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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中国遭受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诚帮助。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从多方面给中国以实际的援助。本文通过一组陈列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珍贵文物，来展示国际友人与八路军、根据地军民一道抗日的成果。
日本八路前田光繁使用过的军号
这位日本八路真名叫前田光繁，出生于日本京都的一个小手工业家庭。1937年只身赴中国沈阳，进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这个“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先锋队，它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东北的经济命脉，也是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服务的特殊机关。
1938年春天，日军侵占华北，控制了平汉铁路，前田光繁被派往河北邢台附近一个叫“双庙”的小车站工作。就在他来到邢台3个月左右时做了八路军的俘虏。那是7月25日清晨，八路军和游击队突然冲进车站，尚在梦中的前田被一支枪管顶住脑门。根据以前听到的宣传，如果被八路抓住那就死定了！可是他等到的不是枪响，却是让他理解不了的优待。
不久，前田被送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师敌工部长张香山曾留学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便与前田光繁住在一起，给他讲日军对中国百姓的残害，讲自己留学日本时参加的反战运动，讲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讲中共的信念，讲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耳濡目染，认识到“八路军是一座学校，由朴实的、俭朴的、意志坚强的人们构成”。而且为了前田在日本免受迫害，为他改名杉本一夫，并被送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驻地。
在敌工人员的教育下，杉本一夫（前田）了解了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心从事反战工作。1939年1月2日，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山西潞城中村的军民迎新联欢会上，杉本一夫与另外两名日俘冈田义雄、小林武夫一起，宣布自愿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7日，他又与7名经过改造的日军俘虏一起，在武乡县下合村野政驻地发起成立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杉本一夫任书记长。
从此，他组织日本反战士兵展开工作，用这把军号指挥着日本人反战成员，进行战地宣传、喊话等。1940年，日军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10月下旬，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关家垴战役打响，战斗非常激烈，杉本一夫领的任务是向日军喊话宣传，让他们不要负隅顽抗。平汉纵队的一位参谋领着杉本一夫，用隐蔽动作穿过小树林赶往前线。半夜，一小队战士掩护着他悄悄接近了敌军阵地，用铁皮做成的喊话筒，在静静的黑夜中用日语高声喊道：“日本兵士们，现在八路军停止了射击，你们不要开枪了，听听我们的喊话吧。我是日本人，过去曾是你们的战友，现在是八路军中反战觉醒联盟的一员，我们的目的是让战争早日结束，尽力挽救战友们的生命！现在你们已经被八路军紧紧包围，快下决心、放下武器投降，突围是没有希望的，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保证你们的安全，想想吧，你们在家的父母、爱妻、子女决不想看到你们的骨灰……”喊话时，枪声的确停止了，杉本一夫甚至能听到对面传来熟悉的乡音：“听声音好像是日本人。”“不，是朝鲜人吧。”“巴格牙鲁，闭嘴！这是阴谋！射击、开枪！”关家垴一战几乎全歼日军。喊话使部分日军产生了厌战情绪，对这场战斗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之后他辞别山西，到延安工作，领导组织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杉本一夫当选为联合会会长，同时担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师和政治工作人员。抗战胜利后，他又千里跋涉赶赴东北，帮助工作人员做约200万日军及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之后，杉本一夫又帮助东北民主联军，说服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教员、技师、飞行员，加入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1958年，杉本一夫回到了阔别21年的日本。
杉本一夫回到日本后，恢复前田光繁本名，虽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十几年，但他仍然被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认为是最危险的赤化分子之一，因此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打零工维持生计，直到80岁高龄，还在做烧锅炉的工作，收入甚微。但是，他还是经常参加中日友好活动，到处讲他的奇特经历，讲日军侵华战争的罪恶，讲八路军的人道主义，在报刊上写了大量文章。1984年他和另一位反战同盟老战士香川孝志合出了一本书《八路军的日本兵》。
2005年8月应中国政府邀请，前田光繁来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到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出席了山西省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走访了曾经生活过的王家峪、下合、枣林村，为村小学捐款以表心意。特别是他把保存了60多年的军号，捐赠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英国记者何克使用过的外文打字机
乔治·何克（George Hogg），1915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年受信仰和平主义的姑姑的影响，同情穷苦人。少年时随姐姐到瑞士求学，一年后回到家乡圣·乔治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深造。1937年何克从牛津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陪姑母穆里尔·莱斯特进行环球旅行。
他们首先到了美国，横穿了美国大陆，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看到了美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然后到了日本。当时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实行军国主义政策，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然而它却标榜是为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他发现平民百姓对政府的宣传深信不疑，认为日本军队是在帮助中国，这就是他最初对中日战争的认识。可是，当1938年初他来到中国上海，看到刚刚沦陷的上海到处是悲惨的景象：被战火焚毁的村庄，无辜被害的居民，在饥饿伤痛中挣扎的士兵，无家可归蜷缩在水泥路面上的临产妇女……这哪是什么“乐土”？
按计划，何克在上海逗留两天时间要前往印度，她姑母与甘地有过一番友好的交往，准备再次会见甘地。然而看到如此情景，他毅然放弃与姑母经印度回英国的打算，决定留下来，“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和他们面临的问题，将战争实情告诉全世界”。他挥别姑姑说：“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英国。 为了消除语言上的障碍，何克开始学习汉语。并当了一名临时通讯员，开始为英国老牌报纸《曼彻斯特卫报》撰写有关中国的稿件，后来又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特约记者，对中国进行实地采访，同时致力于帮助战火中的中国人民，撰写了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并进行了激烈的控诉和鞭挞。在武汉，他认识了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1938年6月，在史沫特莱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从汉口到达延安。一周后离开延安，经武汉到上海、北平等地活动。在此期间，他还陆续向国外发表了许多抗日见闻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1939年春夏，何克在北平为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中国工业生产合作社”筹措经费活动后，想采访活跃在北方山区的共产党、八路军，便独自一人从北平步行上路。然而，他在出发的头一个夜晚就染上了副伤寒，病倒在离北平不远的一家乡村小旅店里。幸运的是，旅店里又住进新西兰女护士凯瑟琳·霍尔，当时她正携带着一批从北平购置的药品，准备运往晋察冀边区。在凯瑟琳的救护下，何克不仅治好了病，还被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更幸运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得知他的到来，便邀请他访问了军区司令部，并与他进行了长谈，为他介绍了八路军如何克服困难与日军进行坚决的战斗。随后，他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安排下走访前线，了解抗日游击战场，目睹了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通过数日的采访，他深深地喜爱上了这支队伍，他感到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
为了对八路军有更多的了解，他向聂司令员提出想到八路军总部采访的恳求。聂荣臻与总部取得联系，得到总部的许可，聂荣臻特地为他配备了四名警卫和一位翻译陪同，前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武乡县。于是，他跨过正太铁路，在一二九师部队的护送下，来到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采访，朱德总司令得知这位来自英国的和平使者专程来采访，在百忙之中特地抽出时间来，多次与他进行交谈，朱总司令的平易近人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时的何克，已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因而能够对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和生活有比较真切的了解。这期间，八路军总部正在土河村召开武乡士绅座谈会，他还采访了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士绅们，士绅们的爱国热情，也深深感动着他，特别是大家踊跃捐钱捐粮，为抗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使他看到武乡民众对抗战的支持是何等热烈。
在武乡，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学会唱一些抗日救亡歌曲，一有空就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他还深入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兵工厂、制药厂以及作战部队进行采访，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是他“生活过的全世界中最美好的地方，是牛津大学也比不上的”，八路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结束考察后不久，何克写了《我看到了新中国》，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揭露了国民党官僚统治的腐败没落，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的抗日根据地。该书后来得以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他以激扬的文字记录了抗战见闻，系统全面地把我党领导的全民抗战事迹传达给了世界。
由于日军“扫荡”，战乱中他的外文打字机埋在了砖壁村八路军总部院子里，可是日军走后，返回来怎么也找不到埋在什么地方了。何克在八路军总部住了两个来月时间，为了“工合”事业，他决定离开太行山，经西安到宝鸡“工合”办事处。1941年，他担任了“工合”组织创办的培黎工艺学校校长，1945年病逝于甘肃山丹。
直到1974年，在重新修复八路军总部砖壁村旧址时，才从院里地下挖出了这台打字机，还有24张军用地图。后经曾在砖壁战斗生活过的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王政柱确认证实打字机为何克所留。他说：“这是在总部工作过的英国记者何克先生用过的外文打字机，当时因总部撤退时带不了那么多东西，又怕在撤退途中发生意外，所以就埋在了总部院里。”
这台英国产“ROYAL”皇家牌便携式英文打字机，是何克从北平带到太行山区的，他在武乡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工作时，在各机关、各部队以及根据地民众中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每天晚上都坐在油灯下将采访的情况写成稿子并打印出来。毛泽东曾说过，“一个外国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就是这部外文打字机的闪光点。这部外文打字机出土后，原陈展于武乡革命纪念馆，1988年调拨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制作的贺年片
这是1944年春节前夕由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制作的，在春节时发送给太岳区各军政机关、首长的贺年片。正面套印“恭贺 新年 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全体鞠躬”字样；背面为贺卡的祝贺词正文：
今年的新年，带来了无限的光明，为中国抗战胜利前途所鼓舞着的日本人民，将永远和你们携手并进，团结一致，为争取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而奋斗到底！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
在华日人反战联盟，是由经过改造的日本战俘自愿组织的抗日团体。
1939年11月7日，7名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接受教育和改造的战俘，由杉本一夫发起，在山西省武乡县下合村东坡上成立了第一个在华日人反战团体——唤醒联盟。不久，更名为“觉醒联盟”。“觉醒联盟”成立的消息传出之后，在整个华北根据地的敌军工作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根据地纷纷效仿。1940年5月，在延安的日俘士兵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等人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6月2日，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敌工部的支持下，由本桥朝治发起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山东支部。1941年8月15日，水野靖夫创办了日人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 11月25日，秋山良照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1942年8月1日，渡边三郎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太岳支部。
这些反战组织利用书信、报刊、广播等形式，沟通日本士兵的民族感情和同胞情谊，并介绍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情况，以更好地反对法西斯战争。为了加强和扩大反战宣传作用，1942年8月，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会上提出14个方面200多条有关日本士兵向日本军部的要求。大会决定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合并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从而使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内的各个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团体，在组织力量、思想认识和行动方式等方面达到空前统一。到1944年，反战同盟的组织已发展到13个支部，一批批反战同盟的朋友奔赴我八路军各个战区，他们和八路军战士一道，对日军喊话、散发传单、写信和做日本侨民工作。1944年1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召开，根据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制定新的工作方针以开展今后工作，并讨论如何组织“日人解放联盟”。1944年4月9日，解散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正式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标志着日本人民在延安的反战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30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在延安举行出发回国纪念大会。会后，相继返回日本，联盟自行解散。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苏联军队节节胜利，法西斯德国败局已定。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渐次失利，海上交通线有被盟军切断的危险，日军只得从华北、华中抽调兵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太岳抗日根据地周边的日军兵力有所减少，伪军内部又人心浮动。经过一年多的沁源围困战，也取得突出的战果。1944年1月17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地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表彰“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太岳区出现了有利条件。此时也正是1944年农历春节来临之际，太岳区出现了热情洋溢的拜年活动，军队给民众、百姓给军政、机关给机关、首长给士兵、士兵给首长，有送核桃、红枣的，有送军鞋、鞋垫的，更多的是贺卡，陈赓、薄一波、王新亭、毕占云、唐天际、李哲人等首长，都亲自设计写成漂亮的贺卡，送给战士，送给伤员，送给在沁源围困战中作出成绩的民兵、区村干部等。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是太岳区抗战团体中的一员，他们也与中国人民一道，欢欢乐乐地迎接新一年的春节，他们专门设计印制了“贺年片”，赠送给太岳区各党政军机关和当地县、区抗日政府。表示将永远和中国人民携手并进，团结一致，为争取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而奋斗到底！（责编 孟红）
日本八路前田光繁使用过的军号
这位日本八路真名叫前田光繁，出生于日本京都的一个小手工业家庭。1937年只身赴中国沈阳，进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这个“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先锋队，它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东北的经济命脉，也是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服务的特殊机关。
1938年春天，日军侵占华北，控制了平汉铁路，前田光繁被派往河北邢台附近一个叫“双庙”的小车站工作。就在他来到邢台3个月左右时做了八路军的俘虏。那是7月25日清晨，八路军和游击队突然冲进车站，尚在梦中的前田被一支枪管顶住脑门。根据以前听到的宣传，如果被八路抓住那就死定了！可是他等到的不是枪响，却是让他理解不了的优待。
不久，前田被送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师敌工部长张香山曾留学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便与前田光繁住在一起，给他讲日军对中国百姓的残害，讲自己留学日本时参加的反战运动，讲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讲中共的信念，讲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耳濡目染，认识到“八路军是一座学校，由朴实的、俭朴的、意志坚强的人们构成”。而且为了前田在日本免受迫害，为他改名杉本一夫，并被送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驻地。
在敌工人员的教育下，杉本一夫（前田）了解了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心从事反战工作。1939年1月2日，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山西潞城中村的军民迎新联欢会上，杉本一夫与另外两名日俘冈田义雄、小林武夫一起，宣布自愿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7日，他又与7名经过改造的日军俘虏一起，在武乡县下合村野政驻地发起成立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杉本一夫任书记长。
从此，他组织日本反战士兵展开工作，用这把军号指挥着日本人反战成员，进行战地宣传、喊话等。1940年，日军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10月下旬，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关家垴战役打响，战斗非常激烈，杉本一夫领的任务是向日军喊话宣传，让他们不要负隅顽抗。平汉纵队的一位参谋领着杉本一夫，用隐蔽动作穿过小树林赶往前线。半夜，一小队战士掩护着他悄悄接近了敌军阵地，用铁皮做成的喊话筒，在静静的黑夜中用日语高声喊道：“日本兵士们，现在八路军停止了射击，你们不要开枪了，听听我们的喊话吧。我是日本人，过去曾是你们的战友，现在是八路军中反战觉醒联盟的一员，我们的目的是让战争早日结束，尽力挽救战友们的生命！现在你们已经被八路军紧紧包围，快下决心、放下武器投降，突围是没有希望的，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保证你们的安全，想想吧，你们在家的父母、爱妻、子女决不想看到你们的骨灰……”喊话时，枪声的确停止了，杉本一夫甚至能听到对面传来熟悉的乡音：“听声音好像是日本人。”“不，是朝鲜人吧。”“巴格牙鲁，闭嘴！这是阴谋！射击、开枪！”关家垴一战几乎全歼日军。喊话使部分日军产生了厌战情绪，对这场战斗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之后他辞别山西，到延安工作，领导组织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杉本一夫当选为联合会会长，同时担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师和政治工作人员。抗战胜利后，他又千里跋涉赶赴东北，帮助工作人员做约200万日军及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之后，杉本一夫又帮助东北民主联军，说服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教员、技师、飞行员，加入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1958年，杉本一夫回到了阔别21年的日本。
杉本一夫回到日本后，恢复前田光繁本名，虽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十几年，但他仍然被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认为是最危险的赤化分子之一，因此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打零工维持生计，直到80岁高龄，还在做烧锅炉的工作，收入甚微。但是，他还是经常参加中日友好活动，到处讲他的奇特经历，讲日军侵华战争的罪恶，讲八路军的人道主义，在报刊上写了大量文章。1984年他和另一位反战同盟老战士香川孝志合出了一本书《八路军的日本兵》。
2005年8月应中国政府邀请，前田光繁来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到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出席了山西省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走访了曾经生活过的王家峪、下合、枣林村，为村小学捐款以表心意。特别是他把保存了60多年的军号，捐赠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英国记者何克使用过的外文打字机
乔治·何克（George Hogg），1915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年受信仰和平主义的姑姑的影响，同情穷苦人。少年时随姐姐到瑞士求学，一年后回到家乡圣·乔治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深造。1937年何克从牛津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陪姑母穆里尔·莱斯特进行环球旅行。
他们首先到了美国，横穿了美国大陆，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看到了美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然后到了日本。当时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实行军国主义政策，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然而它却标榜是为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他发现平民百姓对政府的宣传深信不疑，认为日本军队是在帮助中国，这就是他最初对中日战争的认识。可是，当1938年初他来到中国上海，看到刚刚沦陷的上海到处是悲惨的景象：被战火焚毁的村庄，无辜被害的居民，在饥饿伤痛中挣扎的士兵，无家可归蜷缩在水泥路面上的临产妇女……这哪是什么“乐土”？
按计划，何克在上海逗留两天时间要前往印度，她姑母与甘地有过一番友好的交往，准备再次会见甘地。然而看到如此情景，他毅然放弃与姑母经印度回英国的打算，决定留下来，“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和他们面临的问题，将战争实情告诉全世界”。他挥别姑姑说：“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英国。 为了消除语言上的障碍，何克开始学习汉语。并当了一名临时通讯员，开始为英国老牌报纸《曼彻斯特卫报》撰写有关中国的稿件，后来又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特约记者，对中国进行实地采访，同时致力于帮助战火中的中国人民，撰写了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并进行了激烈的控诉和鞭挞。在武汉，他认识了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1938年6月，在史沫特莱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从汉口到达延安。一周后离开延安，经武汉到上海、北平等地活动。在此期间，他还陆续向国外发表了许多抗日见闻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1939年春夏，何克在北平为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中国工业生产合作社”筹措经费活动后，想采访活跃在北方山区的共产党、八路军，便独自一人从北平步行上路。然而，他在出发的头一个夜晚就染上了副伤寒，病倒在离北平不远的一家乡村小旅店里。幸运的是，旅店里又住进新西兰女护士凯瑟琳·霍尔，当时她正携带着一批从北平购置的药品，准备运往晋察冀边区。在凯瑟琳的救护下，何克不仅治好了病，还被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更幸运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得知他的到来，便邀请他访问了军区司令部，并与他进行了长谈，为他介绍了八路军如何克服困难与日军进行坚决的战斗。随后，他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安排下走访前线，了解抗日游击战场，目睹了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通过数日的采访，他深深地喜爱上了这支队伍，他感到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
为了对八路军有更多的了解，他向聂司令员提出想到八路军总部采访的恳求。聂荣臻与总部取得联系，得到总部的许可，聂荣臻特地为他配备了四名警卫和一位翻译陪同，前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武乡县。于是，他跨过正太铁路，在一二九师部队的护送下，来到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采访，朱德总司令得知这位来自英国的和平使者专程来采访，在百忙之中特地抽出时间来，多次与他进行交谈，朱总司令的平易近人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时的何克，已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因而能够对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和生活有比较真切的了解。这期间，八路军总部正在土河村召开武乡士绅座谈会，他还采访了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士绅们，士绅们的爱国热情，也深深感动着他，特别是大家踊跃捐钱捐粮，为抗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使他看到武乡民众对抗战的支持是何等热烈。
在武乡，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学会唱一些抗日救亡歌曲，一有空就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他还深入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兵工厂、制药厂以及作战部队进行采访，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是他“生活过的全世界中最美好的地方，是牛津大学也比不上的”，八路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结束考察后不久，何克写了《我看到了新中国》，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揭露了国民党官僚统治的腐败没落，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的抗日根据地。该书后来得以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他以激扬的文字记录了抗战见闻，系统全面地把我党领导的全民抗战事迹传达给了世界。
由于日军“扫荡”，战乱中他的外文打字机埋在了砖壁村八路军总部院子里，可是日军走后，返回来怎么也找不到埋在什么地方了。何克在八路军总部住了两个来月时间，为了“工合”事业，他决定离开太行山，经西安到宝鸡“工合”办事处。1941年，他担任了“工合”组织创办的培黎工艺学校校长，1945年病逝于甘肃山丹。
直到1974年，在重新修复八路军总部砖壁村旧址时，才从院里地下挖出了这台打字机，还有24张军用地图。后经曾在砖壁战斗生活过的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王政柱确认证实打字机为何克所留。他说：“这是在总部工作过的英国记者何克先生用过的外文打字机，当时因总部撤退时带不了那么多东西，又怕在撤退途中发生意外，所以就埋在了总部院里。”
这台英国产“ROYAL”皇家牌便携式英文打字机，是何克从北平带到太行山区的，他在武乡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工作时，在各机关、各部队以及根据地民众中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每天晚上都坐在油灯下将采访的情况写成稿子并打印出来。毛泽东曾说过，“一个外国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就是这部外文打字机的闪光点。这部外文打字机出土后，原陈展于武乡革命纪念馆，1988年调拨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制作的贺年片
这是1944年春节前夕由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制作的，在春节时发送给太岳区各军政机关、首长的贺年片。正面套印“恭贺 新年 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全体鞠躬”字样；背面为贺卡的祝贺词正文：
今年的新年，带来了无限的光明，为中国抗战胜利前途所鼓舞着的日本人民，将永远和你们携手并进，团结一致，为争取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而奋斗到底！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
在华日人反战联盟，是由经过改造的日本战俘自愿组织的抗日团体。
1939年11月7日，7名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接受教育和改造的战俘，由杉本一夫发起，在山西省武乡县下合村东坡上成立了第一个在华日人反战团体——唤醒联盟。不久，更名为“觉醒联盟”。“觉醒联盟”成立的消息传出之后，在整个华北根据地的敌军工作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根据地纷纷效仿。1940年5月，在延安的日俘士兵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等人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6月2日，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敌工部的支持下，由本桥朝治发起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山东支部。1941年8月15日，水野靖夫创办了日人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 11月25日，秋山良照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1942年8月1日，渡边三郎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太岳支部。
这些反战组织利用书信、报刊、广播等形式，沟通日本士兵的民族感情和同胞情谊，并介绍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情况，以更好地反对法西斯战争。为了加强和扩大反战宣传作用，1942年8月，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会上提出14个方面200多条有关日本士兵向日本军部的要求。大会决定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合并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从而使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内的各个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团体，在组织力量、思想认识和行动方式等方面达到空前统一。到1944年，反战同盟的组织已发展到13个支部，一批批反战同盟的朋友奔赴我八路军各个战区，他们和八路军战士一道，对日军喊话、散发传单、写信和做日本侨民工作。1944年1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召开，根据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制定新的工作方针以开展今后工作，并讨论如何组织“日人解放联盟”。1944年4月9日，解散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正式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标志着日本人民在延安的反战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30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在延安举行出发回国纪念大会。会后，相继返回日本，联盟自行解散。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苏联军队节节胜利，法西斯德国败局已定。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渐次失利，海上交通线有被盟军切断的危险，日军只得从华北、华中抽调兵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太岳抗日根据地周边的日军兵力有所减少，伪军内部又人心浮动。经过一年多的沁源围困战，也取得突出的战果。1944年1月17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地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表彰“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太岳区出现了有利条件。此时也正是1944年农历春节来临之际，太岳区出现了热情洋溢的拜年活动，军队给民众、百姓给军政、机关给机关、首长给士兵、士兵给首长，有送核桃、红枣的，有送军鞋、鞋垫的，更多的是贺卡，陈赓、薄一波、王新亭、毕占云、唐天际、李哲人等首长，都亲自设计写成漂亮的贺卡，送给战士，送给伤员，送给在沁源围困战中作出成绩的民兵、区村干部等。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是太岳区抗战团体中的一员，他们也与中国人民一道，欢欢乐乐地迎接新一年的春节，他们专门设计印制了“贺年片”，赠送给太岳区各党政军机关和当地县、区抗日政府。表示将永远和中国人民携手并进，团结一致，为争取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而奋斗到底！（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