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场舞再成焦点。据报道，江苏徐州云龙湖景区，每晚七点半都会出现上万人的广场“暴走族”，成员以中老年人为主。有市民不满，认为广场舞者放着大分贝音乐扰民，占满道路，妨碍交通，呼吁有关部门进行规范。
　　如今的广场舞越发壮大，早已不限于“最炫民族风”了，出现了各种变种。有的趋向于竞技，如“勾肩搭背”的暴走一族；有的朝着文艺范发展，如充满故事性的“满街打鬼子”。虽然争议不断，但说的尽管说，跳的只管跳。
　　早些年笔者就听说过广场舞。有一年，母亲告诉我，老家小镇的广场舞散伙了，“录音机都被砸了。”砸场子的是一位本家长辈，平日不苟言笑，尚余一丝族长的权威。据说，那天傍晚大家跳得正欢，他拄着拐杖出来，一棍子下去，录音机滚了几丈远。
　　这位老长辈是我知道的最早的广场舞抗议者。我想，他不满广场舞的原因，或许不仅仅是噪音扰民。可能在他看来，一群大妈天天扭腰甩臀、搔首弄姿，实在有碍观瞻。于是，他举起手中的拐杖，行使了旧时族长的权力。
　　现在，广场舞隔三差五地会攀上新闻榜的前几名，有时甚至演变成群体冲突。究竟是什么让广场舞爱好者冒着被泼粪的危险来跳舞？
　　有人认为是公共空间不足。据统计，中国目前每十万人的运动场地是65.8个，而欧美国家一般在200个以上。有限的公共空间挤不下巨大的民生需求，资源争夺在所难免。
　　道理不错，但不止于此。众所周知，广场舞不是一时一地之事，而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同时存在的一个现象。每天傍晚，举国上下，同一年龄段的人，齐刷刷地跳一种舞，如此气势恢弘，说明了什么？
　　首先说明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为衣食疲于奔命的年代，基本不会有人闲来跳什么广场舞。歌舞升平至少是安居乐业的一种体现。从这一点看，这些年广场舞的流行确实是一个进步。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除了上述公共运动场所短缺的硬件问题，更严重的是“软件”——当今中国老人精神生活的相对贫乏。
　　这些热爱广场舞的老人，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的青春时期，恰逢各种政治运动，大多数人没有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而且习惯了集体的活动方式。今天，温饱无虞之后，他们重拾这种集体主义的狂欢：高亢嘹亮的音乐，波浪滚滚的红绸扇，整齐划一的动作……多少有些孤独的老年人生会得到些许慰藉，价值感和存在感都于此刻加强了。
　　正如不止一位广场舞大妈所说，跳广场舞，“既能锻炼身体，又是社交平台”，这对当下中国的老年人群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当然，跳舞时选好地点，音乐的音量适中，尽量不影响周围居民休息，也应该是广场舞者们的自律。
　　所以，年轻人不必嘲笑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优越感从来是不可靠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老了以后会不会是其中一员。在上海一份最新的调查中，有七成市民支持广场舞的存在——这个数据让人感受到了理解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