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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离不开金融支持。除了传统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支持企业“走出去”，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由中国联合各主要发起国准备了三把金融“利剑”——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丝路基金撬动“一带一路”
4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巴基斯坦期间，丝路基金、三峡集团与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在伊斯兰堡共同签署了《关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谅解合作备忘录》。引人注目的是，这是丝路基金首个对外投资项目。
作为全面推进并落实该项计划的主要动力，丝路基金在2014年底成立，丝路基金发起人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中投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开行等四家机构，其相应的出资比例分别为65%、15%、15%、5%，初期规模计划400亿美元，未来会引入一些有中长期承诺的机构民资。
中国此前已经参与筹备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而与这些金融机构不同的是，丝路基金完全是由中资机构主导的，资金主要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钢铁、电力、通信等相关行业领域。但是，丝路基金也不同于主权财富基金，主要偏重所在国国家的产业项目需求，偏重股权投资。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话说，其实是一种PE（私募股权投资），但是回报周期会很长。
这四家机构的合作主要是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协同效应。比如国开行有大量的境外项目储备资源，中国进出口银行有资金和渠道优势，中投公司有海外投资经验。丝路基金主要是支持一些因缺少资本金而难以获得贷款的项目启动，然后继续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跟进发放贷款，中投公司也可以参与一部分股权投资。这种协同投资有利于整合其各自的优势，避免犯错，同时，更强调其非政府主导的色彩。此前，中国的不少海外项目也主要是由政府“搭台”，国开行或其他机构“唱戏”的。
这其实是一项通过丝路基金杠杆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的新尝试。首先，这一投资必须有回报，而非外援性或捐赠性的，这可以确保外汇储备的增值保值，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盈利。其次，中国的外汇储备长期以来主要投资于国际资本市场，尤其是美国债券，但投资于实体项目和产业又缺乏途径与经验，因此，通过丝路基金，将外汇储备资金以信贷方式给企业用于长期投资，是一个积极的探索。
亚非拉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建设、资源能源开发等领域，对中国的资金、人员、技术及管理支持有着非常巨大的需求。丝路基金将发挥牵线搭桥作用，促进双方的合作。这与政府支持的开发援助资金是不同的，更类似于商业安排。当然，这也意味着必然要重视商业回报和风险因素，尤其是需要回避一些政治风险。
亚投行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
4月1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正式亮相。亚投行成员覆盖五大洲，囊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从亚投行启动筹建到各国扎堆申请搭乘“东方快车”，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亚投行受到了广泛的追捧，这和它肩负的“一带一路”责任密不可分。
亚投行是由中国倡导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立足世界经济最有潜力的地区——亚洲，聚焦区域内投资需求最迫切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对这两大热点的准确把握，造就了亚投行的巨大磁吸力。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如果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基建投资，而现有国际金融体系难以满足上述需求。因此，亚投行的设立无疑为本地区提供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将弥补现有世界金融体系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的缺口。“不管是在亚洲还是放眼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都十分重要，而这为建立亚投行提供了机遇，”纽约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瓦赫特尔说。
合作建立亚投行是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而设立丝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就资金管理方式而言，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的金融开发机构，要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政府多边合作基金，并且中国已表明将持开放的态度，不追求亚投行的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其他国家的资本投入仍存在进一步增加的空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认为，这两大机构双双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一项宏大工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虽然是提供资金的两项利器，但还远远不够。李光辉说，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起到杠杆的作用，它们会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加入建设的洪流中。
复旦新丝路研究所所长王健说，“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相辅相成的。“一带一路”是纲，举一纲而万目张，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合作与交流，推动该战略实施首先需要考虑构建互联互通的物质基础；而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机构，主要集中于亚洲基建，它不仅是对地区和世界多边开发体系的有益补充，也是实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由途径。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有机融合将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二者也将拉开中国对外投资的新时代。
金砖银行应跳出世行、亚行运行模式
“世行和亚行的模式太官僚化了。”和一些学者的观点一致，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认为，传统国际金融体系下的旧模式已不再完全适用于“一带一路”金融环境。解决的关键在于，以市场化的方式服务国际战略——“放权”自然是题中之义。
黄剑辉判断，较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对“一带一路”的支持路径更加灵活与多元，名为“金砖”，实际应该向全球开放。金砖银行法定资本金1000亿美元，首批到位资金500亿美元，金砖五国平分金砖发展银行的股权，这意味着中国出资额将达100亿。金砖国家成员将就治理结构进行讨论，关键战略决策由理事会做出。首任理事会主席将由俄罗斯提名，首任董事会主席将由巴西提名，首任行长将由印度提名，另于南非设立非洲区域办事处。五个成员国商定将事先选定各自的基础设施项目，确保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旦投入运作，便能快速在首批的项目实施上取得成功。正是基于对金砖银行的信心，黄剑辉的构想便由此展开。
从“一带一路”资金供给主体的业务运作来看，黄剑辉建议，金砖银行可以积极引进内部区域性体制，下设几个控股的子银行，形成“事业部”与区域性合作“子银行”相结合的模式，以独立法人身份存在。
比如，可在南宁设立针对东盟的“中国东盟合作开发银行”，针对西亚可在西安设立“中国新丝路开发银行”，针对俄罗斯、北朝鲜可在哈尔滨设立“东北亚合作开发银行”，针对南亚在昆明设立“南亚合作发展银行”等。以此类推，再相应地建立面向东南亚、东非、西非、南非、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合作开发银行，总计10个，和金砖银行上海总部构成母子银行关系。母银行（Holding Company）相当于金融控股公司，对每个子银行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研究总体战略，分享经验。子银行则可将各相关国家的资源、股本进行整合。母银行起担保作用，只由单独的某一子银行进行发债和投融资操作。
股权占比方面，黄剑辉以“中国东盟合作开发银行”为例：可在其构架下，金砖银行入股一部分，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可投一部分，东盟的相关国家也可参与，以服务东盟国家。
黄剑辉认为，这一架构设置要有两个好处：第一、该模式可以吸纳更多的国家参与金砖银行，弱化分歧、增强合作动力；第二、由于金砖银行作为母银行，最大的风险只是股权，并不存在贷款问题，并且各子银行均为独立法人、互相隔离，使金融风险可以得到分散和有效控制。
当“金砖银行”、亚投行以创新思维建立之后，必须产生与之对接的“借用管还”一体化的实施主体，破解当前亚行、世界银行的不足。换言之，位于“一带一路”资金需求端的实施主体，同样需要改革。
丝路基金撬动“一带一路”
4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巴基斯坦期间，丝路基金、三峡集团与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在伊斯兰堡共同签署了《关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谅解合作备忘录》。引人注目的是，这是丝路基金首个对外投资项目。
作为全面推进并落实该项计划的主要动力，丝路基金在2014年底成立，丝路基金发起人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中投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开行等四家机构，其相应的出资比例分别为65%、15%、15%、5%，初期规模计划400亿美元，未来会引入一些有中长期承诺的机构民资。
中国此前已经参与筹备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而与这些金融机构不同的是，丝路基金完全是由中资机构主导的，资金主要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钢铁、电力、通信等相关行业领域。但是，丝路基金也不同于主权财富基金，主要偏重所在国国家的产业项目需求，偏重股权投资。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话说，其实是一种PE（私募股权投资），但是回报周期会很长。
这四家机构的合作主要是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协同效应。比如国开行有大量的境外项目储备资源，中国进出口银行有资金和渠道优势，中投公司有海外投资经验。丝路基金主要是支持一些因缺少资本金而难以获得贷款的项目启动，然后继续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跟进发放贷款，中投公司也可以参与一部分股权投资。这种协同投资有利于整合其各自的优势，避免犯错，同时，更强调其非政府主导的色彩。此前，中国的不少海外项目也主要是由政府“搭台”，国开行或其他机构“唱戏”的。
这其实是一项通过丝路基金杠杆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的新尝试。首先，这一投资必须有回报，而非外援性或捐赠性的，这可以确保外汇储备的增值保值，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盈利。其次，中国的外汇储备长期以来主要投资于国际资本市场，尤其是美国债券，但投资于实体项目和产业又缺乏途径与经验，因此，通过丝路基金，将外汇储备资金以信贷方式给企业用于长期投资，是一个积极的探索。
亚非拉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建设、资源能源开发等领域，对中国的资金、人员、技术及管理支持有着非常巨大的需求。丝路基金将发挥牵线搭桥作用，促进双方的合作。这与政府支持的开发援助资金是不同的，更类似于商业安排。当然，这也意味着必然要重视商业回报和风险因素，尤其是需要回避一些政治风险。
亚投行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
4月1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正式亮相。亚投行成员覆盖五大洲，囊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从亚投行启动筹建到各国扎堆申请搭乘“东方快车”，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亚投行受到了广泛的追捧，这和它肩负的“一带一路”责任密不可分。
亚投行是由中国倡导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立足世界经济最有潜力的地区——亚洲，聚焦区域内投资需求最迫切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对这两大热点的准确把握，造就了亚投行的巨大磁吸力。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如果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基建投资，而现有国际金融体系难以满足上述需求。因此，亚投行的设立无疑为本地区提供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将弥补现有世界金融体系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的缺口。“不管是在亚洲还是放眼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都十分重要，而这为建立亚投行提供了机遇，”纽约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瓦赫特尔说。
合作建立亚投行是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而设立丝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就资金管理方式而言，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的金融开发机构，要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政府多边合作基金，并且中国已表明将持开放的态度，不追求亚投行的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其他国家的资本投入仍存在进一步增加的空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认为，这两大机构双双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一项宏大工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虽然是提供资金的两项利器，但还远远不够。李光辉说，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起到杠杆的作用，它们会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加入建设的洪流中。
复旦新丝路研究所所长王健说，“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相辅相成的。“一带一路”是纲，举一纲而万目张，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合作与交流，推动该战略实施首先需要考虑构建互联互通的物质基础；而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机构，主要集中于亚洲基建，它不仅是对地区和世界多边开发体系的有益补充，也是实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由途径。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有机融合将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二者也将拉开中国对外投资的新时代。
金砖银行应跳出世行、亚行运行模式
“世行和亚行的模式太官僚化了。”和一些学者的观点一致，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认为，传统国际金融体系下的旧模式已不再完全适用于“一带一路”金融环境。解决的关键在于，以市场化的方式服务国际战略——“放权”自然是题中之义。
黄剑辉判断，较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对“一带一路”的支持路径更加灵活与多元，名为“金砖”，实际应该向全球开放。金砖银行法定资本金1000亿美元，首批到位资金500亿美元，金砖五国平分金砖发展银行的股权，这意味着中国出资额将达100亿。金砖国家成员将就治理结构进行讨论，关键战略决策由理事会做出。首任理事会主席将由俄罗斯提名，首任董事会主席将由巴西提名，首任行长将由印度提名，另于南非设立非洲区域办事处。五个成员国商定将事先选定各自的基础设施项目，确保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旦投入运作，便能快速在首批的项目实施上取得成功。正是基于对金砖银行的信心，黄剑辉的构想便由此展开。
从“一带一路”资金供给主体的业务运作来看，黄剑辉建议，金砖银行可以积极引进内部区域性体制，下设几个控股的子银行，形成“事业部”与区域性合作“子银行”相结合的模式，以独立法人身份存在。
比如，可在南宁设立针对东盟的“中国东盟合作开发银行”，针对西亚可在西安设立“中国新丝路开发银行”，针对俄罗斯、北朝鲜可在哈尔滨设立“东北亚合作开发银行”，针对南亚在昆明设立“南亚合作发展银行”等。以此类推，再相应地建立面向东南亚、东非、西非、南非、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合作开发银行，总计10个，和金砖银行上海总部构成母子银行关系。母银行（Holding Company）相当于金融控股公司，对每个子银行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研究总体战略，分享经验。子银行则可将各相关国家的资源、股本进行整合。母银行起担保作用，只由单独的某一子银行进行发债和投融资操作。
股权占比方面，黄剑辉以“中国东盟合作开发银行”为例：可在其构架下，金砖银行入股一部分，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可投一部分，东盟的相关国家也可参与，以服务东盟国家。
黄剑辉认为，这一架构设置要有两个好处：第一、该模式可以吸纳更多的国家参与金砖银行，弱化分歧、增强合作动力；第二、由于金砖银行作为母银行，最大的风险只是股权，并不存在贷款问题，并且各子银行均为独立法人、互相隔离，使金融风险可以得到分散和有效控制。
当“金砖银行”、亚投行以创新思维建立之后，必须产生与之对接的“借用管还”一体化的实施主体，破解当前亚行、世界银行的不足。换言之，位于“一带一路”资金需求端的实施主体，同样需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