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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民间信仰也呈现出了繁荣，并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了解民间信仰的新特征，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信仰观，可以促进民间信仰良好的发展，在推进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信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有利于提升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的和谐。
关键词：民间信仰;现状;特征;优秀传统文化;引导
民间信仰指那些在民间广泛存在的，属于非组织的，具有自发性的一种情感寄托、崇拜以及伴随着精神信仰而发生的行为和活动，即“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又称民俗信仰或信仰习俗，是民众对待自然与社会的一种精神态度和行为取向，体现了原始氏族社会以来人们亲近自然、崇奉万物、敬畏生灵、维护生态平衡的朴素情感和自然观念，是经过历史沉淀并延续至今的有关“神明、鬼魂、祖先、圣贤及天象”的信仰和崇拜[1]。它植根于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文化，代代相承，始终都带有中华民族发展的地域特色和生机。不过，受历史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民间信仰又是复杂的，又表现出兰惠和杂草并生的局面。
一、新时期民间信仰的状况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本土化信仰，自存在以来就具有宗教与民俗的双重属性，由于历史原因和自身特点，我国民间信仰始终游离在官方体制之外，没有获得制度化地位。因此，新时期民间信仰的复兴在没有合理管控的情况下也呈现出了其两面性。
（一）新时期民间信仰在凝聚社会心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积极发展
1.民间信仰的长期性、民间性、复杂性决定了其不仅应该作为治理对象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范畴，而且理应成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元。
新时期民间信仰，伴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的转型以及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全面的复兴，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社会适应性。其作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中的不可或缺一元，充分发挥着民间信仰在社会治理当中的角色和功能。民间信仰具有中国传统的“社”与“会”的精神构建的独特结构，使其与多元治理的社会治理理念天然契合。
2.民间信仰通过科学的互通之处，让“科学与生活”进行了交融与发展，使民间生活不再单调乏味，让民间生活充满希望和精神寄托，尤其是民间信仰中的德育价值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教育意义。使人们对更能清醒的认清民间信仰与邪教的区别，也能够更客观的看待民间信仰与迷信的关系。
（二）新时期民间信仰在某些方面也迟滞社会进步、影响社会稳定
1.由于对民间信仰认识上的误区，社会管理者在认知上的歧视，对民间信仰基本持否定态度，因而在管理上以限制活动、约束发展为主要思路。主流社会对于本土民间信仰的忽视与排斥，必然导致外来信仰乘虚而入，久而久之或将动摇底层民众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侵蚀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根基和民族凝聚力，进而对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2.新时期民间信仰搭上国家改革开放的“便车”，在“信仰搭台、经济唱戏”的官方默许态度之下，少数地方政府只看重民间信仰所带来的地方利益、经济利益，片面强调扶持提倡传统习俗，使民间信仰其发展过快，滋生诸多乱象，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既有损社会风气，又滋生了社会治安管理新问题。
二、新时期民间信仰的特征
关于民间信仰的特点研究，学术界历来不缺乏认识的多样性，概述如下：
乌丙安在对民间信仰和宗教全面比较之后，将民间信仰的特征概括为十大“没有”[2]，而在《中国民间信仰》一书中，乌丙安又将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进一步归纳为多样性、多功利性和多神秘性。此外，贾二强又在乌丙安归纳后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发性、多变性。[3]
郑立勇则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具有群众性、低层次性、功利性、民俗性、海外性诸特点。金泽认为民间信仰具有五个特点：1、属于“潜文化”或“隐文化”的范畴，它的基本信众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老百姓;2、它的神祇十分庞杂;3、它与原始的氏族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不是“正统”的宗教，也不同于活跃于明清时代的盛教;5、禁忌（“讲究”或“避讳”）特别多，与此相关的禳解之法也是任何一种“正统”宗教所无法比拟的。[4]而林国平教授更进一步将民间信仰的特征总结为：自发性、功利性、任意性、庞杂性、融合性、民俗性、区域性、民族性、草根性、顽强性。[7]当然，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带来的社会经济大发展，以及科技进步对宗教信仰的冲击，人们对民间信仰的观念逐渐变化，民间信仰的神秘性、原始性、恐怖性有所弱化，民间信仰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民间信仰的群体单一化特征：信众主要以妇女和老人为主
以往民间信仰在乡村的受众面广泛，各种性别、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而当前主要是妇女和年长者，年轻人较少。这是因为老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民间信仰中的禁忌和仪式根深蒂固。
而在农村地区，妇女受“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受教育程度低，思維又比较感性，对民间信仰的科学认识不够，当其遇到困难和麻烦时，就会诉诸于他力，而民间信仰就是最方便、最亲近的对象。
（二）民间信仰群体活动的矛盾性特征：群体的奉献捐赠与资源浪费
民间信仰群体认为奉献给神灵人力、物力、财力，会得到神灵的保护，组织活动或帮助贫困者及受灾群众等就可以得到神灵的恩泽。这些都是群体活动积极的一面。这也是民间信仰最接近宗教教化属性的一面。
同时，民间信仰也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任何大的信仰活动必定带来大的大兴土木和资源浪费，在民间信仰场所兴建的过程中，奠基、起中柱、上大梁、请像等都要举行一些仪式，并邀请他处列席活动，此时，乡村中长期的攀比现象，便不论其经济如何，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是否违建，以建设更为奢华、宏伟的活动场所超过邻近的建筑，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投入和一定的资源浪费。
（三）民间信仰出现新民族斗争性特征：与境外宗教渗透势力的对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境外宗教渗透的重点在意识形态领域，方式更为多样，手段更为狡猾，目的更为隐蔽，其中主要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主，其在内地如传销组织一般得到迅速传播，尤其是在相对落后的乡村地区。还对信教群众进行所谓的“松土工程”，以及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白领阶层等“社会精英”进行的所谓“洗脑工程”。而此时，民间信仰便站了出来，因为民间信仰的群众大多是从穷苦出身的老百姓，是党农村包围城市的群众基础的绝大多数，因此，在维护国家统一、拥护党的领导、支持党和政府、打击境外敌对势力分裂渗透方面，民间信仰的群众最积极、最前线、最忠心。此时的信众维护民间信仰的同时，更多的是家国大义，维护党和政府。
（四）民间信仰的精神文化创新性特征：创造新的神系满足新的需求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多样化，我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原有的神系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多样的精神需求，新的信仰内容不断被融入生活之中，如一些地方民间信仰庙宇供奉的车神、学神、官神等，这种满足信众需求的新造神灵与各种民间神灵杂糅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民间精神文化信仰现象。而此时，民间信仰对“信与迷”“情与理”及“法制与民俗”的交融与发展，使民间信仰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迷信行为，而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表现为信而不迷，对信仰感情至深却能理性把握，在科学常识范围内参与活动。
（五）民间信仰独有的传统文化传承性特征：对传统文化的促進和发扬
民间信仰是民间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其仪式和习俗无不是我国优良传统文化礼仪的保留和展现。民间信仰所敬仰的神灵也大多是为地方做出巨大贡献的忠义人士，为其立庙祭祀也正是为了纪念和发扬其精神，是传统文化中关于内省、自我调节及修身养性的基本方式。正如朱熹所说，“盖精神不定，则道理无凑泊处”，“须是静坐，方能收敛”。[8]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自信越来越强，国家也在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倡导民族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与影响，而我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也将会被世界人民所接受，我国人民群众也将会利用传统文化发展民间信仰，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及现代科技，传承民族文化特色，努力使丰富的文化资源变成优质的文化资本。
综上所述，新时期民间信仰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迷信行为，其本质是群众进行的自我教育，包括心灵净化、生命教育、人际沟通及知识丰富等，它关系到民间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新时期民间信仰仍需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引导与服务，并为其开发新的精神文化内涵、规范新的文化活动准则、建设新的文化活动场所，为人民群众提供和建设情绪宣泄和疏导的精神圣地。
参考文献
[1]汤一介.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4.
[2]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242～245.
[3]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以上均转引自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俗研究，2007，（1）：7.
关键词：民间信仰;现状;特征;优秀传统文化;引导
民间信仰指那些在民间广泛存在的，属于非组织的，具有自发性的一种情感寄托、崇拜以及伴随着精神信仰而发生的行为和活动，即“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又称民俗信仰或信仰习俗，是民众对待自然与社会的一种精神态度和行为取向，体现了原始氏族社会以来人们亲近自然、崇奉万物、敬畏生灵、维护生态平衡的朴素情感和自然观念，是经过历史沉淀并延续至今的有关“神明、鬼魂、祖先、圣贤及天象”的信仰和崇拜[1]。它植根于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文化，代代相承，始终都带有中华民族发展的地域特色和生机。不过，受历史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民间信仰又是复杂的，又表现出兰惠和杂草并生的局面。
一、新时期民间信仰的状况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本土化信仰，自存在以来就具有宗教与民俗的双重属性，由于历史原因和自身特点，我国民间信仰始终游离在官方体制之外，没有获得制度化地位。因此，新时期民间信仰的复兴在没有合理管控的情况下也呈现出了其两面性。
（一）新时期民间信仰在凝聚社会心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积极发展
1.民间信仰的长期性、民间性、复杂性决定了其不仅应该作为治理对象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范畴，而且理应成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元。
新时期民间信仰，伴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的转型以及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全面的复兴，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社会适应性。其作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中的不可或缺一元，充分发挥着民间信仰在社会治理当中的角色和功能。民间信仰具有中国传统的“社”与“会”的精神构建的独特结构，使其与多元治理的社会治理理念天然契合。
2.民间信仰通过科学的互通之处，让“科学与生活”进行了交融与发展，使民间生活不再单调乏味，让民间生活充满希望和精神寄托，尤其是民间信仰中的德育价值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教育意义。使人们对更能清醒的认清民间信仰与邪教的区别，也能够更客观的看待民间信仰与迷信的关系。
（二）新时期民间信仰在某些方面也迟滞社会进步、影响社会稳定
1.由于对民间信仰认识上的误区，社会管理者在认知上的歧视，对民间信仰基本持否定态度，因而在管理上以限制活动、约束发展为主要思路。主流社会对于本土民间信仰的忽视与排斥，必然导致外来信仰乘虚而入，久而久之或将动摇底层民众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侵蚀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根基和民族凝聚力，进而对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2.新时期民间信仰搭上国家改革开放的“便车”，在“信仰搭台、经济唱戏”的官方默许态度之下，少数地方政府只看重民间信仰所带来的地方利益、经济利益，片面强调扶持提倡传统习俗，使民间信仰其发展过快，滋生诸多乱象，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既有损社会风气，又滋生了社会治安管理新问题。
二、新时期民间信仰的特征
关于民间信仰的特点研究，学术界历来不缺乏认识的多样性，概述如下：
乌丙安在对民间信仰和宗教全面比较之后，将民间信仰的特征概括为十大“没有”[2]，而在《中国民间信仰》一书中，乌丙安又将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进一步归纳为多样性、多功利性和多神秘性。此外，贾二强又在乌丙安归纳后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发性、多变性。[3]
郑立勇则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具有群众性、低层次性、功利性、民俗性、海外性诸特点。金泽认为民间信仰具有五个特点：1、属于“潜文化”或“隐文化”的范畴，它的基本信众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老百姓;2、它的神祇十分庞杂;3、它与原始的氏族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不是“正统”的宗教，也不同于活跃于明清时代的盛教;5、禁忌（“讲究”或“避讳”）特别多，与此相关的禳解之法也是任何一种“正统”宗教所无法比拟的。[4]而林国平教授更进一步将民间信仰的特征总结为：自发性、功利性、任意性、庞杂性、融合性、民俗性、区域性、民族性、草根性、顽强性。[7]当然，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带来的社会经济大发展，以及科技进步对宗教信仰的冲击，人们对民间信仰的观念逐渐变化，民间信仰的神秘性、原始性、恐怖性有所弱化，民间信仰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民间信仰的群体单一化特征：信众主要以妇女和老人为主
以往民间信仰在乡村的受众面广泛，各种性别、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而当前主要是妇女和年长者，年轻人较少。这是因为老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民间信仰中的禁忌和仪式根深蒂固。
而在农村地区，妇女受“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受教育程度低，思維又比较感性，对民间信仰的科学认识不够，当其遇到困难和麻烦时，就会诉诸于他力，而民间信仰就是最方便、最亲近的对象。
（二）民间信仰群体活动的矛盾性特征：群体的奉献捐赠与资源浪费
民间信仰群体认为奉献给神灵人力、物力、财力，会得到神灵的保护，组织活动或帮助贫困者及受灾群众等就可以得到神灵的恩泽。这些都是群体活动积极的一面。这也是民间信仰最接近宗教教化属性的一面。
同时，民间信仰也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任何大的信仰活动必定带来大的大兴土木和资源浪费，在民间信仰场所兴建的过程中，奠基、起中柱、上大梁、请像等都要举行一些仪式，并邀请他处列席活动，此时，乡村中长期的攀比现象，便不论其经济如何，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是否违建，以建设更为奢华、宏伟的活动场所超过邻近的建筑，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投入和一定的资源浪费。
（三）民间信仰出现新民族斗争性特征：与境外宗教渗透势力的对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境外宗教渗透的重点在意识形态领域，方式更为多样，手段更为狡猾，目的更为隐蔽，其中主要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主，其在内地如传销组织一般得到迅速传播，尤其是在相对落后的乡村地区。还对信教群众进行所谓的“松土工程”，以及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白领阶层等“社会精英”进行的所谓“洗脑工程”。而此时，民间信仰便站了出来，因为民间信仰的群众大多是从穷苦出身的老百姓，是党农村包围城市的群众基础的绝大多数，因此，在维护国家统一、拥护党的领导、支持党和政府、打击境外敌对势力分裂渗透方面，民间信仰的群众最积极、最前线、最忠心。此时的信众维护民间信仰的同时，更多的是家国大义，维护党和政府。
（四）民间信仰的精神文化创新性特征：创造新的神系满足新的需求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多样化，我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原有的神系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多样的精神需求，新的信仰内容不断被融入生活之中，如一些地方民间信仰庙宇供奉的车神、学神、官神等，这种满足信众需求的新造神灵与各种民间神灵杂糅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民间精神文化信仰现象。而此时，民间信仰对“信与迷”“情与理”及“法制与民俗”的交融与发展，使民间信仰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迷信行为，而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表现为信而不迷，对信仰感情至深却能理性把握，在科学常识范围内参与活动。
（五）民间信仰独有的传统文化传承性特征：对传统文化的促進和发扬
民间信仰是民间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其仪式和习俗无不是我国优良传统文化礼仪的保留和展现。民间信仰所敬仰的神灵也大多是为地方做出巨大贡献的忠义人士，为其立庙祭祀也正是为了纪念和发扬其精神，是传统文化中关于内省、自我调节及修身养性的基本方式。正如朱熹所说，“盖精神不定，则道理无凑泊处”，“须是静坐，方能收敛”。[8]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自信越来越强，国家也在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倡导民族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与影响，而我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也将会被世界人民所接受，我国人民群众也将会利用传统文化发展民间信仰，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及现代科技，传承民族文化特色，努力使丰富的文化资源变成优质的文化资本。
综上所述，新时期民间信仰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迷信行为，其本质是群众进行的自我教育，包括心灵净化、生命教育、人际沟通及知识丰富等，它关系到民间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新时期民间信仰仍需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引导与服务，并为其开发新的精神文化内涵、规范新的文化活动准则、建设新的文化活动场所，为人民群众提供和建设情绪宣泄和疏导的精神圣地。
参考文献
[1]汤一介.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4.
[2]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242～245.
[3]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以上均转引自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俗研究，20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