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的确未能跳出前人特别是‘茶馆说书人’的窠臼。”
　　“三国热”继续热着。
　　且不论关于《三国演义》的各种新著多如江鲫，就是前不久刚刚辞世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据说其晚年最大的心愿也是把《三国演义》搬上银幕。
　　辞旧迎新之际，权威的《三国》专家沈伯俊先生又有新著问世。这位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三国演义》已有26年，整理过6种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先后发表专著十余部、学术论文170余篇。日前，在他的新著《你不知道的三国》出版之际，记者对他做了访谈。
　　“三国”研究举步维艰
　　新民周刊：去年七八月间，您曾受邀赴日本参加《三国志》研讨会并作主题报告；出席日本《三国志》学会成立大会并主持“第五届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这一系列国际学术活动显然和您在学界的影响有关。那么，您所任职的“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是因为“三国热”而出现的吗？有这么一种说法：易中天红在中国，沈伯俊红在日韩，是这样吗？
　　沈伯俊：呵呵，易先生走红中国是事实，但说我在日本韩国和他一样红，不是事实。事实上，我的书虽然在日、韩卖得很好，但还不算畅销书。那里的畅销书也许永远不会火爆到我们这样的程度……至于“中国《三国演义》学会”，那可是个“资深学会”咯，成立于1984年，第一任的名誉会长还是陆定一同志呢。
　　新民周刊：为什么这样一个“人民团体”会有“高层背景”？
　　沈伯俊：这和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1953年，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同年11月23日，作家出版社又召开了《三国演义》座谈会。从此，学术界对于《三国演义》开始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进入60年代，《三国演义》研究开始趋于沉寂。1960年，全国公开发表的《三国演义》研究文章仅仅只有2篇，1961年也只有5篇。1965年，仅仅1篇。个中原因，我以为和“极左思潮”有关，认为小说有“歌颂‘镇压农民起义’的倾向”。
　　“文革”期间，《三国演义》横遭厄运。80年代伊始，已经摆脱“文革”桎梏，正在大胆解放思想的中国学者便以新的精神面貌，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可贵的重新探索。
　　1982年7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在全国率先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集中发表刘知渐的《重新评价〈三国演义〉》、李厚基的《〈三国演义〉构思基础质疑》、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沈伯俊的《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情况综述》。对此，《人民日报》迅速予以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在《三国演义》研究由沉寂走向兴旺的过程中，老一辈革命家的提倡和支持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对四川省文化厅领导说：川剧是一个大剧种，可以多演“三国”戏，从桃园结义到三国统一，把它演完。1982年9月，小平同志到成都，又说：“《三国演义》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三国演义》的故事人物大部分在四川，这是四川的文化遗产，又是全国的文化遗产。‘三国’戏在川剧中的比例很大，这个传统不能丢。希望你们用新的观点搞出一批‘三国’戏，这对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是一大贡献。”这就更加直接地肯定了《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1981年2月，陆定一同志致信中宣部，建议大量出版《三国演义》，在青年中提倡阅读该书。为此，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时，恭请陆定一同志担任名誉会长。他不仅欣然同意，而且亲笔为学会题写了会名。
　　我常想，如果没有老一代学者的努力，如果没有老一代革命家的提倡和支持，冷落几代人后，民间的热情就消失了，这门研究就完全可能被湮没。
　　类似的历史不是没有发生过。比如在日本兴盛的花道、茶道、书道、柔道、香道、剑道，原来都是我们的“国道”，后来我们这里式微了，湮没了，却在日本“红杏出墙”，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故事在日本和韩国已经出现了在我们看来十分荒唐的“日本版”和“韩国版”了，因为要找“原态解释”，所以他们的媒体才对我那么有浓厚的兴趣，再三邀我访谈、讲学……我可不希望我们的子孙将来去日本、韩国进修怎样研究《三国演义》。
　　新民周刊：目前中国学术界的《三国演义》研究倾向如何？
　　沈伯俊：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本体研究”的深化，一种是“应用研究”的拓展。前者是把《三国》当作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对其人物、情节、美学价值等进行研究，并从文学的研究发展为文化的研究。后者是把《三国》当作智慧的宝库，当作人生的启示录，从政治、军事、人才学、管理学、经营谋略等方面探讨其应用价值和当代意义。二者各有其价值，各有其成就，可以并行不悖地发展下去。
　　新民周刊：能不能介绍一下日本、韩国、欧美等地的研究情况？
　　沈伯俊：这个问题太大，可说的内容很多，只能简述。日本的《三国演义》研究起步较早，成果很多，出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家，都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欧洲各国也有一批《三国》专家，俄罗斯的李福清、英国的魏安，均有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澳大利亚的前辈学者柳存仁、中年学者马兰安，也是很有成就的《三国》专家。美国近年来似乎没有着重研究《三国》的学者，但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蒲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两书，对《三国》也有独到的论述。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中国《三国》研究界的重视，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至于韩国，你们可知道《三国演义》在韩国是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小说？我们这里在“哈韩”，焉知他们那里在“哈华”。这是很具讽刺意味的。
　　不过，韩国似乎较少影响广泛的《三国》专家，近年来用力最勤的是郑元基教授。他曾于1996年来成都随我学习数月，已经出版了一部专著，翻译了多部中国学者的著作，包括我的《三国演义辞典》、《三国漫话》。遗憾的是，由于不懂韩文，韩国学者研究《三国》的论著，我多数尚未拜读。希望今后能加强与韩国学者的交流。
　　“三国”为什么这样红？
　　新民周刊：当下，满大街的三国明清。有人挖苦说，纸浆打剩的，一看还是“三国明清”。那么，一部《三国》的主旨，究竟要讲什么呢？解读《三国》的似乎都认为这部杰作的精髓是东方智慧、特别是“重磅的权术和谋略”，这一点，似乎易中天先生也未能脱其窠臼，您怎么看呢？这是一部“智书”或者“诈术攻略”吗？
　　沈伯俊：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的确未能跳出前人特别是“茶馆说书人”的窠臼。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擅长战争描写。全书以黄巾起义开端，以西晋灭吴收尾，反映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归晋这一百年间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和许多著名战斗，大大小小，数以百计。而在战争描写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写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可以说，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
　　
　　论谋略，我们古代的更高层次的经典还少吗？比如正面讲谋略的有《资治通鉴》，反面讲谋略的有《反经》（《长短经》），还有《战国策》、《素书》、《六韬》、《武经七略》、《太阴兵符》等（当然有的已经失传），真正研究谋略的职业高人何必钻研《三国演义》？以《三国》代替兵书？呵呵那是外行话，或者因为没有拿到更高的兵家秘籍——事实上《三国演义》中的谋略大都来自上述经典，比起专业化的深邃韬略，《三国》中的“术”与“谋”还算是比较民间和初级的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才是最高层次的东西。“道”有多义，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作为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罗贯中认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谋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而不义之徒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做阴谋诡计。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曹操的谋略可谓高矣，但罗贯中对他却并不喜爱，而是有褒有贬：对曹操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谋略，罗贯中予以肯定性的描写；而对他损人利己、背信弃义的各种伎俩，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放弃道义的旗帜，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鞭挞；对于那些自以为是的小聪明，他往往加以嘲弄挖苦。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取向和民本思想。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如果有人读过《三国演义》却喜欢搞小动作，那是他自己心术不正，与罗贯中无关；恰恰相反，那正是罗贯中反对和批判的。最近还有人大谈什么“厚黑学”，也硬往《三国演义》上拽，更是学术堕落的行为。
　　新民周刊：我们有时也感到纳闷：中国历史上，类似于“三国”的分裂时期也有多次，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往后的“五胡十六国”；隋末又是大乱，隋唐间也是英雄辈出；唐末又是大乱，五代十国同样群豪并起……为什么产生不了《三国演义》这样“红”的作品？换句话说，元末的罗贯中为什么选择了“三国”而不是其他来构架他的小说？“三国”为什么这样红？您能不能概括一下它的核心价值？
　　沈伯俊：问题很大，也很重。请允许我用八个字来概括它的核心价值——向往统一，歌颂“忠义”。
　　人民喜爱《三国演义》，就是因为它符合这八个字的主旨。
　　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家的的统一与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清除了分裂的祸患，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汉末大动乱时期，以及罗贯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元代末年，广大人民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向往更是特别强烈。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汉末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达了广大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代表民意，焉能不红？！
　　其次，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有人还把这称为“封建正统思想”。事实上，“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民意，继承了这种倾向。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贬抑和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屈奋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同时，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军师诸葛亮的“智”、大将关羽张飞等人的“义”，也都符合深植于国民心理的道德观。另一方面，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不仅不忠于刘氏王朝，而且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作品对其恶德劣行的描写大多于史有据，并非有意“歪曲”；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绩，对他在讨董卓、擒吕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等重大战役中所表现的非凡胆略和智谋，罗贯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没有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对此不应作片面的理解，更不应简单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
　　就这样，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坐标轴。罗贯中依靠这两大坐标轴，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如此力作不红，天理难容。
　　新民周刊：让我们谈得有趣些。精研《三国》26年，听说您有很多“发现”？据您考证，张飞和曹操是亲戚？吕布使的也不是方天画戟？王朗也不是诸葛亮骂死的？这让我们有点失望，小时侯看连环画，总觉得方天画戟、赤兔马、紫金冠英武绝伦……
　　沈伯俊：其实，我历来是做老实学问，说老实话，从来不想故意发什么怪论，刻意去吸引眼球。我的一些发现，是在精读史籍、钻研作品、编著辞典的过程中逐步得到的。把它们写出来，一是帮助读者增长见识，增强阅读兴趣；二是为了更好地探讨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
　　例如，曹操、张飞这两个死对头，怎么会沾上亲戚关系？您不要讪笑，这是实实在在的史实。
　　曹操和张飞的亲戚关系，是通过夏侯渊一家搭起来的。
　　先说曹操，本家是夏侯氏。据《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