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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结构的延续与社会经济体制的巨变是转型中国的最大特征。因此，国家的合法性论述不仅建立在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之上，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似乎与此相对的社会主义遗产之上。这一矛盾状态，成为了中国社会建构新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大问题与困境之一。政党逐步丧失了其阶级代表性，国家与市场之间也不再拥有一条清晰的界限。
在这样的前提性讨论下进入对于中国互联网的认识，我们不难发现，网络在中国与其说是如里根所言的瓦解共产主义的“大卫”，不如说是一个在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与冲突中进行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交换和转移的空间。因此，当我们试图去提出“网络是否会改变中国时”，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过这一改变也一定是以比其表面逻辑更为复杂的方式进行。
作为全新媒介使用者的网民
这种意识形态的转移自词语的创设开始。中国互联网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颠覆旧词语与发明新词语的元空间。在媒介话语中，网络语言经常与网络媒介事件相伴随，被指认为“民间语文”和中国“社会”的生长。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中语词“由南向北”的旅行过程，在进入新世纪后被“由网上到网下”的新流向所取代。网络词汇大规模地出现在作为民族国家仪式的春晚当中，也成为了《纽约时报》等境外媒体进行中国专题报道的灵感来源（“草泥马”），这种状态使得中国互联网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进行“词语政治”考察的最好试验场。例如，我们已司空见惯地将“网民”或“网友”作为当下对于互联网使用者的通称，这一思维过程实际上包含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实践，其中蕴含了命名者对这一身份的争夺与征用和被命名者纠缠的认同。
网民作为一种媒介使用者，并不同于原来传统媒介中仅能单向接受媒介内容的“读者”和“观众”。作为“读写”媒介的互联网，使得互联网的使用者获得了“传受合一者”的特点，“网民”也就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其中包含了两个似乎矛盾的面向：
一方面，网民不同于受众的特性，似乎取消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工业理论中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传统上的媒体受众是作为原子化的大众而存在，媒介具有巨大的单向的影响力，并且通过这种影响力将受众打包出售给广告商。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作为资本主义劳动力的再生产得以完成，而文化也不再是作为一种教化和解放性力量，而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其生产关系的重要压制手段，犹如一种由上自下灌注的社会水泥。
然而网民却似乎轻易地逃离了这种状态。网民的自我表述一直延续着一个技术迷思，即新的技术可以带来民主。这是一个从印刷术到电子时代一直绵延不绝的命题，如今则以一种更加绝对的方式体现在互联网中：网民积极参与内容的制造与传播，网民在虚拟空间形成自制和认同，网民对传统媒体灌注内容进行解构与反抗，这些带有解放性的意象似乎轻易打碎了资本和权力的合围，找到了一个技术乌托邦的突破口。
被网民们称为“草泥马”的羊驼
正在发生的事情却是，传统的市场研究仍然以受众研究的方法来对网民进行定位，海量数据的可控性和挖掘，使得这种受众研究的方法以一种更为精细的方式超越了传统媒介时代。“互联网+”时代这个口号的提出，意味着网络数据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换句话说，对于资本而言，数字化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未来，在其中即蕴含了民主的迷思，也蕴含了资本的迷思。而关于资本的迷思显然要比关于民主的迷思来得真实的多，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动眼实验来分析使用者的视觉习惯，可以通过在线调查取代传统的问卷，可以通过对大数据海量聊天记录的“语义挖掘”来精准定位用户的年龄、职业、性别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更不用说以Google为代表的基于购买行为的精准广告模式。可以说，在大数据时代，受众的可掌控性和可预测性反而得到了大大的增强。市场细分，精准广告，数据挖掘等概念的出现，使得金融资本得到了更加高效和合理的配置。一个著名的说法，在传统的广告模式中，十张唱片中只有一张能够盈利，十部影片只有一部可以获得预期票房。而在IP时代，这种资源浪费似乎已经成为了历史，而营销和公关正在取代内容生产者，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枢纽。
就中国互联网的现实语境而言，言论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可以大规模售卖的商品，信息的证实变得异常困难。而公共议题的制造和传播已经成为网站获得点击量的重要来源，因此，“公共话语的生意”成为网站工作的指导逻辑。
网络营销的发展，从更宏观的层面符合了资本主义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这一历史逻辑。网络所代表的虚拟化（virtualized）和数字化（digitalized）正是战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席勒（Dan Schiller）以“数字资本主义”命名了网络早期在美国的发展：在网络的商业化的展开过程中，灵活积累和消费社会使得市场更加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将网民作为“传受合一者”的这种叙述，其实遮蔽了“网民”作为“消费者”的实质。
从印刷术到互联网，新传播技术总带来新民主的可能
是否只有市场本身会最终创造出自己的反对力量？这种积极的消费者与民主之间是否具有充分必要的链接，以及这种链接以什么样的方式起作用，才是真正需要我们辨析的问题。
“网民”可能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主体吗
“网民”一词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面向，是其在英语世界中的对应词“netizen”。netizen这一新造词汇显然与公民（citizen）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而netizen一词也正是通过这种互文关系获得了它的意义。netizen可以被更准确地译为“网络公民”，是公民概念在网络世界的延伸，并按照这一逻辑将网络空间视为“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独立的个体自由地进入，结成不同的团体，交换意见，形成共识，完成对政府和权力的监督。 在中国的语境下，将网民对译为netizen，而不是更广义上的internet user（互联网使用者），这种词语的对标体现了哪些症候性的事实？在2015年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前夕，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写的《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报告》中提出，中国网民数量已达6.68亿。这意味着上网者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有的较大比例，将他们称为“网民”，似乎意味着能够上网的人群已经成为了最广大民意的直接代表。联系“网民”这一指称背后的“网络公民”（netizen）的意向，则实际上是在强调他们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体的政治性，这正是在“互联网如何改变中国”这一问题下，过去20年间贯穿中外媒体的核心议题。
然而，康斯威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周永明曾在2006年指出，在政治性之外，我们应该看到互联网已经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改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近两年中国互联网话语的主流从政治性向商业性的迁移，以及由此诞生的“网民”就互联网公司侵犯隐私、贩卖数据所发出的指责与争议，恰恰证实了周先知式的提醒。作为netizen对译词的、具有全新政治性的“网民”这一概念，距离6.68亿中国互联网使用者而言，存在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巨大裂隙。因此且不说网民是否能代表人民，就“6.68亿网民”这一总体指称，已遮蔽了在其内部所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的分层结构和使用行为。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系副教授邱林川曾于2009年提出了“信息中层”（information have-less）这一概念来描述一个特定群体。邱认为，网络用户在中国的迅速增长，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源于中低端信息技术的普及，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和南中国的普及。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早期，其主要用户来源于“三高群体”，即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精英群体。然而很快，中低端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原本被排斥在外的广大人群通过网吧和手机等非常廉价的方式接入了网络。与“三高”人群相比，他们不仅接入方式不同（如更低配置的网吧终端机和山寨手机），其信息诉求和互联网使用习惯也与城市中产阶级极为不同，甚至在南中国发展出一种以技术使用的“社会创新”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会模式。比如基于QQ群和QQ空间的跨地域老乡网络、出租车司机使用廉价技术架设电台组织罢工等。
与邱的观察呼应，我在东北二三线城市的田野考察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差异性，大部分家庭已经可以购买家用电脑并且以地方电信服务提供的较低价格接入互联网，网吧已经没落，互联网已成为了本地人组织自身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在这些家用电脑的使用者中，也出现了一些低端信息社会的特征：如很多40岁以上的使用者的主要甚至唯一上网行为就是QQ，甚至对于相当一部分没有能力使用键盘输入汉字的用户而言，唯一的上网行为仅限于QQ视频和QQ游戏。而对于另一些年轻人而言，上网的行为也呈现高度的单一化特征，如淘宝购物或者“偷菜”。可以说，对于这些“网民”而言，互联网具有完全不同于公共空间的意义。这正验证了前文中周永明的表述：“就已经应用互联网的中国人而言，网络的意义绝非仅限于政治性。”
但在跨国语境下，“作为异议者的中国网民”依然占据欧美媒体涉华报道的重要议程。网民在中国不仅成为了反抗旧政治的强大力量，也成为信息自由的捍卫者和实践者。因此在英美媒体中，关于中国互联网审查和中国网民规避审查的报道占据了中国互联网议题的主要部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的议题报道却一度居于次要地位。对于需要翻墙才能访问的网站twitter.com而言，中文用户的活跃程度并不高，活跃用户大约只有几万人，且高度集中在“年轻、受高等教育、男性”这三个维度中。然而twitter却成了显影中国网民行动的一块重要屏幕。twitter作为一块“墙外的空间”，却成了墙内信息和公共话语的重要生产地，这同时也显影出了中国所处的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当中的复杂处境。
可以说，“6.68亿中国网民”这一修辞，使得关于中国互联网的很多议题陷入了不可见当中，从而跌出了公共话语的空间。而这种对于网民总体性的“政治性”的指认，实际上历史性地链接了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被接受过程，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看做对立二元命题的过程。对这一公共空间中的公民的指认，又带出了另一个被反复呼唤的群体——“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所连接的，又是全球化进程中一种新型的、超国家的多重霸权的构成。如汪晖曾在2007年指出的，在这种形式中，市场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市场扩张和政治支配描述为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历史进步的历程，从而完全不能展开对于市场扩张与支配的政治含义的分析。在这种扩张中，中国的“中产阶级”成为这种市场意识形态全球扩张的载体，一种成为“全球中产阶级”一部分的渴望支撑着这一意识形态的展开。而实际上，通过实现网民作为公民而实现一种全球中产阶级想象的工程，正是遮蔽了“网民”这一指称背后彼此冲突的构成、以及其消费者的底色。
年轻人将中老年人常用的微信图片戏称为“中老年表情包”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考察了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通过追溯这些语词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威廉斯发现，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词语本身将被重新写义、修改、混淆、强调。关键词所遮蔽的社会真相，是词语的政治学。“网民”一方面被用来指称全体互联网使用者，另一方面其意指又确乎无法代表这个全体的巨大差异性。可以说“网民”这一指称作为一个模糊的表象性修辞，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中国当代文化的“共用空间”，在其中，“党--国——社会——全球”等各种权力关系都找到了他们可以征用的叙述，在冲突和共谋中共同取消了中国6.68亿网民的真实状态。这种“被代表”的裂隙状态正是切入中国信息政治的一个重要症候点，从而引出媒介话语权与传媒公共性等重要议题。
在这样的前提性讨论下进入对于中国互联网的认识，我们不难发现，网络在中国与其说是如里根所言的瓦解共产主义的“大卫”，不如说是一个在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与冲突中进行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交换和转移的空间。因此，当我们试图去提出“网络是否会改变中国时”，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过这一改变也一定是以比其表面逻辑更为复杂的方式进行。
作为全新媒介使用者的网民
这种意识形态的转移自词语的创设开始。中国互联网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颠覆旧词语与发明新词语的元空间。在媒介话语中，网络语言经常与网络媒介事件相伴随，被指认为“民间语文”和中国“社会”的生长。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中语词“由南向北”的旅行过程，在进入新世纪后被“由网上到网下”的新流向所取代。网络词汇大规模地出现在作为民族国家仪式的春晚当中，也成为了《纽约时报》等境外媒体进行中国专题报道的灵感来源（“草泥马”），这种状态使得中国互联网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进行“词语政治”考察的最好试验场。例如，我们已司空见惯地将“网民”或“网友”作为当下对于互联网使用者的通称，这一思维过程实际上包含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实践，其中蕴含了命名者对这一身份的争夺与征用和被命名者纠缠的认同。
网民作为一种媒介使用者，并不同于原来传统媒介中仅能单向接受媒介内容的“读者”和“观众”。作为“读写”媒介的互联网，使得互联网的使用者获得了“传受合一者”的特点，“网民”也就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其中包含了两个似乎矛盾的面向：
一方面，网民不同于受众的特性，似乎取消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工业理论中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传统上的媒体受众是作为原子化的大众而存在，媒介具有巨大的单向的影响力，并且通过这种影响力将受众打包出售给广告商。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作为资本主义劳动力的再生产得以完成，而文化也不再是作为一种教化和解放性力量，而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其生产关系的重要压制手段，犹如一种由上自下灌注的社会水泥。
然而网民却似乎轻易地逃离了这种状态。网民的自我表述一直延续着一个技术迷思，即新的技术可以带来民主。这是一个从印刷术到电子时代一直绵延不绝的命题，如今则以一种更加绝对的方式体现在互联网中：网民积极参与内容的制造与传播，网民在虚拟空间形成自制和认同，网民对传统媒体灌注内容进行解构与反抗，这些带有解放性的意象似乎轻易打碎了资本和权力的合围，找到了一个技术乌托邦的突破口。
正在发生的事情却是，传统的市场研究仍然以受众研究的方法来对网民进行定位，海量数据的可控性和挖掘，使得这种受众研究的方法以一种更为精细的方式超越了传统媒介时代。“互联网+”时代这个口号的提出，意味着网络数据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换句话说，对于资本而言，数字化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未来，在其中即蕴含了民主的迷思，也蕴含了资本的迷思。而关于资本的迷思显然要比关于民主的迷思来得真实的多，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动眼实验来分析使用者的视觉习惯，可以通过在线调查取代传统的问卷，可以通过对大数据海量聊天记录的“语义挖掘”来精准定位用户的年龄、职业、性别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更不用说以Google为代表的基于购买行为的精准广告模式。可以说，在大数据时代，受众的可掌控性和可预测性反而得到了大大的增强。市场细分，精准广告，数据挖掘等概念的出现，使得金融资本得到了更加高效和合理的配置。一个著名的说法，在传统的广告模式中，十张唱片中只有一张能够盈利，十部影片只有一部可以获得预期票房。而在IP时代，这种资源浪费似乎已经成为了历史，而营销和公关正在取代内容生产者，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枢纽。
就中国互联网的现实语境而言，言论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可以大规模售卖的商品，信息的证实变得异常困难。而公共议题的制造和传播已经成为网站获得点击量的重要来源，因此，“公共话语的生意”成为网站工作的指导逻辑。
网络营销的发展，从更宏观的层面符合了资本主义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这一历史逻辑。网络所代表的虚拟化（virtualized）和数字化（digitalized）正是战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席勒（Dan Schiller）以“数字资本主义”命名了网络早期在美国的发展：在网络的商业化的展开过程中，灵活积累和消费社会使得市场更加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将网民作为“传受合一者”的这种叙述，其实遮蔽了“网民”作为“消费者”的实质。
是否只有市场本身会最终创造出自己的反对力量？这种积极的消费者与民主之间是否具有充分必要的链接，以及这种链接以什么样的方式起作用，才是真正需要我们辨析的问题。
“网民”可能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主体吗
“网民”一词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面向，是其在英语世界中的对应词“netizen”。netizen这一新造词汇显然与公民（citizen）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而netizen一词也正是通过这种互文关系获得了它的意义。netizen可以被更准确地译为“网络公民”，是公民概念在网络世界的延伸，并按照这一逻辑将网络空间视为“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独立的个体自由地进入，结成不同的团体，交换意见，形成共识，完成对政府和权力的监督。 在中国的语境下，将网民对译为netizen，而不是更广义上的internet user（互联网使用者），这种词语的对标体现了哪些症候性的事实？在2015年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前夕，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写的《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报告》中提出，中国网民数量已达6.68亿。这意味着上网者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有的较大比例，将他们称为“网民”，似乎意味着能够上网的人群已经成为了最广大民意的直接代表。联系“网民”这一指称背后的“网络公民”（netizen）的意向，则实际上是在强调他们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体的政治性，这正是在“互联网如何改变中国”这一问题下，过去20年间贯穿中外媒体的核心议题。
然而，康斯威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周永明曾在2006年指出，在政治性之外，我们应该看到互联网已经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改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近两年中国互联网话语的主流从政治性向商业性的迁移，以及由此诞生的“网民”就互联网公司侵犯隐私、贩卖数据所发出的指责与争议，恰恰证实了周先知式的提醒。作为netizen对译词的、具有全新政治性的“网民”这一概念，距离6.68亿中国互联网使用者而言，存在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巨大裂隙。因此且不说网民是否能代表人民，就“6.68亿网民”这一总体指称，已遮蔽了在其内部所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的分层结构和使用行为。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系副教授邱林川曾于2009年提出了“信息中层”（information have-less）这一概念来描述一个特定群体。邱认为，网络用户在中国的迅速增长，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源于中低端信息技术的普及，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和南中国的普及。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早期，其主要用户来源于“三高群体”，即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精英群体。然而很快，中低端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原本被排斥在外的广大人群通过网吧和手机等非常廉价的方式接入了网络。与“三高”人群相比，他们不仅接入方式不同（如更低配置的网吧终端机和山寨手机），其信息诉求和互联网使用习惯也与城市中产阶级极为不同，甚至在南中国发展出一种以技术使用的“社会创新”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会模式。比如基于QQ群和QQ空间的跨地域老乡网络、出租车司机使用廉价技术架设电台组织罢工等。
与邱的观察呼应，我在东北二三线城市的田野考察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差异性，大部分家庭已经可以购买家用电脑并且以地方电信服务提供的较低价格接入互联网，网吧已经没落，互联网已成为了本地人组织自身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在这些家用电脑的使用者中，也出现了一些低端信息社会的特征：如很多40岁以上的使用者的主要甚至唯一上网行为就是QQ，甚至对于相当一部分没有能力使用键盘输入汉字的用户而言，唯一的上网行为仅限于QQ视频和QQ游戏。而对于另一些年轻人而言，上网的行为也呈现高度的单一化特征，如淘宝购物或者“偷菜”。可以说，对于这些“网民”而言，互联网具有完全不同于公共空间的意义。这正验证了前文中周永明的表述：“就已经应用互联网的中国人而言，网络的意义绝非仅限于政治性。”
但在跨国语境下，“作为异议者的中国网民”依然占据欧美媒体涉华报道的重要议程。网民在中国不仅成为了反抗旧政治的强大力量，也成为信息自由的捍卫者和实践者。因此在英美媒体中，关于中国互联网审查和中国网民规避审查的报道占据了中国互联网议题的主要部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的议题报道却一度居于次要地位。对于需要翻墙才能访问的网站twitter.com而言，中文用户的活跃程度并不高，活跃用户大约只有几万人，且高度集中在“年轻、受高等教育、男性”这三个维度中。然而twitter却成了显影中国网民行动的一块重要屏幕。twitter作为一块“墙外的空间”，却成了墙内信息和公共话语的重要生产地，这同时也显影出了中国所处的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当中的复杂处境。
可以说，“6.68亿中国网民”这一修辞，使得关于中国互联网的很多议题陷入了不可见当中，从而跌出了公共话语的空间。而这种对于网民总体性的“政治性”的指认，实际上历史性地链接了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被接受过程，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看做对立二元命题的过程。对这一公共空间中的公民的指认，又带出了另一个被反复呼唤的群体——“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所连接的，又是全球化进程中一种新型的、超国家的多重霸权的构成。如汪晖曾在2007年指出的，在这种形式中，市场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市场扩张和政治支配描述为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历史进步的历程，从而完全不能展开对于市场扩张与支配的政治含义的分析。在这种扩张中，中国的“中产阶级”成为这种市场意识形态全球扩张的载体，一种成为“全球中产阶级”一部分的渴望支撑着这一意识形态的展开。而实际上，通过实现网民作为公民而实现一种全球中产阶级想象的工程，正是遮蔽了“网民”这一指称背后彼此冲突的构成、以及其消费者的底色。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考察了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通过追溯这些语词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威廉斯发现，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词语本身将被重新写义、修改、混淆、强调。关键词所遮蔽的社会真相，是词语的政治学。“网民”一方面被用来指称全体互联网使用者，另一方面其意指又确乎无法代表这个全体的巨大差异性。可以说“网民”这一指称作为一个模糊的表象性修辞，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中国当代文化的“共用空间”，在其中，“党--国——社会——全球”等各种权力关系都找到了他们可以征用的叙述，在冲突和共谋中共同取消了中国6.68亿网民的真实状态。这种“被代表”的裂隙状态正是切入中国信息政治的一个重要症候点，从而引出媒介话语权与传媒公共性等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