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好逑传》作为首部译至西方世界的中国长篇小说，对翻译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翻译模型对《好逑传》的帕西译本开展探究，主要结合时代背景对编译本的语篇认知、注释、认知构造等方面进行讨论，关注译文的“创新性”“语篇性”“认知世界”和“理想世界”，总结帕西译本的注释并进行分析。
关键词 ：认知翻译学 《好逑传》 翻译
《好逑传》作为中国首部译介至西方世界的古典小说，18世纪左右传入欧洲。在所有英译本中，帕西译本尤其对中文古典小说外译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译本中译文和注释与原文的不相符现象。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共生发展下，认知翻译观实证模式诞生，根据这种模式探索某一部译作的翻译模式，首先要关注译者大脑“黑匣子”的运作过程。借助认知翻译学，我们可以透析几百年前西方传教士的心路历程，探索《好逑传》这部充满中国古代风俗、道德准则的古典小说是如何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传播的。
一、认知翻译学的理论框架
王寅构建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主观地将原作品进行了“再创作”。这里的“再创作”并非指译者根据目的语的环境改变了原文的内容，而是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认知转化，达到了目的语与源语的平衡，即“和谐”。王寅根据这种模式，提出了认知科学下的翻译视角即认知翻译视角，构建了认知语言学翻译模型，从中展示了六大主要理论。
（一）翻译的体验性 根据具体化哲学理论，认知、概念、意义等意象都是由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与体验构成的。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其体现的功能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经验的基础上，因此具有体验性。而处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人们享有基本相同的现实世界，由此才有了大致相同的思维，这样的体验性认知形成了一种认知基础，确保不同文化、语言间具有互译性。首先，作者的认知和理解，包括创作灵感和创作素材都来自生活，甚至高于生活；第二，译者和读者的认知和理解也来自这种生活体验，并通过他们的经验捕捉创造意图。
（二）翻译的互动性 “翻译是建立在多重互动的基础上的一种认知活动”，这里所说的多重互动包括几种关系：“现实与主体（作者、译者、读者），主体与源语言，主体与目标语，以及读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翻译过程的关键就是对这几种互动关系的把握，以此译者就可以正确理解作者和作品，同时也能处理好作品与译作的关系，相当于建立起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有效沟通，也做到“和谐”。
（三）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具有主观性的特点，那么其创造性就是必然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担任着认知主体的角色，而思维的创造性保证不同译者对同一篇文章有不同的认知、理解、诠释。从根本来说，由于翻译活动的特点，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必定会形成不同的映射性转译，这个过程就涉及不同译者和不同的认知世界，所以，对于同一个文本，不同译者一定会有不同的译文。从理论上来说，翻译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传声筒”，译文中除了作者本人的声音之外还加入了译者的声音，这都是创作型认知过程的体现。
（四）翻译的语篇性 翻译的认知模式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语篇，也应译出语篇的整体意义，反映语篇的风格。译者在翻译中也要考虑语篇的整体意义，对整体进行认知分析，更加深入地思考语篇中的字句、段落的意义。
（五）翻译的和谐性 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强调翻译过程中对“作者”“读者”“文本”这三个要素的兼顾，由此倡导和谐翻译。翻译作为一种交际功能，目的就是要取得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合作。以语言交际为目标，以此为标准才能称为“和谐翻译”。
（六）翻译的“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是指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它们是话语产生的基础和词语、句子，都反映了这两个世界。现实世界是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此；而认知世界是由经验和客体构成的主观世界认知学科知识。读者应该根据自己的知识把话语的信息复制到两个世界中去。译者应尽力再现原文的两个世界。为了透彻地理解原文的整体信息和各种意义，并在译文中正确地再现它们，译者必须充分理解原文中作者倾向于构建的两个世界。
二、认知翻译观视角下的《好逑传》帕西译本
（一）翻译过程的认知“屏障” 根据记载，《好逑传》 最早于18世纪就已在英国出版发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除了传教士以外，几乎没有人对中文以及中国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更不必说达到翻译整本小说的程度。一位匿名作者在1829年的《季度回顾》（The Quarterly Review）中质疑帕西翻译中文小说的能力，并怀疑译文无法真正反映小说原文。事实上，帕西在翻译的过程中借助了威尔金森（Wilkinson）的英文手稿和后四分之一的葡文；也就是说，帕西的译文并不是从中文原稿译成的，而是结合他人手稿的二次翻译。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帕西可能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理解原文，对故事发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即“现实世界”也没有概念与认识，也就无法对原文捕捉意图理解，打破了翻译的“体验性”。 同时，《好逑传》又是一部充满中国古代民俗与道德准则的作品，帕西对中文文本的思考不得而知，因此无法对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译法进行分析，而应集中考虑译文的语篇性、和谐性。
（二）帕西译本中的“创造性” 《好逑传》能成为第一部传入西方世界的长篇小说并非偶然，帕西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进行编译，是因为这是一部“完整的关于中国的长篇故事，不同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权威‘中国百科’《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的片段故事，具有獨特性和真实性”。而耶稣会译介的中文短篇故事无法满足西方读者的好奇心，他们渴望了解中国长篇小说，也希望体会中国作者长篇叙事的方式。相比单纯的宗教目的文章译介，《好逑传》显得十分生动，是中国故事有血有肉的体现。同时，《好逑传》得到出版的根本原因是文中的道德准则与人物性格品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教化作用，在当时国内市场充斥着诲淫诲盗故事的情况下，这部来自中国的小说，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与劝善惩恶的作用的确符合英国主流价值观。帕西恰恰利用这一点在译本中以注释的方式描绘中国形象，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以帕西本人作为认知主体来看，《好逑传》中加入了帕西本人的“声音”，以他的视角为西方读者带来了一个不同于前的中国形象，创造性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省略为例，西方小说的语言更为简洁；相比之下《好逑传》的很多情节冗长繁杂，帕西认为原文涉及了大量不相关的叙述，十分枯燥，而 “这种归因本身就完全是一种源语译者自身文化立场的主观判断，既不客观，也不公允”。可以看出，帕西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观增加了源语环境的认知思维，表达“自己的声音”，这种做法正是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中的“创造性”体现。由此，帕西对原文改写的行为并不难理解，恰恰符合认知翻译学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 ：认知翻译学 《好逑传》 翻译
《好逑传》作为中国首部译介至西方世界的古典小说，18世纪左右传入欧洲。在所有英译本中，帕西译本尤其对中文古典小说外译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译本中译文和注释与原文的不相符现象。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共生发展下，认知翻译观实证模式诞生，根据这种模式探索某一部译作的翻译模式，首先要关注译者大脑“黑匣子”的运作过程。借助认知翻译学，我们可以透析几百年前西方传教士的心路历程，探索《好逑传》这部充满中国古代风俗、道德准则的古典小说是如何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传播的。
一、认知翻译学的理论框架
王寅构建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主观地将原作品进行了“再创作”。这里的“再创作”并非指译者根据目的语的环境改变了原文的内容，而是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认知转化，达到了目的语与源语的平衡，即“和谐”。王寅根据这种模式，提出了认知科学下的翻译视角即认知翻译视角，构建了认知语言学翻译模型，从中展示了六大主要理论。
（一）翻译的体验性 根据具体化哲学理论，认知、概念、意义等意象都是由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与体验构成的。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其体现的功能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经验的基础上，因此具有体验性。而处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人们享有基本相同的现实世界，由此才有了大致相同的思维，这样的体验性认知形成了一种认知基础，确保不同文化、语言间具有互译性。首先，作者的认知和理解，包括创作灵感和创作素材都来自生活，甚至高于生活；第二，译者和读者的认知和理解也来自这种生活体验，并通过他们的经验捕捉创造意图。
（二）翻译的互动性 “翻译是建立在多重互动的基础上的一种认知活动”，这里所说的多重互动包括几种关系：“现实与主体（作者、译者、读者），主体与源语言，主体与目标语，以及读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翻译过程的关键就是对这几种互动关系的把握，以此译者就可以正确理解作者和作品，同时也能处理好作品与译作的关系，相当于建立起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有效沟通，也做到“和谐”。
（三）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具有主观性的特点，那么其创造性就是必然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担任着认知主体的角色，而思维的创造性保证不同译者对同一篇文章有不同的认知、理解、诠释。从根本来说，由于翻译活动的特点，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必定会形成不同的映射性转译，这个过程就涉及不同译者和不同的认知世界，所以，对于同一个文本，不同译者一定会有不同的译文。从理论上来说，翻译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传声筒”，译文中除了作者本人的声音之外还加入了译者的声音，这都是创作型认知过程的体现。
（四）翻译的语篇性 翻译的认知模式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语篇，也应译出语篇的整体意义，反映语篇的风格。译者在翻译中也要考虑语篇的整体意义，对整体进行认知分析，更加深入地思考语篇中的字句、段落的意义。
（五）翻译的和谐性 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强调翻译过程中对“作者”“读者”“文本”这三个要素的兼顾，由此倡导和谐翻译。翻译作为一种交际功能，目的就是要取得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合作。以语言交际为目标，以此为标准才能称为“和谐翻译”。
（六）翻译的“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是指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它们是话语产生的基础和词语、句子，都反映了这两个世界。现实世界是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此；而认知世界是由经验和客体构成的主观世界认知学科知识。读者应该根据自己的知识把话语的信息复制到两个世界中去。译者应尽力再现原文的两个世界。为了透彻地理解原文的整体信息和各种意义，并在译文中正确地再现它们，译者必须充分理解原文中作者倾向于构建的两个世界。
二、认知翻译观视角下的《好逑传》帕西译本
（一）翻译过程的认知“屏障” 根据记载，《好逑传》 最早于18世纪就已在英国出版发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除了传教士以外，几乎没有人对中文以及中国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更不必说达到翻译整本小说的程度。一位匿名作者在1829年的《季度回顾》（The Quarterly Review）中质疑帕西翻译中文小说的能力，并怀疑译文无法真正反映小说原文。事实上，帕西在翻译的过程中借助了威尔金森（Wilkinson）的英文手稿和后四分之一的葡文；也就是说，帕西的译文并不是从中文原稿译成的，而是结合他人手稿的二次翻译。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帕西可能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理解原文，对故事发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即“现实世界”也没有概念与认识，也就无法对原文捕捉意图理解，打破了翻译的“体验性”。 同时，《好逑传》又是一部充满中国古代民俗与道德准则的作品，帕西对中文文本的思考不得而知，因此无法对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译法进行分析，而应集中考虑译文的语篇性、和谐性。
（二）帕西译本中的“创造性” 《好逑传》能成为第一部传入西方世界的长篇小说并非偶然，帕西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进行编译，是因为这是一部“完整的关于中国的长篇故事，不同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权威‘中国百科’《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的片段故事，具有獨特性和真实性”。而耶稣会译介的中文短篇故事无法满足西方读者的好奇心，他们渴望了解中国长篇小说，也希望体会中国作者长篇叙事的方式。相比单纯的宗教目的文章译介，《好逑传》显得十分生动，是中国故事有血有肉的体现。同时，《好逑传》得到出版的根本原因是文中的道德准则与人物性格品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教化作用，在当时国内市场充斥着诲淫诲盗故事的情况下，这部来自中国的小说，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与劝善惩恶的作用的确符合英国主流价值观。帕西恰恰利用这一点在译本中以注释的方式描绘中国形象，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以帕西本人作为认知主体来看，《好逑传》中加入了帕西本人的“声音”，以他的视角为西方读者带来了一个不同于前的中国形象，创造性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省略为例，西方小说的语言更为简洁；相比之下《好逑传》的很多情节冗长繁杂，帕西认为原文涉及了大量不相关的叙述，十分枯燥，而 “这种归因本身就完全是一种源语译者自身文化立场的主观判断，既不客观，也不公允”。可以看出，帕西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观增加了源语环境的认知思维，表达“自己的声音”，这种做法正是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中的“创造性”体现。由此，帕西对原文改写的行为并不难理解，恰恰符合认知翻译学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