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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旋律影视剧的“革命性”取向，以史实为基础，追问其革命传统的思想形态及艺术价值，并呈现出了生动丰富的审美样态。从事件的真实到虚构，再从人物的真实到虚构，四种具备整体性和合理性的有效尝试，初步勾勒出了革命叙事的基本谱系，达成了历史与影视的统一，也为建立起新的叙事和审美领域提供了具体方案。
关键词：主旋律影视剧;革命叙事
2021年，一批主旋律题材的影视剧成为有口皆碑的爆款作品，从原创作品《悬崖之上》《革命者》《觉醒年代》《山海情》《百炼成钢》《跨过鸭绿江》，到根据小说《叛逆者》改编的同名作品，无论是艺术品质，还是经济效益，其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
需要厘清的是，主旋律的概念提出，来源于音乐领域，原指一部音乐作品或一段乐章中再现或变奏的主要乐句、音型，在整部作品或整段乐章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一概念运用到影视领域，充分彰显了此类作品的艺术地位和价值引领。1987年，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相关领导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被认为是“主旋律”在影视领域的首次提出。进入1990年代，主流电影这一概念的提出，将原有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宣发与放映环节中较为严格的计划管理体制，与商业化运营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联姻。此后，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新主流电影的提法应运而生，其特质糅合了显在的教化功能与商业至上的内驱力，倡导既传播主流价值观，又回归艺术创作初心的制作观，是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全方位展现。事实上，这三大概念的嬗变，也可以看作是主旋律电影在不同时期的历史选择与现实进路，无论其间的叙事策略如何演进，对社会核心价值的传播与导引是始终如一的主题。
近年来，伴随着以《建国大业》为首的“三部曲”，以及《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再到《闯关东》《北平无战事》《大江大河》《在一起》《温暖的味道》等等，大量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主旋律影视剧已经共同构筑起了逐渐成熟的主流话语体系和独特的审美叙事体系。
在这当中，革命题材的作品尤其引人瞩目，这类作品以艺术和诗意的手法，呈现了历史的坚守与指涉而更具冲击力，同时以强劲的情感结构和叙事范式传播了主流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主流影视剧主要通过传播政治文化来形塑政治认同”的创作与传播理念①。通过对这类作品中的史实梳理和人物比对，较为直观地归纳出了四种不同的类别，它们在主题的选择、整体结构的架构、细节的把握等方面各自具有十分清晰的特征。
一 当下时态的真实历史叙事
以《建国大业》《建党大业》《建军大业》等为例，这类作品以当下的理论建构为依据，尊重历史逻辑，以影像的方式还原重要的历史节点和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较早的作品有《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等，新时期以来的《西安事变》《血战台儿庄》《开国大典》等，均是以忠于史实的立场，勾勒具体的历史事件。从对主流精神的宣扬与对历史事件的传播等角度梳理，这类作品具有三个明显的特质：
政治性。主旋律影视剧在诞生之初，就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传播的职责，这就决定了这类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于历史事件的展示，一定是基于形成历史共识的判断与定论，而非探讨。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经历了从外化到内敛、以及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凝视的过程。例如，在《开天辟地》《开国大典》等作品的叙事结构中，可以看到对事件本身的集中关照，将影像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至最大。但在《我和我的祖国》这种小切口大叙事的作品中，通过对个人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特别是对时代洪流中普通人物的摹写，“有意识地在叙事结构中弱化意识形态的可视性，通过加深人物主体性使意识形态在作品中的形态更为温和。”②但无论是直抒胸臆的、史诗式的表达如《大决战》等，还是含蓄节制的书写如《我和我的祖国》等，其传播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产生强烈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同样是由我国正处于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道路所决定的。电影强国建设，与国家整体的文化战略部署牢不可分，2019年2月27日，在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上，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的讲话进一步闡释了电影的战略地位，他提出，电影的发展应与国家发展目标相对接，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一论断，再次诠释了电影强国建设与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传播正确的政治观和激发民族认同感的重要话语场域。
人民性。新中国的建立，伴随着人民战争取得的辉煌成果，人民群众是战争最终获取胜利的最强大的力量。人民性作为最基本的特性，被纳入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革命叙事中。在一系列革命题材的主旋律作品中，人民群众被作为叙事主体，其中既有个体表达，也有群像塑造，人民群众的团结、智慧与勇敢是每一个历史节点取得转折性胜利的基石，是为受众“所追忆且向往的历史，是高蹈的胜利激情和对英雄的仰慕。”③这种对人民群众的反复讴歌，形成了以呈现革命历史为背景的、独特的人民性叙事风格，“无论是以宏大叙事表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还是以个人叙事提供表现历史的多元视角，影像叙事的人民性表达是不同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中心内容与核心要义。”④
整体性。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通常采用的是整体性、全景式的原貌呈现。例如，《建国大业》聚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到1949年建国前夕这一段时期，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为主线，再现了波诡云谲的风云岁月。《建党伟业》关注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其间的10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民初的动乱、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等。《建军大业》则讲述了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当年8月1日江西南昌武装起义以后，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历程。与之相似的还有呈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开天辟地》《开国大典》《决胜时刻》等，旨在寻找、发现和呈现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未曾解密的细节，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紧密结合，书写、甚至是反复书写重要的历史时期，例如《开国大典》《决胜时刻》《建国大业》均呈现了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的故事，因为这段历史是建国史上最为重要的节点之一，这“三部影片不仅与真实历史形成互文关系，文本与文本、文本与产生文本的时代也形成了某种有意义的互文关系。”⑤ 二 虚构模式下的选择性叙事
以《红河谷》《黄河绝恋》《我的1919》以及电视剧《悬崖》和2021年上映的电影《悬崖之上》为例，这类作品以“仿写”的手法，截取某一历史事件加以虚构，创作出一个既似曾相识又具有全新面貌的故事。例如，电影《红河谷》以“爱情+战争”的架构，编织了一个多民族融合与跨越国界的关乎情感与人性的故事，其背景事件是发生在1904年的西藏江孜保卫战，基于对此真实事件的凝视，创作者以多民族视角，力图创作一部民族寓言，“讲述了关于’和解’的故事，这里的‘和解’或许正是两岸乃至全球化时代共享的文化症候。”⑥电视剧《悬崖》关注的哈尔滨抗日历史，取材国共特殊时期的谍战背景，虚构了一对假扮夫妻、携手内忧外患的卧底特工，在纷繁黑暗的环境下，面对着重重危机。这类作品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质：
片段性。与叙事的虚构性相对应的是，这类作品所选择的往往对某个虚构的具体事件的勾勒，而非对一段历史时期的书写。例如《悬崖之上》，讲述的是1937年，伪满洲国统治下的哈尔滨，为了救出日本恶行的见证人，几位地下抗日工作者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这一事件，既有真实历史的影子，更有艺术的虚构与仿写，其主题无疑是清晰的，“在张艺谋看来，由他执导的谍战题材电影《悬崖之上》最为核心的创作主题是聚焦、展现和歌颂隐秘阵线上的无名英雄及其家国情怀。”⑦电视剧《潜伏》选取的是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际，一对假扮夫妻的地下工作者在面临家国利益与个人情感的取舍时，毅然选择了前者，谱写了走正道存大义的革命士气。
隐喻性。与关注真实历史时期作品的纪实叙事风格相异，在基于历史史实基础上的虚构中，这类作品从无数的历史画卷、细节碎片里，更多地彰显出隐喻的色彩。例如《八佰》，这部电影“隐喻地呈现出彼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引发了大众对该历史事件的多方面关注与讨论”⑧。此外，张艺谋执导的《悬崖之上》更是“自始至终都在压抑的大雪中展开叙事，直到影片末尾，行动结束，大雪才停。阳光照在人物的脸上，这是一种象征，即黑暗的日子终于结束，希望已然来临。”⑨这部电影无论是画面、美术还是音乐等都独具匠心，“雪一直下”以一种影像符号的方式，成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象征性表达。
商业性。作为越来越关注票房与收视率的主旋律影视剧，无论是故事的编织，还是细节的挖掘，都精益求精，从戏剧冲突到场景设置，都朝向娱乐化属性不断迈进。同时，由于这类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虚构元素，在商业化的道路上也相应具有更多的优势。例如叫好又叫座的《战狼》系列，“影片将意识形态做了创造性的表达，同时融入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符号，顺应时代的发展，成就了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辉煌。”⑩《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紧急救援》等作品，都是以极其有价值的历史背景作为虚构的逻辑起点，将影像的商业属性发挥到最大化作为制作遵循的重要原则，其中《紧急救援》充分“呈现了中国商業电影在奇观影像效果与主流价值表达上的深度融合，显示了中国电影类型化的成熟和工业制作水平的稳定。”11电视剧《伪装者》《风声》《衡山医院》等，亦是如此。流量明星的加持，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确保了作品的传播效果。
三 多重主体的真实人物再现
以《周恩来》《彭大将军》《焦裕禄》《中国机长》以及2021年大火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等为例，这类作品以真实的革命历史人物为题材，经过艺术的手法，力图还原/塑造人物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例如，《跨过鸭绿江》中既展现了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聂荣臻等领袖人物，也再现了耳熟能详的战斗英雄邱少云、黄继光等。“既着力塑造了第一代党的领袖们的崇高风范和战略智慧，也表现了他们的脾气、爱好和真情流露。”12这类作品具有的三个明显特质分别是：
真实性。毋庸置疑，这类作品是对真实人物的摹写，作为剧作中的核心人物/主要人物，深挖细节与适度的艺术加工是被允许的，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对重大事件、主要人物和重要情节都要求历史的真实，不允许虚构。13”尽管如此，领袖/英雄人物的个性化/生活化在影像创作中不断推陈出新，例如《觉醒年代》便重塑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陈独秀，一些细小的生活习性、对待儿子含蓄而强烈的亲情等等，“生活化的处理无疑让活在课本与历史中的英雄形象带着温暖质朴的人格底色走入了人心。”14
典型性。对于人物的选择，典型性是重要的衡量标准，共同的苦难/成功记忆与民族认同感是审美接受的基础。典型叙事方能再造体验与回忆的叙事场域。对于人物的选择大致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别，一是对领袖人物的刻画，例如《周恩来》《彭大将军》等，二是对各时期英雄人物的塑造，例如《焦裕禄》《中国机长》等，三是对领袖/英雄人物个体/群像的再现，例如《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等等。除却典型人物的典型叙事，合理性也是创作的根本指征。再现真实人物，是通过事件挖掘与心灵重塑，从而再现一段历史场域。
教育性。历史叙事与正义书写，并非仅仅停留在缅怀的层级，而是要创造话题，启迪心灵，涤荡灵魂，最终形成更为坚强有力的国家记忆和民族认同，毕竟“红色影视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具有传播红色文化、武装群众思想的重要作用。15”例如《开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彭大将军》等作品，塑造了一代优秀的领袖人物，他们以大智慧、大情怀、大格局，带领人民群众开天辟地，创造出崭新的新天地。而在《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等作品中，理想、家国、奉献、牺牲等成为“吸粉”的关键词，原型人物在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的取舍中，既有领袖形象，也有普通战士的英雄群像，“领袖的运筹帷幄、高瞻远瞩，将帅的清醒睿智、不惧艰险，战士的信仰坚定、奋不顾身，中朝人民的深明大义，都彰显出应有的英雄气概。”16这种英雄形象的传播，无疑具有强大的教育和引领的功能。
四 现实语境下的虚拟与代入
以《潜伏》《伪装者》《麻雀》，以及《战狼》《红海行动》等为例，这类作品是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蓝图，在重大的历史时期，虚构具有较强时代性的人物，以真实的事件为背景，以虚构的人物为主线，力图实践价值观引领与商业性实现的完美结合。例如《战狼》以边境战争为背景，虚构了新一代特种兵的光辉形象，其内核是平凡人物成长为拯救家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孤胆英雄的成长史。这类作品的三个明显特质是： 成长性。历史观念与历史记忆无可辩驳，但历史记忆充满了无数的个体，在历史背景中进行合理虚构，是这类作品的最大特点，史实与创作交相辉映，其中的人物具有较强的表现力。从普通人物到英雄的成长历程，让作品更具戏剧张力。《我和我的祖国》中既有真实人物，也有虚构人物，例如《相遇》篇章中的科研人员高远，是从若干个为原子弹爆破而牺牲个人生活的科研人员中提炼出来的形象，他的爱情与抉择，并非是在战火与屈辱中做出的，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和平年代，一条貌似通往幸福百姓生活的道路中，所做出的决定，更是从寻常小人物身上所爆发出的巨大光彩。《潜伏》中翠平更是如此，这个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女汉子，扮演着优雅的高官太太，从毫不适应到了忍痛放弃爱人，这个过程，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被渲染得淋漓尽致。
民族性。革命精神、革命意志以及由此升华而成的民族共同体认识，是所有虚拟革命人物所要完成的叙事使命。无论是《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还是《伪装者》《麻雀》《战狼》《红海行动》等等，其中所彰显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以及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都展现了民族存亡时刻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是在建设时期焕发与凝聚民族觉醒和民族认同感的根本前提。通过民族创伤凝聚国族认同，亦是革命叙事的重要技巧。
融合性。类型化是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必经之路，然而類型杂糅、交叉也成为不少主旋律影视作品的选择。例如《紧急救援》，充分融入了灾难片的特质，这部作品“有两个亮点：一是制造了奇观化的灾害、灾难场面;二是为救援英雄设定恰当的人设动力。”17《衡山医院》《风声》等则是将悬疑的色彩充分地运用到了叙事之中，革命作为背景，悬疑与推理则成为节奏的重要推手。显然，推陈出新是一种选择，但更多时候，其实是对类型融合、对叙事节奏的把握和拿捏。革命+奇幻，革命+言情，革命+悬疑，或是更多的类型相交错，在叙事手法上，也同样呈现出“演员明星化、题材叙事类型化、视听语言奇观化等，这种顺应潮流的转变无疑是一种正视并遵守市场规则的表现。”18必须指出的是，这种顺应与转变绝不是简单的媚俗，而是探索与实践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
总之，承载与肩负着革命精神传播、民族共同体构建等多重意蕴与使命的主旋律影视作品，既要充分展现与还原历史理念，也要谱写中国化的审美风尚，既要求真而客观地呈现民族奋进的苦难历程，又要构筑团结奋进的时代最强音，其叙事结构、手法等等，就更加需要保持艺术创作的自律边界，从历史实践中表达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多样性关系，同时把握艺术创作作为意识形态建立或是批评的价值尺度，最终建立起具有现代性和系统性的革命叙事范式。
注释：
①马彧：《主流影视剧传播策略和90后政治认同》，《传媒观察》2018年第5期。
②李晓霞：《对献礼片意识形态话语书写策略的反思——从〈紧急迫降〉到〈中国机长〉》，《视听》2020年第12期。
③章颜：《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的叙事伦理与民族认同塑型》，《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④孔朝蓬、陈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实践——探析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历史性、人民性与艺术性表达》，《传媒论坛》2020年第4期。
⑤毛霞、甘庆超：《以三部献礼片论主旋律电影叙事策略嬗变》，《电影文学》2020年第14期。
⑥白惠元：《以祖先之名：两岸少数民族叙事对读——以电影〈红河谷〉与〈赛德克·巴莱〉为例》，《华文文学》2015年第1期。
⑦程樯：《谍战片的视觉呈现与影像表达——与赵小丁谈〈悬崖之上〉的摄影创作》，《电影艺术》2021年第4期。
⑧胡智锋、何昶成：《2019—2020年中国现象级影视作品之观察》，《艺术评论》2021年第2期。
⑨牛梦笛：《〈悬崖之上〉：谍战片的主流叙事与美学表达》，《当代电影》2021年第6期。
⑩刘泽溪：《〈战狼2〉商业化成功要素及启示》，《电影文学》2018年第23期。
11陈旭光：《论“电影工业美学”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216石良豫：《〈跨过鸭绿江〉：新时代唱响英雄赞歌》，《中国电视》2021年第5期。
13黄允升：《历史的真实与领袖人物影视形象的塑造──电视连续剧〈开国领袖毛泽东〉观后》，《党的文献》2000年第1期。
14冯果、韩鸿滨：《英雄人物的生活化塑造——〈觉醒年代〉中于和伟的表演创作》，《电影新作》2021年第3期。
15汤楠：《红色影视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探析》，《决策探索（中）》2021年第6期。
17张慧瑜：《〈紧急救援〉：多类型融合与社会治理电影》，《电影艺术》2021年第1期。
18赵静：《多元类型融合下主旋律电影的变奏演绎——以〈湄公河行动〉等影片为例》，《中国报业》2017年第12期。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
关键词：主旋律影视剧;革命叙事
2021年，一批主旋律题材的影视剧成为有口皆碑的爆款作品，从原创作品《悬崖之上》《革命者》《觉醒年代》《山海情》《百炼成钢》《跨过鸭绿江》，到根据小说《叛逆者》改编的同名作品，无论是艺术品质，还是经济效益，其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
需要厘清的是，主旋律的概念提出，来源于音乐领域，原指一部音乐作品或一段乐章中再现或变奏的主要乐句、音型，在整部作品或整段乐章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一概念运用到影视领域，充分彰显了此类作品的艺术地位和价值引领。1987年，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相关领导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被认为是“主旋律”在影视领域的首次提出。进入1990年代，主流电影这一概念的提出，将原有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宣发与放映环节中较为严格的计划管理体制，与商业化运营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联姻。此后，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新主流电影的提法应运而生，其特质糅合了显在的教化功能与商业至上的内驱力，倡导既传播主流价值观，又回归艺术创作初心的制作观，是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全方位展现。事实上，这三大概念的嬗变，也可以看作是主旋律电影在不同时期的历史选择与现实进路，无论其间的叙事策略如何演进，对社会核心价值的传播与导引是始终如一的主题。
近年来，伴随着以《建国大业》为首的“三部曲”，以及《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再到《闯关东》《北平无战事》《大江大河》《在一起》《温暖的味道》等等，大量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主旋律影视剧已经共同构筑起了逐渐成熟的主流话语体系和独特的审美叙事体系。
在这当中，革命题材的作品尤其引人瞩目，这类作品以艺术和诗意的手法，呈现了历史的坚守与指涉而更具冲击力，同时以强劲的情感结构和叙事范式传播了主流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主流影视剧主要通过传播政治文化来形塑政治认同”的创作与传播理念①。通过对这类作品中的史实梳理和人物比对，较为直观地归纳出了四种不同的类别，它们在主题的选择、整体结构的架构、细节的把握等方面各自具有十分清晰的特征。
一 当下时态的真实历史叙事
以《建国大业》《建党大业》《建军大业》等为例，这类作品以当下的理论建构为依据，尊重历史逻辑，以影像的方式还原重要的历史节点和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较早的作品有《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等，新时期以来的《西安事变》《血战台儿庄》《开国大典》等，均是以忠于史实的立场，勾勒具体的历史事件。从对主流精神的宣扬与对历史事件的传播等角度梳理，这类作品具有三个明显的特质：
政治性。主旋律影视剧在诞生之初，就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传播的职责，这就决定了这类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于历史事件的展示，一定是基于形成历史共识的判断与定论，而非探讨。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经历了从外化到内敛、以及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凝视的过程。例如，在《开天辟地》《开国大典》等作品的叙事结构中，可以看到对事件本身的集中关照，将影像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至最大。但在《我和我的祖国》这种小切口大叙事的作品中，通过对个人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特别是对时代洪流中普通人物的摹写，“有意识地在叙事结构中弱化意识形态的可视性，通过加深人物主体性使意识形态在作品中的形态更为温和。”②但无论是直抒胸臆的、史诗式的表达如《大决战》等，还是含蓄节制的书写如《我和我的祖国》等，其传播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产生强烈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同样是由我国正处于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道路所决定的。电影强国建设，与国家整体的文化战略部署牢不可分，2019年2月27日，在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上，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的讲话进一步闡释了电影的战略地位，他提出，电影的发展应与国家发展目标相对接，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一论断，再次诠释了电影强国建设与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传播正确的政治观和激发民族认同感的重要话语场域。
人民性。新中国的建立，伴随着人民战争取得的辉煌成果，人民群众是战争最终获取胜利的最强大的力量。人民性作为最基本的特性，被纳入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革命叙事中。在一系列革命题材的主旋律作品中，人民群众被作为叙事主体，其中既有个体表达，也有群像塑造，人民群众的团结、智慧与勇敢是每一个历史节点取得转折性胜利的基石，是为受众“所追忆且向往的历史，是高蹈的胜利激情和对英雄的仰慕。”③这种对人民群众的反复讴歌，形成了以呈现革命历史为背景的、独特的人民性叙事风格，“无论是以宏大叙事表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还是以个人叙事提供表现历史的多元视角，影像叙事的人民性表达是不同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中心内容与核心要义。”④
整体性。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通常采用的是整体性、全景式的原貌呈现。例如，《建国大业》聚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到1949年建国前夕这一段时期，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为主线，再现了波诡云谲的风云岁月。《建党伟业》关注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其间的10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民初的动乱、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等。《建军大业》则讲述了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当年8月1日江西南昌武装起义以后，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历程。与之相似的还有呈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开天辟地》《开国大典》《决胜时刻》等，旨在寻找、发现和呈现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未曾解密的细节，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紧密结合，书写、甚至是反复书写重要的历史时期，例如《开国大典》《决胜时刻》《建国大业》均呈现了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的故事，因为这段历史是建国史上最为重要的节点之一，这“三部影片不仅与真实历史形成互文关系，文本与文本、文本与产生文本的时代也形成了某种有意义的互文关系。”⑤ 二 虚构模式下的选择性叙事
以《红河谷》《黄河绝恋》《我的1919》以及电视剧《悬崖》和2021年上映的电影《悬崖之上》为例，这类作品以“仿写”的手法，截取某一历史事件加以虚构，创作出一个既似曾相识又具有全新面貌的故事。例如，电影《红河谷》以“爱情+战争”的架构，编织了一个多民族融合与跨越国界的关乎情感与人性的故事，其背景事件是发生在1904年的西藏江孜保卫战，基于对此真实事件的凝视，创作者以多民族视角，力图创作一部民族寓言，“讲述了关于’和解’的故事，这里的‘和解’或许正是两岸乃至全球化时代共享的文化症候。”⑥电视剧《悬崖》关注的哈尔滨抗日历史，取材国共特殊时期的谍战背景，虚构了一对假扮夫妻、携手内忧外患的卧底特工，在纷繁黑暗的环境下，面对着重重危机。这类作品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质：
片段性。与叙事的虚构性相对应的是，这类作品所选择的往往对某个虚构的具体事件的勾勒，而非对一段历史时期的书写。例如《悬崖之上》，讲述的是1937年，伪满洲国统治下的哈尔滨，为了救出日本恶行的见证人，几位地下抗日工作者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这一事件，既有真实历史的影子，更有艺术的虚构与仿写，其主题无疑是清晰的，“在张艺谋看来，由他执导的谍战题材电影《悬崖之上》最为核心的创作主题是聚焦、展现和歌颂隐秘阵线上的无名英雄及其家国情怀。”⑦电视剧《潜伏》选取的是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际，一对假扮夫妻的地下工作者在面临家国利益与个人情感的取舍时，毅然选择了前者，谱写了走正道存大义的革命士气。
隐喻性。与关注真实历史时期作品的纪实叙事风格相异，在基于历史史实基础上的虚构中，这类作品从无数的历史画卷、细节碎片里，更多地彰显出隐喻的色彩。例如《八佰》，这部电影“隐喻地呈现出彼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引发了大众对该历史事件的多方面关注与讨论”⑧。此外，张艺谋执导的《悬崖之上》更是“自始至终都在压抑的大雪中展开叙事，直到影片末尾，行动结束，大雪才停。阳光照在人物的脸上，这是一种象征，即黑暗的日子终于结束，希望已然来临。”⑨这部电影无论是画面、美术还是音乐等都独具匠心，“雪一直下”以一种影像符号的方式，成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象征性表达。
商业性。作为越来越关注票房与收视率的主旋律影视剧，无论是故事的编织，还是细节的挖掘，都精益求精，从戏剧冲突到场景设置，都朝向娱乐化属性不断迈进。同时，由于这类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虚构元素，在商业化的道路上也相应具有更多的优势。例如叫好又叫座的《战狼》系列，“影片将意识形态做了创造性的表达，同时融入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符号，顺应时代的发展，成就了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辉煌。”⑩《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紧急救援》等作品，都是以极其有价值的历史背景作为虚构的逻辑起点，将影像的商业属性发挥到最大化作为制作遵循的重要原则，其中《紧急救援》充分“呈现了中国商業电影在奇观影像效果与主流价值表达上的深度融合，显示了中国电影类型化的成熟和工业制作水平的稳定。”11电视剧《伪装者》《风声》《衡山医院》等，亦是如此。流量明星的加持，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确保了作品的传播效果。
三 多重主体的真实人物再现
以《周恩来》《彭大将军》《焦裕禄》《中国机长》以及2021年大火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等为例，这类作品以真实的革命历史人物为题材，经过艺术的手法，力图还原/塑造人物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例如，《跨过鸭绿江》中既展现了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聂荣臻等领袖人物，也再现了耳熟能详的战斗英雄邱少云、黄继光等。“既着力塑造了第一代党的领袖们的崇高风范和战略智慧，也表现了他们的脾气、爱好和真情流露。”12这类作品具有的三个明显特质分别是：
真实性。毋庸置疑，这类作品是对真实人物的摹写，作为剧作中的核心人物/主要人物，深挖细节与适度的艺术加工是被允许的，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对重大事件、主要人物和重要情节都要求历史的真实，不允许虚构。13”尽管如此，领袖/英雄人物的个性化/生活化在影像创作中不断推陈出新，例如《觉醒年代》便重塑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陈独秀，一些细小的生活习性、对待儿子含蓄而强烈的亲情等等，“生活化的处理无疑让活在课本与历史中的英雄形象带着温暖质朴的人格底色走入了人心。”14
典型性。对于人物的选择，典型性是重要的衡量标准，共同的苦难/成功记忆与民族认同感是审美接受的基础。典型叙事方能再造体验与回忆的叙事场域。对于人物的选择大致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别，一是对领袖人物的刻画，例如《周恩来》《彭大将军》等，二是对各时期英雄人物的塑造，例如《焦裕禄》《中国机长》等，三是对领袖/英雄人物个体/群像的再现，例如《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等等。除却典型人物的典型叙事，合理性也是创作的根本指征。再现真实人物，是通过事件挖掘与心灵重塑，从而再现一段历史场域。
教育性。历史叙事与正义书写，并非仅仅停留在缅怀的层级，而是要创造话题，启迪心灵，涤荡灵魂，最终形成更为坚强有力的国家记忆和民族认同，毕竟“红色影视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具有传播红色文化、武装群众思想的重要作用。15”例如《开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彭大将军》等作品，塑造了一代优秀的领袖人物，他们以大智慧、大情怀、大格局，带领人民群众开天辟地，创造出崭新的新天地。而在《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等作品中，理想、家国、奉献、牺牲等成为“吸粉”的关键词，原型人物在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的取舍中，既有领袖形象，也有普通战士的英雄群像，“领袖的运筹帷幄、高瞻远瞩，将帅的清醒睿智、不惧艰险，战士的信仰坚定、奋不顾身，中朝人民的深明大义，都彰显出应有的英雄气概。”16这种英雄形象的传播，无疑具有强大的教育和引领的功能。
四 现实语境下的虚拟与代入
以《潜伏》《伪装者》《麻雀》，以及《战狼》《红海行动》等为例，这类作品是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蓝图，在重大的历史时期，虚构具有较强时代性的人物，以真实的事件为背景，以虚构的人物为主线，力图实践价值观引领与商业性实现的完美结合。例如《战狼》以边境战争为背景，虚构了新一代特种兵的光辉形象，其内核是平凡人物成长为拯救家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孤胆英雄的成长史。这类作品的三个明显特质是： 成长性。历史观念与历史记忆无可辩驳，但历史记忆充满了无数的个体，在历史背景中进行合理虚构，是这类作品的最大特点，史实与创作交相辉映，其中的人物具有较强的表现力。从普通人物到英雄的成长历程，让作品更具戏剧张力。《我和我的祖国》中既有真实人物，也有虚构人物，例如《相遇》篇章中的科研人员高远，是从若干个为原子弹爆破而牺牲个人生活的科研人员中提炼出来的形象，他的爱情与抉择，并非是在战火与屈辱中做出的，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和平年代，一条貌似通往幸福百姓生活的道路中，所做出的决定，更是从寻常小人物身上所爆发出的巨大光彩。《潜伏》中翠平更是如此，这个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女汉子，扮演着优雅的高官太太，从毫不适应到了忍痛放弃爱人，这个过程，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被渲染得淋漓尽致。
民族性。革命精神、革命意志以及由此升华而成的民族共同体认识，是所有虚拟革命人物所要完成的叙事使命。无论是《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还是《伪装者》《麻雀》《战狼》《红海行动》等等，其中所彰显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以及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都展现了民族存亡时刻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是在建设时期焕发与凝聚民族觉醒和民族认同感的根本前提。通过民族创伤凝聚国族认同，亦是革命叙事的重要技巧。
融合性。类型化是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必经之路，然而類型杂糅、交叉也成为不少主旋律影视作品的选择。例如《紧急救援》，充分融入了灾难片的特质，这部作品“有两个亮点：一是制造了奇观化的灾害、灾难场面;二是为救援英雄设定恰当的人设动力。”17《衡山医院》《风声》等则是将悬疑的色彩充分地运用到了叙事之中，革命作为背景，悬疑与推理则成为节奏的重要推手。显然，推陈出新是一种选择，但更多时候，其实是对类型融合、对叙事节奏的把握和拿捏。革命+奇幻，革命+言情，革命+悬疑，或是更多的类型相交错，在叙事手法上，也同样呈现出“演员明星化、题材叙事类型化、视听语言奇观化等，这种顺应潮流的转变无疑是一种正视并遵守市场规则的表现。”18必须指出的是，这种顺应与转变绝不是简单的媚俗，而是探索与实践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
总之，承载与肩负着革命精神传播、民族共同体构建等多重意蕴与使命的主旋律影视作品，既要充分展现与还原历史理念，也要谱写中国化的审美风尚，既要求真而客观地呈现民族奋进的苦难历程，又要构筑团结奋进的时代最强音，其叙事结构、手法等等，就更加需要保持艺术创作的自律边界，从历史实践中表达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多样性关系，同时把握艺术创作作为意识形态建立或是批评的价值尺度，最终建立起具有现代性和系统性的革命叙事范式。
注释：
①马彧：《主流影视剧传播策略和90后政治认同》，《传媒观察》2018年第5期。
②李晓霞：《对献礼片意识形态话语书写策略的反思——从〈紧急迫降〉到〈中国机长〉》，《视听》2020年第12期。
③章颜：《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的叙事伦理与民族认同塑型》，《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④孔朝蓬、陈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实践——探析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历史性、人民性与艺术性表达》，《传媒论坛》2020年第4期。
⑤毛霞、甘庆超：《以三部献礼片论主旋律电影叙事策略嬗变》，《电影文学》2020年第14期。
⑥白惠元：《以祖先之名：两岸少数民族叙事对读——以电影〈红河谷〉与〈赛德克·巴莱〉为例》，《华文文学》2015年第1期。
⑦程樯：《谍战片的视觉呈现与影像表达——与赵小丁谈〈悬崖之上〉的摄影创作》，《电影艺术》2021年第4期。
⑧胡智锋、何昶成：《2019—2020年中国现象级影视作品之观察》，《艺术评论》2021年第2期。
⑨牛梦笛：《〈悬崖之上〉：谍战片的主流叙事与美学表达》，《当代电影》2021年第6期。
⑩刘泽溪：《〈战狼2〉商业化成功要素及启示》，《电影文学》2018年第23期。
11陈旭光：《论“电影工业美学”的现实由来、理论资源与体系建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216石良豫：《〈跨过鸭绿江〉：新时代唱响英雄赞歌》，《中国电视》2021年第5期。
13黄允升：《历史的真实与领袖人物影视形象的塑造──电视连续剧〈开国领袖毛泽东〉观后》，《党的文献》2000年第1期。
14冯果、韩鸿滨：《英雄人物的生活化塑造——〈觉醒年代〉中于和伟的表演创作》，《电影新作》2021年第3期。
15汤楠：《红色影视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探析》，《决策探索（中）》2021年第6期。
17张慧瑜：《〈紧急救援〉：多类型融合与社会治理电影》，《电影艺术》2021年第1期。
18赵静：《多元类型融合下主旋律电影的变奏演绎——以〈湄公河行动〉等影片为例》，《中国报业》2017年第12期。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