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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喜欢摇滚乐的人对另一个不喜欢的人说:你不喜欢,是因为你身上根本没这种东西。他说这话的口气,透出十足的骄傲。可摇滚到底是哪种“东西”啊,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总之如果喜欢摇滚乐的人,纵然生活把他折磨成一个生活的奴隶,只要你让窦唯,张楚、何勇站到他面前放声歌唱,一定能找回年少时那个桀骜的自我。”摇滚乐迷潘刚说。
就如一本介绍重金属音乐的书上的句子:如果你觉得这种声音有些吵,就证明你已经老了。
所以,摇滚乐显然是和激情、和青春有关的东西了。
6月16日、17日、18日,中国摇滚乐坛在沈阳火车头体育馆实现一次历史性的“阅兵”。“如果再来20年”大型音乐会以纪念摇滚乐在中国诞生20年之名狂欢3天。中国三代摇滚音乐人首次同台演出,这几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崔健、“唐朝”、王磊、汪峰、谢天笑、“二手玫瑰”。SUBS、颠覆M等一共20余支乐队,全面展示中国摇滚各时期的光辉历程,也是中国摇滚20年风雨历程的一次总结性回顾。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些摇滚人还能撑多久”
即使在世界杯足球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仍有众多铁杆摇滚乐迷选择度过一个摇滚乐的夜晚。3天来共有万余名观众来到这里,尽情舞动。演出中,有“中国摇滚乐之父”之称的崔健大声对乐迷说:“中国的摇滚乐看起来像个鸡蛋,很脆弱,但却没有死,它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就在演出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了崔健,他一提到中国摇滚的现状,表情就很严肃:“中国摇滚正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现在几乎没有人能体会这种音乐形式的重要意义。除了北京几个摇滚乐队和极少一部分痴迷摇滚乐的人还在艰苦支撑,很多人都已经退出了。继续这样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些摇滚人还能撑多久。”
但沈阳火车头体育馆的盛况还是足以让人欣慰的。乐迷们站起来、站到前排,用力挥舞双臂,和台上的乐队互动着,场面感人至深。
与此同时,这次音乐会的音响、灯光与调音也是相当出色的。视频师陈雄伟说:“这些人员都是跟了崔健。王磊很长时间的人,经常与国外交流,他们熟悉国际上先进的灯光、音响是什么样的。”
窦唯没有来,许巍没有来,可是,谢天笑来了,声音还是穿云裂帛;二手玫瑰来了,带着那诙谐讽刺的语调;“唐朝”来了,有几个高八度丁武已经明显唱不上去了;还有王磊,这个走在摇滚前卫路上的人,为未来摇滚的方向实验着;汪峰,只有在现场才让人觉得他是搞摇滚的,而不是流行歌手;当然,还有崔健乐队,满身披挂,五角星帽,当之无愧的最后出场。
然而,却没人敢说。中国摇滚将从此走向春天。崔健说,如果说在这次音乐会的带动下,一两年内中国摇滚全面盛行.我没有那样的奢望,这要靠积累,也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摇滚乐队SUBS主唱抗猫说,我挺希望这次音乐会能让摇滚乐迎来春天,但事实上这一次成功并不能代表以后也会成功,毕竟摇滚乐还存在很多问题。
崔健直言不讳,中国摇滚乐还处在萌芽阶段。不要以为坐在家里听几张唱片,就是欣赏摇滚乐了。事实上,摇滚乐非常需要去现场感受,需要音乐会的形式。而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样的环境,摇滚乐远远没有深入中国人的生活。
“一无所有”的追求
大多数人对摇滚的记忆开始于崔健的《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那是在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纪念“国际和平年”,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穿着一件大长褂子,背着一把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蹦到简陋的舞台上——崔健掀起的狂热无人能及,他替一代人唱出了他们自己,也让一代人跟着中国人自己的摇滚乐走。
20年后的今年,崔健和着全场上千人要求“返场”的呼声,再次唱起这首中国摇滚乐开山之作时,乐迷们还是那样激动,还是那样爆发,然而中国的摇滚乐是否真的走到“一无所有”?
摇滚乐迷潘刚说,“我非常喜欢崔健的歌儿,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它写出了我们与环境之间难以割舍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他说:“我看他是我们摇滚乐的行吟诗人。他反映的当代年轻人的精神是准的,比大而无当的、泛泛的文化的那种,我更能理解。”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当《一块红布》仍然作为保留曲目,在音乐会上唱了起来,每个歌迷都拿着入场时赠的一块红布,为老崔歌唱、呐喊,在重新寻找当年的影子。
上世纪90年代初,“魔岩三杰”张楚,窦唯,何勇分别出了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黑梦》、《垃圾场》三张标志性的唱片。他们租唐朝乐队在香港红体育馆举行的演唱会,轰动的场面令人难忘。那时被称作“新音乐的春天”。
而“春天”的景象只是昙花一现,后来的摇滚乐在中国日益边缘化,演出活动及相关报道少之又少,负面的传闻却时有所见,当年的辉煌,像传说一样遥远。所以,当摇滚乐的探寻者们努力想要办大型摇滚音乐节、音乐会,试图把摇滚乐带回到公众的视野时,才发现世界变了,摇滚也变了。在沈阳三天的演出过程中,天天上演着台上台下互相较劲的尴尬大戏:歌手喜欢唱新歌,歌迷喜欢听老歌。一个专程从北京赶来的歌迷说:“我就不明白,他们当年能够写出这么好的歌,为什么20年过去了,写的作品还不如以前了呢?”
在北京、在上海,有为数不少的地下乐队,有的已经具备相当的水准。但他们的号召力,还很难和那些老乐队相比,更让人尴尬的是。他们已经不再拥有摇滚的“空气”。
SUBS乐队主唱抗猫,在演出时一口气唱罢五首歌,歌声中是愤怒与咆哮,是一次声嘶力竭的体验。抗猫向台下大喊:“摇滚是一种站着听的音乐,你们还坐在那里干什么?”
走下台,抗猫又变回到那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年轻逼人且挂着幸福的微笑,与震慑全场闲云野鹤般独自取乐的那个抗猫简直判若两人。
“我们的摇滚乐希望是一种可以与观众互动的音乐,我们表达的情感但并不活泼开心。在我的印象里,常有认真在听的观众是一动不动的,还有哭的。”抗猫对记者说,现场就是现场,是作品和人在一起呈现的最真实状态,也正是因为这样摇滚乐队的现场最有意义。
沈阳的三场演唱会,不少乐队都和SUBS乐队一样无奈地呼唤观众“站起来”。现在摇滚乐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很多摇滚乐队就是为了生存而在抗争,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需要保持一个乐观的精神,不要饿死 在那里。抗猫这样说:“我们常常乐观地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曾经苍老,但我现在风华正茂
崔健厌倦甚至痛恨被当作精神标志和文化符号,他一直在创作,可人们总是更喜欢《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同时,那个写“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的许巍,却不会再去写那些沉重的东西了。是什么改变了老的摇滚人?
抗猫说,我们时刻保持着对社会的敏感,中国摇滚的20年是中国社会变革的20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中国摇滚人都很敏锐,对国际摇滚趋势和脉搏把握非常好。可是有些前辈,他们却不再敏锐,不再与生活发生冲突、碰撞;但他们在那个年代做了他们应该做的,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沈阳,人们对中国摇滚乐的现状未来各抒己见时,王磊反问了一句很有摇滚精神的话,“摇滚为什么要走出困境”。是的,摇滚乐最不需要的就是怜悯和自我怜悯,摇滚的精神就是反叛和自由,需要的不是别的,只是对手。没有对手,英雄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英雄,人们又何必喜欢摇滚呢?而现在,谁都很难充当英雄。
周国平曾说,摇滚在中国从来没有兴旺过,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兴旺。
上世纪80年代崔健音乐的红火,得益于他的作品的内涵与时代氛围的幸运结合,与摇滚的红火是两回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太可能再有这种幸运结合了。下一次在何时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无人能够预言。
能做的,就是坚持和进取。英国的大卫·鲍伊,就是那个一双眼睛同时呈现青绿色和棕色的著名摇滚乐手,56岁的时候。在他的个人演唱会现场,他浓密长发,花色复杂的大衣,音乐千变万化,千奇百怪,而他的歌迷,许多已经是中年男人,肩上扛着儿子,小男孩衬衫上印着鲍伊的名字。有人间鲍伊感觉怎么样,他说,很好,我还是我。“我和他同年龄,我一直迷恋他”,一个歌迷如是说。“你爱着青春时候的他,就像爱一个年代;你爱着年老时候的他,就像爱一种习惯。”
前两年来中国演出的深紫乐队(DeepPurple)每位乐手都60好几。加起来有几百岁了。他们号称“重金属之父”。中国重金属之父唐朝乐队主唱丁武说,老哥几个也会继续努力的,自己60岁的时候,一帮老头还在台上玩摇滚,那是多牛的事情。
唐朝乐队是中国摇滚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乐队,但正当乐队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贝司手张炬被一场车祸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唐朝乐队受到重创。
丁武说,“我们最后坚持没有解散,主要是我们最初热爱音乐的信念没有变,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另一方面在音乐方面我们都到了中年期,在创作方面很多在年轻时不成熟的东西,现在开始慢慢成熟起来,我们会把握好自身的价值,创作出更多长远的音乐。”
一直有人喜欢唱.一直有人喜欢听,有生命的东西会自己生长,摇滚乐也是这样,一直“相看两不厌”,也许就成就了一段不平凡。希望那些摇滚乐手60岁时,能像鲍勃·迪伦一样唱:我曾经苍老,但我现在风华正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