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在激烈的枪炮声中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李士英接到命令：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就任新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在清扫警局庭院时，战士们看到一些原本属于日本人和“国军”的信鸽，想起它们曾为军统和旧警察破获地下党组织，就愤愤然恨不得把它们枪毙了剥皮吃肉。
　　李士英对此说道：“这些警鸽里有日本侵华时留下的小巧玲珑的日本鸽，有旧警察用黄金换来的强健的德国鸽，还有国民党军统向美国人要来的‘大块头’军鸽……它们全都是精英，需经过多年的人力财力精力才能培养出来。况且，鸽子只是一种通讯工具，它们只是在机械地完成主人交待的任务，这些警鸽既然能为军统和旧警察效力，为何不能为新中国的人民警察服务呢？”
　　于是，这些训练有素的鸽子成为上海市公安局的首批“鸽警”。在当时情况下，这些“鸽警”担纲了汇报治安情况、应急突发事件等的通讯联络员，成为不可或缺的辅助侦破工具。
　　爱“乌”可以及“屋”，憎“乌”却不一定要及“屋”。当“屋”属于无辜者并且有利用价值时，完全可以摒弃前嫌。李士英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才让这些原本“负债累累”的警鸽成为新中国的一批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