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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应管制具体价格，而应管理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
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2008年的一个主要的政策课题。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个货币现象，本应以货币政策应对，但近期市场上看到的，却是不断升级的行政调控。
例如，政府要求保持化肥价格的稳定，确因成本上升需调整的，必须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同时又宣布，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生活必需品实行生产企业的提价申报制，以及批发、零售企业的调价备案制。
為自己的产品定价，本是企业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对于这一点，相信社会上不存任何误解，似无必要再费笔墨进行论证。需要引起注意的，倒是行政管制价格的违法嫌疑。我们不知道哪条法律赋予了政府审批价格的权力，也不知提价申报制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不能给予说明，价格管制就构成明显的侵权行为。
历史上，市场经济国家仅在战争等非常时期实行过大规模的价格管制。即便在紧急状态下，政府也必须遵循法律程序，从立法部门得到授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执行正常情况下所没有的一些特殊职能。
如果政府无权干预企业的定价，是否可以号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通货膨胀时期自觉保持价格的稳定？对于这个问题，弗里德曼的回答可谓一语中的——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赚钱。如果企业的股东一致同意不涨价，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社会作贡献，毫无疑问，这些股东应当受到褒奖。但他们既没有法律上的责任，也没有道德的压力非这样做不可，毕竟企业不是慈善机构。
至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道义谴责，在法律上本无任何意义，而类似传统戏曲中的手法，贴上一个白脸就是奸臣奸商，行政部门就有了兴师问罪的由头。什么叫“囤积居奇”？如同炒股票者，价格未涨到心理价位时当然捂着不卖，追求利润何错之有？如果股票可以囤积，为什么消费品和土地不能囤积？股市上也常见众多的投资者追捧少数几只股票，推动股价一路上升，对此，莫非也要按照“哄抬物价”治罪？
若真要打击“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必须先在法律上给出严格的定义，道德标准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况且逐利行为未必就是不道德的。
撇开法理和伦理不谈，就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而言，价格管制无异于火上浇油。一方面，企业的成本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产品价格因行政管制而无法上调，预期利润率下降，企业会选择减少产出或者干脆停产，市场上的供应短缺进一步恶化，价格管制增加而不是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由于行政手段的低效和无效，预期未来通货膨胀得不到有效抑制，企业提价的冲动更加强烈，职工要求增加薪水的呼声更加高涨，一旦形成工资－成本－价格之间的恶性循环，成本推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上升就可能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当前宏观政策的关键，因此不在控制实际的通货膨胀，而是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管理预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及时和果断的银根紧缩将给市场送去清晰的信号，降低企业与个人的通货膨胀预期；而价格管制的作用则正好相反，强化了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
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价格管制的另一弊端,是统计数据的失真。设计与公布各种价格指数的目的，就是跟踪与反映供需的失衡。现在人为地冻结价格，相当于病人已经发烧，偏要用冰袋捂着体温计，虚假的读数，或许可以给病人带来短暂的安慰，却有可能因误诊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确影响了民生，但价格管制有可能雪上加霜。如同计划体制下的情形，价格管制的结果必然是黑市的盛行，一般民众无力支付黑市的高价，而企业会千方百计地将产品从管制下的市场转移到黑市上，从而加剧大众市场上的短缺。为了搞到紧缺产品，要么耐心等候，要么托“关系”走后门，深受其害的仍是工薪阶层。这个计划经济中人们极为熟悉的现象，为价格管制的民生意义作了最好的注解。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问题，水、电、成品油的价格管制都具有“劫贫济富”的性质。高收入家庭的水电消耗显著大于中产阶层，路上跑的大排量汽车也多为富裕家庭所拥有。在煤炭和原油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管制电力和成品油价格，等于提供变相补贴，能源消耗越多的，得到的补贴就越多。不仅如此，价格管制惩罚了节能企业，因为当能源价格过低时，节能带来的成本下降可能不足以补偿对节能技术的投入。同理，过低的能源价格奖励了高耗能企业。
与计划思维方式不同，当能源、食品价格上涨时，如果背后的原因是供需失衡，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不必干预，高价带来的高额利润自然会吸引厂商进入，增加供给，促使价格回落。如果能源、食品价格的提高由成本推动，例如玉米和原油价格的永久性上涨，而不是周期性的波动，政府的最佳对策仍然是“无为而治”，高价将迫使企业与个人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寻找新的替代品，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对原油和粮食的依赖。这正是价格机制应有的作用，而行政管制恰恰阉割了价格的这个最重要功能，将价格变为单纯的收入再分配工具。
无论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定价永远是企业不可剥夺的权利，只要没有串谋等违法活动，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涨价。政府应该做的不是管制具体的价格，而是通过坚决和果断的货币政策，管理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向低收入家庭发放价格补贴，缓解因生活成本上升造成的困难。
从长期看，管制还是放开价格，关系到要不要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切不可为一时的简单和方便，放弃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2008年的一个主要的政策课题。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个货币现象，本应以货币政策应对，但近期市场上看到的，却是不断升级的行政调控。
例如，政府要求保持化肥价格的稳定，确因成本上升需调整的，必须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同时又宣布，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生活必需品实行生产企业的提价申报制，以及批发、零售企业的调价备案制。
為自己的产品定价，本是企业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对于这一点，相信社会上不存任何误解，似无必要再费笔墨进行论证。需要引起注意的，倒是行政管制价格的违法嫌疑。我们不知道哪条法律赋予了政府审批价格的权力，也不知提价申报制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不能给予说明，价格管制就构成明显的侵权行为。
历史上，市场经济国家仅在战争等非常时期实行过大规模的价格管制。即便在紧急状态下，政府也必须遵循法律程序，从立法部门得到授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执行正常情况下所没有的一些特殊职能。
如果政府无权干预企业的定价，是否可以号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通货膨胀时期自觉保持价格的稳定？对于这个问题，弗里德曼的回答可谓一语中的——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赚钱。如果企业的股东一致同意不涨价，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社会作贡献，毫无疑问，这些股东应当受到褒奖。但他们既没有法律上的责任，也没有道德的压力非这样做不可，毕竟企业不是慈善机构。
至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道义谴责，在法律上本无任何意义，而类似传统戏曲中的手法，贴上一个白脸就是奸臣奸商，行政部门就有了兴师问罪的由头。什么叫“囤积居奇”？如同炒股票者，价格未涨到心理价位时当然捂着不卖，追求利润何错之有？如果股票可以囤积，为什么消费品和土地不能囤积？股市上也常见众多的投资者追捧少数几只股票，推动股价一路上升，对此，莫非也要按照“哄抬物价”治罪？
若真要打击“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必须先在法律上给出严格的定义，道德标准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况且逐利行为未必就是不道德的。
撇开法理和伦理不谈，就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而言，价格管制无异于火上浇油。一方面，企业的成本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产品价格因行政管制而无法上调，预期利润率下降，企业会选择减少产出或者干脆停产，市场上的供应短缺进一步恶化，价格管制增加而不是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由于行政手段的低效和无效，预期未来通货膨胀得不到有效抑制，企业提价的冲动更加强烈，职工要求增加薪水的呼声更加高涨，一旦形成工资－成本－价格之间的恶性循环，成本推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上升就可能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当前宏观政策的关键，因此不在控制实际的通货膨胀，而是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管理预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及时和果断的银根紧缩将给市场送去清晰的信号，降低企业与个人的通货膨胀预期；而价格管制的作用则正好相反，强化了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
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价格管制的另一弊端,是统计数据的失真。设计与公布各种价格指数的目的，就是跟踪与反映供需的失衡。现在人为地冻结价格，相当于病人已经发烧，偏要用冰袋捂着体温计，虚假的读数，或许可以给病人带来短暂的安慰，却有可能因误诊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确影响了民生，但价格管制有可能雪上加霜。如同计划体制下的情形，价格管制的结果必然是黑市的盛行，一般民众无力支付黑市的高价，而企业会千方百计地将产品从管制下的市场转移到黑市上，从而加剧大众市场上的短缺。为了搞到紧缺产品，要么耐心等候，要么托“关系”走后门，深受其害的仍是工薪阶层。这个计划经济中人们极为熟悉的现象，为价格管制的民生意义作了最好的注解。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问题，水、电、成品油的价格管制都具有“劫贫济富”的性质。高收入家庭的水电消耗显著大于中产阶层，路上跑的大排量汽车也多为富裕家庭所拥有。在煤炭和原油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管制电力和成品油价格，等于提供变相补贴，能源消耗越多的，得到的补贴就越多。不仅如此，价格管制惩罚了节能企业，因为当能源价格过低时，节能带来的成本下降可能不足以补偿对节能技术的投入。同理，过低的能源价格奖励了高耗能企业。
与计划思维方式不同，当能源、食品价格上涨时，如果背后的原因是供需失衡，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不必干预，高价带来的高额利润自然会吸引厂商进入，增加供给，促使价格回落。如果能源、食品价格的提高由成本推动，例如玉米和原油价格的永久性上涨，而不是周期性的波动，政府的最佳对策仍然是“无为而治”，高价将迫使企业与个人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寻找新的替代品，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对原油和粮食的依赖。这正是价格机制应有的作用，而行政管制恰恰阉割了价格的这个最重要功能，将价格变为单纯的收入再分配工具。
无论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定价永远是企业不可剥夺的权利，只要没有串谋等违法活动，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涨价。政府应该做的不是管制具体的价格，而是通过坚决和果断的货币政策，管理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向低收入家庭发放价格补贴，缓解因生活成本上升造成的困难。
从长期看，管制还是放开价格，关系到要不要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切不可为一时的简单和方便，放弃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