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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项目争议中，代表工程或项目方的科技专家，经常表现出知识的傲慢，但研究证明，尽管科学本身具有高度权威，取得公众信任，推动公众参与项目决策，才是化解邻避冲突的一个大前提
从连云港市民众抗议建立核燃料循环处理设施，到陕西高陵居民走上街头反对修建垃圾焚烧电厂，被冠以邻避效应的群体抗议活动越来越多。这些活动共同的特点是，公众对在居住地附近修建PX （对二甲苯） 工厂、垃圾焚烧、核电设施、大型化工厂等所涉及项目的安全性高度担忧，因而以各种手段来抗议这些项目的落地，走上街头只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另一些活动则通过媒体造势、信访、人大政协提（议）案和给领导人做工作等，达到邻避的诉求。
很多项目因为公众走上街头而搁置。也有项目则无视公众抗议而强力推进。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难说是圆满的或合理的结局。
幸运的是，几十年来各国有关邻避效应的科学与风险传播、争议治理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化解、至少是减缓邻避效应的可能路径。
当然，在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共性道路基础上，各地需要根据自己具体的情况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论证，以期能解决具体的问题。
媒体不可或缺
邻避效应大多数围绕着各种与科技相关的设施，并始于科学争议。因而，我们有必要了解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继承自有上百年历史的科普实践。在科学传播研究者看来，传统科普是单向的信息流动，存在科学霸权或者科学家具有支配性地位，科学界和科学家往往高高在上。
现实中有很多案例，如在许多项目争议中，代表工程或项目方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经常表现出知识的傲慢。如核电站业主方强调，担忧核电站的公众要求不可能存在的零风险。或者在提出反对意见时，问出很多外行问题等。
从理论视角分析这種态度，我们发现项目方其实经常体现出一种对知识权力的垄断。这种垄断，往往又得到了急于获得GDP或解决市政问题的项目所在地政府的支持。于是，项目方在法规要求下进行的公众听证程序往往是走过场。
毋庸置疑，科学本身具有高度权威。但很多研究也发现，科学权威的树立，与政权和其他权力的支持不可分割。因为重要的一点是，谁是专家、谁有专业技能，这并不是靠普通公众自己的知识判断来决定的。这种身份的认定，往往是政府、或在政权支持下的科学界或项目方的特权。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科学家抱怨在争议问题中，因为公众不相信体制，所以才拒绝相信科学权威。这是事实，但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是，科学权威在社会中并非真空存在，或仅仅依靠知识存在。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审视导致邻避效应发生的因素，媒体不可或缺。媒体追求热点议题，以及形式上信源的均衡性的动机，远远大于他们“坐下来”，听取科学界讲述“正确”知识的愿望，而追求信源上的均衡又人为营造了对立性和冲突性。另一方面，在发生争议时，科学界总要慢“半拍”，甚至“一拍”才做出反应，因为这一职业的特点是要寻求证据来解释争议。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媒体往往不能及时报道科学家对于争议事件的权威声音，或者媒体为形式上的均衡而引述了一些并不代表主流科学结论的所谓专家的言论。
以上因素都导致了在争议情景下科学传播的困难，因而也为邻避效应的发生铺开了道路。
公众与科学家进行对话
邻避效应往往是公众对拟建设施的风险感知较高造成的。多年来，中外科学界主要是通过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来教育他们“正确地”认识风险，降低不必要的恐慌。但研究发现，知识往往不能降低公众的风险感。
全球的研究者们甄别出31个常用的影响公众对新兴科技态度的社会心理因素，包括信任、知识、风险感、收益等。这些研究近乎一致地认为，相关科学知识的高低与人们对科技的态度有一定相关性，但并不强。
在中国，容易导致邻避效应的项目启动前，对公众教育往往集中在科学知识方面，并未重视公众的感受。
与此同时，一些项目的不规范运作，如通过为受调查的公众提供一些蝇头小利来换取他们在政府要求的对公众态度的问卷上“答好一点”，或者在选择社区民意代表时，只选择听话的。这些行为被曝光后，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项目的可信度，让本来就缺乏对体制和项目信任的公众对所涉及的科技或工程的信任度降到新低。有学者将此称之为低风险事件的高风险认知。
科学传播领域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科学传播应该向公众与科学家进行对话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转变。
大量研究表明，通过与公众直接对话，扩大公众参与，可以让公众提升信任感，从而有可能降低公众对项目的风险感，减少邻避效应的发生。
这与前述的对社会权力结构的解构不谋而合。前者从权力占有的合理性角度得出，公众参与科学，应取代传统的宣传与教诲；后者则从公众态度的构成因素上表明，公众更愿意接受那些能让自己相信的人传播的知识，也接受与这些人沟通的风险。
然而，公众真正地参与科学与工程项目，将面临着诸多挫折与挑战。如在公众代表选择、议题设定、成本分摊、参与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参与”本身能迅速改变公众的顾虑和抗议。
首先，即便有比较充分的民主社会治理模式，各种科技项目或化工项目的建设在实践上仍然是超越于公众掌控的，这是由于其专业性造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执行了上百年民主制度的西方，也要推广和完善公众参与科学。
其次，在公众屡次抗议一些科技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抗议者并非很愿意进行理性对话，基本上是得到地方政府将项目搁置的承诺后抗议就停下来。如果说，基于中国国情，在项目的筹划阶段，很少有地方政府或项目实施方通过听证会等形式与公众进行交流的话，那么在公众群体性活动导致政府和专家“坐下来”科普的时候，公众一方往往并没有表现出对对话的浓厚兴趣。 第三，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各种竞争性的信息充斥话语空间，包括许多谣言。现在看来，并非提高决策透明性谣言就一定会减少，因为如果公众对体制信任不足，再透明也会被当成隐瞒某些真相。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公众参与并不能解决信任问题。
公众参与不能匆匆走过场
尽管公众参与科学仍然不尽完善，但推动公共参与项目决策，既有合理性也有必要性。我们要做的是通过系统分析邻避运动的案例、传播规律和人类行为，来探究公共治理层面的解决之道。
公众参与不能匆匆走过场。这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合理确定权益相关人和风险承担者、积极进行信息管理、妥善组织参与过程等几个方面着手。
在确定了权益相关人和风险承担者后，首先，要认真鉴别哪些因素可能导致人们的风险感飙升，甚至选择群体行為。并非所有人们常识上觉得有风险的项目都会遭到公众抵制，否则我们的化工业也不可能有这么迅速的发展。遭到抵制的仍然是一些“标志性”项目，比如PX工厂、垃圾焚烧设施等。
然后，针对不同技术及其传播路线进行分析，如PX或垃圾焚烧是如何成为媒体焦点，媒体和公众是如何构建这些项目的话语框架，这些框架与对其他的化工品或工业项目的报道有什么不同？
同时，要深入探讨可能影响公众行为的因素，比如，信任与人们对风险的接受性高度相关。当体制性信任普遍不足时，为何有的技术或工业项目被人们接受，有的就不行？为何对有的项目的抵制演变成全国性的群体性运动，有的则以地方小规模抗议为主？
这说明，信任发挥作用可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需要深入研究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在设计和执行方案时，根据现有的知识，极大程度地推动公众对项目方及其科技代言人、地方政府的信任。
更加关注风险肇因的动态形成过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比如，人们对体制的信任很可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有可能会在特定的认知条件下被激发。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可能并不关注是否信任科学家或政府部门的问题，但在特定情况下，如突然听到家门口要建PX项目了，就突然面临着要自我检讨是否信任倡导这些特定项目的专家或机构。
无疑，这种被激发的对信任感的觉悟是与此前对与之相关的争议性技术的态度有关的，也可能与对既往媒体如何报道这些项目或技术的印象有关。
通过深入、探索性的研究，我们是有可能在社会的结构性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探索公众参与科学和公众沟通的方法，加之有效的信息管理，并与管理部门、项目单位及利益相关方一起，设计出应对邻避效应的方案，至少是应对其较极端表现形式的方案。
（作者为中山大学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康奈尔大学博士候选人，编辑：王小）
从连云港市民众抗议建立核燃料循环处理设施，到陕西高陵居民走上街头反对修建垃圾焚烧电厂，被冠以邻避效应的群体抗议活动越来越多。这些活动共同的特点是，公众对在居住地附近修建PX （对二甲苯） 工厂、垃圾焚烧、核电设施、大型化工厂等所涉及项目的安全性高度担忧，因而以各种手段来抗议这些项目的落地，走上街头只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另一些活动则通过媒体造势、信访、人大政协提（议）案和给领导人做工作等，达到邻避的诉求。
很多项目因为公众走上街头而搁置。也有项目则无视公众抗议而强力推进。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难说是圆满的或合理的结局。
幸运的是，几十年来各国有关邻避效应的科学与风险传播、争议治理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化解、至少是减缓邻避效应的可能路径。
当然，在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共性道路基础上，各地需要根据自己具体的情况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论证，以期能解决具体的问题。
媒体不可或缺
邻避效应大多数围绕着各种与科技相关的设施，并始于科学争议。因而，我们有必要了解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继承自有上百年历史的科普实践。在科学传播研究者看来，传统科普是单向的信息流动，存在科学霸权或者科学家具有支配性地位，科学界和科学家往往高高在上。
现实中有很多案例，如在许多项目争议中，代表工程或项目方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经常表现出知识的傲慢。如核电站业主方强调，担忧核电站的公众要求不可能存在的零风险。或者在提出反对意见时，问出很多外行问题等。
从理论视角分析这種态度，我们发现项目方其实经常体现出一种对知识权力的垄断。这种垄断，往往又得到了急于获得GDP或解决市政问题的项目所在地政府的支持。于是，项目方在法规要求下进行的公众听证程序往往是走过场。
毋庸置疑，科学本身具有高度权威。但很多研究也发现，科学权威的树立，与政权和其他权力的支持不可分割。因为重要的一点是，谁是专家、谁有专业技能，这并不是靠普通公众自己的知识判断来决定的。这种身份的认定，往往是政府、或在政权支持下的科学界或项目方的特权。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科学家抱怨在争议问题中，因为公众不相信体制，所以才拒绝相信科学权威。这是事实，但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是，科学权威在社会中并非真空存在，或仅仅依靠知识存在。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审视导致邻避效应发生的因素，媒体不可或缺。媒体追求热点议题，以及形式上信源的均衡性的动机，远远大于他们“坐下来”，听取科学界讲述“正确”知识的愿望，而追求信源上的均衡又人为营造了对立性和冲突性。另一方面，在发生争议时，科学界总要慢“半拍”，甚至“一拍”才做出反应，因为这一职业的特点是要寻求证据来解释争议。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媒体往往不能及时报道科学家对于争议事件的权威声音，或者媒体为形式上的均衡而引述了一些并不代表主流科学结论的所谓专家的言论。
以上因素都导致了在争议情景下科学传播的困难，因而也为邻避效应的发生铺开了道路。
公众与科学家进行对话
邻避效应往往是公众对拟建设施的风险感知较高造成的。多年来，中外科学界主要是通过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来教育他们“正确地”认识风险，降低不必要的恐慌。但研究发现，知识往往不能降低公众的风险感。
全球的研究者们甄别出31个常用的影响公众对新兴科技态度的社会心理因素，包括信任、知识、风险感、收益等。这些研究近乎一致地认为，相关科学知识的高低与人们对科技的态度有一定相关性，但并不强。
在中国，容易导致邻避效应的项目启动前，对公众教育往往集中在科学知识方面，并未重视公众的感受。
与此同时，一些项目的不规范运作，如通过为受调查的公众提供一些蝇头小利来换取他们在政府要求的对公众态度的问卷上“答好一点”，或者在选择社区民意代表时，只选择听话的。这些行为被曝光后，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项目的可信度，让本来就缺乏对体制和项目信任的公众对所涉及的科技或工程的信任度降到新低。有学者将此称之为低风险事件的高风险认知。
科学传播领域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科学传播应该向公众与科学家进行对话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转变。
大量研究表明，通过与公众直接对话，扩大公众参与，可以让公众提升信任感，从而有可能降低公众对项目的风险感，减少邻避效应的发生。
这与前述的对社会权力结构的解构不谋而合。前者从权力占有的合理性角度得出，公众参与科学，应取代传统的宣传与教诲；后者则从公众态度的构成因素上表明，公众更愿意接受那些能让自己相信的人传播的知识，也接受与这些人沟通的风险。
然而，公众真正地参与科学与工程项目，将面临着诸多挫折与挑战。如在公众代表选择、议题设定、成本分摊、参与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参与”本身能迅速改变公众的顾虑和抗议。
首先，即便有比较充分的民主社会治理模式，各种科技项目或化工项目的建设在实践上仍然是超越于公众掌控的，这是由于其专业性造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执行了上百年民主制度的西方，也要推广和完善公众参与科学。
其次，在公众屡次抗议一些科技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抗议者并非很愿意进行理性对话，基本上是得到地方政府将项目搁置的承诺后抗议就停下来。如果说，基于中国国情，在项目的筹划阶段，很少有地方政府或项目实施方通过听证会等形式与公众进行交流的话，那么在公众群体性活动导致政府和专家“坐下来”科普的时候，公众一方往往并没有表现出对对话的浓厚兴趣。 第三，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各种竞争性的信息充斥话语空间，包括许多谣言。现在看来，并非提高决策透明性谣言就一定会减少，因为如果公众对体制信任不足，再透明也会被当成隐瞒某些真相。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公众参与并不能解决信任问题。
公众参与不能匆匆走过场
尽管公众参与科学仍然不尽完善，但推动公共参与项目决策，既有合理性也有必要性。我们要做的是通过系统分析邻避运动的案例、传播规律和人类行为，来探究公共治理层面的解决之道。
公众参与不能匆匆走过场。这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合理确定权益相关人和风险承担者、积极进行信息管理、妥善组织参与过程等几个方面着手。
在确定了权益相关人和风险承担者后，首先，要认真鉴别哪些因素可能导致人们的风险感飙升，甚至选择群体行為。并非所有人们常识上觉得有风险的项目都会遭到公众抵制，否则我们的化工业也不可能有这么迅速的发展。遭到抵制的仍然是一些“标志性”项目，比如PX工厂、垃圾焚烧设施等。
然后，针对不同技术及其传播路线进行分析，如PX或垃圾焚烧是如何成为媒体焦点，媒体和公众是如何构建这些项目的话语框架，这些框架与对其他的化工品或工业项目的报道有什么不同？
同时，要深入探讨可能影响公众行为的因素，比如，信任与人们对风险的接受性高度相关。当体制性信任普遍不足时，为何有的技术或工业项目被人们接受，有的就不行？为何对有的项目的抵制演变成全国性的群体性运动，有的则以地方小规模抗议为主？
这说明，信任发挥作用可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需要深入研究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在设计和执行方案时，根据现有的知识，极大程度地推动公众对项目方及其科技代言人、地方政府的信任。
更加关注风险肇因的动态形成过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比如，人们对体制的信任很可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有可能会在特定的认知条件下被激发。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可能并不关注是否信任科学家或政府部门的问题，但在特定情况下，如突然听到家门口要建PX项目了，就突然面临着要自我检讨是否信任倡导这些特定项目的专家或机构。
无疑，这种被激发的对信任感的觉悟是与此前对与之相关的争议性技术的态度有关的，也可能与对既往媒体如何报道这些项目或技术的印象有关。
通过深入、探索性的研究，我们是有可能在社会的结构性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探索公众参与科学和公众沟通的方法，加之有效的信息管理，并与管理部门、项目单位及利益相关方一起，设计出应对邻避效应的方案，至少是应对其较极端表现形式的方案。
（作者为中山大学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康奈尔大学博士候选人，编辑：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