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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代中国的救亡潮流中，地位跌落的知识分子在传道心态的支配下，利用现代报刊致力于“以道易世”，兴起了“言论报国”的思潮。在这一社会思潮影响之下，胡适加入了《竞业旬报》，积极发表文章进行社会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在现代思想的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把“以道易世”作为终极目标的“言论报国”。也让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体验到无法承受之重的无奈，而且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传统，也导致当时的言论文章充满了“正义的火”。
[关键词]言论报国；以道易世；胡适；《竞业旬报》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1)03-0113-04
1906年，在上海求学的胡适离开澄衷学堂考入由留日学生刚刚创立的中国公学。基于“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的目的，一部分中国公学学生组织了竞业学会。胡适恰好与会长钟文恢住在一起，所以在他的引荐下加入该会。该会会址在上海北四川路厚福里，住在会中的多是革命党。当时的革命党一方面通过起义、暗杀等方式从事反清活动，一方面又很重视办报办刊以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于是，竞业学会的会刊《竞业旬报》很快于1906年10月28日创刊。因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小学校的青年学生，所以该刊决定使用白话文。钟文恢见胡适常看小说，又能作古文，就劝他为《竞业旬报》写白话文。在他的鼓励支持下，胡适成为该报积极的撰稿人，并于1908年8月第24期起至1909年初第40期后停刊一直担任主编一职。担任主编期间，胡适承担了大部分的文字工作，有时甚至全期从论说到时闻，都由他负责。在这3年里，他发表的文字约有15万字之多。其中既有小说、诗词，也有传记、论说、时评、时闻，内容更是涉及文学、历史、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不过内容虽然丰富，但初衷却极为统一，就是出于“一片醒世的婆心，开通民智的妄想”。就这样，胡适像梁启超那样以“秃笔焦舌”走上了言论报国之路。
一、言论报国的选择背后
按照梁漱溟的分析，1840年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上下流动、以地方士绅为核心的“四民社会”。在这一社会结构中，士大夫处于枢纽地位，他们上连朝廷，下接百姓。读书人的任务一方面是“士志于道”，要通过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熟读儒家经典，以求修身齐家，守道勿失；另一方面还肩负着把所学之道广为传布的重任，要治国平天下。在读书人看来，“道”是社会的根本。有道则国安民定，无道则国乱民穷。因此，中国的士大夫也就具有了双重角色，即他“不仅要涉身于纯粹行政事务和纯粹文化活动，还承担了儒家正统意识形态。”传统中这种对读书人地位和身份的设定对胡适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追求的“道”其特点在于“一方面超越‘日用事物’，一方面又遍在于‘日用事物’之中”，所以在传统中国，“士志于道”与西方哲学家所遵循的以思辨理性把兴趣倾注在超越世间的永恒真理世界不同，是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即以道易世。其正面的方式是出仕，反面的方式则是对元道的社会加以批判。由此，在朝则使圣教之光泽被天下，在野则为四民之表率，把儒道发扬光大以改造社会就成为正统儒家士人的追求。久而久之，这种以道易世为内核的传道心态也就内化在一代代读书人心中，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并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典型形态。
但1840年以后的中国却被西方侵略者推到了存亡绝续的边缘。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针，苦心经营的变器不变道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像日本那样迅速地富强起来。感受着时艰局危的维新派认识到，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以“新道”易“旧道”才是救中国的根本之途。对于力图以道易世的维新派来说，传道就成为首要的问题。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国门的不仅有鸦片和洋货，还有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传媒。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报刊因其发行迅捷、保存便利等特点而把文字的作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依靠报刊，他们可以迅速把自己的思想主张传布于四方，而在此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以文字为能事的中国文人对自我价值与地位的想象。在已内化为集体无意识的传道心态支配下，他们无一_例外地对能周知广布的报刊寄予厚望，视之为维新的关键。如梁启超在《自励》诗中放出的豪言：“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并想象着“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不仅如此，维新派还在理论上对报刊的性质、地位、作用进行了深入论述。陈炽在其《庸书》中有“报馆”一节专论报刊对于国家政治之重要。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更是把报刊比喻为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同样是反复论述报刊的意义，把“设报达聪”作为其新政中的重要一项。出于对报刊作用的强调，维新派甚至形成了从传播角度来分析中国政治问题的倾向。例如梁启超在分析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时就认为，一是“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为奸”；一是“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反鼓其舌。”在维新派对报刊作用不厌其烦的强调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竭力说明的是报纸“通上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只有上下“交泰”，国家才能富强。因此，所谓的“言论报国”其实质就是以道易世。可以说正是在认识到现代报刊作用的情况下，出于一种“传道”和以道易世的目的，言论报国才成为知识分子承担国难的具体表现，成为知识分子追求自身价值的新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言论报国之风才自甲午战争后勃兴。
梁启超等人主办的报刊对胡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适曾总结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现代报刊不仅为胡适以后主办《竞业旬报》提供了知识上的储备，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激活了胡适的“传道”心态，由此在内外两个方面为胡适擎起言论报国的大旗打下了基础。
言论报国更是士人地位变化的产物。维新派寄希望于报刊，但更对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清朝政府寄予厚望。可惜戊戌维新持续不过百日，而此后的政治迫害更是断绝了维新派知识分子进入体制之内实现自身抱负的可能。而这时能够接纳这部分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的，就只有革命会党或者报刊了。因此，一方面是言论报国之风突兴，一方面又是爆炸、暗杀和起义此起彼伏。而至1905年清政府废止科举、兴办学堂，更是把全部读书人由“士”到“仕”的制度性通道打断了，这其实也就断绝了中国 知识分子以道易世的正面方式。这样不仅为革命会党提供了更多的成员，也为各类报刊提供了更多的读者和作者。由此报刊不仅成了读书人承担救国之责、实现自身价值的立命之途，更成为他们的安身之所，这样又进一步刺激了言论报国之风再次蓬勃发展。对此，张季鸾曾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概括说：“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中国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论报国之风，自甲午后而大兴，至庚子后而极兴。”在当时的胡适看来，“夫士君子处颓败之世，不能摩顶放踵敞口焦舌以挽滔滔之狂澜，曷若隐遁穷遂与木石终其身，更安忍随波逐流，阿谀取容于当世，用自私利其身?”他已经把言论报国视为不可推卸的责任与自身价值所在。
二、批判的方式
加入《竞业旬报》之后，由报刊读者变成报刊作者的胡适就有了言论报国的平台。据胡适回忆说，“每出一期报，社中送我十块钱的编辑费，住宿和饮食都归社中担负”。作为梁启超的忠实信徒，胡适免不了也要致力于“新民”，树立以道易世的目标。这在《竟业旬报》的宗旨中有很好的说明。胡适在为该报出版2周年写的《本报之大纪念》中说：“我们这个报，本来是想对于我们四万万同胞，干些有益的事业，把那从前种种无益的举动，什么拜佛哪，求神哪，缠足哪，还有种种的迷信，都一概改去，重新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大家齐来，造一个完完全全的祖国，这便是兄弟们的心思，这便是我们的宗旨。”可以看出，同梁启超一样，胡适也把报刊作为“新民”之利器，目的则在于造一个新的祖国。但因为以道易世的正面方式已经被清政府断绝了制度性的通道，因此，他主要采取了反面的方式：批判。
(一)社会政治批判
此类文字集中在胡适所做的“时评”和“论说”中。如发表在24期的时评《上海的中国人》中，他批判的是中国大江南北，水旱频仍，但上海各大马路仍然莺歌燕舞，人人喜气洋洋。再如，1908年美国军舰来访，清政府为表示对美政府退回庚款的感激，特拨巨资在厦门欢迎，而胡适在25期的时评《中国的政府》—文中斥之为拍马屁。
(二)文化批判
依据童年的切身经验以及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西方现代观念，胡适在《竞业旬报》时期就已经对中国的因果迷信、家庭婚姻伦理观念、妇女观念等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批判。
受家风熏陶以及程朱理学的影响，胡适在幼年时期就确立了无鬼神思想，而在上海时期所学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更坚定了他的信仰。在《竞业旬报》上，他对这一观念进行了大胆的阐发。他惟一的长篇章回小说《真如岛》的宗旨就是“痛斥迷信，打击神佛”。不仅如此，他还用文言接连撰写了4篇《无鬼丛话》，详细介绍自己无神论的思想渊源，认为《封神榜》、《西游记》应该为中国神鬼思想的广为流传负主要责任。
在家庭问题上，胡适从承继、教育、婚姻等方面，指出了中国传统家庭的弊端。例如，在《论承继之不近人情》中，胡适认为中国传统家庭中的承继制度，不仅侵犯人权，使人背弃生身父母，而且许多人仅仅是贪图财产，并不孝顺过继的父母。在《论家庭教育》中，他把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归结为没有家庭教育，并指出在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是母亲。而在中国，要重视家庭教育，就要从“制造一个好母亲”的角度考虑，其首要办法就是开办女学堂。在《婚姻篇》中，胡适一反当时流行的中国婚姻太专制的说法，提出中国人婚姻问题在于太随便放任，无人负责。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婚姻“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为纠此弊，他主张第一要父母主婚，第二要子女有干预权。
在妇女问题上，他在《敬告中国女子》一文中批判女子缠足，指出缠足危害身体、妨碍做事两大弊端，号召女子读书，不做废物。对于千百年来被奉为女性教科书的《女戒》，他在《曹大家<女诫>驳议》中逐条驳斥其中宣扬的男尊女卑、愚妇政策、弱妇政策。他还为中国的王昭君、法国的贞德立传，称颂她们的爱国壮举。
(三)国民性批判
在胡适看来，梁启超“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为贯彻梁启超的这一主张，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中国国民性的恶劣方面，提出改造的主张，其中最主要者当属总名为《白话》的4篇文章。如在《白话(一)爱国》中，他鄙弃那些“把我们祖国的荣光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的国民，号召中国人增强爱国心，也就是要记住祖国的光荣历史，为祖国增添名誉。而在《白话(三)苟且》中，他批判中国人苟且的毛病，并把它推根溯源到圣人身上。这在当时的时代氛围里，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三、以道易世的不可承受之重
总之，通过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那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章，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为祖国前途、民族命运而焦灼的内心。这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责任的勇敢承担，是中国传统“士”的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胡适的某些文章，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在他以言论报国为职事，希求以道易世的同时，所不可避免地陷入的某种困境。
(一)“白话”
这种把以道易世作为终极目标的言论报国让他体验到一种无法承受之重。在批判国民性、呼唤“新民”的4篇社说中，胡适都命名为《白话》。但他的真实意思是指“白白说掉的话”。胡适感觉自己说得笔秃口枯，天花乱坠，但读者却就是不肯照他的话实行。因而用这一标题实际上暗示了胡适对言论报国作用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在他为《竞业旬报》出版满36期而作的《本报周年之大纪念》—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虽是纪念文章，但胡适却并没有写一些常在纪念文章上出现的喜气洋洋、冠冕堂皇的话，相反却表现得极为颓丧。文中，胡适列举了他们为了办报所受的种种苦楚。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劳心、劳力和赔钱，就是要“第一，革除从前种种恶习惯。第二，革除从前种种野蛮思想。第三，要爱我们的祖国。第四，要讲道德。第五，要有独立精神。”初衷不可谓不真诚良善，实践也不可谓不勤奋认真。但为此搞得笔秃舌焦之后，胡适感觉放眼中国，无论官绅士商还是工农大众和原来并无两样，鸦片烟、麻雀牌照样流行，学堂也还是稀里糊涂。气愤之下，胡适质问读者到底践行了报上的话没有?但他只能正视现实，不得不承认“办了三十六期的报，还是一个白白地说了。”其中满腹的伤心、一腔的惭愧更与何人说。
(二)“正义的火气”
一些文章在论说的风格上带着一种胡适自己所称的“正义的火气”。所谓的“‘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例如在《论毁除神佛》一文中，胡适从纯粹实用的方面考虑，认为神佛不但无用，而且有害，因而主张要毁除神佛，驱逐僧道，未免带有庸俗的实用主义意味和过于极端的嫌疑。在《无鬼丛话》中，他又引用《王制》中“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这一条，要杀两书的作者。这实际上是在反对思想专制的同时，却又走人了另一种形式的思想专制。对此，胡适在晚年反思道：“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个缺乏容忍度量的问题。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而言论报国既然要以道易世，在“新道”易“旧道”过程中，不同道者缺乏对话的传统，自然也就成了敌人。这也是把以道易世作为内核的言论报国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限制。
[参考文献]
[1]周质平胡适早年文存[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
[2]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余英盹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06
[4]胡适论寸硅馆有益于国事[M]∥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4：23
[5]胡适，季鸾文存[M]，上海：上海书店，1989
[6]胡适日记全编：卷8[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I，
[7]胡适，容忍与自由[M]川致阳哲生胡适文集：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8，
[责任编辑 王艳芳]
[关键词]言论报国；以道易世；胡适；《竞业旬报》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1)03-0113-04
1906年，在上海求学的胡适离开澄衷学堂考入由留日学生刚刚创立的中国公学。基于“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的目的，一部分中国公学学生组织了竞业学会。胡适恰好与会长钟文恢住在一起，所以在他的引荐下加入该会。该会会址在上海北四川路厚福里，住在会中的多是革命党。当时的革命党一方面通过起义、暗杀等方式从事反清活动，一方面又很重视办报办刊以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于是，竞业学会的会刊《竞业旬报》很快于1906年10月28日创刊。因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小学校的青年学生，所以该刊决定使用白话文。钟文恢见胡适常看小说，又能作古文，就劝他为《竞业旬报》写白话文。在他的鼓励支持下，胡适成为该报积极的撰稿人，并于1908年8月第24期起至1909年初第40期后停刊一直担任主编一职。担任主编期间，胡适承担了大部分的文字工作，有时甚至全期从论说到时闻，都由他负责。在这3年里，他发表的文字约有15万字之多。其中既有小说、诗词，也有传记、论说、时评、时闻，内容更是涉及文学、历史、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不过内容虽然丰富，但初衷却极为统一，就是出于“一片醒世的婆心，开通民智的妄想”。就这样，胡适像梁启超那样以“秃笔焦舌”走上了言论报国之路。
一、言论报国的选择背后
按照梁漱溟的分析，1840年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上下流动、以地方士绅为核心的“四民社会”。在这一社会结构中，士大夫处于枢纽地位，他们上连朝廷，下接百姓。读书人的任务一方面是“士志于道”，要通过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熟读儒家经典，以求修身齐家，守道勿失；另一方面还肩负着把所学之道广为传布的重任，要治国平天下。在读书人看来，“道”是社会的根本。有道则国安民定，无道则国乱民穷。因此，中国的士大夫也就具有了双重角色，即他“不仅要涉身于纯粹行政事务和纯粹文化活动，还承担了儒家正统意识形态。”传统中这种对读书人地位和身份的设定对胡适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追求的“道”其特点在于“一方面超越‘日用事物’，一方面又遍在于‘日用事物’之中”，所以在传统中国，“士志于道”与西方哲学家所遵循的以思辨理性把兴趣倾注在超越世间的永恒真理世界不同，是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即以道易世。其正面的方式是出仕，反面的方式则是对元道的社会加以批判。由此，在朝则使圣教之光泽被天下，在野则为四民之表率，把儒道发扬光大以改造社会就成为正统儒家士人的追求。久而久之，这种以道易世为内核的传道心态也就内化在一代代读书人心中，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并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典型形态。
但1840年以后的中国却被西方侵略者推到了存亡绝续的边缘。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针，苦心经营的变器不变道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像日本那样迅速地富强起来。感受着时艰局危的维新派认识到，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以“新道”易“旧道”才是救中国的根本之途。对于力图以道易世的维新派来说，传道就成为首要的问题。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国门的不仅有鸦片和洋货，还有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传媒。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报刊因其发行迅捷、保存便利等特点而把文字的作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依靠报刊，他们可以迅速把自己的思想主张传布于四方，而在此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以文字为能事的中国文人对自我价值与地位的想象。在已内化为集体无意识的传道心态支配下，他们无一_例外地对能周知广布的报刊寄予厚望，视之为维新的关键。如梁启超在《自励》诗中放出的豪言：“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并想象着“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不仅如此，维新派还在理论上对报刊的性质、地位、作用进行了深入论述。陈炽在其《庸书》中有“报馆”一节专论报刊对于国家政治之重要。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更是把报刊比喻为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同样是反复论述报刊的意义，把“设报达聪”作为其新政中的重要一项。出于对报刊作用的强调，维新派甚至形成了从传播角度来分析中国政治问题的倾向。例如梁启超在分析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时就认为，一是“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为奸”；一是“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反鼓其舌。”在维新派对报刊作用不厌其烦的强调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竭力说明的是报纸“通上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只有上下“交泰”，国家才能富强。因此，所谓的“言论报国”其实质就是以道易世。可以说正是在认识到现代报刊作用的情况下，出于一种“传道”和以道易世的目的，言论报国才成为知识分子承担国难的具体表现，成为知识分子追求自身价值的新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言论报国之风才自甲午战争后勃兴。
梁启超等人主办的报刊对胡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适曾总结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现代报刊不仅为胡适以后主办《竞业旬报》提供了知识上的储备，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激活了胡适的“传道”心态，由此在内外两个方面为胡适擎起言论报国的大旗打下了基础。
言论报国更是士人地位变化的产物。维新派寄希望于报刊，但更对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清朝政府寄予厚望。可惜戊戌维新持续不过百日，而此后的政治迫害更是断绝了维新派知识分子进入体制之内实现自身抱负的可能。而这时能够接纳这部分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的，就只有革命会党或者报刊了。因此，一方面是言论报国之风突兴，一方面又是爆炸、暗杀和起义此起彼伏。而至1905年清政府废止科举、兴办学堂，更是把全部读书人由“士”到“仕”的制度性通道打断了，这其实也就断绝了中国 知识分子以道易世的正面方式。这样不仅为革命会党提供了更多的成员，也为各类报刊提供了更多的读者和作者。由此报刊不仅成了读书人承担救国之责、实现自身价值的立命之途，更成为他们的安身之所，这样又进一步刺激了言论报国之风再次蓬勃发展。对此，张季鸾曾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概括说：“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中国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论报国之风，自甲午后而大兴，至庚子后而极兴。”在当时的胡适看来，“夫士君子处颓败之世，不能摩顶放踵敞口焦舌以挽滔滔之狂澜，曷若隐遁穷遂与木石终其身，更安忍随波逐流，阿谀取容于当世，用自私利其身?”他已经把言论报国视为不可推卸的责任与自身价值所在。
二、批判的方式
加入《竞业旬报》之后，由报刊读者变成报刊作者的胡适就有了言论报国的平台。据胡适回忆说，“每出一期报，社中送我十块钱的编辑费，住宿和饮食都归社中担负”。作为梁启超的忠实信徒，胡适免不了也要致力于“新民”，树立以道易世的目标。这在《竟业旬报》的宗旨中有很好的说明。胡适在为该报出版2周年写的《本报之大纪念》中说：“我们这个报，本来是想对于我们四万万同胞，干些有益的事业，把那从前种种无益的举动，什么拜佛哪，求神哪，缠足哪，还有种种的迷信，都一概改去，重新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大家齐来，造一个完完全全的祖国，这便是兄弟们的心思，这便是我们的宗旨。”可以看出，同梁启超一样，胡适也把报刊作为“新民”之利器，目的则在于造一个新的祖国。但因为以道易世的正面方式已经被清政府断绝了制度性的通道，因此，他主要采取了反面的方式：批判。
(一)社会政治批判
此类文字集中在胡适所做的“时评”和“论说”中。如发表在24期的时评《上海的中国人》中，他批判的是中国大江南北，水旱频仍，但上海各大马路仍然莺歌燕舞，人人喜气洋洋。再如，1908年美国军舰来访，清政府为表示对美政府退回庚款的感激，特拨巨资在厦门欢迎，而胡适在25期的时评《中国的政府》—文中斥之为拍马屁。
(二)文化批判
依据童年的切身经验以及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西方现代观念，胡适在《竞业旬报》时期就已经对中国的因果迷信、家庭婚姻伦理观念、妇女观念等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批判。
受家风熏陶以及程朱理学的影响，胡适在幼年时期就确立了无鬼神思想，而在上海时期所学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更坚定了他的信仰。在《竞业旬报》上，他对这一观念进行了大胆的阐发。他惟一的长篇章回小说《真如岛》的宗旨就是“痛斥迷信，打击神佛”。不仅如此，他还用文言接连撰写了4篇《无鬼丛话》，详细介绍自己无神论的思想渊源，认为《封神榜》、《西游记》应该为中国神鬼思想的广为流传负主要责任。
在家庭问题上，胡适从承继、教育、婚姻等方面，指出了中国传统家庭的弊端。例如，在《论承继之不近人情》中，胡适认为中国传统家庭中的承继制度，不仅侵犯人权，使人背弃生身父母，而且许多人仅仅是贪图财产，并不孝顺过继的父母。在《论家庭教育》中，他把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归结为没有家庭教育，并指出在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是母亲。而在中国，要重视家庭教育，就要从“制造一个好母亲”的角度考虑，其首要办法就是开办女学堂。在《婚姻篇》中，胡适一反当时流行的中国婚姻太专制的说法，提出中国人婚姻问题在于太随便放任，无人负责。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婚姻“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为纠此弊，他主张第一要父母主婚，第二要子女有干预权。
在妇女问题上，他在《敬告中国女子》一文中批判女子缠足，指出缠足危害身体、妨碍做事两大弊端，号召女子读书，不做废物。对于千百年来被奉为女性教科书的《女戒》，他在《曹大家<女诫>驳议》中逐条驳斥其中宣扬的男尊女卑、愚妇政策、弱妇政策。他还为中国的王昭君、法国的贞德立传，称颂她们的爱国壮举。
(三)国民性批判
在胡适看来，梁启超“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为贯彻梁启超的这一主张，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中国国民性的恶劣方面，提出改造的主张，其中最主要者当属总名为《白话》的4篇文章。如在《白话(一)爱国》中，他鄙弃那些“把我们祖国的荣光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的国民，号召中国人增强爱国心，也就是要记住祖国的光荣历史，为祖国增添名誉。而在《白话(三)苟且》中，他批判中国人苟且的毛病，并把它推根溯源到圣人身上。这在当时的时代氛围里，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三、以道易世的不可承受之重
总之，通过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那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章，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为祖国前途、民族命运而焦灼的内心。这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责任的勇敢承担，是中国传统“士”的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胡适的某些文章，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在他以言论报国为职事，希求以道易世的同时，所不可避免地陷入的某种困境。
(一)“白话”
这种把以道易世作为终极目标的言论报国让他体验到一种无法承受之重。在批判国民性、呼唤“新民”的4篇社说中，胡适都命名为《白话》。但他的真实意思是指“白白说掉的话”。胡适感觉自己说得笔秃口枯，天花乱坠，但读者却就是不肯照他的话实行。因而用这一标题实际上暗示了胡适对言论报国作用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在他为《竞业旬报》出版满36期而作的《本报周年之大纪念》—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虽是纪念文章，但胡适却并没有写一些常在纪念文章上出现的喜气洋洋、冠冕堂皇的话，相反却表现得极为颓丧。文中，胡适列举了他们为了办报所受的种种苦楚。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劳心、劳力和赔钱，就是要“第一，革除从前种种恶习惯。第二，革除从前种种野蛮思想。第三，要爱我们的祖国。第四，要讲道德。第五，要有独立精神。”初衷不可谓不真诚良善，实践也不可谓不勤奋认真。但为此搞得笔秃舌焦之后，胡适感觉放眼中国，无论官绅士商还是工农大众和原来并无两样，鸦片烟、麻雀牌照样流行，学堂也还是稀里糊涂。气愤之下，胡适质问读者到底践行了报上的话没有?但他只能正视现实，不得不承认“办了三十六期的报，还是一个白白地说了。”其中满腹的伤心、一腔的惭愧更与何人说。
(二)“正义的火气”
一些文章在论说的风格上带着一种胡适自己所称的“正义的火气”。所谓的“‘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例如在《论毁除神佛》一文中，胡适从纯粹实用的方面考虑，认为神佛不但无用，而且有害，因而主张要毁除神佛，驱逐僧道，未免带有庸俗的实用主义意味和过于极端的嫌疑。在《无鬼丛话》中，他又引用《王制》中“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这一条，要杀两书的作者。这实际上是在反对思想专制的同时，却又走人了另一种形式的思想专制。对此，胡适在晚年反思道：“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个缺乏容忍度量的问题。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而言论报国既然要以道易世，在“新道”易“旧道”过程中，不同道者缺乏对话的传统，自然也就成了敌人。这也是把以道易世作为内核的言论报国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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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