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之前，笔者还在布鲁塞尔担任常驻记者。有一次在北约总部采访时，英国驻北约代表团的一名外交官和我聊起香港的前途，包括香港回归之后与中国内地的关系。
　　这位官员向我提出了两个十分悲观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普遍，那就是，英国撤离香港之日，便是香港的自由走向终结之时，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容忍任何政治异己”；第二个观点是，即便中国政府有诚意维持香港的既有制度，一国两制政策也会受到中国自身的挑战。原因是，这种政策在一国之内制造了“不平等和不公平”，中国内地省份必定会要求享受与香港同等的地位，包括决策和施政的自由度。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现在，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0年，西方对一国两制的种种诅咒早已宣告失败，至于上文提到的两种看法，也同样如此。第一，即使用西方的观点来审视，虽然中国共产党和西方任何政党一样，不会鼓励和欢迎任何形式的政治挑战，但香港的反对派势力今天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相当活跃；第二，一国两制在实施之初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来自中国内地的挑战并没有出现，内地省市要与香港“平权”的呼声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然而，现在平心静气地看，在中国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在那种极为不利的国际政治氛围之下，西方世界对香港的所有诅咒和恶意“祝福”，以现在的眼光看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用“政治不正确”的话语来说，假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拥有现在的经济实力、政治信誉和国际地位，那么，中方就会在谈判中占据更加明显的强势地位，香港在过渡时期所遇到的麻烦，特别是英国人的故意刁难，也就会少很多。
　　值此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人们都在谈论一国两制的得失。中外媒体都给予比较积极中肯的评价，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何以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可以将其归功于中国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承诺的严格遵守，归功于内地对香港经济所提供的巨大支持，也可以归功于特区政府日益改善的施政能力，还有香港社会所蕴藏的进步的活力。但是，归根结底，一国两制之所以实施成功，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自身的稳定、繁荣与强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没有母体的健壮，即便是再好的制度设计，到头来都会变成营养不良的胎儿。
　　假若读者由此而联想到台湾问题，那么笔者就不妨顺便捎带一句，那就是，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不同，没有固定的时间表，所以不能操之过急。只要大陆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了，而且做好，两岸的政治融合就必然会有水到渠成的时候。既要有所作为，又要顺时就势，这才是比较务实的策略。当然这是题外之议。
　　
　　自我妥协的精神
　　
　　然而，笔者在此无意对香港回归后的现实作出更多评价，而是试图超越香港的历史与现状，从一国两制构想的背后，挖掘出对当代中国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
　　其中的隐性价值，那就是中国当时的决策者在某些原则上愿意自我妥协的智慧和勇气。
　　自我妥协的精神，就是一国两制构想的精髓。因为愿意和敢于自我妥协，所以中国政府才能在香港问题上摆脱种种脱离实际、不符现实的原则和教条，继而使政治思维有所突破、思维模式有所创新，最后才在决策和执行上有所建树。
　　什么是自我妥协?在一国两制构想确立之前，中英两国曾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和艰苦的谈判。要谈判就要准备妥协。因此，在本质上，一国两制是妥协的产物，不只是中方有妥协，英方也有让步。从中国的角度看，一国一制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结果却变成了不同寻常的一国两制。在此过程中，中方作出了巨大妥协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中国究竟向谁作出了妥协?从表面上看，是中国向英国作出了让步。其实不然。从局部来看，中方作出妥协，香港直接获利；宏观地看，香港获益就是中国获益，香港的成功就是中国的成功。因此，中国作出妥协后的最终获益者，依然是中国自己。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原则向中国的根本利益作出了让步。
　　一国之内存在两个实体，收回主权却得不到治权，国家最高管理者对本国某地之事不能干预，更不能做到随心所欲，反而还要处处谨言慎行，丝毫不得逾矩。这些事实在今天看来早已变成理所当然之事，但在当时政治禁忌无处不在、极左思想或集权思维尚浓的历史背景下，都是一般人所不可想象的。前文所述，英国驻北约外交官认为一国两制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其中所谓的不公平，中国中央政府实际上是首当其冲。
　　除了受到某些“原则”的束缚、某些陈旧思维的禁锢之外，中国当时的决策者在规划香港前途时，还面对着特殊的民族心理所构成的巨大障碍。众所周知，香港问题是历史留下的伤疤，其高度敏感性不言而喻。由于与香港相关的很多事情都与民族耻辱、自豪、自大和自卑心理交织在一起，因此，一不小心，就会有人误人“雷区”，甚至被怀疑有“卖国”之嫌。
　　事实上，直到今天，只要决策者或者有识之士们基于现实和长远利益的考虑，试图对某些无关痛痒的原则进行灵活变通，或暂时搁置，或适当淡化，结果都有可能获罪于天下，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仍有可能纷至沓来。
　　因此，一国两制的最可贵之处，不在于这种构想本身的高瞻远瞩，而在于这种模式确立之前，中国的决策者愿意正视和接受现实，敢于放弃自己曾经死死坚守的某些原则，敢于打破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条条框框，思维开放，应变灵活。也就是说，自己对自己作出妥协。
　　
　　和谐来自包容与自律
　　
　　要做到自我妥协，就需要高度的自信。既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又要对未来方向有明确和现实的规划，还要对最终结果有足够的把握。从过去和现在，不论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是政治体制的改良，凡是没有自信、没有方向感、对未来没有任何期盼和预见的人，往往都是思维僵化，不求进取，甘愿自缚于某些背离现实的所谓原则，并且利用形形色色的陈规陋习来自我辩护、自我保护。
　　有些原则当然是不能放弃的，但有些原则显然是不值得坚守的。可是，在现实社会里，很多该坚持的原则并没有坚持，不该坚持的条条框框反而碰之不得。
　　结果，在很多事情上，中国一直在跟自己较劲，一直和自己过不去，一直是自己为难自己。这是导致新问题不断产生、老问题无法解决、政治和社会弊端越积越多的根源之一。
　　香港回归10周年，完全值得庆祝，因为这是百多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而又成功地管理着香港。但是，假若只是浮光掠影地歌颂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假若对前人的智慧和勇气没有深刻的体会，那就看不到一国两制思维背后所蕴含的核心价值。
　　这种核心价值，就是最大限度的政治宽容，最大限度的权力约束。既然一国之内可以容许另一种制度的存在，那么，以中国如此之大，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可以宽容?既然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都不能动摇中国既有的国本，那么，以中国当今国力之强大、国民之善良，究竟还有什么个人、什么主张、什么思想、什么言论，足以令当政者惶恐不安?
　　值得再次强调，一国两制的构想当初得以确立，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头脑开放，愿意接受任何新的思维；今天，一国两制在香港之所以实施成功，关键在于中央政府严格遵守这一承诺，始终有高度的自律意识和极大的政治容忍度。包容不同的思想，容忍异己之见，允许各种价值观的存在，尽量去了解不同的思维模式，想香港人所想，急香港人所急，这就是一国两制成功的奥秘。
　　假若泱泱中国大地都是如此，假若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内地人民也是如此地恪守承诺，假若他们能够善用权力而不是滥用权力，假若他们能够严于律己而又宽待百姓，那么，整个中华民族就能真正地崛起，其前途也就不可限量。
　　人们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内地还要继续务实地走自己的道路。但以长久计，内地和香港必须在价值观上逐步趋同，这才是和谐之路。为了走向和谐，中国内地也必须有宽松的政治环境，社会成员之间必须彼此容忍、彼此宽容，特别是在官民之间的关系要和谐。其先决条件是，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政府，必须学会自我妥协。
　　在庆祝一国两制获得成功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再思考。否则，在热烈的场面结束之后，我们依然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