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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白鹿原》出版20周年庆典暨纪念版、手稿版揭幕仪式之后，早报记者当晚专访了当年《白鹿原》的首版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编辑何启治。当年为了评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对《白鹿原》进行了适当删改，何启治对早报记者表示，这种删改绝不是伤筋动骨，它是一种妥协，“有人进行过研究，修订的总共是2000多个文字符号。”
一次不合艺术规律的约稿
记者问何启治：你在1973年冬是特地去陕西向陈忠实约稿吗？为什么判断他有创作长篇小说的能力？
何启治说：“并不是约他一个人。我1973年夏刚从五七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小说约稿。西北是重点。陕西当时的重要作家是杜鹏程、柳青，陈忠实和路遥、贾平凹一样，属于年轻的刚刚崭露头角的一辈。我当时去西安还有一个政治任务，组织两个知青去写反映知青在延安的生活的小说，而这两人并没有写小说的经验。我想既然他们都能写，为什么陈忠实这样有丰富农村经验、写过小说的不能写？其实我当时鼓励他写长篇小说，我自己也记不大请了，但是他可能印象比较深刻，他说他当时一脸茫然，觉得像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高门楼”向他约长篇，是不可能的事，但又觉得我表现的是一种真诚的态度、交朋友的态度。另一方面，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当代》这样的可以发中短篇的文学刊物，他作为年轻作家也不可能出中短篇集，所以今天看来，向他约长篇小说不合艺术规律，但确实体现了编辑跟作者交朋友的真诚态度。至于最后会等来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等到了《白鹿原》是我的幸运。首先他写农村题材，可以感觉到他对农村非常熟悉，不熟悉没法写出这样的小说。其次他注意刻画人物，艺术上有小柳青的味道。至于到了《白鹿原》，就是孩子长大了，可以甩开手自己走路，讲究自己的个性。”
删改了两千多个文字符号
记者问何启治：这20年中你催促过他的稿子吗？或者给予什么提议？
何启治说：“有联络，没催促，更没有提议。中间我们各自有一些工作调整，《当代》开办之后，我调去做编辑，陈忠实在名单里看到我，主动给我写信表示很高兴。他的《初夏》也是发在《当代》上，当时对他的原稿要求进行一些修改，他改了一年多，发表在《当代》打头，获了当代文学奖。后来我改任副主编、编辑室主任，分工调整，但是对于分管西安的同事，我要求他们见了陈忠实问好，不要催促他，长篇催不出来，这是我的自信。所以陈忠实在《何谓益友》一开头就写：“我终于拿定主意要给何启治写信了。一封期待了4年而终于可以落笔书写的信，我将第一次正式向他报告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的消息。当年《白鹿原》的修订，据我所知，绝不是伤筋动骨，它是一种妥协。有人进行过研究，删改的总共是2000多个文字符号。在1993年6月正式出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白鹿原》开了研讨会，我组织了两位重要评论家的稿件，都是赞赏《白鹿原》的，送到《人民日报》。清样都出了，但还是没有发，说是上面有看法，赞赏和批评《白鹿原》的都不发。1997年5月，我在“八五”长篇小说出版奖担任评委，评选1991-1995年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当时文学出版社得到通知，不能将《白鹿原》作为候选作品，但又有一条称，发现有遗珠，只要一人提议，两人复议，就可以补充提出候选作品，我当时就联合另两个评委提出补上《白鹿原》的候选资格。但当时就被批评了，说之前就要求不能有，为什么还提这个问题。我说我是以评委资格，而不是出版社，但也无果。当时因为为评“茅奖”而修订小说的问题，很多人不理解陈忠实，背后对他有议论。但事实上，评委会是没有看到《白鹿原》修订本的，陈忠实1997年11月把修订本交给出版社，12月出版，但12月也就通过（茅奖）了。”
原版的出版是时代进步
对于当年陈忠实的状态，何启治說：“那时他已经疲惫不堪了。我之前说过一个事情，有读者写信来，说不知道作者还能不能活着看到这封信，因为她觉得写出《白鹿原》的人，不死也得吐血。陈忠实看完之后号啕大哭。因为他太疲惫，所以本来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规矩，尤其是对初稿，（编辑把）修改意见跟作者提，提完由作者自己修改，但是在《白鹿原》，是发稿编辑处理的。我们跟陈忠实提出修改意见，但他说他太累了，没法修改，让我们全权负责。所以当时《当代》发表时，删掉了两章我们觉得是弱笔的部分。其实当时的修改意见，主要是两处，一是“朱先生提出，国共两党斗争像翻鏊子一样折腾老百姓”，后来有读者认为，修改之后显得生硬了。二是性描写，改动比较大的有两个地方，一是“田小娥把黑娃拉到炕上”，删掉了许多描述，变为叙述；二是“鹿子霖第二次强迫田小娥与他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是有读者对性描写提出批评质疑的，包括出版社内部也有，但新世纪这种声音就基本不见了。现在原始版本的出版，肯定是时代进步、往前走的结果。从我跟陈忠实约稿到《白鹿原》出版20年，从小说出来到电影出来又等了20年，终于都等来了，不容易，还是在进步的。不管电影最后出来的样子会怎么样，被剪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留下遗憾，现在还说可能会被腰斩，但解决这个遗憾，还是留给后人吧。一个优秀的作品，或者说伟大的作品，总是还会有再拍的一天的。
一次不合艺术规律的约稿
记者问何启治：你在1973年冬是特地去陕西向陈忠实约稿吗？为什么判断他有创作长篇小说的能力？
何启治说：“并不是约他一个人。我1973年夏刚从五七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小说约稿。西北是重点。陕西当时的重要作家是杜鹏程、柳青，陈忠实和路遥、贾平凹一样，属于年轻的刚刚崭露头角的一辈。我当时去西安还有一个政治任务，组织两个知青去写反映知青在延安的生活的小说，而这两人并没有写小说的经验。我想既然他们都能写，为什么陈忠实这样有丰富农村经验、写过小说的不能写？其实我当时鼓励他写长篇小说，我自己也记不大请了，但是他可能印象比较深刻，他说他当时一脸茫然，觉得像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高门楼”向他约长篇，是不可能的事，但又觉得我表现的是一种真诚的态度、交朋友的态度。另一方面，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当代》这样的可以发中短篇的文学刊物，他作为年轻作家也不可能出中短篇集，所以今天看来，向他约长篇小说不合艺术规律，但确实体现了编辑跟作者交朋友的真诚态度。至于最后会等来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等到了《白鹿原》是我的幸运。首先他写农村题材，可以感觉到他对农村非常熟悉，不熟悉没法写出这样的小说。其次他注意刻画人物，艺术上有小柳青的味道。至于到了《白鹿原》，就是孩子长大了，可以甩开手自己走路，讲究自己的个性。”
删改了两千多个文字符号
记者问何启治：这20年中你催促过他的稿子吗？或者给予什么提议？
何启治说：“有联络，没催促，更没有提议。中间我们各自有一些工作调整，《当代》开办之后，我调去做编辑，陈忠实在名单里看到我，主动给我写信表示很高兴。他的《初夏》也是发在《当代》上，当时对他的原稿要求进行一些修改，他改了一年多，发表在《当代》打头，获了当代文学奖。后来我改任副主编、编辑室主任，分工调整，但是对于分管西安的同事，我要求他们见了陈忠实问好，不要催促他，长篇催不出来，这是我的自信。所以陈忠实在《何谓益友》一开头就写：“我终于拿定主意要给何启治写信了。一封期待了4年而终于可以落笔书写的信，我将第一次正式向他报告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的消息。当年《白鹿原》的修订，据我所知，绝不是伤筋动骨，它是一种妥协。有人进行过研究，删改的总共是2000多个文字符号。在1993年6月正式出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白鹿原》开了研讨会，我组织了两位重要评论家的稿件，都是赞赏《白鹿原》的，送到《人民日报》。清样都出了，但还是没有发，说是上面有看法，赞赏和批评《白鹿原》的都不发。1997年5月，我在“八五”长篇小说出版奖担任评委，评选1991-1995年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当时文学出版社得到通知，不能将《白鹿原》作为候选作品，但又有一条称，发现有遗珠，只要一人提议，两人复议，就可以补充提出候选作品，我当时就联合另两个评委提出补上《白鹿原》的候选资格。但当时就被批评了，说之前就要求不能有，为什么还提这个问题。我说我是以评委资格，而不是出版社，但也无果。当时因为为评“茅奖”而修订小说的问题，很多人不理解陈忠实，背后对他有议论。但事实上，评委会是没有看到《白鹿原》修订本的，陈忠实1997年11月把修订本交给出版社，12月出版，但12月也就通过（茅奖）了。”
原版的出版是时代进步
对于当年陈忠实的状态，何启治說：“那时他已经疲惫不堪了。我之前说过一个事情，有读者写信来，说不知道作者还能不能活着看到这封信，因为她觉得写出《白鹿原》的人，不死也得吐血。陈忠实看完之后号啕大哭。因为他太疲惫，所以本来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规矩，尤其是对初稿，（编辑把）修改意见跟作者提，提完由作者自己修改，但是在《白鹿原》，是发稿编辑处理的。我们跟陈忠实提出修改意见，但他说他太累了，没法修改，让我们全权负责。所以当时《当代》发表时，删掉了两章我们觉得是弱笔的部分。其实当时的修改意见，主要是两处，一是“朱先生提出，国共两党斗争像翻鏊子一样折腾老百姓”，后来有读者认为，修改之后显得生硬了。二是性描写，改动比较大的有两个地方，一是“田小娥把黑娃拉到炕上”，删掉了许多描述，变为叙述；二是“鹿子霖第二次强迫田小娥与他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是有读者对性描写提出批评质疑的，包括出版社内部也有，但新世纪这种声音就基本不见了。现在原始版本的出版，肯定是时代进步、往前走的结果。从我跟陈忠实约稿到《白鹿原》出版20年，从小说出来到电影出来又等了20年，终于都等来了，不容易，还是在进步的。不管电影最后出来的样子会怎么样，被剪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留下遗憾，现在还说可能会被腰斩，但解决这个遗憾，还是留给后人吧。一个优秀的作品，或者说伟大的作品，总是还会有再拍的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