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标“冰桶挑战”用50度热水兑冰块作弊的消息被揭穿，许多感觉被愚弄的网友纷纷在他的新浪微博上留言抗议。陈光标后来回应说，他这是在“采用行为艺术的方式终结冰桶挑战，实质上为了让浪费水的行为到此为止，用环保节约的方式做慈善”。对此，有一篇《陈光标回应冰桶挑战作弊：为环保慈善能算造假吗》的专门报道。
　　这不禁令人想起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过的一句话：“有害的真话胜过有用的谎言。”也有人把这话倒过来说，“有用的谎言胜于有害的真话。”但是，不管怎么说，有用的谎言也是假话，这是没有疑问的。
　　否认有用的谎言是假话，这会使我们失去区分真实与虚假的客观标准，而代之以种种主观随意的“有用”或“正确”标准。所谓的“有用”或“正确”不仅可以任意解释，而且可以故意似是而非，用作忽悠和欺骗他人的手段。
　　斯大林的私人翻译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在他的回忆录《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里记叙了这样一个“有用的谎言”。
　　1934年，乌克兰大饥荒的阴影还记忆犹新。一天早晨，别列什科夫陪着一对美国夫妇去参观大寺院，吃过午饭便出发去参观集体农庄。这两位外国客人——比尔和他的妻子苏西——原来对农业十分在行。比尔是一家美国银行的经理，同时在纽约附近拥有一个大型牧场。比尔读了很多关于苏联农业集体化惨状的报道，所以想来找出私营农场优越性的直观证明。别列什科夫负责带领这对美国夫妇参观“成功”的苏联集体农庄。他记叙道“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要知道，我们带他去的那间农庄，叫做‘模范’，并且看上去真不错。我们看过了中心院子，在宽敞的办公室跟农庄主席谈了话，并且看过了两家农庄庄员的家。这两家按照当时的标准十分完美。然后去看几公里之外的畜牧场，那里也是井井有条。客人到来之前打扫得十分干净的牛栏里是一排良种小公牛，时不时低头在满满的食槽里吃食。这些小牛看上去营养良好。然后看了一个养猪场。淘气的小猪围着一个个肥胖的大母猪。”
　　比尔显然被看到的这一切所震惊。别列什科夫回忆道，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迹小麦”“创纪录奶牛”，于是，我们相信，再过一两个五年计划，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大国，而她的公民将是最幸福的人民。所以，对欺骗这对可爱的美国夫妇，我没有感到问心有愧。
　　别列什科夫在回忆录里反省道：“现在回想那个年代，不禁感叹，需要何等厚颜无耻才能将破产的农业当作繁荣拿给外国游客看。” 别列什科夫对美国游客说谎，不是没有良心的不安，但官方宣传语言使他很容易就平息了这种良心不安。所以，他觉得，“欺骗这对可爱的美国夫妇，我没有感到问心有愧。”
　　美国伦理哲学家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 在《谎言：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Lying： 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里问道，什么样的谎言是可以说的？她认为，根据奥古斯丁和康德的意见，答案是，没有这样的谎言。她指出，说谎者为自己的谎言辩解——将不可说的谎言变成可说的谎言——不外乎这样三种手段：第一种是，看上去的谎言其实不是谎言。第二种是，虽然说了谎，但无需为此负责。第三种是，虽然说了谎，虽然必须为谎言负责，但“由于说谎出于好的理由，所以并没有错”。陈光标为自己的谎言提供的就是第三种辩护。
　　不幸的是，这种对谎言的辩护在当今中国很有市场。由于社会缺乏道德底线，在中国人的生活里，随便说谎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根深蒂固，谎言也因此特别容易被轻易容忍。博克说，谎言“往往能实施得精彩绝伦，策划得富丽堂皇”。在社会生活中流通忽悠和谎言的黑市上，经常有新招牌的“有用”和“正确”应市，它们也都是用富丽堂皇的标语、口号包装着的。奸商出售赝品，贴的都是“爱国”“环保”“慈善”或其他时髦的商标。他们出售精美的冒牌货品，顾客一不留神就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猎物和牺牲品。
　　必须看到，“有用”和“正确”的谎言让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制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