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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哲学家、思维科学家张浩研究员的力著《认识的另一半：非理性认识论研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诚如此书内容简介中说，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非理性认识论的学术专著。全书九章连同导论近60万字的大部头，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各种非理性认识要素的功能与其主要表现形式和它们形成的客观基础，以及它与各方面的关系等等。要全面评价这样一部巨著，实非笔者愚力所及，有待更高明的学者专家大手笔。只是作为张先生厚爱的首批赠书者之一，有机会较早阅读此书。故略谈点个人初读这部专著后的一些体会，或称几点读后感。既请作者指教，也可供其他读者阅读此书时作参考。
首先，最主要的体会是，此书抓住了人类认识特性中具有对应相待性（以下简称对待性）这个根本点，着重论述了常易被人忽视的非理性认识这个侧面。作者认为，人的认识本身就是理性认识与非理性认识的有机结合；正如书名所示，理性与非理性的认识皆只是整体认识的一半。无论是“绝对理性”或者“彻底的非理性”，都会偏离认识的正确方向，导致脱离实际乃至谬误的恶果。由此也启示笔者感悟到：在认识活动过程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些与理性和非理性类似的具有对待性的成对的特性。例如反映性与建构性，先验性与后天性，概念性与形象性，模糊性与精确性，科学性与艺术性，隐（意会）性与显（言传）性，民主性与集中性，以及形下实用性与形上超越性等特性。它们大都是人类认识活动的某个层次、阶段或方面上互相对应相待的两个侧面。例如，既不能说科学性认识比艺术性认识强，也不能认为实用性认识就比超越性认识好。如果片面地强调其一而忽视其二，往往也会得不到完整全面的正确认识，甚至还可能走向另一个片面的极端。上述列举这些具有对待性的成对特性双方，很可能都是理性或非理性认识密切相关所致。笔者只是借用中国古代辩证法的阴阳对待性加以说明。其实，作者在此书第七章中所强调理性认识与非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就有互补、互渗、互相转化等特征，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也可以与科学信仰互相转化，并称之为“辩证法的威力”。这个道理，已为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和谐互补所证实，这也是与传统的中和（中庸）之道相通的。但却与那种“一个吃掉另一个”的辩证统一有别。
其次，此书详细论述了认识活动的复杂性。借用钱学森先生的灼见，人的思维认知过程是个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人脑是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除去常规的理性认识（含人工智能等系统）中的众多要素外，此书主要从非理性角度提出了几十种：如主体认识结构中的欲望、需要、情绪、情感、兴趣、爱好、意志、信仰、崇拜、怀疑、理想、信念等要素，又如非理性认识主要形式中的联想、想象、直觉、灵感、顿悟、潜意识、无意识、群体无意识、暗示、催眠，以及心理定势等等多因素多角度的认识与思维。充分展现了人类认识的复杂多样性，绝非某些哲学、心理学教科书中所灌输的类似照像的反映、模写那样简单化、庸俗化。除去日常生活中的家常认识可以凭借个人习惯和经验随意处理之外，非常规的和重要的认识决策，往往是个人难以独力完成的。此书第九章中批评了三门峡工程的重大失误，导致陕西、河南出现“地上悬河”，造成水利变水害的恶果。其主要原因是决策者对治理大江河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认识，片面依赖苏联专家的“一言堂”。由于他们并没有从思想认识上认真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以致后来在修建三峡工程等高坝大库过程中，一再重演三门峡的错误，只不过目前尚未酿成三门峡那样严重的恶果。作者批评这是由于决策不民主等原因造成的。
再次，由于认识的对待性与复杂性，进而要求人们对认识特性整（总）体把握。既要充分考虑到认识活动中复杂多样的各种因素，又要关注其中具有对待性的成对因素的有机融合互补、互渗，特别是理性与非理性要素的相互作用与转化，才能做到对认识对象全面系统的整体把握。尤当社会进入知识经济与网络时代，单靠个人计算、记忆，判断能力有限，还必须配套电脑等人工智能机来协助加工处理信息和数据等。但目前电脑等智能机仍只能局限于处理数理逻辑所控制的理性材料（含数字、公式、模型等），而大量的非理性信息还得主要靠人脑去识别。故“人机结合”仍要以人为主体。例如中医诊病可以参考西医化验、透视、切片、扫描以及各种“专家系统”的协助，但所得到的理性认识还必须与中医师直接地望、闻、问、切所获取的非理性认识相结合融汇，最后由主治医师根据“八纲辩证”和“阴阳五行”等理论（模型）推演，并比照以往医疗实践经验等作出整体的诊断，再对症下药处方。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师把千头万绪的病因症象等纳入阴阳五行模型整合，就属于对病情状况的整体把握和判断。可见阴阳五行模型乃是从整体上认识把握复杂系统对象的重要方法之一。
除了中医治病外，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进行整体把握的认识方法还有：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V·卡门教授所主持的seminar（讨论班）方法和我国钱学森院士等倡导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Matasynthetic Engineering）等，都是从整体上把握复杂多样地认识对象的有效方法。
首先，最主要的体会是，此书抓住了人类认识特性中具有对应相待性（以下简称对待性）这个根本点，着重论述了常易被人忽视的非理性认识这个侧面。作者认为，人的认识本身就是理性认识与非理性认识的有机结合；正如书名所示，理性与非理性的认识皆只是整体认识的一半。无论是“绝对理性”或者“彻底的非理性”，都会偏离认识的正确方向，导致脱离实际乃至谬误的恶果。由此也启示笔者感悟到：在认识活动过程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些与理性和非理性类似的具有对待性的成对的特性。例如反映性与建构性，先验性与后天性，概念性与形象性，模糊性与精确性，科学性与艺术性，隐（意会）性与显（言传）性，民主性与集中性，以及形下实用性与形上超越性等特性。它们大都是人类认识活动的某个层次、阶段或方面上互相对应相待的两个侧面。例如，既不能说科学性认识比艺术性认识强，也不能认为实用性认识就比超越性认识好。如果片面地强调其一而忽视其二，往往也会得不到完整全面的正确认识，甚至还可能走向另一个片面的极端。上述列举这些具有对待性的成对特性双方，很可能都是理性或非理性认识密切相关所致。笔者只是借用中国古代辩证法的阴阳对待性加以说明。其实，作者在此书第七章中所强调理性认识与非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就有互补、互渗、互相转化等特征，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也可以与科学信仰互相转化，并称之为“辩证法的威力”。这个道理，已为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和谐互补所证实，这也是与传统的中和（中庸）之道相通的。但却与那种“一个吃掉另一个”的辩证统一有别。
其次，此书详细论述了认识活动的复杂性。借用钱学森先生的灼见，人的思维认知过程是个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人脑是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除去常规的理性认识（含人工智能等系统）中的众多要素外，此书主要从非理性角度提出了几十种：如主体认识结构中的欲望、需要、情绪、情感、兴趣、爱好、意志、信仰、崇拜、怀疑、理想、信念等要素，又如非理性认识主要形式中的联想、想象、直觉、灵感、顿悟、潜意识、无意识、群体无意识、暗示、催眠，以及心理定势等等多因素多角度的认识与思维。充分展现了人类认识的复杂多样性，绝非某些哲学、心理学教科书中所灌输的类似照像的反映、模写那样简单化、庸俗化。除去日常生活中的家常认识可以凭借个人习惯和经验随意处理之外，非常规的和重要的认识决策，往往是个人难以独力完成的。此书第九章中批评了三门峡工程的重大失误，导致陕西、河南出现“地上悬河”，造成水利变水害的恶果。其主要原因是决策者对治理大江河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认识，片面依赖苏联专家的“一言堂”。由于他们并没有从思想认识上认真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以致后来在修建三峡工程等高坝大库过程中，一再重演三门峡的错误，只不过目前尚未酿成三门峡那样严重的恶果。作者批评这是由于决策不民主等原因造成的。
再次，由于认识的对待性与复杂性，进而要求人们对认识特性整（总）体把握。既要充分考虑到认识活动中复杂多样的各种因素，又要关注其中具有对待性的成对因素的有机融合互补、互渗，特别是理性与非理性要素的相互作用与转化，才能做到对认识对象全面系统的整体把握。尤当社会进入知识经济与网络时代，单靠个人计算、记忆，判断能力有限，还必须配套电脑等人工智能机来协助加工处理信息和数据等。但目前电脑等智能机仍只能局限于处理数理逻辑所控制的理性材料（含数字、公式、模型等），而大量的非理性信息还得主要靠人脑去识别。故“人机结合”仍要以人为主体。例如中医诊病可以参考西医化验、透视、切片、扫描以及各种“专家系统”的协助，但所得到的理性认识还必须与中医师直接地望、闻、问、切所获取的非理性认识相结合融汇，最后由主治医师根据“八纲辩证”和“阴阳五行”等理论（模型）推演，并比照以往医疗实践经验等作出整体的诊断，再对症下药处方。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师把千头万绪的病因症象等纳入阴阳五行模型整合，就属于对病情状况的整体把握和判断。可见阴阳五行模型乃是从整体上认识把握复杂系统对象的重要方法之一。
除了中医治病外，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进行整体把握的认识方法还有：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V·卡门教授所主持的seminar（讨论班）方法和我国钱学森院士等倡导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Matasynthetic Engineering）等，都是从整体上把握复杂多样地认识对象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