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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辽穆宗耶律璟因宫廷政变登上皇位，由此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在不利的外部环境影响之下，患上精神分裂症。辽穆宗由于疾病的影响，导致思维、意识、认知障碍。辽穆宗嗜睡、酗酒、滥杀等行为，均是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表现，同时也导致辽穆宗对外决策失误，使辽朝陷入“内外交困”的不利境地。
关键词：辽穆宗;精神分裂症;嗜睡;酗酒;滥杀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10-0015-06
学界对辽穆宗的评价毁誉参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辽穆宗在位期间辽朝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不断，契丹贵族时而叛逃，这都与辽穆宗昏聩、残暴不无关系;另一方面，认为辽穆宗很有作为，如他统治期间轻徭薄赋，鼓励农业生产发展，为辽代的中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①这些研究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往往忽略了辽穆宗的个人行为和心理病态发展趋势，因此本文将结合医学上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症状及表現特征，分析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表现、成因及对辽朝政局的影响。
一、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何伋等编著的《精神分裂症》[1]一书提及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表现为：思维、情感和行为的不协调，联想散漫，情感淡漠，言行怪异，脱离实际等行为的表现。而辽穆宗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并结合《精神分裂症》一书所述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表现，笔者怀疑辽穆宗本人就是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者说辽穆宗一直受精神分裂症所扰。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症最为直观的表现大概为以下几点，即：酗酒、嗜睡、不视朝、虐杀近侍等几种情况。另外，于兰等主编的《精神分裂症的诊疗与护理》[2]一书对精神分裂症的早期临床表现进行了说明，该书指出有些病人表现为类似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如工作缺乏热情和主动性学习和工作能力下降头疼、失眠、易疲劳情绪不稳等状况。而辽穆宗“酗酒”“嗜睡”就是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之一。
辽穆宗“嗜睡”，以至史籍将其称为“睡王”。如《契丹国志》载：“帝（辽穆宗）年少，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3]另《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其载：“述律立（即辽穆宗）……然畋猎好饮酒，不恤国事，每酣饮，自夜至旦，昼则常睡，国人谓之‘睡王’。”[4]仔细研读这两条史料，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即辽穆宗“酗酒”往往与“嗜睡”具有直接的联系。事实上辽穆宗很有可能是因患有重度失眠，不得不借助酒精的作用来麻醉自己，所以辽穆宗才会经常性的整夜酗酒，到第二天天明休息，至“日中”才起。久而久之，辽朝国人就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辽穆宗“嗜睡”，故而将其称为睡王。
除“酗酒”“嗜睡”外，辽穆宗“不视朝”也是辽穆宗患病的一种表现。就《辽史·穆宗本纪》之中所见，辽穆宗“不视朝”的记载共有7处，分别为：应历三年秋七月不视朝、应历六年秋七月不视朝、应历七年八月不听政、应历八年秋七月不视朝、应历十一年四月、应历十四年五月和应历十九年正月。值得注意的是辽穆宗在位18年，而不视朝仅有7次，从这一点来说不足以证明辽穆宗荒于朝政。但是其不视朝这种行为，一方面，繁杂的国事使他疲于应对;另一方面，也是在疾病的困扰下使他缺乏工作热情，导致工作能力下降的表现。
除上述之外，最能体现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外在表现，即穆宗“虐杀”近侍。辽穆宗对待近侍与臣僚、百姓判若两人。萧韩家奴劝谏辽兴宗减少游猎时，其君臣二人的对话就谈及对辽穆宗的评价，《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载：
帝（辽兴宗）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韩家奴以穆宗对。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介，卿何谓贤？”韩家奴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帝默然[5]。
萧韩家奴以辽穆宗为例，借古讽今。不可否认萧韩家奴一方面承认穆宗在位期间“暴虐”，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提到辽穆宗轻徭薄赋、重视刑法之制等。萧韩家奴所言非虚，《辽史》卷61《刑法志》载：“（辽穆宗）虽云虐止亵御，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岂人主快情纵意之具邪！”[6]如《辽史》两处所载，均指出穆宗暴虐的一面，但是对穆宗“祸不及百姓臣僚”亦给出可取的评价。细读史籍均能发现辽穆宗自相矛盾的情况，如穆宗对近侍暴虐无常，却体恤臣僚、宽省百姓;穆宗对臣僚说：“有罪者，法当刑。朕或肆怒，滥及无辜。卿等切谏，无或面从。”[7]这说明穆宗意识到自己存在喜怒无常的情况，为避免殃及无辜滥用刑罚，所以告诫臣僚要劝解自己。但是辽穆宗对待近侍及其残暴不仁，时而“虐杀”近侍，《辽史》卷61《刑法志》载：
帝嗜酒及猎，不恤政事，五坊、掌兽、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鹘雉之属亡失伤毙，及私归逃亡，在告逾期，召不时至，或以奏对少不如意，或以饮食细故，或因犯者迁怒无辜，辄加炮烙铁梳之刑。甚者至于无算。或以手刃刺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且命筑封于其地，死者至百有余人，京师置百尺牢以处系囚[8]。
从《刑法志》的记载来看，辽穆宗身边的近侍群体，往往会因一些小纰漏或错误而招致辽穆宗的惩罚，而这些惩罚却异常的残酷。除《刑法志》之外，搜检史籍亦有辽穆宗虐杀近侍的记载。（详见表1.1）
就表1.1来看，穆宗“虐杀”的近侍大概为以下几类，即“兽人”“鹿人”“獐人”“狼人”等，这些人均是服役之人，换句话说这些人均因获罪而没入宫中的著账户。《辽史》卷45《百官志》载：“著帐户司，本诸斡鲁朵户析出，及诸色人犯罪没入。凡御帐、皇太后、皇太妃、皇太、皇太子、近位、亲王祗从、伶官，皆充其役。”[9]应历一朝发生过数次叛乱，平定这些叛乱后，参与叛乱人员和其家属都获罪为奴。辽穆宗“虐杀”近侍的这种行为，一方面是他残暴不仁的体现;另一方面，更是其患有精神分裂症和两性人格的体现，“布鲁勒（E·Bleuler）认为精神分裂症的主要临床特点是人格的分裂，主要症状为联想障碍、情感障碍和意志活动障碍等”[10]在这种情况下，辽穆宗往往会产生一些脱离实际的幻想，将近侍想象为叛乱者，通过“虐杀”近侍这种方式，进而发泄心中的恐惧与不安。与“虐杀”近侍形成鲜明对比，辽穆宗体恤百姓、礼待臣僚。③这就更加印证了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的症状。 二、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原因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一般认为是由个体心理的易感素质和外部社会环境的不良因素的共同作用所导致的。”[11]就辽穆宗的成长经历来看，他的心理受到诸多不利因素影响。
辽穆宗生于天显六年（931年），其母靖安皇后“天显十年崩”[12]也就是说穆宗五岁时生母去世，据《契丹国志》载：“太宗攻石晋，入大梁，留帝侍述律太后。”[13]太宗因忙于朝政、军务，无暇顾及只有五岁的儿子，所以穆宗五岁之后，一直随述律太后一起生活。史载“诸将畏述律太后残虐”[14]，笔者认为述律“残虐”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很有可能对穆宗幼小的心理造成极大地负面影响。然而“太宗于会同十一年四月崩于栾城”[15]也就是说穆宗十四岁时成为孤儿，自然在生活上也是疏于照料，因此年少的穆宗有疾在身，“种种迹象表明，耶律璟的怪病，看来正是性功能障碍！”[16]辽穆宗自幼失去父母，受述律后“残虐”的性格所影响，加之所患疾病久治不愈，致使心理失衡。所以在他即位之后，这些积压在心中的不利因素都释放出来，这也是导致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内在因素，而外在因素，主要表现为其即位之后，所面对的辽朝不利的内外局势。
辽穆宗在位期间，辽朝可谓是“内外交困”，一方面辽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不断，时而还存在契丹贵族“南逃”的情况;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辽朝对外政策呈现出全面收缩的态势。因此，辽穆宗很有可能是受到严峻的外部社会环境影响，患上精神分裂症。
辽穆宗在登上皇位之前，应与常人无异。辽世宗被弑，耶律璟（辽穆宗）被众人推选为帝。据《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载：
天禄五年（951年）秋，上祭让国皇帝于行宫，与群臣皆醉，察割弑帝…时寿安王（即辽穆宗）归帐，屋质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犹豫。屋质曰：“大王嗣圣子，贼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将谁事，社稷将谁赖？万一落贼手，悔将何及！”王始悟。诸将闻屋质出，相继而至…乱既平，穆宗即位[17]。
世宗被弑后，耶律屋质力主推荐寿安王（辽穆宗）为帝，而当时世宗也有自己的子嗣。林鹄认为“屋质是一个相当正直，总以大局为重的人…兀欲（即辽圣宗）死时，其子尚幼，亦未立太子，加之当时情况紧急，所以屋质毅然选择素有人望的耶律璟（即辽穆宗）。”[18]
这就更加说明穆宗在即位之前与常人无异，而且在诸王当中很有作为且有一定的威望，所以才被推举为帝。就穆宗本人而言，被推举为皇帝，这是始料未及的。穆宗成为皇帝之后，时局动荡不安，发生多次契丹贵族叛乱事件。（详见表2.1）
从表2.1来看，辽穆宗在位期间辽朝发生较大的叛乱共10次。如应历二年（952年）、应历五年（959年）就存在一年之内发生多起叛乱的情况。除此之外，穆宗朝还存在大量的叛逃事件，只应历二年、三年这两年契丹叛逃事件就有18起[19]。
合应历二年、三年辽朝叛乱和叛逃事件共计21起，平均一年多达10起。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辽穆宗即位初年，辽朝政局十分混乱。另外，从辽穆宗处理世宗被弑一事就能看出，辽穆宗绝不是优柔寡断之人[20]。就表2.1而言，發生在应历二年、三年的叛乱事件都很快就被平息，这也说明辽穆宗处理这些事件时十分果断。但是，笔者认为辽穆宗在位的前三年，辽朝内部大量的叛乱和叛逃事件，给穆宗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除辽朝内部的叛乱和叛逃事件之外，穆宗在位期间辽朝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日益严峻。应历元年，穆宗致（后周）太祖的国书中写道：“两地通欢，近因吾祖议和好之理，为远大之谋。”[21]很明显辽穆宗主动向后周示好，但是后周方面并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另据《契丹国志》载：“应历元年冬十月，辽遣萧禹厥将奚、辽兵五万会北汉兵伐周……周太祖自将由泽州路与王峻会兵救之，十二月，周王峻至晋州，辽兵与北汉兵夜遁。”[22]可见，穆宗即位之初就联合北汉进攻后周，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对于穆宗来说并不理想，此战历时两月有余，辽军先胜后败，而史载“辽兵与北汉兵夜遁”这说明辽军当时所处的境况不容乐观。其后“周师来侵，围冯母镇，势甚张。思温请益兵，帝报曰：‘敌来，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23]辽穆宗与时任南京留守萧思温的对话，就不难看出，穆宗朝所实行的政策与以往辽朝统治者的对外政策明显不同，不仅放弃了以往“南下”的政策，而且对外也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
辽穆宗主动向后周示好和采取被迫防御的战略，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反映出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情况，就是这一时期辽朝的整体实力不如后周，或者无法与其抗衡。可以说辽穆宗在位初期，辽朝可谓是内忧外患，这些不利的外部因素都对穆宗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而辽穆宗很可能就是在这种不利的外部环境刺激下，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三、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症对辽朝政局的影响
由于受诸多不利的外部因素影响，辽穆宗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且越发严重。辽穆宗在位期间，尤其是其执政的后期，受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愈发明显。无疑，这也对辽朝政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文提及，辽穆宗意识到自己喜怒无常，“或肆怒，滥及无辜”，并且告诫臣僚要当面劝解自己。另外辽穆宗与太尉化哥二人的对话也不难看出这一点，“十九年乙巳，诏太尉化哥曰：‘朕醉中处事有乖，无得曲从。酒解，可覆奏。’”[24]这说明辽穆宗常常出现反复、性情不定的情况。此次也不例外，史载穆宗、化哥君臣二人交谈之后，辽穆宗“自立春饮至月终，不听政。”[25]辽穆宗这种自相矛盾、反复无常的行为，一方面是思维情绪不定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会对朝中的臣僚造成不良影响，辽穆宗还会在“醉酒”之际大肆封赏，“应历十九年戊戌，醉中骤加左右官”[26]辽穆宗对任命官员如此儿戏，不仅造成辽朝官僚体系的混乱，而且酒中随意赏赐，难免造成不必要的支出，这样也削弱了辽朝国力。在处理“内政外交”等众多政务时也不免出现反复的情况，这样不仅会影响行政效率，更有可能因为朝政反复，导致朝局动荡不安。 辽穆宗在位期间，对外政策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据《契丹国志》载：“是时，承会同之余威，中原多事，藩镇争强，莫不求援于辽国以自存。晋阳之北汉，江南之李唐，使车狎至，馈遗络绎，辽帝（穆宗）以政昏兵弱，不能应之。”[27]细读史籍，就会发现穆宗朝以前，辽朝奉行积极的对外政策，诸如北汉、南唐等国为获得辽朝的支持，频繁的派遣使臣往来沟通，但是穆宗却因“政昏兵弱”，不能应对。究其根本原因，应该是精神分裂症导致辽穆宗认知和思维障碍，从而当制定对外政策时出现重大决策失误。
应历四年（954年），辽朝对外政策就出现明显的失误，《辽史》卷6《穆宗本纪》载：“周攻汉，命政事令耶律敌禄援之。”[28]然《契丹国志》却书“北汉主闻周太祖崩，喜甚，遣使诣辽请兵。辽遣武定节度使杨衮将万骑如晋阳。北汉主自将兵三万，会辽师趣潞州。”[29]然而，《辽史》所载并非属实，④而最终的结果是辽汉两国惨败而归。自此之后，辽王朝的对外政策多次出现严重的失误，而最大的战略决策失误莫过于辽穆宗放弃“三关之地”。
《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载：显德九年（959年）后周世宗北伐，“周师下三关、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辽穆宗）闻之，谓其国人曰：‘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30]另，《契丹国志》载：“瀛、莫之失，幽州急递以闻，帝曰：‘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其神气怠缓，不恤国事如此。”[31]辽代占有“三关之地”，应是辽穆宗祖辈几代对外开疆拓土的功绩，而且“三关之地”也是辽朝威慑中原的战略地带，进而掌握着对中原事务的主动权。但，后周北伐之际，辽穆宗放弃“三关之地”，一方面是辽朝无法与后周匹敌;另一方面，就是辽穆宗处理对外事务的重大决策失误，此次事件后，辽朝被迫全线收缩，被迫实行消极的战略防御，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
除上述之外，辽穆宗对待近侍及其残暴，甚至时常“虐杀”近侍，辽穆宗的暴行虽不曾波及臣僚、百姓，但“数年之间，重足屏息，人人虞祸。”[32]而穆宗这种行为使得朝中人人自危。应历十九年三月乙巳，辽穆宗猎于怀州，当夜在怀州行宫“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33]辽穆宗本人也为自己的种种暴行埋下了隐患，最终死于非命。
辽穆宗耶律璟因宫廷政变登上辽朝的最高政治舞台，从此他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之下，辽穆宗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正是受疾病影响，造成辽穆宗形成认知障碍、思维障碍、情感障碍等问题，因此形成“嗜睡”“酗酒”“虐杀”近侍、骄奢淫逸等诸多行为。不仅如此，因决策失误对辽朝政局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史书对其评价为：
英睿腾风，戎马交驰而不足;耽酣愒日，祸败沦胥而有余。太祖奋自遐陬，虎视中原;太宗伟度英资，关河拱手，一何壮也！一再传之后，世宗以声色覆于前，穆宗以荒淫履其辙。介胄脱诸房帷，衅端生于肘腋，一何怯也！本其骄心纵欲，醉色游畋，败亡之涂，如出一手，岂阴山异气之所韫抱于英灵者，至兹少歇欤？不然，何以若斯其昏昏也[34]！
這也反映出在君主专制的背景之下，即便最高统治者，受病症影响行为怪异、决策失误、随性而为，臣僚也无法限制帝王，这也不可避免国力衰落，使国家陷入危难的境地。
注 释：
①杨树森.辽史简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00-103;陈述.契丹政治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19-122;李鹏.辽穆宗时代内政外交评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6）：39-41;郝艾利.辽穆宗历史地位再评价[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5）：462.
②辽史·穆宗本纪.（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84，86，89，90，91，92，93，94，95.
③岳淑丽，李鹏.自我的退缩、迷失、放逐——辽穆宗精神人格分析[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4，（01）：32-33;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208-209.
④按：“《辽史》谓‘周攻汉’，疑非实录，主动进攻的，应当是北汉与契丹。不过，柴荣御驾亲征，高平一战辽汉联军先胜后败，狼狈而遁。”参见：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93.
参考文献：
〔1〕何伋.精神分裂症[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
〔2〕〔10〕于兰.精神分裂症的诊疗与护理[M].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5.
〔3〕〔13〕-〔15〕〔22〕〔27〕〔29〕〔31〕〔32〕〔34〕[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宋]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9〕〔12〕〔17〕〔23〕-〔26〕〔28〕〔33〕[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1〕刘寰.人性化护理管理对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影响研究[J].中国药物与临床，2017，（01）.
〔16〕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18〕-〔20〕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21〕陈述辑校.全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0〕[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责任编辑 徐阳）
关键词：辽穆宗;精神分裂症;嗜睡;酗酒;滥杀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10-0015-06
学界对辽穆宗的评价毁誉参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辽穆宗在位期间辽朝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不断，契丹贵族时而叛逃，这都与辽穆宗昏聩、残暴不无关系;另一方面，认为辽穆宗很有作为，如他统治期间轻徭薄赋，鼓励农业生产发展，为辽代的中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①这些研究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往往忽略了辽穆宗的个人行为和心理病态发展趋势，因此本文将结合医学上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症状及表現特征，分析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表现、成因及对辽朝政局的影响。
一、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何伋等编著的《精神分裂症》[1]一书提及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表现为：思维、情感和行为的不协调，联想散漫，情感淡漠，言行怪异，脱离实际等行为的表现。而辽穆宗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并结合《精神分裂症》一书所述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表现，笔者怀疑辽穆宗本人就是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者说辽穆宗一直受精神分裂症所扰。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症最为直观的表现大概为以下几点，即：酗酒、嗜睡、不视朝、虐杀近侍等几种情况。另外，于兰等主编的《精神分裂症的诊疗与护理》[2]一书对精神分裂症的早期临床表现进行了说明，该书指出有些病人表现为类似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如工作缺乏热情和主动性学习和工作能力下降头疼、失眠、易疲劳情绪不稳等状况。而辽穆宗“酗酒”“嗜睡”就是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之一。
辽穆宗“嗜睡”，以至史籍将其称为“睡王”。如《契丹国志》载：“帝（辽穆宗）年少，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3]另《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其载：“述律立（即辽穆宗）……然畋猎好饮酒，不恤国事，每酣饮，自夜至旦，昼则常睡，国人谓之‘睡王’。”[4]仔细研读这两条史料，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即辽穆宗“酗酒”往往与“嗜睡”具有直接的联系。事实上辽穆宗很有可能是因患有重度失眠，不得不借助酒精的作用来麻醉自己，所以辽穆宗才会经常性的整夜酗酒，到第二天天明休息，至“日中”才起。久而久之，辽朝国人就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辽穆宗“嗜睡”，故而将其称为睡王。
除“酗酒”“嗜睡”外，辽穆宗“不视朝”也是辽穆宗患病的一种表现。就《辽史·穆宗本纪》之中所见，辽穆宗“不视朝”的记载共有7处，分别为：应历三年秋七月不视朝、应历六年秋七月不视朝、应历七年八月不听政、应历八年秋七月不视朝、应历十一年四月、应历十四年五月和应历十九年正月。值得注意的是辽穆宗在位18年，而不视朝仅有7次，从这一点来说不足以证明辽穆宗荒于朝政。但是其不视朝这种行为，一方面，繁杂的国事使他疲于应对;另一方面，也是在疾病的困扰下使他缺乏工作热情，导致工作能力下降的表现。
除上述之外，最能体现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外在表现，即穆宗“虐杀”近侍。辽穆宗对待近侍与臣僚、百姓判若两人。萧韩家奴劝谏辽兴宗减少游猎时，其君臣二人的对话就谈及对辽穆宗的评价，《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载：
帝（辽兴宗）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韩家奴以穆宗对。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介，卿何谓贤？”韩家奴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帝默然[5]。
萧韩家奴以辽穆宗为例，借古讽今。不可否认萧韩家奴一方面承认穆宗在位期间“暴虐”，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提到辽穆宗轻徭薄赋、重视刑法之制等。萧韩家奴所言非虚，《辽史》卷61《刑法志》载：“（辽穆宗）虽云虐止亵御，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岂人主快情纵意之具邪！”[6]如《辽史》两处所载，均指出穆宗暴虐的一面，但是对穆宗“祸不及百姓臣僚”亦给出可取的评价。细读史籍均能发现辽穆宗自相矛盾的情况，如穆宗对近侍暴虐无常，却体恤臣僚、宽省百姓;穆宗对臣僚说：“有罪者，法当刑。朕或肆怒，滥及无辜。卿等切谏，无或面从。”[7]这说明穆宗意识到自己存在喜怒无常的情况，为避免殃及无辜滥用刑罚，所以告诫臣僚要劝解自己。但是辽穆宗对待近侍及其残暴不仁，时而“虐杀”近侍，《辽史》卷61《刑法志》载：
帝嗜酒及猎，不恤政事，五坊、掌兽、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鹘雉之属亡失伤毙，及私归逃亡，在告逾期，召不时至，或以奏对少不如意，或以饮食细故，或因犯者迁怒无辜，辄加炮烙铁梳之刑。甚者至于无算。或以手刃刺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且命筑封于其地，死者至百有余人，京师置百尺牢以处系囚[8]。
从《刑法志》的记载来看，辽穆宗身边的近侍群体，往往会因一些小纰漏或错误而招致辽穆宗的惩罚，而这些惩罚却异常的残酷。除《刑法志》之外，搜检史籍亦有辽穆宗虐杀近侍的记载。（详见表1.1）
就表1.1来看，穆宗“虐杀”的近侍大概为以下几类，即“兽人”“鹿人”“獐人”“狼人”等，这些人均是服役之人，换句话说这些人均因获罪而没入宫中的著账户。《辽史》卷45《百官志》载：“著帐户司，本诸斡鲁朵户析出，及诸色人犯罪没入。凡御帐、皇太后、皇太妃、皇太、皇太子、近位、亲王祗从、伶官，皆充其役。”[9]应历一朝发生过数次叛乱，平定这些叛乱后，参与叛乱人员和其家属都获罪为奴。辽穆宗“虐杀”近侍的这种行为，一方面是他残暴不仁的体现;另一方面，更是其患有精神分裂症和两性人格的体现，“布鲁勒（E·Bleuler）认为精神分裂症的主要临床特点是人格的分裂，主要症状为联想障碍、情感障碍和意志活动障碍等”[10]在这种情况下，辽穆宗往往会产生一些脱离实际的幻想，将近侍想象为叛乱者，通过“虐杀”近侍这种方式，进而发泄心中的恐惧与不安。与“虐杀”近侍形成鲜明对比，辽穆宗体恤百姓、礼待臣僚。③这就更加印证了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的症状。 二、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原因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一般认为是由个体心理的易感素质和外部社会环境的不良因素的共同作用所导致的。”[11]就辽穆宗的成长经历来看，他的心理受到诸多不利因素影响。
辽穆宗生于天显六年（931年），其母靖安皇后“天显十年崩”[12]也就是说穆宗五岁时生母去世，据《契丹国志》载：“太宗攻石晋，入大梁，留帝侍述律太后。”[13]太宗因忙于朝政、军务，无暇顾及只有五岁的儿子，所以穆宗五岁之后，一直随述律太后一起生活。史载“诸将畏述律太后残虐”[14]，笔者认为述律“残虐”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很有可能对穆宗幼小的心理造成极大地负面影响。然而“太宗于会同十一年四月崩于栾城”[15]也就是说穆宗十四岁时成为孤儿，自然在生活上也是疏于照料，因此年少的穆宗有疾在身，“种种迹象表明，耶律璟的怪病，看来正是性功能障碍！”[16]辽穆宗自幼失去父母，受述律后“残虐”的性格所影响，加之所患疾病久治不愈，致使心理失衡。所以在他即位之后，这些积压在心中的不利因素都释放出来，这也是导致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内在因素，而外在因素，主要表现为其即位之后，所面对的辽朝不利的内外局势。
辽穆宗在位期间，辽朝可谓是“内外交困”，一方面辽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不断，时而还存在契丹贵族“南逃”的情况;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辽朝对外政策呈现出全面收缩的态势。因此，辽穆宗很有可能是受到严峻的外部社会环境影响，患上精神分裂症。
辽穆宗在登上皇位之前，应与常人无异。辽世宗被弑，耶律璟（辽穆宗）被众人推选为帝。据《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载：
天禄五年（951年）秋，上祭让国皇帝于行宫，与群臣皆醉，察割弑帝…时寿安王（即辽穆宗）归帐，屋质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犹豫。屋质曰：“大王嗣圣子，贼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将谁事，社稷将谁赖？万一落贼手，悔将何及！”王始悟。诸将闻屋质出，相继而至…乱既平，穆宗即位[17]。
世宗被弑后，耶律屋质力主推荐寿安王（辽穆宗）为帝，而当时世宗也有自己的子嗣。林鹄认为“屋质是一个相当正直，总以大局为重的人…兀欲（即辽圣宗）死时，其子尚幼，亦未立太子，加之当时情况紧急，所以屋质毅然选择素有人望的耶律璟（即辽穆宗）。”[18]
这就更加说明穆宗在即位之前与常人无异，而且在诸王当中很有作为且有一定的威望，所以才被推举为帝。就穆宗本人而言，被推举为皇帝，这是始料未及的。穆宗成为皇帝之后，时局动荡不安，发生多次契丹贵族叛乱事件。（详见表2.1）
从表2.1来看，辽穆宗在位期间辽朝发生较大的叛乱共10次。如应历二年（952年）、应历五年（959年）就存在一年之内发生多起叛乱的情况。除此之外，穆宗朝还存在大量的叛逃事件，只应历二年、三年这两年契丹叛逃事件就有18起[19]。
合应历二年、三年辽朝叛乱和叛逃事件共计21起，平均一年多达10起。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辽穆宗即位初年，辽朝政局十分混乱。另外，从辽穆宗处理世宗被弑一事就能看出，辽穆宗绝不是优柔寡断之人[20]。就表2.1而言，發生在应历二年、三年的叛乱事件都很快就被平息，这也说明辽穆宗处理这些事件时十分果断。但是，笔者认为辽穆宗在位的前三年，辽朝内部大量的叛乱和叛逃事件，给穆宗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除辽朝内部的叛乱和叛逃事件之外，穆宗在位期间辽朝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日益严峻。应历元年，穆宗致（后周）太祖的国书中写道：“两地通欢，近因吾祖议和好之理，为远大之谋。”[21]很明显辽穆宗主动向后周示好，但是后周方面并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另据《契丹国志》载：“应历元年冬十月，辽遣萧禹厥将奚、辽兵五万会北汉兵伐周……周太祖自将由泽州路与王峻会兵救之，十二月，周王峻至晋州，辽兵与北汉兵夜遁。”[22]可见，穆宗即位之初就联合北汉进攻后周，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对于穆宗来说并不理想，此战历时两月有余，辽军先胜后败，而史载“辽兵与北汉兵夜遁”这说明辽军当时所处的境况不容乐观。其后“周师来侵，围冯母镇，势甚张。思温请益兵，帝报曰：‘敌来，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23]辽穆宗与时任南京留守萧思温的对话，就不难看出，穆宗朝所实行的政策与以往辽朝统治者的对外政策明显不同，不仅放弃了以往“南下”的政策，而且对外也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
辽穆宗主动向后周示好和采取被迫防御的战略，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反映出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情况，就是这一时期辽朝的整体实力不如后周，或者无法与其抗衡。可以说辽穆宗在位初期，辽朝可谓是内忧外患，这些不利的外部因素都对穆宗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而辽穆宗很可能就是在这种不利的外部环境刺激下，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三、辽穆宗患有精神分裂症对辽朝政局的影响
由于受诸多不利的外部因素影响，辽穆宗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且越发严重。辽穆宗在位期间，尤其是其执政的后期，受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愈发明显。无疑，这也对辽朝政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文提及，辽穆宗意识到自己喜怒无常，“或肆怒，滥及无辜”，并且告诫臣僚要当面劝解自己。另外辽穆宗与太尉化哥二人的对话也不难看出这一点，“十九年乙巳，诏太尉化哥曰：‘朕醉中处事有乖，无得曲从。酒解，可覆奏。’”[24]这说明辽穆宗常常出现反复、性情不定的情况。此次也不例外，史载穆宗、化哥君臣二人交谈之后，辽穆宗“自立春饮至月终，不听政。”[25]辽穆宗这种自相矛盾、反复无常的行为，一方面是思维情绪不定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会对朝中的臣僚造成不良影响，辽穆宗还会在“醉酒”之际大肆封赏，“应历十九年戊戌，醉中骤加左右官”[26]辽穆宗对任命官员如此儿戏，不仅造成辽朝官僚体系的混乱，而且酒中随意赏赐，难免造成不必要的支出，这样也削弱了辽朝国力。在处理“内政外交”等众多政务时也不免出现反复的情况，这样不仅会影响行政效率，更有可能因为朝政反复，导致朝局动荡不安。 辽穆宗在位期间，对外政策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据《契丹国志》载：“是时，承会同之余威，中原多事，藩镇争强，莫不求援于辽国以自存。晋阳之北汉，江南之李唐，使车狎至，馈遗络绎，辽帝（穆宗）以政昏兵弱，不能应之。”[27]细读史籍，就会发现穆宗朝以前，辽朝奉行积极的对外政策，诸如北汉、南唐等国为获得辽朝的支持，频繁的派遣使臣往来沟通，但是穆宗却因“政昏兵弱”，不能应对。究其根本原因，应该是精神分裂症导致辽穆宗认知和思维障碍，从而当制定对外政策时出现重大决策失误。
应历四年（954年），辽朝对外政策就出现明显的失误，《辽史》卷6《穆宗本纪》载：“周攻汉，命政事令耶律敌禄援之。”[28]然《契丹国志》却书“北汉主闻周太祖崩，喜甚，遣使诣辽请兵。辽遣武定节度使杨衮将万骑如晋阳。北汉主自将兵三万，会辽师趣潞州。”[29]然而，《辽史》所载并非属实，④而最终的结果是辽汉两国惨败而归。自此之后，辽王朝的对外政策多次出现严重的失误，而最大的战略决策失误莫过于辽穆宗放弃“三关之地”。
《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载：显德九年（959年）后周世宗北伐，“周师下三关、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辽穆宗）闻之，谓其国人曰：‘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30]另，《契丹国志》载：“瀛、莫之失，幽州急递以闻，帝曰：‘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其神气怠缓，不恤国事如此。”[31]辽代占有“三关之地”，应是辽穆宗祖辈几代对外开疆拓土的功绩，而且“三关之地”也是辽朝威慑中原的战略地带，进而掌握着对中原事务的主动权。但，后周北伐之际，辽穆宗放弃“三关之地”，一方面是辽朝无法与后周匹敌;另一方面，就是辽穆宗处理对外事务的重大决策失误，此次事件后，辽朝被迫全线收缩，被迫实行消极的战略防御，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
除上述之外，辽穆宗对待近侍及其残暴，甚至时常“虐杀”近侍，辽穆宗的暴行虽不曾波及臣僚、百姓，但“数年之间，重足屏息，人人虞祸。”[32]而穆宗这种行为使得朝中人人自危。应历十九年三月乙巳，辽穆宗猎于怀州，当夜在怀州行宫“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33]辽穆宗本人也为自己的种种暴行埋下了隐患，最终死于非命。
辽穆宗耶律璟因宫廷政变登上辽朝的最高政治舞台，从此他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之下，辽穆宗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正是受疾病影响，造成辽穆宗形成认知障碍、思维障碍、情感障碍等问题，因此形成“嗜睡”“酗酒”“虐杀”近侍、骄奢淫逸等诸多行为。不仅如此，因决策失误对辽朝政局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史书对其评价为：
英睿腾风，戎马交驰而不足;耽酣愒日，祸败沦胥而有余。太祖奋自遐陬，虎视中原;太宗伟度英资，关河拱手，一何壮也！一再传之后，世宗以声色覆于前，穆宗以荒淫履其辙。介胄脱诸房帷，衅端生于肘腋，一何怯也！本其骄心纵欲，醉色游畋，败亡之涂，如出一手，岂阴山异气之所韫抱于英灵者，至兹少歇欤？不然，何以若斯其昏昏也[34]！
這也反映出在君主专制的背景之下，即便最高统治者，受病症影响行为怪异、决策失误、随性而为，臣僚也无法限制帝王，这也不可避免国力衰落，使国家陷入危难的境地。
注 释：
①杨树森.辽史简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00-103;陈述.契丹政治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19-122;李鹏.辽穆宗时代内政外交评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6）：39-41;郝艾利.辽穆宗历史地位再评价[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5）：462.
②辽史·穆宗本纪.（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84，86，89，90，91，92，93，94，95.
③岳淑丽，李鹏.自我的退缩、迷失、放逐——辽穆宗精神人格分析[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4，（01）：32-33;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208-209.
④按：“《辽史》谓‘周攻汉’，疑非实录，主动进攻的，应当是北汉与契丹。不过，柴荣御驾亲征，高平一战辽汉联军先胜后败，狼狈而遁。”参见：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9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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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5〕〔22〕〔27〕〔29〕〔31〕〔32〕〔34〕[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宋]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9〕〔12〕〔17〕〔23〕-〔26〕〔28〕〔33〕[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1〕刘寰.人性化护理管理对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影响研究[J].中国药物与临床，2017，（01）.
〔16〕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18〕-〔20〕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21〕陈述辑校.全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0〕[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