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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欠发达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城镇化;渝东南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5）03-0029-04
一、现状与背景分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全面论述了城镇化建设问题的重要性，强调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城镇化的发展思路进一步明确，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新增了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经济工作任务。可见，城镇化建设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城镇化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和金融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金融支持是城镇化的主要资金来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农村地区金融资源不足，严重制约了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尤其是一些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金融服务不完善，金融缺失严重，农民的资金需求无法满足，城镇化进程受到明显的制约。因此，研究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关系，把握国家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机遇，完善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金融服务体系，实现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相互促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张正斌（2008）检验了宁夏1995-2005年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宁夏的金融发展与以收入计量的城镇化率之间的相关性要高于与以人口计量的城镇化率之间的相关性，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非农人口收入的增长上。[1]梁彭勇，梁平，任思慧（2008）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中国 1986-2005 年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2]周战强，乔志敏（2011）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1952-2009 年我国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短期内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但长期金融发展效率对城镇化的影响显著。[3]贾洪文，胡殿萍（2013）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考察了1991-2001年我国城镇化与金融中介发展指数、金融中介发展规模、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相互影响。金融发展能够给城镇化进程带来积极的作用，城镇化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金融的发展有促进作用。[4]刘奕桐（2014）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考察了1980-2012年重庆市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重庆市金融发展（金融规模扩大及金融发展效率提高）对城镇化进程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短期内金融结构的调整会抑制城镇化的发展，但长期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5]吴雨佳，马广齐（2015）运用 VAR 模型考察了陕西省1978-2012年城镇化、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城镇化、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城镇化率主要是依靠其自身发展，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率的影响影响不大，城镇化率仍主要依靠国家政策。[6]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实证多是基于全国或某一个省份的数据进行研究，而欠发达民族地区由于其自身的特点，金融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以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旨在为欠发达民族地区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二、渝东南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城镇化
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搜集
本文选取城镇化率（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100%）作为反映城镇化水平的指标，用UR表示;选取戈尔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GDP×100%）作为反映金融支持规模的指标，用FIR表示。样本数据的选取时间为2000年到2013年，共14组数据。以下所有实证均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8.0完成。
（二）ADF平稳性检验
注：根据变量的趋势图和最小AIC准则确定检验类型和滞后阶数，Δ表示一阶差分。
根据表1可以看出，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原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不能拒绝有一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原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由此可知，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
（三）Johansen协整检验
由于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根据表2可以看出，在r=0的原假设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大于10%的临界值，即原假设被拒绝。而在r≤1的原假设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小于10%的临界值，即原假设没有被拒绝。因此，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存在协整关系。
（四）Granger因果检验
通过对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来进一步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表3可以看出，两个原假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均被拒绝，因此UR和FIR互为格兰杰原因。即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五）方差分解
通过方差分解来刻画变量间的动态特征，即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来评价不同冲击的重要性。
根据表4可以看出，城镇化率的波动在第一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以后开始减弱，在第十期趋于58.43%;金融相关比率对城镇化率的冲击在第二期显现出来，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在第十期趋于41.57%。这表明城镇化率的波动约58.43%由自身波动起，41.57%由金融相关比率的波动引起。而金融相关比率从第一期开始就受到自身波动和城镇化率波动冲击的影响，当滞后期为1 时，94.24%来自于自身，5.76%来自于城镇化率，随着滞后期的增加，总方差来自于自身的部分呈下降趋势，在第十期最终趋于86.76%，而来自于城镇化率市场的部分则呈上升趋势，最终趋于13.24%;这表明金融相关比率的波动约86.76%由自身波动引起，13.24%由城镇化率的波动引起。因此，金融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要大于城镇化进程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三、结论及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ADF平稳性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及方差分解，考察了渝东南民族地区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关系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ADF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我们发现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均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存在协整关系，即渝东南民族地区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
（2）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发现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即渝东南民族地区城镇化和金融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金融发展能够解决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促进社会资本积累，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进而促进城镇化的进展。反过来，城镇化进程为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成长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进一步促进金融的发展。
（3）根据方差分解的结果，我们发现渝东南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要大于城镇化进程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渝东南民族地区处于城镇化建设的初期和中期阶段，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来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镇房地产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城镇就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而金融发展为这些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推动城镇化的进程。所以金融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渝东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落后使城镇化不能强有力地拉动金融发展，因此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小。
根据上述结论，结合渝东南民族地区城镇化和金融发展的现状，给出以下建议：
（1）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在欠发达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金融缺失严重，再加上特殊的内外部环境和多民族、多文化等特征，使得政府在促进金融支持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政府的政策引导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制定金融政策鼓励和引导包括各类资金加大对城镇化建设的投入，使城镇化建设获取大量的资金支持，提高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同时为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空间。例如，政府利用税收优惠、贴息贷款等措施保障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通过放宽市场准入、降低金融准入门槛等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和民营资本支持城镇化，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和金融机构进入欠发达的民族地区。
（2）金融机构应抓住城镇化建设机遇，明确金融支持重点，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促进自身发展。各民族区县自然地理特点、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产业发展条件等各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每个地区都有地方优势的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金融机构应将服务的重点锁定在最有利于促进城镇化发展的这些特色和优势领域，制定和完善差异化的区域信贷政策，按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求加快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促进金融工具的多样化，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张正斌.宁夏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3）：85-87.
[2]梁彭勇，梁平，任思慧.中国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J].上海金融，2008（2）：14-17.
[3]周战强，乔志敏. 金融发展、财政投入与城镇化[J]. 城市发展研究，2011（9）：17-20
[4]贾洪文，胡殿萍.中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相关性——基于1991一201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13（4）：44-50.
[5]刘奕桐.金融发展对城镇化作用的实证研究——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为例[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 2014（2）：33-43.
[6]吴雨佳，马广齐.城镇化、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的动态关系分析——以陕西省为例[J].开发研究，2015（1）：30-33.
（责任编辑 夏菊子）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Underdeveloped Minority Areas： Taking Southeast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ZHAO Rui
（Department of Finance， Chongqing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ongqing 402160， China）
Abstract： Using 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stationary test， 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Granger casualty test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minority areas of Southeast Chongqing from 2000 to 2013 and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re exists a long-term 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minority areas of Southeast Chongqing and the two influence each other as well as promote each other;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s influence on urbanization is higher. At last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policies， hoping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to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underdeveloped minority areas.
Key Words： underdeveloped minority are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Southeast Chongqing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5）03-0029-04
一、现状与背景分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全面论述了城镇化建设问题的重要性，强调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城镇化的发展思路进一步明确，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新增了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经济工作任务。可见，城镇化建设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城镇化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和金融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金融支持是城镇化的主要资金来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农村地区金融资源不足，严重制约了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尤其是一些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金融服务不完善，金融缺失严重，农民的资金需求无法满足，城镇化进程受到明显的制约。因此，研究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关系，把握国家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机遇，完善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金融服务体系，实现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相互促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张正斌（2008）检验了宁夏1995-2005年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宁夏的金融发展与以收入计量的城镇化率之间的相关性要高于与以人口计量的城镇化率之间的相关性，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非农人口收入的增长上。[1]梁彭勇，梁平，任思慧（2008）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中国 1986-2005 年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2]周战强，乔志敏（2011）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1952-2009 年我国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短期内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但长期金融发展效率对城镇化的影响显著。[3]贾洪文，胡殿萍（2013）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考察了1991-2001年我国城镇化与金融中介发展指数、金融中介发展规模、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相互影响。金融发展能够给城镇化进程带来积极的作用，城镇化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金融的发展有促进作用。[4]刘奕桐（2014）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考察了1980-2012年重庆市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重庆市金融发展（金融规模扩大及金融发展效率提高）对城镇化进程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短期内金融结构的调整会抑制城镇化的发展，但长期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5]吴雨佳，马广齐（2015）运用 VAR 模型考察了陕西省1978-2012年城镇化、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城镇化、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城镇化率主要是依靠其自身发展，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率的影响影响不大，城镇化率仍主要依靠国家政策。[6]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实证多是基于全国或某一个省份的数据进行研究，而欠发达民族地区由于其自身的特点，金融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以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旨在为欠发达民族地区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二、渝东南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城镇化
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搜集
本文选取城镇化率（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100%）作为反映城镇化水平的指标，用UR表示;选取戈尔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GDP×100%）作为反映金融支持规模的指标，用FIR表示。样本数据的选取时间为2000年到2013年，共14组数据。以下所有实证均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8.0完成。
（二）ADF平稳性检验
注：根据变量的趋势图和最小AIC准则确定检验类型和滞后阶数，Δ表示一阶差分。
根据表1可以看出，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原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不能拒绝有一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原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由此可知，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
（三）Johansen协整检验
由于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根据表2可以看出，在r=0的原假设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大于10%的临界值，即原假设被拒绝。而在r≤1的原假设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小于10%的临界值，即原假设没有被拒绝。因此，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存在协整关系。
（四）Granger因果检验
通过对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来进一步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表3可以看出，两个原假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均被拒绝，因此UR和FIR互为格兰杰原因。即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五）方差分解
通过方差分解来刻画变量间的动态特征，即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来评价不同冲击的重要性。
根据表4可以看出，城镇化率的波动在第一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以后开始减弱，在第十期趋于58.43%;金融相关比率对城镇化率的冲击在第二期显现出来，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在第十期趋于41.57%。这表明城镇化率的波动约58.43%由自身波动起，41.57%由金融相关比率的波动引起。而金融相关比率从第一期开始就受到自身波动和城镇化率波动冲击的影响，当滞后期为1 时，94.24%来自于自身，5.76%来自于城镇化率，随着滞后期的增加，总方差来自于自身的部分呈下降趋势，在第十期最终趋于86.76%，而来自于城镇化率市场的部分则呈上升趋势，最终趋于13.24%;这表明金融相关比率的波动约86.76%由自身波动引起，13.24%由城镇化率的波动引起。因此，金融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要大于城镇化进程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三、结论及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ADF平稳性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及方差分解，考察了渝东南民族地区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关系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ADF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我们发现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均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存在协整关系，即渝东南民族地区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
（2）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发现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即渝东南民族地区城镇化和金融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金融发展能够解决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促进社会资本积累，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进而促进城镇化的进展。反过来，城镇化进程为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成长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进一步促进金融的发展。
（3）根据方差分解的结果，我们发现渝东南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要大于城镇化进程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渝东南民族地区处于城镇化建设的初期和中期阶段，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来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镇房地产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城镇就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而金融发展为这些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推动城镇化的进程。所以金融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渝东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落后使城镇化不能强有力地拉动金融发展，因此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小。
根据上述结论，结合渝东南民族地区城镇化和金融发展的现状，给出以下建议：
（1）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在欠发达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金融缺失严重，再加上特殊的内外部环境和多民族、多文化等特征，使得政府在促进金融支持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政府的政策引导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制定金融政策鼓励和引导包括各类资金加大对城镇化建设的投入，使城镇化建设获取大量的资金支持，提高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同时为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空间。例如，政府利用税收优惠、贴息贷款等措施保障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通过放宽市场准入、降低金融准入门槛等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和民营资本支持城镇化，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和金融机构进入欠发达的民族地区。
（2）金融机构应抓住城镇化建设机遇，明确金融支持重点，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促进自身发展。各民族区县自然地理特点、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产业发展条件等各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每个地区都有地方优势的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金融机构应将服务的重点锁定在最有利于促进城镇化发展的这些特色和优势领域，制定和完善差异化的区域信贷政策，按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求加快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促进金融工具的多样化，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张正斌.宁夏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3）：85-87.
[2]梁彭勇，梁平，任思慧.中国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J].上海金融，2008（2）：14-17.
[3]周战强，乔志敏. 金融发展、财政投入与城镇化[J]. 城市发展研究，2011（9）：17-20
[4]贾洪文，胡殿萍.中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相关性——基于1991一201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13（4）：44-50.
[5]刘奕桐.金融发展对城镇化作用的实证研究——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为例[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 2014（2）：33-43.
[6]吴雨佳，马广齐.城镇化、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的动态关系分析——以陕西省为例[J].开发研究，2015（1）：30-33.
（责任编辑 夏菊子）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Underdeveloped Minority Areas： Taking Southeast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ZHAO Rui
（Department of Finance， Chongqing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ongqing 402160， China）
Abstract： Using 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stationary test， 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Granger casualty test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minority areas of Southeast Chongqing from 2000 to 2013 and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re exists a long-term 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minority areas of Southeast Chongqing and the two influence each other as well as promote each other;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s influence on urbanization is higher. At last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policies， hoping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to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underdeveloped minority areas.
Key Words： underdeveloped minority are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Southeast Chong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