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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一 清末遗风
苏雪林斗蟋蟀
1925年中秋节，苏雪林从法国留学归国，与江西五金商人家庭出身的张宝龄在安徽太平老家岭下村举办传统婚礼。苏雪林在东吴大学兼课，张宝龄也受聘东吴大学工程学教授，1926年，张宝龄、苏雪林举家迁往苏州。东吴大学安排他们在天赐庄与一对美国夫妇合住一栋两层的小洋楼。楼前有一个园子，长满高树杂草。课余，苏雪林开荒种地，种植四时蔬菜。养了各种金鱼，观赏取乐。
夫妻二人还玩起了斗蟋蟀，在园子里捉了十几条。当时正值北伐，南口冯玉祥与吴佩孚、张作霖交战。夫妻俩就按照南北各军将领的名字给蟋蟀命名。苏雪林倾向革命军，第一号盆子命名为蒋总司令，依次是唐生智、何应钦。张宝龄站在张作霖一边，第一号称之为张大帅。“张大帅”很能打，不仅打败了“冯焕章”（冯玉祥），连“蒋总司令”也招架不住。张宝龄得意扬扬，苏雪林气不过，趁张宝龄出去时，悄悄将“张大帅”换下了，以“蒋总司令”顶窝。她的“蒋总司令”变身张宝龄的“张大帅”。原来的“张大帅”摇身一变成了北伐的“蒋总司令”，“战局”逆转，“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大胜。对于形势逆转，张宝龄很是纳闷，后来一观察，发现端倪。大笑一阵，在夫人面前，也只能如此了（参见潘文龙，《苏州名人故踪》）。
王世襄遛狗放鹰
王世襄喜欢遛狗、驯鹰。他十七八岁时，拜善扑营头等布库瑞五爷、乌二衮为师，学习摔跤。受他们的影响开始遛獾狗、架大鹰。
1932年，王世襄开始养狗，第一条狗是黑花，黑头，白腿，身上有三块黑。1934年他读燕京大学时，家里养了三条狗——黑花、青花、雪儿，平时狗就放在他家在成府刚秉庙东的一个园子里。养狗、放鹰，成为他课余时最畅快的事情。高中时，因为家在城里，没时间放鹰，只有熬到星期天，才能有机会，大清早出北京城，到了郊外，已经是中午，放鹰没几次，就要往回赶，等到了城里的家中，已经夜幕降临。对于好玩的王世襄来说，放鹰不痛快。上燕京大学时，因为家里在东门外有一个大园子，狗和鹰平时都放在园子里养着，远离北京城，出了园子就可以放鹰，省去了路上的折腾。下午不上课时也可以去园子，加上逃学旷课，每周至少可以放鹰二三次。
遛狗、养鸽、放鹰，不仅需要智慧，还要有耐心，通过科学的喂养、训练，与动物建立感情，了解它们的脾性，进行训练。而且，遛狗、养鸽、放鹰也是体力活动，狗跑，人也走；鹰飞，人跟着转。王世襄自己说，他到79岁时，还能赶公交汽车，用自行车驮着液化气罐，自己去气站换气，完全受益于年轻时的獾狗与大鹰。
二 琴棋书画
钱学森弹钢琴
钱学森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工程控制论创始人，两弹一星元勋，而读者对于他的艺术家身份却不知晓。钱学森多才多艺，艺术修养很高，学过绘画，水彩画很棒；又能弹钢琴，拉小提琴，吹竹笛。如果他不走科学之路，一定是位颇有成就的艺术家。
小时候，钱学森就学会了吹口琴，抑扬顿挫，很有艺术家的气质。他的一生与科学和艺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仅他以音乐、绘画调剂生活，而且他也与艺术为伴，他的夫人蒋英就是歌唱家、声乐教育家。
1947年8月30日，钱学森与军事家蒋百里的女儿、留学德国的歌唱家蒋英在上海国际饭店结为伉俪，他送给新娘的礼物是一架德国制造的黑色三角钢琴。五线谱将两人串联在一起，音乐成为他们共同的语言。新婚不久，钱学森夫妇赴美国波士顿，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谋得一份职业。蒋英在德国柏林音乐大学学钢琴，在瑞士路山学院学唱歌，英语不流畅，钱学森就辅导她英语，蒋英则将德语歌翻译成英语，夫妇俩经常练唱。钱学森也能娴熟地弹奏钢琴，拉小提琴。
傅抱石治印以假乱真
傅抱石，原名傅瑞麟，生于江西南昌，年少时在瓷器店学徒，自学篆刻、书画。傅瑞麟学篆刻，首先用于谋生，赵之谦 《二金蝶堂印谱》 成了他最初的范本和教科书。他不断模仿赵的印章技法，越学越像，可以乱真。即便是懂得篆刻的人，也真假难辨，连教他刻字的师傅也为之赞叹。
读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尽管是免费住宿，但是对于家庭一贫如洗的傅瑞麟来说，生活仍然很困难。门卫老张知道他善于治印，就鼓动他仿制名人印章。当时南昌城内的士绅喜欢收藏，赵之谦的印章很走俏。傅对赵之谦印颇有研究，临仿得心应手。于是很快仿刻了几方赵之谦印，经过老张的中介，出手了，傅瑞麟也得到了可观的酬劳，家庭窘况得以改观。从此，南昌城里不断有“赵之谦”的印章出现，好事者常常津津乐道，第一师范里的“印痴”傅瑞麟也成了南昌城里的知名人物。因为赵之谦印频繁出现，终于东窗事发，那些买了假印的士绅向第一师范的校长告发了傅瑞麟。校长非常欣赏傅瑞麟的才华，并没追究此事，倒是劝那些买了假章的人息事宁人，意思是仿赵之谦印章几可乱真，手艺也很不错，如果这事闹得沸沸扬扬，附庸风雅的士绅也很难堪。
而后，校长建议傅瑞麟不要再仿制名人印章，依他的水平，可以挂牌治印，对外销售。校长为此专门在报刊上刊登了“瑞麟治印”的启事，并建议瑞麟取个斋号。傅瑞麟推崇爱国诗人屈原“抱石自投汨罗以死”的精神，又推崇画家石涛，于是取名“抱石”，斋号“抱石斋主人”，治印每字五角。从此画坛升起了一颗新星——傅抱石，成为20世纪中国画绘画大师 （参见林木，《傅抱石评传》）。
傅抱石当时最拿手的本事是治印，也是最自信的技能。1933年，他得到徐悲鸿的帮助，公费赴日本留学，从金原省吾博士研读美术史论。在日期间，傅抱石涉足素描、雕塑、日本画和工艺美术，仍不忘中国书画和篆刻。他的一方镌刻二千多字的 《离骚》，获得日本篆刻竞赛头奖，因注重神韵，被东瀛行家誉为“精神雕刻”。
三 收藏
沈从文夜市寻古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很多单位南迁昆明。沈从文与杨振声所在的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也来到昆明，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民房做办公室和住宅。沈从文只身一人，未带家眷，住在一座临街房屋楼上的一间。
当时昆明的福照街设有夜市，摊主摆地摊，经营家用电器、电料、五金、衣服等旧货。战争时期，气氛压抑，短时间内，昆明一下子涌入很多外乡人，淘旧货的生意也火了起来。有钱人聚在达官贵人家打麻将，穷教授、窘学者就逛夜市，买点便宜货。沈从文与在云南大学任教的施蛰存原本是熟人，白天在沈从文住所聊天，夜晚吃过饭，就去逛福照街夜市。
沈从文对古董古玩颇有兴趣，早年他在军队中作书记官，见识过很多古董。某天，沈从文与施蛰存去夜市闲逛，借着月光和路边店铺的灯光，挑选旧货。在一个摆着坛坛罐罐盆盆碗碗的瓷器地摊前，沈从文停留下来，挨个看，在一堆盆碗杯盏之中，有一件小小的瓷碟，跃入他的眼帘，这件与众不同的小碟，瓷质洁白，碟壁很薄，上绘一匹青花的奔马。沈从文拿起小碟，眯着眼仔细端详，两指轻叩碟体，发出清脆的声音。听这声音，沈从文就知道是件有年头的瓷器，看图案与色泽，可以判断是青花瓷。古人画马，虽有单马，但是在瓷器制作方面，以马为图案的则倾向于成双结对，根据马的造型，以及对瓷器的了解，沈从文认定这个瓷器应是八件一套，绘制的是八骏图，这个小碟上面是一匹马，也就是八骏中的一匹。尽管没有找到八件一套的瓷碟，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件，保存完好，品相也好，也是非常幸运的。沈从文暗暗高兴，但是在与摊主商讨价格时，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喜悦。花费了1元中央币就买下了。当时云南还在使用地方发行的滇币，分为新旧两种，中央币1元换旧滇币10元、新滇币2元。
买下青花小碟之后，沈从文告诉施蛰存，他收了不少古瓷器，其中偏爱盆、碟。因为盆碟是实用器，不如花瓶、壶等高贵、高雅，而且碟子是小件，器形小，收藏者往往轻视，其实盆碟也很有价值。他在北京的家中，已经有几十个明清时期的瓷盆，碟子还不多，没想到来昆明逛夜市，捡漏了。
又是一天的夜市，沈从文与施蛰存来到了旧衣摊前，在一堆旧衣裳中，沈从文的眼睛又亮了起来，原来是两方绣品，两掌大小，绣品边上有丝线毛头，好像是朝褂上拆下来的，沈从文对施蛰存说：“这是补服的补子，可以买下，值得。”又说：“外国妇女喜欢中国有文物味道的丝织品，拿回去做壁挂，这两块绣品是真货，绣工也好，可以带回上海，卖给洋人。”沈从文对丝织品是行家，施蛰存听他这么一说，发现这两件绣品确实精美，一番讨价还价，以4元中央币的价格买下了。后来施蛰存回上海，将这两块补子绣品，送给了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林同济教授的美国夫人，林太太喜欢中国文化，她把这两方绣品做成了茶几垫子，喝中国茶，品中国味道，赏中国绣品。
受沈从文的影响，施蛰存也喜欢上了逛夜市，福照街夜市中的几个古董摊子是他们必逛的摊点，有古书、文房四宝、玉器、漆器、琥珀、玛瑙。施蛰存读清人笔记，常常见到云南人去缅甸经商，携带缅刀、缅盒的记录，缅刀送男子，缅盒送女子。缅盒就是出自缅甸的化妆盒，中国古代称奁具，缅盒是漆器，做得精细，小的如盒，大的如桶。缅刀钢质柔软，刀锋锋利，男子行商时佩戴，可以沿途砍伐灌木，清理路障，也可以用于防身。沈从文曾在夜市上见到一件朱漆细花的缅盒，有三格，颇似六朝时期的奁具。到1942年时，沈从文已经收藏了十多个大大小小的缅盒了，青花八骏图小碟也收到了两只。此后，因为昆明屡遭日军飞机侵扰，大学师生疏散到乡下，夜市也消失了。昆明物价暴涨，收入跟不上物价飞涨，沈从文的收入，不允许他继续购买文玩，即便是价格低廉的文玩，青花八骏图小碟，沈从文终究没有收全。
四 听曲看戏
名票张伯驹
张伯驹一生雅好很多，金石、书画、诗词、收藏无不涉猎，尤其收藏名扬海内外。张伯驹还是一位京剧名票，早年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职，京剧须生余叔岩常来盐业银行存钱，一来一往，彼此熟悉起来，两人在金石书画方面又有共同的爱好，成为挚友。
余叔岩是名须生，余派老生创立者，与杨小楼、梅兰芳在当时京剧界三足鼎立，并称“三大贤”，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老生的最高艺术水平。
与余叔岩交往后，31岁的张伯驹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余叔岩也对张倾囊相授。余叔岩弟子极少，教戏非常保守，对弟子孟小冬只传授了“三出半戏”，即 《捉放曹》 《失空斩》 《搜孤救孤》 和 《红鬃烈马》 一折；但是对张伯驹却毫不保留，先后教了《奇冤报》 《战樊城》 《定军山》 《空城计》《群英会》 《珠帘寨》 《四郎探母》 《打渔杀家》 等近40出大戏。张伯驹对此非常自得，常对人言：“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予者独多。”张伯驹的须生做派、做功，得余派之真传，加上张伯驹文学功底深厚，对余派艺术又进行了归纳和研究，使得余派艺术发扬光大。
1930年冬，张伯驹与袁寒云、溥桐等名票，与名角王凤卿在天津开明戏院联袂义演。张伯驹与溥桐主演 《战宛城》，袁寒云与王凤卿联手折子戏《审头刺汤》。名角与名票，水平都很高，演出非常精彩。
余派唱腔，声音美，以字正腔圆、声情并茂、韵味清醇而著称于世。张伯驹的唱腔曲折自如，顿挫有致，抑扬动听；舞台形象端庄大方、深沉凝重，富有儒雅的气质。张伯驹虽为票友，其唱功已经登堂入室，唱出了余派的韵味，嗓音不靠亮度取胜，而有厚度、挂“味儿”。
金嗓子周璇
说起金嗓子，民国时的影迷没有不知道的。金嗓子就是周璇，周璇1932年进入明月歌舞团，以一曲 《民族之光》 崭露头角。1934年在上海 《大晚报》 举办的“播音歌星竞选”中，以“如金笛沁入人心”，获得“金嗓子”称号。周璇的歌声甜美委婉，音质细腻，她在电影 《马路天使》 中演唱的 《四季歌》 《天涯歌女》，是经典之作，流传很广。
金嗓子周璇也出演过多部影片，处女作是《美人恩》，代表作有 《马路天使》 《回忆江南》 《夜店》 《清官秘史》。 1939年，周璇为艺华公司拍摄的 《影城记》 客串歌唱，当年的 《艺华画报》 刊登大篇幅报道，宣传该片。对于周璇有如此介绍：“影城中第一条金嗓子周璇客串，高歌一曲，绕梁三日。”
情爱
一 师友情
顾颉刚对钱穆的知遇之恩
顾颉刚以“古史辨”研究蜚声史学界，1926年秋赴厦门大学国学院出任研究教授，此后又在中山大学做教授。
钱穆出身贫寒，中学时就辍学，长期在中小学任教。1929年4月23日，顾颉刚由中山大学转任北京燕京大学，兼在北大上课，主编 《燕京学报》。返回家乡苏州小住期间，来到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演讲，做报告，由此结识了钱穆。看到钱穆撰写的 《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大加赞赏。顾颉刚建议钱穆结束中学教职，到大学教历史，他推荐其去中山大学，并嘱托其为 《燕京学报》 撰稿。钱穆做此年谱，本意是打破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 对今文经学的迷惘，而且这种观点正与顾颉刚观点相左，尽管两人学术观点不同，但顾颉刚并不在意，仍然坚持在 《燕京学报》 刊发此文，并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讲师。一个乡间的教师，就这样走进了北京高等学府执掌教鞭。这种胸襟让钱穆很受感动。学术界也赞扬顾颉刚“气魄大”。
在燕京大学授课不到一年，钱穆辞去燕京教职，原因在于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钱穆讲国学，在燕京多感不适，又不通外语，生活中不免尴尬，时常受到奚落。但是顾颉刚始终未忘记钱穆，他一直欣赏钱穆的学识。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 《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经过顾颉刚的推荐，1931年夏，钱穆接到北京大学的聘书和清华大学的兼课邀请。此后，钱穆在北大任教十年，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等课程，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钱穆非常清楚，他一个没有学历的乡间教师，能够为学术界所接纳，能够安心研究，成为大学教授，离不开顾颉刚的赏识与推荐。顾颉刚赏识钱穆的才华，知道他一心治学，因此帮助他进入高校平台，使其能够安心研究学问。
晚年钱穆写 《师友杂忆》，对顾颉刚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
二 亲情
“五马”执教
“鄞县五马”的马姓五兄弟，以二哥马裕藻为首，以做过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社长的四弟马衡知名度最高。
马衡系上海五金大王叶澄衷的东床快婿，与叶家二小姐叶薇卿结婚后，马衡住在上海洋房里，在叶氏公司挂职，每月支取薪水6000银洋 （外国发行的银圆，价值略低于中国发行的银圆），衣食无忧。但是他无意于商海经营，而是沉醉于碑拓善本，也时常在地处上海江湾的叶家花园里，与妻舅们骑马游园。二哥马裕藻出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时，为学校网罗人才，举贤不避亲，1920年，他拉四弟马衡来北大做国文系讲师，同时鲁迅也被马裕藻聘为北大国文系讲师。开始，北大并不清楚马衡金石学上的造诣，看他骑术不错，就让他做体育老师，教学生骑马。马裕藻未做申辩，他知道四弟志趣不在骑马，他也明白马衡的金石学水平已具大家水准，显山露水只需要一个契机。不久，马衡的金石造诣展露出来。1922年后任史学系教授兼国学门导师，讲授金石学。马衡还受蔡元培校长委托，与沈尹默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指导学生书法。北大考古学研究室、考古学会，都是马衡领衔主持。放弃月薪6000元职位，去做月薪120银元的大学教授，马衡的妻子叶家二小姐很不理解，经常揶揄他：“又不是银行行长，这破教授有什么可当的？”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时，马衡当选为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五弟马鉴先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对图书馆建设贡献很大，桃李满天下。七弟马准，以民间风俗研究见长，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文字学和目录学。九弟马廉，北京大学教授，擅长明清小说，精于戏曲古籍的收藏，他经常与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结伴，去北京琉璃厂访书。他曾购得海内孤本——明万历年间王慎修刻本四卷二十回 《三遂平妖传》，遂将书屋取名“平妖堂”。因所藏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在诗词为正统的时代，不为学术界重视，他戏称自己的藏书为“不登大雅文库”，将书室戏称为“不登大雅之堂”。对于他对戏曲、小说版本的收藏，鲁迅、郑振铎都是肯定的，鲁迅还经常去看书。1935年马廉因脑溢血病逝在北大讲台上。
三 爱情
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生死恋
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1921年在一次同乡会上，与高君宇相识。对于高君宇的名字，石评梅早有耳闻，因为高是父亲石鼎丞的学生，父亲多次夸奖过这个学生。此时的石评梅也是北京诗坛上小有名气的女诗人。两人相见，非常惊喜，从此书信往来频繁，友情日深。
1923年石评梅从北京女高师毕业，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高君宇也摆脱了旧式婚姻的束缚，全心全意地爱着石评梅。但是石评梅对高君宇曾经有过婚姻，心存芥蒂。高君宇曾在红叶上题诗表白自己的情感，却遭到了石评梅的拒绝。她抱定独身主义宗旨，固守着“冰雪友谊”的藩篱，不肯和他谈论婚嫁。高君宇为此十分痛苦，他给石评梅写信，诉说衷肠：“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请相信，我是可以移一切心与力专注于我所企望的事业的……”一副侠骨柔肠！初恋挫折在石评梅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创伤，她对人生产生迷茫。但是几年的交往，她对高君宇又有依恋，彼此产生了真挚情感。
1924年10月，远在广州的高君宇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寄给北京的石评梅，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他是以象牙戒指的洁白坚固来象征他们之间的冰雪友谊的。石评梅内心的坚冰渐渐被高君宇炽热的情感融化，但是在婚姻上却还没有允诺。 1925年3月，高君宇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此时石评梅才真心相许，然而，高君宇没能等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刻，病逝时年仅29岁。依照生前遗嘱，石评梅把他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畔。高君宇的死，让石评梅痛悔交加，她时常来到高君宇墓前，抱着墓碑悲悼泣诉。她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和爱，全部献给死去的高君宇。
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镌刻着石评梅的一段话：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眼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三年中石评梅无时无刻不怀念着高君宇，她的心里只有一个高君宇。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于9月30日死于当年高君宇病逝的北京协和医院。她死后，友人们根据其生前曾表示的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埋葬在君宇墓旁。
四 婚姻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新式结婚
赵元任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成婚，但是在他14岁时家里为他订了一门亲。在一次参加表哥家中聚会时，他认识了表哥的留日同学李贯中及杨步伟。
杨步伟出身皖南名门望族，虽是女子，但不曾裹脚，是个大脚板的姑娘。曾经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孤身一人跑到上海读书，又远渡东瀛，在东京帝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北京与李贯中合开了一家森仁妇产科医院，开女子兴办实业之风气。
赵元任与杨步伟相识后，赵经常来医院看望杨步伟，彼此都有好感，尤其是杨步伟婚姻自主，独立创业的行为给赵元任印象深刻，他从心里佩服杨步伟有胆有识的风格。杨步伟也很欣赏赵元任的才识。情愫暗生，彼此心照不宣。终于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两人谈婚论嫁。
赵元任与陈姓女子有娃娃亲的婚约，赵元任去陈家商谈解除了婚约，女方家先是不同意，直到1921年5月下旬，陈家才同意解除婚约，条件是赵元任提供陈女士学费2000元，作为补偿。杨步伟也将妇产医院转让给朱徵，他们租用老北京东城小雅胡同49号的一处宅院作为新房，一楼一底，屋顶有花园。在两人定情的中央公园自拍了照片，选择在格言亭的一张作为结婚照。
两人结婚的方式很特别，很是新潮。他们草拟并印制了结婚通知书，发给亲朋好友，上面写道：“接到这项消息的时候，我们已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结了婚。”贺礼绝对不收，只有两种例外，一是书信、诗文、音乐曲谱等，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
他们又自拟并手书结婚证书，为了合法化，贴上四毛钱印花。1921年5月31日，赵元任和杨步伟布置好房屋后，当晚请来好友胡适和女医生朱徵共进晚餐，饭后拿出结婚证书请两位朋友作为结婚证人签名，至此完成了他们的婚礼，也有了婚姻的见证人。
第二天，北京《晨报》 以特号大字标题刊登消息——《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婚后，杨步伟舍弃了自己的医学事业，全力支持丈夫，担起了相夫教子的责任，与赵元任和睦相处，白头偕老。
（选自《趣民国》/黄强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2月版）
一 清末遗风
苏雪林斗蟋蟀
1925年中秋节，苏雪林从法国留学归国，与江西五金商人家庭出身的张宝龄在安徽太平老家岭下村举办传统婚礼。苏雪林在东吴大学兼课，张宝龄也受聘东吴大学工程学教授，1926年，张宝龄、苏雪林举家迁往苏州。东吴大学安排他们在天赐庄与一对美国夫妇合住一栋两层的小洋楼。楼前有一个园子，长满高树杂草。课余，苏雪林开荒种地，种植四时蔬菜。养了各种金鱼，观赏取乐。
夫妻二人还玩起了斗蟋蟀，在园子里捉了十几条。当时正值北伐，南口冯玉祥与吴佩孚、张作霖交战。夫妻俩就按照南北各军将领的名字给蟋蟀命名。苏雪林倾向革命军，第一号盆子命名为蒋总司令，依次是唐生智、何应钦。张宝龄站在张作霖一边，第一号称之为张大帅。“张大帅”很能打，不仅打败了“冯焕章”（冯玉祥），连“蒋总司令”也招架不住。张宝龄得意扬扬，苏雪林气不过，趁张宝龄出去时，悄悄将“张大帅”换下了，以“蒋总司令”顶窝。她的“蒋总司令”变身张宝龄的“张大帅”。原来的“张大帅”摇身一变成了北伐的“蒋总司令”，“战局”逆转，“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大胜。对于形势逆转，张宝龄很是纳闷，后来一观察，发现端倪。大笑一阵，在夫人面前，也只能如此了（参见潘文龙，《苏州名人故踪》）。
王世襄遛狗放鹰
王世襄喜欢遛狗、驯鹰。他十七八岁时，拜善扑营头等布库瑞五爷、乌二衮为师，学习摔跤。受他们的影响开始遛獾狗、架大鹰。
1932年，王世襄开始养狗，第一条狗是黑花，黑头，白腿，身上有三块黑。1934年他读燕京大学时，家里养了三条狗——黑花、青花、雪儿，平时狗就放在他家在成府刚秉庙东的一个园子里。养狗、放鹰，成为他课余时最畅快的事情。高中时，因为家在城里，没时间放鹰，只有熬到星期天，才能有机会，大清早出北京城，到了郊外，已经是中午，放鹰没几次，就要往回赶，等到了城里的家中，已经夜幕降临。对于好玩的王世襄来说，放鹰不痛快。上燕京大学时，因为家里在东门外有一个大园子，狗和鹰平时都放在园子里养着，远离北京城，出了园子就可以放鹰，省去了路上的折腾。下午不上课时也可以去园子，加上逃学旷课，每周至少可以放鹰二三次。
遛狗、养鸽、放鹰，不仅需要智慧，还要有耐心，通过科学的喂养、训练，与动物建立感情，了解它们的脾性，进行训练。而且，遛狗、养鸽、放鹰也是体力活动，狗跑，人也走；鹰飞，人跟着转。王世襄自己说，他到79岁时，还能赶公交汽车，用自行车驮着液化气罐，自己去气站换气，完全受益于年轻时的獾狗与大鹰。
二 琴棋书画
钱学森弹钢琴
钱学森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工程控制论创始人，两弹一星元勋，而读者对于他的艺术家身份却不知晓。钱学森多才多艺，艺术修养很高，学过绘画，水彩画很棒；又能弹钢琴，拉小提琴，吹竹笛。如果他不走科学之路，一定是位颇有成就的艺术家。
小时候，钱学森就学会了吹口琴，抑扬顿挫，很有艺术家的气质。他的一生与科学和艺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仅他以音乐、绘画调剂生活，而且他也与艺术为伴，他的夫人蒋英就是歌唱家、声乐教育家。
1947年8月30日，钱学森与军事家蒋百里的女儿、留学德国的歌唱家蒋英在上海国际饭店结为伉俪，他送给新娘的礼物是一架德国制造的黑色三角钢琴。五线谱将两人串联在一起，音乐成为他们共同的语言。新婚不久，钱学森夫妇赴美国波士顿，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谋得一份职业。蒋英在德国柏林音乐大学学钢琴，在瑞士路山学院学唱歌，英语不流畅，钱学森就辅导她英语，蒋英则将德语歌翻译成英语，夫妇俩经常练唱。钱学森也能娴熟地弹奏钢琴，拉小提琴。
傅抱石治印以假乱真
傅抱石，原名傅瑞麟，生于江西南昌，年少时在瓷器店学徒，自学篆刻、书画。傅瑞麟学篆刻，首先用于谋生，赵之谦 《二金蝶堂印谱》 成了他最初的范本和教科书。他不断模仿赵的印章技法，越学越像，可以乱真。即便是懂得篆刻的人，也真假难辨，连教他刻字的师傅也为之赞叹。
读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尽管是免费住宿，但是对于家庭一贫如洗的傅瑞麟来说，生活仍然很困难。门卫老张知道他善于治印，就鼓动他仿制名人印章。当时南昌城内的士绅喜欢收藏，赵之谦的印章很走俏。傅对赵之谦印颇有研究，临仿得心应手。于是很快仿刻了几方赵之谦印，经过老张的中介，出手了，傅瑞麟也得到了可观的酬劳，家庭窘况得以改观。从此，南昌城里不断有“赵之谦”的印章出现，好事者常常津津乐道，第一师范里的“印痴”傅瑞麟也成了南昌城里的知名人物。因为赵之谦印频繁出现，终于东窗事发，那些买了假印的士绅向第一师范的校长告发了傅瑞麟。校长非常欣赏傅瑞麟的才华，并没追究此事，倒是劝那些买了假章的人息事宁人，意思是仿赵之谦印章几可乱真，手艺也很不错，如果这事闹得沸沸扬扬，附庸风雅的士绅也很难堪。
而后，校长建议傅瑞麟不要再仿制名人印章，依他的水平，可以挂牌治印，对外销售。校长为此专门在报刊上刊登了“瑞麟治印”的启事，并建议瑞麟取个斋号。傅瑞麟推崇爱国诗人屈原“抱石自投汨罗以死”的精神，又推崇画家石涛，于是取名“抱石”，斋号“抱石斋主人”，治印每字五角。从此画坛升起了一颗新星——傅抱石，成为20世纪中国画绘画大师 （参见林木，《傅抱石评传》）。
傅抱石当时最拿手的本事是治印，也是最自信的技能。1933年，他得到徐悲鸿的帮助，公费赴日本留学，从金原省吾博士研读美术史论。在日期间，傅抱石涉足素描、雕塑、日本画和工艺美术，仍不忘中国书画和篆刻。他的一方镌刻二千多字的 《离骚》，获得日本篆刻竞赛头奖，因注重神韵，被东瀛行家誉为“精神雕刻”。
三 收藏
沈从文夜市寻古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很多单位南迁昆明。沈从文与杨振声所在的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也来到昆明，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民房做办公室和住宅。沈从文只身一人，未带家眷，住在一座临街房屋楼上的一间。
当时昆明的福照街设有夜市，摊主摆地摊，经营家用电器、电料、五金、衣服等旧货。战争时期，气氛压抑，短时间内，昆明一下子涌入很多外乡人，淘旧货的生意也火了起来。有钱人聚在达官贵人家打麻将，穷教授、窘学者就逛夜市，买点便宜货。沈从文与在云南大学任教的施蛰存原本是熟人，白天在沈从文住所聊天，夜晚吃过饭，就去逛福照街夜市。
沈从文对古董古玩颇有兴趣，早年他在军队中作书记官，见识过很多古董。某天，沈从文与施蛰存去夜市闲逛，借着月光和路边店铺的灯光，挑选旧货。在一个摆着坛坛罐罐盆盆碗碗的瓷器地摊前，沈从文停留下来，挨个看，在一堆盆碗杯盏之中，有一件小小的瓷碟，跃入他的眼帘，这件与众不同的小碟，瓷质洁白，碟壁很薄，上绘一匹青花的奔马。沈从文拿起小碟，眯着眼仔细端详，两指轻叩碟体，发出清脆的声音。听这声音，沈从文就知道是件有年头的瓷器，看图案与色泽，可以判断是青花瓷。古人画马，虽有单马，但是在瓷器制作方面，以马为图案的则倾向于成双结对，根据马的造型，以及对瓷器的了解，沈从文认定这个瓷器应是八件一套，绘制的是八骏图，这个小碟上面是一匹马，也就是八骏中的一匹。尽管没有找到八件一套的瓷碟，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件，保存完好，品相也好，也是非常幸运的。沈从文暗暗高兴，但是在与摊主商讨价格时，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喜悦。花费了1元中央币就买下了。当时云南还在使用地方发行的滇币，分为新旧两种，中央币1元换旧滇币10元、新滇币2元。
买下青花小碟之后，沈从文告诉施蛰存，他收了不少古瓷器，其中偏爱盆、碟。因为盆碟是实用器，不如花瓶、壶等高贵、高雅，而且碟子是小件，器形小，收藏者往往轻视，其实盆碟也很有价值。他在北京的家中，已经有几十个明清时期的瓷盆，碟子还不多，没想到来昆明逛夜市，捡漏了。
又是一天的夜市，沈从文与施蛰存来到了旧衣摊前，在一堆旧衣裳中，沈从文的眼睛又亮了起来，原来是两方绣品，两掌大小，绣品边上有丝线毛头，好像是朝褂上拆下来的，沈从文对施蛰存说：“这是补服的补子，可以买下，值得。”又说：“外国妇女喜欢中国有文物味道的丝织品，拿回去做壁挂，这两块绣品是真货，绣工也好，可以带回上海，卖给洋人。”沈从文对丝织品是行家，施蛰存听他这么一说，发现这两件绣品确实精美，一番讨价还价，以4元中央币的价格买下了。后来施蛰存回上海，将这两块补子绣品，送给了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林同济教授的美国夫人，林太太喜欢中国文化，她把这两方绣品做成了茶几垫子，喝中国茶，品中国味道，赏中国绣品。
受沈从文的影响，施蛰存也喜欢上了逛夜市，福照街夜市中的几个古董摊子是他们必逛的摊点，有古书、文房四宝、玉器、漆器、琥珀、玛瑙。施蛰存读清人笔记，常常见到云南人去缅甸经商，携带缅刀、缅盒的记录，缅刀送男子，缅盒送女子。缅盒就是出自缅甸的化妆盒，中国古代称奁具，缅盒是漆器，做得精细，小的如盒，大的如桶。缅刀钢质柔软，刀锋锋利，男子行商时佩戴，可以沿途砍伐灌木，清理路障，也可以用于防身。沈从文曾在夜市上见到一件朱漆细花的缅盒，有三格，颇似六朝时期的奁具。到1942年时，沈从文已经收藏了十多个大大小小的缅盒了，青花八骏图小碟也收到了两只。此后，因为昆明屡遭日军飞机侵扰，大学师生疏散到乡下，夜市也消失了。昆明物价暴涨，收入跟不上物价飞涨，沈从文的收入，不允许他继续购买文玩，即便是价格低廉的文玩，青花八骏图小碟，沈从文终究没有收全。
四 听曲看戏
名票张伯驹
张伯驹一生雅好很多，金石、书画、诗词、收藏无不涉猎，尤其收藏名扬海内外。张伯驹还是一位京剧名票，早年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职，京剧须生余叔岩常来盐业银行存钱，一来一往，彼此熟悉起来，两人在金石书画方面又有共同的爱好，成为挚友。
余叔岩是名须生，余派老生创立者，与杨小楼、梅兰芳在当时京剧界三足鼎立，并称“三大贤”，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老生的最高艺术水平。
与余叔岩交往后，31岁的张伯驹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余叔岩也对张倾囊相授。余叔岩弟子极少，教戏非常保守，对弟子孟小冬只传授了“三出半戏”，即 《捉放曹》 《失空斩》 《搜孤救孤》 和 《红鬃烈马》 一折；但是对张伯驹却毫不保留，先后教了《奇冤报》 《战樊城》 《定军山》 《空城计》《群英会》 《珠帘寨》 《四郎探母》 《打渔杀家》 等近40出大戏。张伯驹对此非常自得，常对人言：“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予者独多。”张伯驹的须生做派、做功，得余派之真传，加上张伯驹文学功底深厚，对余派艺术又进行了归纳和研究，使得余派艺术发扬光大。
1930年冬，张伯驹与袁寒云、溥桐等名票，与名角王凤卿在天津开明戏院联袂义演。张伯驹与溥桐主演 《战宛城》，袁寒云与王凤卿联手折子戏《审头刺汤》。名角与名票，水平都很高，演出非常精彩。
余派唱腔，声音美，以字正腔圆、声情并茂、韵味清醇而著称于世。张伯驹的唱腔曲折自如，顿挫有致，抑扬动听；舞台形象端庄大方、深沉凝重，富有儒雅的气质。张伯驹虽为票友，其唱功已经登堂入室，唱出了余派的韵味，嗓音不靠亮度取胜，而有厚度、挂“味儿”。
金嗓子周璇
说起金嗓子，民国时的影迷没有不知道的。金嗓子就是周璇，周璇1932年进入明月歌舞团，以一曲 《民族之光》 崭露头角。1934年在上海 《大晚报》 举办的“播音歌星竞选”中，以“如金笛沁入人心”，获得“金嗓子”称号。周璇的歌声甜美委婉，音质细腻，她在电影 《马路天使》 中演唱的 《四季歌》 《天涯歌女》，是经典之作，流传很广。
金嗓子周璇也出演过多部影片，处女作是《美人恩》，代表作有 《马路天使》 《回忆江南》 《夜店》 《清官秘史》。 1939年，周璇为艺华公司拍摄的 《影城记》 客串歌唱，当年的 《艺华画报》 刊登大篇幅报道，宣传该片。对于周璇有如此介绍：“影城中第一条金嗓子周璇客串，高歌一曲，绕梁三日。”
情爱
一 师友情
顾颉刚对钱穆的知遇之恩
顾颉刚以“古史辨”研究蜚声史学界，1926年秋赴厦门大学国学院出任研究教授，此后又在中山大学做教授。
钱穆出身贫寒，中学时就辍学，长期在中小学任教。1929年4月23日，顾颉刚由中山大学转任北京燕京大学，兼在北大上课，主编 《燕京学报》。返回家乡苏州小住期间，来到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演讲，做报告，由此结识了钱穆。看到钱穆撰写的 《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大加赞赏。顾颉刚建议钱穆结束中学教职，到大学教历史，他推荐其去中山大学，并嘱托其为 《燕京学报》 撰稿。钱穆做此年谱，本意是打破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 对今文经学的迷惘，而且这种观点正与顾颉刚观点相左，尽管两人学术观点不同，但顾颉刚并不在意，仍然坚持在 《燕京学报》 刊发此文，并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讲师。一个乡间的教师，就这样走进了北京高等学府执掌教鞭。这种胸襟让钱穆很受感动。学术界也赞扬顾颉刚“气魄大”。
在燕京大学授课不到一年，钱穆辞去燕京教职，原因在于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钱穆讲国学，在燕京多感不适，又不通外语，生活中不免尴尬，时常受到奚落。但是顾颉刚始终未忘记钱穆，他一直欣赏钱穆的学识。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 《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经过顾颉刚的推荐，1931年夏，钱穆接到北京大学的聘书和清华大学的兼课邀请。此后，钱穆在北大任教十年，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等课程，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钱穆非常清楚，他一个没有学历的乡间教师，能够为学术界所接纳，能够安心研究，成为大学教授，离不开顾颉刚的赏识与推荐。顾颉刚赏识钱穆的才华，知道他一心治学，因此帮助他进入高校平台，使其能够安心研究学问。
晚年钱穆写 《师友杂忆》，对顾颉刚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
二 亲情
“五马”执教
“鄞县五马”的马姓五兄弟，以二哥马裕藻为首，以做过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社长的四弟马衡知名度最高。
马衡系上海五金大王叶澄衷的东床快婿，与叶家二小姐叶薇卿结婚后，马衡住在上海洋房里，在叶氏公司挂职，每月支取薪水6000银洋 （外国发行的银圆，价值略低于中国发行的银圆），衣食无忧。但是他无意于商海经营，而是沉醉于碑拓善本，也时常在地处上海江湾的叶家花园里，与妻舅们骑马游园。二哥马裕藻出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时，为学校网罗人才，举贤不避亲，1920年，他拉四弟马衡来北大做国文系讲师，同时鲁迅也被马裕藻聘为北大国文系讲师。开始，北大并不清楚马衡金石学上的造诣，看他骑术不错，就让他做体育老师，教学生骑马。马裕藻未做申辩，他知道四弟志趣不在骑马，他也明白马衡的金石学水平已具大家水准，显山露水只需要一个契机。不久，马衡的金石造诣展露出来。1922年后任史学系教授兼国学门导师，讲授金石学。马衡还受蔡元培校长委托，与沈尹默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指导学生书法。北大考古学研究室、考古学会，都是马衡领衔主持。放弃月薪6000元职位，去做月薪120银元的大学教授，马衡的妻子叶家二小姐很不理解，经常揶揄他：“又不是银行行长，这破教授有什么可当的？”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时，马衡当选为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五弟马鉴先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对图书馆建设贡献很大，桃李满天下。七弟马准，以民间风俗研究见长，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文字学和目录学。九弟马廉，北京大学教授，擅长明清小说，精于戏曲古籍的收藏，他经常与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结伴，去北京琉璃厂访书。他曾购得海内孤本——明万历年间王慎修刻本四卷二十回 《三遂平妖传》，遂将书屋取名“平妖堂”。因所藏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在诗词为正统的时代，不为学术界重视，他戏称自己的藏书为“不登大雅文库”，将书室戏称为“不登大雅之堂”。对于他对戏曲、小说版本的收藏，鲁迅、郑振铎都是肯定的，鲁迅还经常去看书。1935年马廉因脑溢血病逝在北大讲台上。
三 爱情
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生死恋
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1921年在一次同乡会上，与高君宇相识。对于高君宇的名字，石评梅早有耳闻，因为高是父亲石鼎丞的学生，父亲多次夸奖过这个学生。此时的石评梅也是北京诗坛上小有名气的女诗人。两人相见，非常惊喜，从此书信往来频繁，友情日深。
1923年石评梅从北京女高师毕业，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高君宇也摆脱了旧式婚姻的束缚，全心全意地爱着石评梅。但是石评梅对高君宇曾经有过婚姻，心存芥蒂。高君宇曾在红叶上题诗表白自己的情感，却遭到了石评梅的拒绝。她抱定独身主义宗旨，固守着“冰雪友谊”的藩篱，不肯和他谈论婚嫁。高君宇为此十分痛苦，他给石评梅写信，诉说衷肠：“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请相信，我是可以移一切心与力专注于我所企望的事业的……”一副侠骨柔肠！初恋挫折在石评梅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创伤，她对人生产生迷茫。但是几年的交往，她对高君宇又有依恋，彼此产生了真挚情感。
1924年10月，远在广州的高君宇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寄给北京的石评梅，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他是以象牙戒指的洁白坚固来象征他们之间的冰雪友谊的。石评梅内心的坚冰渐渐被高君宇炽热的情感融化，但是在婚姻上却还没有允诺。 1925年3月，高君宇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此时石评梅才真心相许，然而，高君宇没能等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刻，病逝时年仅29岁。依照生前遗嘱，石评梅把他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畔。高君宇的死，让石评梅痛悔交加，她时常来到高君宇墓前，抱着墓碑悲悼泣诉。她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和爱，全部献给死去的高君宇。
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镌刻着石评梅的一段话：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眼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三年中石评梅无时无刻不怀念着高君宇，她的心里只有一个高君宇。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于9月30日死于当年高君宇病逝的北京协和医院。她死后，友人们根据其生前曾表示的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埋葬在君宇墓旁。
四 婚姻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新式结婚
赵元任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成婚，但是在他14岁时家里为他订了一门亲。在一次参加表哥家中聚会时，他认识了表哥的留日同学李贯中及杨步伟。
杨步伟出身皖南名门望族，虽是女子，但不曾裹脚，是个大脚板的姑娘。曾经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孤身一人跑到上海读书，又远渡东瀛，在东京帝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北京与李贯中合开了一家森仁妇产科医院，开女子兴办实业之风气。
赵元任与杨步伟相识后，赵经常来医院看望杨步伟，彼此都有好感，尤其是杨步伟婚姻自主，独立创业的行为给赵元任印象深刻，他从心里佩服杨步伟有胆有识的风格。杨步伟也很欣赏赵元任的才识。情愫暗生，彼此心照不宣。终于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两人谈婚论嫁。
赵元任与陈姓女子有娃娃亲的婚约，赵元任去陈家商谈解除了婚约，女方家先是不同意，直到1921年5月下旬，陈家才同意解除婚约，条件是赵元任提供陈女士学费2000元，作为补偿。杨步伟也将妇产医院转让给朱徵，他们租用老北京东城小雅胡同49号的一处宅院作为新房，一楼一底，屋顶有花园。在两人定情的中央公园自拍了照片，选择在格言亭的一张作为结婚照。
两人结婚的方式很特别，很是新潮。他们草拟并印制了结婚通知书，发给亲朋好友，上面写道：“接到这项消息的时候，我们已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结了婚。”贺礼绝对不收，只有两种例外，一是书信、诗文、音乐曲谱等，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
他们又自拟并手书结婚证书，为了合法化，贴上四毛钱印花。1921年5月31日，赵元任和杨步伟布置好房屋后，当晚请来好友胡适和女医生朱徵共进晚餐，饭后拿出结婚证书请两位朋友作为结婚证人签名，至此完成了他们的婚礼，也有了婚姻的见证人。
第二天，北京《晨报》 以特号大字标题刊登消息——《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婚后，杨步伟舍弃了自己的医学事业，全力支持丈夫，担起了相夫教子的责任，与赵元任和睦相处，白头偕老。
（选自《趣民国》/黄强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