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国企改革的破局集中于两个层面。第一是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为自由化问题。第二是国有经济的治理及分配，如何管理及分享其庞大的利益所得。
　　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集团，到底强大到了怎样的地步？可以看一组来自全国工商联和国资委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为1085.72万户，注册资本31.1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0.1万亿元，而归属于国资委的中央企业数量为120家，资产总额3112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2.5万亿元。“中央队”呈现出“以一敌十万”的强悍实力。在盈利能力上，央企的表现更是耀眼，仅五家国有银行的全年利润就超过1万亿元，相当于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净利润总和的两倍。
　　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的当代经济史上，国有企业“以一敌十万”，其强盛之势可谓是前所未见的景象。今年初，103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出版《变革中国》一书，对中国崛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他对国有经济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这位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看来，“由于可以取得垄断性的利润，国企不需要不断创新来满足消费者，没有了这样的压力，国企无意中剥夺了在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学习机制。”
　　当今的国有经济改革命题已经被打上了浓烈的意识形态记号。不少人认定，只要有国有经济，就一定会有垄断，有垄断就一定会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催生腐败的“权贵资本主义”，结论就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让国有经济退出历史舞台。
　　这样的必然性推演是否成立，值得探讨。在我看来，非此即彼的“存废论”，事实上将国有企业的改革脸谱化、简单化。真实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应当如何存在？一般而言，国企改革的破局集中于两个层面。
　　第一是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为自由化问题。
　　即便是倡导宪政变革最积极的杨小凯教授，生前也并不主张国企的私营化改造“搞的太快、太早”，在他看来，“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这里讲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价格，而是实行自动注册制，让私人经营所有行业。”
　　本轮经济改革在前20年，基本上是朝着这一方向推进的。在1995年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抓大放小”，实施国退民进的改革战略。可惜的是，1998年之后，国企改革的战略发生变化，国有资本在从纺织、家电、食品等一百多个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的同时，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在当年，这一策略仍然被视为“国退民进”，此所谓“退”，并非指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到2003年初，以国资委成立为标志，中央企业及省级大型企业脱胎换骨，盘踞于产业上游，与中下游的民营经济集团构成楚河汉界的对峙之势，2004年对钢铁、电解铝产业的整顿以及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的“国进民退”运动，便发生在这样的格局之下。
　　所以，国企改革的首要课题是破除垄断，给予民间一个同台竞技的环境。
　　第二是国有经济的治理及分配，如何管理及分享其庞大的利益所得。
　　与其纠结于国有企业的“存废”，倒不如在本次“两会”上，认真研究如何改进国企的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分享其利益所得。改革的任务可以被分解为三个方面：
　　第一，“政、党、企三分开”，改变现有的国资委与党的组织部双重直接管理的模式，政府以出资人的身份行使权职，将企业决策、经营权还给董事会和管理层；
　　第二，“全民企业全民分享”，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社保基金池，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成为全社会的福利；
　　第三，改变120家中央企业的权益分配模式，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留成和利润分享的方式参与利益分配，同时将这部分所得定向投入于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及维持。
　　早在1948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用大量事实展示了中国问题的本土性，他用忐忑的心情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国企改革的问题正如费正清所提示的，有“必须流经的渠道”，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