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希腊违约事件和中国股市风波，是牵动全球市场神经的两个焦点。虽然这两件事后来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其后续效应以及反思仍在继续。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关联性不大，一个是入不敷出的小型经济体的债务违约事件，一个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资本市场价格波动，但一方面其可能引发的震荡具有相同程度的震撼效应，比如假设希腊退出欧元体系，其给整个欧盟带来的冲击非同小可;另一方面从深层次来看，发生在希腊和中国的事件表明，全球经济复苏遇到了来自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双重动力不足的问题，全球经济正在向一个不确定的新常态迈进，这是令人忧虑的。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发达国家靠福利体系支撑进口新兴市场国家产能的国际大循环告一段落，从而使自上世纪70年代启动的上一轮全球化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自这场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改弦易辙，前者进入去杠杠和削福利阶段，力争通过再实业化和贸易再平衡改变产业空心化和寅吃卯粮的赤字化生存局面，后者则进入加杠杆和增福利阶段，力争通过拉动内需和提升国民消费能力来摆脱外需过度依赖症。
　　实践表明，改弦易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兴国家的大规模投资一段时间内对冲了外需不景气的负面影响，相关经济体的逆势增长也一时成为全球不景气大格局下一道难得的亮丽风景线，发达和新兴市场增长“脱钩”论和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增长“新引擎”论也此起彼伏成为全球媒体封面标题。
　　然而好景不长，新兴经济体的扩张计划很快陷入通胀加产能过剩的双重尴尬，从脱钩和新引擎很快又回到独木难支的局面。事实证明，长期靠外需消化产能和引领产业升级，并长期依赖低福利低工资等特殊“人口红利”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型挑战，要比想象中艰巨许多。内需并非一抓就灵，而去产能也非一蹴而就。
　　中国股市此轮暴涨暴跌的风波，可以被视为中国在并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下，试图借助资本市场提升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努力的阶段性遇挫，这反过来也说明，从倚重银行体系选择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的传统赶超战略，向依靠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过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发达市场经济体也面临或持续的复苏乏力，或无就业复苏困局，以及由此伴生的民粹主义勃兴。如果说新兴市场国家的去产能非一日之功，发达市场国家的削福利则更难上加难，希腊民意的情绪化表达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复苏乏力，在加剧新兴经济体的产能过剩的同时压低了大宗商品的价格，从而令依靠原材料出口的巴西、俄罗斯、南非等“金砖国家”的含金量大为折损，进而也令“金砖国家”抱团取暖甚至一度欲重组国际经济体系的雄心打了折扣。
　　为了维系全球化的溢出效应和势能，防止全球化出现逆转，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相继推出了“金砖国家峰会”和“一带一路”等设置和计划，并相继推出了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自贸区建设计划，希望实现资本、消费和产能进一步的优化配置。不过这些计划和进程也面临很多挑战，主要在于各参与主体的发展阶段的不同、复苏的不同步以及落实所需的长时段和当下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紧迫感之间并不匹配，因此不能指望这些计划会顺利推进。
　　为了扭转各自面临的不利局面，发达市场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彼此之间也在谋求抱团取暖，推出了种种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动议，甚至局部出现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增加对发达市场经济体投资，并加大从后者市场进口力度的情形，一改长期以来发达国家输出投资，发展中国家输出初级工业品的局面。不过，这虽然有助于提升双方的投资和贸易的互补性，但暂时还无法给疲惫的全球化添加强劲的助力。
　　在各经济体的内部结构性调整完成之前，上一轮全球化的荣景或许难以在短期内再现。此时有关各方应戒急用忍，耐心推进相关领域的转型，特别是相关体制机制的深层次改革，并以共度时艰的心态，力避在此期间因为短期目标和自身利益，过于短视地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其结果必然是损人不利己。
　　在当前阶段加大全球治理协调，其功用不在于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而更多是为了给长时段的结构调整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重蹈上一轮全球经济危机后的政治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