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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培 中国当代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国际私法领域的权威学者。1945年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的邀请,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历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武汉大学副教务长。1980年,创建全国高校中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创建全国唯一的环境法研究所。
雪后的珞珈山,显得分外妖娆,在山下的居民楼中,我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韩老先生。先生虽已届98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对于我们的到来,先生脸上洋溢着悦然之情,先后与我们三次握手。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先生感慨万千,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起武汉大学法律系重建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知道,这其中凝结着先生毕生的心血。而在谈到那段苦难的岁月时,先生仍付之爽朗的笑,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先生那乐观的态度和超脱的情怀!
习法之路
“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速择”,如今已是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原来并没有学习法律,为什么到了南京中央大學以后改学法律呢?
韩德培(以下简称“韩”):我本来不是学习法律的,但是听了法律系主任的讲课后改变了,他课讲得非常好,不仅法律系的学生听,连外系的学生也去听他的课。我听了他的课以后,觉得学习法律很有道理,因此改学法律。这个教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的名字叫谢冠生。当时他既在政府里任职,同时又是法律系的系主任。他先在司法院担任秘书长,后来担任部长,还曾留学法国,课讲得的确好,受他的影响,我选择了法律系。
记:好像您以前是在史政系?
韩:是的。先在历史系后在政治系,然后改学法律。
记:中国因此少了一名历史学家而多了一名杰出的法学家(笑)。1940年,您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仅仅过了两年,您就获得了国际私法的硕士学位。作为一个外国人,您当时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韩:我考取的是中英庚款留学生,当时非常不容易,只有一个名额。本来是到剑桥大学学习,可是英国发生战争,就去不成了。在国内待了一年,后来他们决定让我到加拿大去,所以就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去学习,多伦多大学是加拿大最大的一所大学。我去那里学了两年,第一年学普通法,包括契约法、财产法等,根据普通法系来学。第二年学国际私法,写论文,我写了一篇论文,导师看了以后很满意,当时很顺利地通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多伦多大学法学范围内最高的学位。
记:那您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韩:题目是《国际私法上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对于这篇论文,导师很满意,没有改一个字就顺利通过了。
记:1942年,您获得这个学位以后,又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当时是怎么想到继续去美国的呢?
韩:这倒不是预先规划的,因为我们到国外去只能待三年,两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还余下一年,于是就转到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学习研究,一般来说,到国外去大家都是为了读到一个学位,而我只余下一年时间,再读学位的话时间也不够,同时我觉得再读学位也没有必要。到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后,第一感觉就是,法学院的图书真是丰富!于是,我决心在那里做研究。作为特殊研究生,不读学位,只做研究,接下来,我可以用日文、德文,法文看书,于是我整天泡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里,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一年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不能回来,于是继续留下做研究。这样,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共待了三年时间,在此期间,我做了大量的笔记,主要涉及三个学科: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法理学。我也去听过这方面的教授讲课,这对我帮助很大。可以说,在哈佛大学三年,我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太平洋战争一结束,我就回来了,当然,大量的笔记都随身带回来了。
落户珞珈山
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记:1945年,您到武汉大学任教,能给我们说说这当中的故事吗?
韩:我回国前,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正好在美国,他就到哈佛大学去为武汉大学找教师。我听说武汉大学法学院在国内相当好,出版的刊物《社会科学季刊》也相当有质量,周鲠生先生自己写的论文就非常好,我每期都看。因此我对武汉大学法学院印象特别好,周先生邀我去,我说:“好,我一定来,”后来浙江大学也邀我去担任其法学院院长和法律系主任,我只能说对不起了。我到武汉大学后,浙大还写信给周校长,希望能让我过去,后来就让李浩培去了浙江大学,
记:您当时选择到武汉大学除了周校长的邀请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韩:武汉大学渊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里汇聚了一大批法学精英,是中国法学研究的重镇。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法学书籍非常多,各种期刊都有,所以我觉得武汉大学是一个可以做学问的地方。这里不仅环境非常好,学术空气也非常浓厚。我来到这里的第二年,就担任了法律系的系主任,然后就一直做下去,一直到1957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并到其他院校后。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在这次运动中,我被“整顿”了20年,所以武汉大学的法律系也停办了20年。右派帽子摘掉以后,武汉大学没有法律系,我到外文系去教英语。后来“文化大革命”又把我划成右派,说我讲外文,替资本主义国家涂脂抹粉,是在反动,就第二次把我划成右派。在中国高校里面,两次被划成右派的,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了,不过以后我被彻底地平反,说老实话,一点问题也没有,不管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工作也好、为人也好。可是整整耽搁了20年之久,我相信,将来问题会搞清楚的,我相信,这段不正常的历史总有一天会纠正的,我有这个信心,所以我才能咬紧牙渡过难关,这在当时也很不容易,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大,但我坚持下来了。
记: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正好也想向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打成右派的?
韩:那个时候,我在武汉大学主持法律系工作以后,还兼任教务工作,当时,有一个学校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任人事工作)。此人非常粗暴,老实讲,他的文化水平相当低,政治水平也不高,他常常粗暴地对待学生,将学生开除,我主管教务,在一次学校的常委会上我表示不赞同他这样做,我说:“年轻人有时候犯错误,主要是靠教育来改正错误,怎么能动不动就开除呢?在旧社会,你开除学生,这个学生以后就找不到工作了,在这个问题上要慎重啊。”所以我坚决反对。我在常委会上一讲,常委会同意我的意见, 他的意见就没通过,像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们时常针锋相对。他恨透我了。
此人还是肃反办公室的主任,想把我打成反革命,被我发现了,我就向教育部反映,当时教育部有同志到武汉大学来,我就跟他反映,武汉大学我不能待下去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有人怀疑我是反革命分子。他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向教育部的同志反映了一下,他说:“你不能离开武汉大学,你的工作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党内会解决,你就专心工作好了。”于是在党内会议上将他(党委副书记)狠狠地批了一通,并让他向我赔礼道歉。过了些时候,他到我家来看过我。我想他是被迫的,这下不得了了,他岂不是更恨我了。我就向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说:“我不能在武汉大学待下去了,这样下去将来对我会很不利的。”但李校长无论如何不让我走,他说:“有我在这里主持工作,会有什么不好呢?”我说:“这不是您的问题啊,您老人家留我是一片好意,将来会害了我的。”总之,最后李校长坚决不让我走。
果不其然,“反右”斗争来了,那个家伙成了“反右”办公室的主任。我在劫难逃啊,他捏造我的罪状,将我划成右派,给我编排的罪状就是:态度极度恶劣;做检讨的时候没有讲清楚自己的罪行。我把他们捏造的罪状一条一条加以反驳,有些谎话当场被我戳穿后,全场哄堂大笑。我的罪状是——态度极度恶劣。右派就是这样来的吗?这不是笑话吗?把我划成右派之后就将我送到劳改农场去劳改,之后一家的生活显得艰难了些。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时中国加入了联合国,要将联合国的一些文件翻译成中文,教育部就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了武汉大学外文系,外文系就送到农场去。要我负责翻译,当时在农场里还有好几个是教英文的,我就把他们组织起来翻译,这个工作做完以后,教育部认为翻译的质量很好,对武汉大学进行了表扬。“四人帮”垮台后,学校要恢复法律系,又非让我做系主任不可。结果我做了法律系的主任。当时,我爱人说:“你过去做领导工作,吃了很多亏。什么主任都不要做,专门教教书吧。”我说:“不行啊,现在学校里没有我来主持,恐怕法律系恢复不过来!这样吧,我把法律系恢复起来,先把架子架好。”結果我这主任一做,就长期做下去了。
情系武大
北京大学曾多次希望调韩德培去任教,“房子、调动手续都办好了,我也打好包裹准备走,可学校不放。最终,我留下来,并重建武大法律系。”之后的1980年,韩德培在武大建立了全国首个国际法研究所;一年后,又建立了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
记:1952年的院系调整,您亲身经历过,那么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韩: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我代表学校去参加讨论。当时国家把很多学校的法律系都取消了,中南地区好几所大学都有法律系,我就把其中一些优秀教授统统调到武汉大学来了。同时,我还通过教育部把中国人民大学刚毕业的一批研究生调过来。所以那个时候的师资力量也是相当的强,老中青三代都有,武汉大学的法律系不但没有被取消,反而还大大地发展了,我认为这种情况非常好。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已经被取消了,西方的法学理论该如何对待,中国的法律教育怎么走呢?我有些困惑,就想到了董必武老先生,当时中央的政法工作由董老主持,我就写信请教。
其实,早前我留美时就曾经跟董老通过信,这件事我很少跟别人提起过。1945年秋,建立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有一次到纽约去演讲,有些亲国民党的留学生到会上捣乱,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就写了封信给董老,我表示,这一部分人不能代表所有的留美学生,我不同意这些人的做法。同时,因为我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在信里我还向董老请教:将来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研究法学?董老马上回信给我,是用钢笔亲自书写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讲得很好,他说:“你研究法学很好,将来中国要进行法治,研究法律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实际。”
对这次的请教,董老的回信是:我们现在学习苏联,所以办法律教育也要学习苏联,坦承而明了。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对苏联方面的情况作全面了解,对法律系进行了很大的改革,从学习马列主义开始,完全地加以改革,所以改革法律系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后来我好几次写信给董老,他都亲自回复。有一次他到武汉来,我去看过他,老人家态度非常好,虽然地位很高,但一点架子也没有,无形之中,我们形成了很好的关系。这一点我从来都不讲,怕人家说我吹牛呢(笑)。
记:您刚才谈到了废除“六法全书”,那么您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韩:解放前我们教的那些“六法全书”,现在台湾还在用。说老实话,这些书法律的水平是相当的高,解放后,马列主义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反动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的民法典,即使现在看起来也相当好,并非是完全违反马列主义的。但那时候不能这样讲啊,废除就废除了,根本不能提啊。
记:1979年以后,武大法律系在您的主持下得以重建,后来您主持创办了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那么您能否对20多年来国际法学科的发展作一下总结呢?
韩:国际法有三个学科: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这三个学科齐头并进,都要重视。国际法研究所成立后,我从各方面收集人才,培养了很多的研究生,这个研究所已经成为人文社会学科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国际法方面的重点研究基地。环境法研究所也是如此,中国本来没有环境法这个学科,是我提出建议把环境法作为一个学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搞经济建设,不搞环境保护,那将后患无穷啊。外国有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那就是用法律手段来治理环境保护,非常有效,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环境法应该成为一个重点学科,在我向教育部作出建议后,环境法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大学里也开设了环境法这门课程,我还主编了环境保护法的大学教材,现在已经是第五版了,效果非常好,有人评价这一部书是“少有的经典教材”,将它评价得非常高。武汉大学的环境法研究所也是国家的重点研究基地,这两个研究所也是武汉大学的重要支柱。
看得出来,先生对此甚感欣慰和自豪。
编辑:孙薇薇
雪后的珞珈山,显得分外妖娆,在山下的居民楼中,我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韩老先生。先生虽已届98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对于我们的到来,先生脸上洋溢着悦然之情,先后与我们三次握手。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先生感慨万千,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起武汉大学法律系重建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知道,这其中凝结着先生毕生的心血。而在谈到那段苦难的岁月时,先生仍付之爽朗的笑,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先生那乐观的态度和超脱的情怀!
习法之路
“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速择”,如今已是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原来并没有学习法律,为什么到了南京中央大學以后改学法律呢?
韩德培(以下简称“韩”):我本来不是学习法律的,但是听了法律系主任的讲课后改变了,他课讲得非常好,不仅法律系的学生听,连外系的学生也去听他的课。我听了他的课以后,觉得学习法律很有道理,因此改学法律。这个教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的名字叫谢冠生。当时他既在政府里任职,同时又是法律系的系主任。他先在司法院担任秘书长,后来担任部长,还曾留学法国,课讲得的确好,受他的影响,我选择了法律系。
记:好像您以前是在史政系?
韩:是的。先在历史系后在政治系,然后改学法律。
记:中国因此少了一名历史学家而多了一名杰出的法学家(笑)。1940年,您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仅仅过了两年,您就获得了国际私法的硕士学位。作为一个外国人,您当时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韩:我考取的是中英庚款留学生,当时非常不容易,只有一个名额。本来是到剑桥大学学习,可是英国发生战争,就去不成了。在国内待了一年,后来他们决定让我到加拿大去,所以就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去学习,多伦多大学是加拿大最大的一所大学。我去那里学了两年,第一年学普通法,包括契约法、财产法等,根据普通法系来学。第二年学国际私法,写论文,我写了一篇论文,导师看了以后很满意,当时很顺利地通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多伦多大学法学范围内最高的学位。
记:那您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韩:题目是《国际私法上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对于这篇论文,导师很满意,没有改一个字就顺利通过了。
记:1942年,您获得这个学位以后,又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当时是怎么想到继续去美国的呢?
韩:这倒不是预先规划的,因为我们到国外去只能待三年,两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还余下一年,于是就转到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学习研究,一般来说,到国外去大家都是为了读到一个学位,而我只余下一年时间,再读学位的话时间也不够,同时我觉得再读学位也没有必要。到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后,第一感觉就是,法学院的图书真是丰富!于是,我决心在那里做研究。作为特殊研究生,不读学位,只做研究,接下来,我可以用日文、德文,法文看书,于是我整天泡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里,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一年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不能回来,于是继续留下做研究。这样,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共待了三年时间,在此期间,我做了大量的笔记,主要涉及三个学科: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法理学。我也去听过这方面的教授讲课,这对我帮助很大。可以说,在哈佛大学三年,我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太平洋战争一结束,我就回来了,当然,大量的笔记都随身带回来了。
落户珞珈山
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记:1945年,您到武汉大学任教,能给我们说说这当中的故事吗?
韩:我回国前,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正好在美国,他就到哈佛大学去为武汉大学找教师。我听说武汉大学法学院在国内相当好,出版的刊物《社会科学季刊》也相当有质量,周鲠生先生自己写的论文就非常好,我每期都看。因此我对武汉大学法学院印象特别好,周先生邀我去,我说:“好,我一定来,”后来浙江大学也邀我去担任其法学院院长和法律系主任,我只能说对不起了。我到武汉大学后,浙大还写信给周校长,希望能让我过去,后来就让李浩培去了浙江大学,
记:您当时选择到武汉大学除了周校长的邀请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韩:武汉大学渊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里汇聚了一大批法学精英,是中国法学研究的重镇。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法学书籍非常多,各种期刊都有,所以我觉得武汉大学是一个可以做学问的地方。这里不仅环境非常好,学术空气也非常浓厚。我来到这里的第二年,就担任了法律系的系主任,然后就一直做下去,一直到1957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并到其他院校后。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在这次运动中,我被“整顿”了20年,所以武汉大学的法律系也停办了20年。右派帽子摘掉以后,武汉大学没有法律系,我到外文系去教英语。后来“文化大革命”又把我划成右派,说我讲外文,替资本主义国家涂脂抹粉,是在反动,就第二次把我划成右派。在中国高校里面,两次被划成右派的,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了,不过以后我被彻底地平反,说老实话,一点问题也没有,不管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工作也好、为人也好。可是整整耽搁了20年之久,我相信,将来问题会搞清楚的,我相信,这段不正常的历史总有一天会纠正的,我有这个信心,所以我才能咬紧牙渡过难关,这在当时也很不容易,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大,但我坚持下来了。
记: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正好也想向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打成右派的?
韩:那个时候,我在武汉大学主持法律系工作以后,还兼任教务工作,当时,有一个学校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任人事工作)。此人非常粗暴,老实讲,他的文化水平相当低,政治水平也不高,他常常粗暴地对待学生,将学生开除,我主管教务,在一次学校的常委会上我表示不赞同他这样做,我说:“年轻人有时候犯错误,主要是靠教育来改正错误,怎么能动不动就开除呢?在旧社会,你开除学生,这个学生以后就找不到工作了,在这个问题上要慎重啊。”所以我坚决反对。我在常委会上一讲,常委会同意我的意见, 他的意见就没通过,像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们时常针锋相对。他恨透我了。
此人还是肃反办公室的主任,想把我打成反革命,被我发现了,我就向教育部反映,当时教育部有同志到武汉大学来,我就跟他反映,武汉大学我不能待下去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有人怀疑我是反革命分子。他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向教育部的同志反映了一下,他说:“你不能离开武汉大学,你的工作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党内会解决,你就专心工作好了。”于是在党内会议上将他(党委副书记)狠狠地批了一通,并让他向我赔礼道歉。过了些时候,他到我家来看过我。我想他是被迫的,这下不得了了,他岂不是更恨我了。我就向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说:“我不能在武汉大学待下去了,这样下去将来对我会很不利的。”但李校长无论如何不让我走,他说:“有我在这里主持工作,会有什么不好呢?”我说:“这不是您的问题啊,您老人家留我是一片好意,将来会害了我的。”总之,最后李校长坚决不让我走。
果不其然,“反右”斗争来了,那个家伙成了“反右”办公室的主任。我在劫难逃啊,他捏造我的罪状,将我划成右派,给我编排的罪状就是:态度极度恶劣;做检讨的时候没有讲清楚自己的罪行。我把他们捏造的罪状一条一条加以反驳,有些谎话当场被我戳穿后,全场哄堂大笑。我的罪状是——态度极度恶劣。右派就是这样来的吗?这不是笑话吗?把我划成右派之后就将我送到劳改农场去劳改,之后一家的生活显得艰难了些。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时中国加入了联合国,要将联合国的一些文件翻译成中文,教育部就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了武汉大学外文系,外文系就送到农场去。要我负责翻译,当时在农场里还有好几个是教英文的,我就把他们组织起来翻译,这个工作做完以后,教育部认为翻译的质量很好,对武汉大学进行了表扬。“四人帮”垮台后,学校要恢复法律系,又非让我做系主任不可。结果我做了法律系的主任。当时,我爱人说:“你过去做领导工作,吃了很多亏。什么主任都不要做,专门教教书吧。”我说:“不行啊,现在学校里没有我来主持,恐怕法律系恢复不过来!这样吧,我把法律系恢复起来,先把架子架好。”結果我这主任一做,就长期做下去了。
情系武大
北京大学曾多次希望调韩德培去任教,“房子、调动手续都办好了,我也打好包裹准备走,可学校不放。最终,我留下来,并重建武大法律系。”之后的1980年,韩德培在武大建立了全国首个国际法研究所;一年后,又建立了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
记:1952年的院系调整,您亲身经历过,那么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韩: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我代表学校去参加讨论。当时国家把很多学校的法律系都取消了,中南地区好几所大学都有法律系,我就把其中一些优秀教授统统调到武汉大学来了。同时,我还通过教育部把中国人民大学刚毕业的一批研究生调过来。所以那个时候的师资力量也是相当的强,老中青三代都有,武汉大学的法律系不但没有被取消,反而还大大地发展了,我认为这种情况非常好。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已经被取消了,西方的法学理论该如何对待,中国的法律教育怎么走呢?我有些困惑,就想到了董必武老先生,当时中央的政法工作由董老主持,我就写信请教。
其实,早前我留美时就曾经跟董老通过信,这件事我很少跟别人提起过。1945年秋,建立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有一次到纽约去演讲,有些亲国民党的留学生到会上捣乱,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就写了封信给董老,我表示,这一部分人不能代表所有的留美学生,我不同意这些人的做法。同时,因为我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在信里我还向董老请教:将来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研究法学?董老马上回信给我,是用钢笔亲自书写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讲得很好,他说:“你研究法学很好,将来中国要进行法治,研究法律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实际。”
对这次的请教,董老的回信是:我们现在学习苏联,所以办法律教育也要学习苏联,坦承而明了。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对苏联方面的情况作全面了解,对法律系进行了很大的改革,从学习马列主义开始,完全地加以改革,所以改革法律系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后来我好几次写信给董老,他都亲自回复。有一次他到武汉来,我去看过他,老人家态度非常好,虽然地位很高,但一点架子也没有,无形之中,我们形成了很好的关系。这一点我从来都不讲,怕人家说我吹牛呢(笑)。
记:您刚才谈到了废除“六法全书”,那么您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韩:解放前我们教的那些“六法全书”,现在台湾还在用。说老实话,这些书法律的水平是相当的高,解放后,马列主义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反动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的民法典,即使现在看起来也相当好,并非是完全违反马列主义的。但那时候不能这样讲啊,废除就废除了,根本不能提啊。
记:1979年以后,武大法律系在您的主持下得以重建,后来您主持创办了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那么您能否对20多年来国际法学科的发展作一下总结呢?
韩:国际法有三个学科: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这三个学科齐头并进,都要重视。国际法研究所成立后,我从各方面收集人才,培养了很多的研究生,这个研究所已经成为人文社会学科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国际法方面的重点研究基地。环境法研究所也是如此,中国本来没有环境法这个学科,是我提出建议把环境法作为一个学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搞经济建设,不搞环境保护,那将后患无穷啊。外国有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那就是用法律手段来治理环境保护,非常有效,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环境法应该成为一个重点学科,在我向教育部作出建议后,环境法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大学里也开设了环境法这门课程,我还主编了环境保护法的大学教材,现在已经是第五版了,效果非常好,有人评价这一部书是“少有的经典教材”,将它评价得非常高。武汉大学的环境法研究所也是国家的重点研究基地,这两个研究所也是武汉大学的重要支柱。
看得出来,先生对此甚感欣慰和自豪。
编辑:孙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