义语。一个是首位，一个是第一，社会效益、图书质量同是强调的重点，是我们要坚持和注重的。反之，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就是以牺牲图书质量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这是出版活动中的见利忘义，是我们要反对的。总之，靠提高图书质量赚钱，是生财有道。靠牺牲图书质量赚钱，是不义之财。因此，正确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只能以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为基础，必须将编辑工作做到位。
要做到编辑工作到位，出版单位就要建立系统完整的图书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刘杲同志领导中国编辑学会时，十分重视编辑工作基本制度、基本规范的建设，把编写《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的工作委托给湖北省编辑学会蔡学俭同志。这一规程的诞生对促进编辑工作的规范化、避免编辑工作的随意性、保证图书质量是一大贡献。该规程1998年2月经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发文，成为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规范。我1998年6月起担任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获得此规程时如获至宝，依据此规程和本社实际修订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和图书质量管理制度，坚持三审责任制和质量检查制度，保证了清华版图书质量的基本稳定并逐年有所提高。我们在制定出版社的发展目标时，首先考虑图书质量的发展目标，在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的基础上，谋改革，促发展。我们强调所有有关编辑工作、出版流程的改革措施都要符合质量第一的要求，都要有利于实现质量第一的目标。当时清华版图书、特别是计算机类图书在读者中的口碑较好，这要归功于我们尊重编辑出版规律，坚持图书质量第一。
当然，图书质量的提高是没有上限的。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图书承载文明进步，不断创新，不断超越，永远没有止境。编辑出版工作者以出版精品佳作造福人类为荣，以出版传世珍宝光耀千秋而乐。这是图书出版的崇高理想，也是出版改革的最终追求。刘杲同志提醒我们，在实现这些追求的目标当中，编辑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具有决定意义。2003年初，我负责中国编辑学会科技编辑专业委员会（筹）的工作，组织委员会的同志们编写一本供作者、编辑使用的实用性手册，我向刘杲会长作了汇报，并请他为手册写序言。刘杲同志很支持我们的这项工作并写了序。他在序中写道：“为什么强调编辑出版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主要有两条理由。一是准确，坚持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有利于作品内容的准确表达，提高作品的科学水平。二是交流，坚持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有利于作品采用公认的共同语言，以便进行广泛的传播和交流。”“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说到底，反映编辑出版工作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7]违背了编辑出版工作的客观规律，出版物就不可能有好的质量。
“十二五”时期新闻出版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加强精品力作的生产，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提出要大力推动内容创新，重点抓好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重点学术期刊等精品工程，组织出版更多具有时代精神与特点的精品力作，推出更多代表中华民族永久记忆乃至世界永久记忆的各类出版物，创造出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要求出版单位不断提升新闻出版产品的质量和水平。这些工作任务的落实，无一不靠编辑责任制度的贯彻实施，无一不靠编辑专业功能的充分发挥。刘杲同志还强调不仅要有管理生产的制度，还要有管理分配的制度，包括改革工资、福利和奖励制度。分配制度的倾向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人们看你是以质量论高低，还是以赚钱论高低。由于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有什么样的政策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你奖励质量第一，人们就会精益求精。你奖励赚钱第一，人们就会唯利是图。因果关系清楚，没有多大奥秘。所以，出版改革的制度创新，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刘杲同志在工作中也是坚持质量第一的模范。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编辑学会承担了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的编写和考试试题的命题工作。他和邵益文、巢峰、蔡学俭等老同志亲自参加审稿、审题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带出了一批承担考试工作任务的骨干。考试工作至今已历10年，没有出过什么失误，受到了主管部门的表扬。这与刘杲同志和桂晓风同志两任会长的领导和模范作用是分不开的。
4 坚持图书质量第一的关键在领导
从前面所述可以看出，坚持图书质量第一的关键在于领导。只有出版企业的领导，特别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真正认识到：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不仅是文化建设的要求，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出版企业靠不断提高图书质量来不断增强核心竞争能力。领导要带领全体员工高度重视出版品牌的建设，认识出版品牌的生命就在于保持图书的优秀质量。刘杲同志提醒出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产品质量的第一责任者。出版社社长是出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当然是图书质量的第一责任者。这项制度对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至关重要。提高出版企业的竞争能力涉及很多方面，比如，优化结构，树立品牌，降低价格，扩大销售，宣传推广，优良服务，等等。其中首要的举足轻重的是图书质量。图书质量是核心。图书质量优秀，其他方方面面的文章可以做得有声有色。图书质量低劣，其他方方面面的文章再使劲也做不好。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是基本规律。一个出版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首先要大力抓好图书质量。紧紧依靠提高图书质量求生存、求发展。这是市场经营的阳关大道。刘杲同志批评有的媒体宣传肯定某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后，有位编辑积极性高涨一年出了60多种书。严肃指出“这不是公开鼓励粗制滥造吗？大力提高图书质量的要求应当贯穿改革和发展的始终”。刘杲同志希望“经过出版改革做到：牢固树立图书质量第一的意识；建立健全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的长效机制；图书总体质量明显地逐步上升；陆续出版一批堪称时代标志的优秀图书；质量平庸的和质量低劣的图书明显地逐步减少。如果实现了这些希望，那肯定是出版改革的成功。如果还没有实现这些希望，那就仍需继续努力。如果一个出版社转制改企的结果是图书质量严重下滑，甚至跌破图书质量的底线，那只能说明这个出版社的改革还不行”[8]。我想这也是每一个编辑，每一个出版工作者的希望。
注 释
[1][2]刘杲.刘杲出版论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27
[3][4]刘杲.经营文化的人[M]//俞晓群.人书情未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5][6]刘杲.关于制定出版业“十一五”规划的思考[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3810001000264.html
[7]刘杲.作者编辑实用手册·序[M]蔡鸿程.作者编辑实用手册.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9
[8]刘杲.出版改革莫忘质量第一[J].中国编辑，2005（6）
（收稿日期：2011-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