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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婚圈研究的学科视野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则是家庭成立的基础。因此,对婚姻家庭关系研究历来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备受关注,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支。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是构成社会的主体。从古至今,人的社会首先是根据人与人之间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地缘关系的远近来构成的。这样,血亲-姻亲和地缘关系起着组织社会的重要作用,把个人生活与社会运行勾连起来构成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社会关系存在的生活实体。作为生活实体,这个实体又牵连着社会系统,人们总是按自己的意愿,力图把个人、家庭、社会以婚姻关系的形式融汇进这样一个“圈子”中去,在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中,人们的择偶意向、择偶范围也会不同。这就形成了促使生活实体具有多样存在形态的动力。这样,通婚圈被作为描述婚姻关系、婚姻现象的基本手段之一,受到颇多学者的的关注,尤其是人类学及社会学等学者的关注。唐利平对人类学和社会学有关通婚圈的研究总结认为,在社会学学科研究中,通婚圈是婚姻家庭研究的一个分支,研究者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变迁角度对其进行探讨,而更多的是关注通婚圈的变迁,并总结了社会学在改革开放以来对通婚圈研究的相关成果,特别是农村社会通婚圈研究的三种观点:通婚圈缩小,呈内卷化;通婚圈变化不大;通婚圈呈扩大趋势。
二、通婚圈研究的两个视角与主要内容
(一)社会变迁及其原因的视角
变迁是事物发展的常态,在研究与认识的事物上,亦不能忽略这一事理。社会变迁也必然会带来其它社会方面的变化,通婚圈在随社会变迁所带来自身变迁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为唐利平总结认为的:通婚圈缩小,呈内卷化;通婚圈变化不大;通婚圈呈扩大趋势。韦美神把外出务工前后对通婚圈的变迁与影响,对广西一民族村落进行了研究,得出外出务工扩大交往范围,促成通婚圈扩大;外出务工缩小了传统的交往范围,促成通婚圈内卷化
(二)族内族际的视角
通婚既是考察人际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又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考察民族关系时,族内族际间的通婚范围考察是体现民族间关系的重要尺度。李晓霞利用五普的人口数据资料,对我国56个民族族际通婚圈的现状进行了描述与分析,结果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中心,包括各民族的大的族际通婚圈;同时还有东北、西北、南方三个地方族际通婚圈及次一级的地方民族通婚圈。这样一种从族内族际的通婚圈视角,补充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以及各民族间团结友好的关系理论。周建新对回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族际族内通婚研究结论,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最初是通过族际通婚实现的,然后再由族际通婚转向族内通婚,最后又形成了族际族内通婚并存的格局。石林、罗康隆对居住在湘黔桂三省交界山地上的苗族支系中的草苗的通婚圈研究,得出草苗存在着严格的通婚圈,仅限于族内通婚和支系通婚以及严厉的阶层婚。马戎分析了族际通婚的条件,得出族际通婚是族群关系融洽和谐所带来的结果,同时,族际通婚又通过结婚之后,双方家庭之间的相互交往,促进了相互间的交往和友谊。在对有关族群的通婚圈研究的有:孙兆霞等对屯堡族群通婚圈的研究,认为屯堡有严格的通婚圈,实行族群内通婚,因而长期以来,由婚姻关系构成了屯堡村寨之间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血缘关系”;并且其形成的通婚圈是屯堡族群生存与繁衍的平台,同时也为屯堡社区公共空间提供更为广泛的同质性社会基础。
三、通婚圈研究视角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向
(一)以往研究的基本特征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通婚圈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概括而言,社会学通过其学科性质的综合性、全面性、宏观性,探讨了阶层、地域、变迁、教育、宗教、种族等社会文化因素,来划定通婚的范围。人类学则主要以“以小见大”的视角,探讨了与通婚圈所勾连的祭祀圈、社交圈、市场圈等村落内部结构性的关系,对不同类型地域的通婚圈的同与不同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是,通婚圈研究存在的不足也是较明显的,在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具体表现在:1.研究大多是在对通婚圈在变迁、族际间以及影响它的因素等方面;2.对通婚圈的研究没有更多的理论探讨,而更多是以实地(田野)调查中来支撑出它的研究取向与观点;3.在动态与静态方面,基本都只从一个方面来认识,没有把动态与静态统一起来进行研究;4.缺乏对某一族群通婚圈作深入的研究。事实上,对人类社会通婚范围考察来说,族群的通婚圈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通婚圈研究的发展趋向
以往的研究大多都是对通婚地域、距离等范围来进行探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侧重某一单方面展开研究,没有深入展开较全面的研究,这与研究视野的局限有关。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对通婚圈问题的专门性研究不多见,却在婚姻问题的研究中随带有对通婚圈现象的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展开,以及资料的收集不断挖掘与利用,通婚圈研究的资料大为丰富。因此,笔者认为,今后的通婚圈研究应该重视对族群、对通婚圈的结构与功能的考察上,把通婚圈的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进行研讨,既要从历史的、微观的的角度研究通婚圈的形成机理,又要探索通婚圈研究的新方法与新手段。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则是家庭成立的基础。因此,对婚姻家庭关系研究历来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备受关注,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支。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是构成社会的主体。从古至今,人的社会首先是根据人与人之间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地缘关系的远近来构成的。这样,血亲-姻亲和地缘关系起着组织社会的重要作用,把个人生活与社会运行勾连起来构成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社会关系存在的生活实体。作为生活实体,这个实体又牵连着社会系统,人们总是按自己的意愿,力图把个人、家庭、社会以婚姻关系的形式融汇进这样一个“圈子”中去,在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中,人们的择偶意向、择偶范围也会不同。这就形成了促使生活实体具有多样存在形态的动力。这样,通婚圈被作为描述婚姻关系、婚姻现象的基本手段之一,受到颇多学者的的关注,尤其是人类学及社会学等学者的关注。唐利平对人类学和社会学有关通婚圈的研究总结认为,在社会学学科研究中,通婚圈是婚姻家庭研究的一个分支,研究者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变迁角度对其进行探讨,而更多的是关注通婚圈的变迁,并总结了社会学在改革开放以来对通婚圈研究的相关成果,特别是农村社会通婚圈研究的三种观点:通婚圈缩小,呈内卷化;通婚圈变化不大;通婚圈呈扩大趋势。
二、通婚圈研究的两个视角与主要内容
(一)社会变迁及其原因的视角
变迁是事物发展的常态,在研究与认识的事物上,亦不能忽略这一事理。社会变迁也必然会带来其它社会方面的变化,通婚圈在随社会变迁所带来自身变迁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为唐利平总结认为的:通婚圈缩小,呈内卷化;通婚圈变化不大;通婚圈呈扩大趋势。韦美神把外出务工前后对通婚圈的变迁与影响,对广西一民族村落进行了研究,得出外出务工扩大交往范围,促成通婚圈扩大;外出务工缩小了传统的交往范围,促成通婚圈内卷化
(二)族内族际的视角
通婚既是考察人际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又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考察民族关系时,族内族际间的通婚范围考察是体现民族间关系的重要尺度。李晓霞利用五普的人口数据资料,对我国56个民族族际通婚圈的现状进行了描述与分析,结果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中心,包括各民族的大的族际通婚圈;同时还有东北、西北、南方三个地方族际通婚圈及次一级的地方民族通婚圈。这样一种从族内族际的通婚圈视角,补充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以及各民族间团结友好的关系理论。周建新对回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族际族内通婚研究结论,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最初是通过族际通婚实现的,然后再由族际通婚转向族内通婚,最后又形成了族际族内通婚并存的格局。石林、罗康隆对居住在湘黔桂三省交界山地上的苗族支系中的草苗的通婚圈研究,得出草苗存在着严格的通婚圈,仅限于族内通婚和支系通婚以及严厉的阶层婚。马戎分析了族际通婚的条件,得出族际通婚是族群关系融洽和谐所带来的结果,同时,族际通婚又通过结婚之后,双方家庭之间的相互交往,促进了相互间的交往和友谊。在对有关族群的通婚圈研究的有:孙兆霞等对屯堡族群通婚圈的研究,认为屯堡有严格的通婚圈,实行族群内通婚,因而长期以来,由婚姻关系构成了屯堡村寨之间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血缘关系”;并且其形成的通婚圈是屯堡族群生存与繁衍的平台,同时也为屯堡社区公共空间提供更为广泛的同质性社会基础。
三、通婚圈研究视角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向
(一)以往研究的基本特征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通婚圈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概括而言,社会学通过其学科性质的综合性、全面性、宏观性,探讨了阶层、地域、变迁、教育、宗教、种族等社会文化因素,来划定通婚的范围。人类学则主要以“以小见大”的视角,探讨了与通婚圈所勾连的祭祀圈、社交圈、市场圈等村落内部结构性的关系,对不同类型地域的通婚圈的同与不同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是,通婚圈研究存在的不足也是较明显的,在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具体表现在:1.研究大多是在对通婚圈在变迁、族际间以及影响它的因素等方面;2.对通婚圈的研究没有更多的理论探讨,而更多是以实地(田野)调查中来支撑出它的研究取向与观点;3.在动态与静态方面,基本都只从一个方面来认识,没有把动态与静态统一起来进行研究;4.缺乏对某一族群通婚圈作深入的研究。事实上,对人类社会通婚范围考察来说,族群的通婚圈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通婚圈研究的发展趋向
以往的研究大多都是对通婚地域、距离等范围来进行探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侧重某一单方面展开研究,没有深入展开较全面的研究,这与研究视野的局限有关。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对通婚圈问题的专门性研究不多见,却在婚姻问题的研究中随带有对通婚圈现象的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展开,以及资料的收集不断挖掘与利用,通婚圈研究的资料大为丰富。因此,笔者认为,今后的通婚圈研究应该重视对族群、对通婚圈的结构与功能的考察上,把通婚圈的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进行研讨,既要从历史的、微观的的角度研究通婚圈的形成机理,又要探索通婚圈研究的新方法与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