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幸福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幸福指数的主要功能在于诊断，而不是排序。对于幸福感的追求，不能用过往追求GDP的方式来实现，不能沦为对指标的痴迷和另一种形式的崇拜。
　　最近几年，“幸福”不仅在中国是热门话题，在世界范围也是风靡一时。告别GDP崇拜，增进社会成员的幸福感，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共识和期盼，也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和价值。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和金融危机带给人们的震撼和破坏密不可分。此前很多年，世界沉浸在经济乐观主义的氛围当中，人们相信通过努力工作，不仅可以让自己幸福，也可以令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幸福的定义，就是更大的房子、更多的钱、更高的职位。但金融危机彻底动摇了这一信念，一夜之間，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房子甚至婚姻，多年的奋斗成果化为乌有。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了对过往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真正反思。事实上，早已经有人提出了盛世危言。1972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增长的极限”，同一年，两名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引入了一种被他们称为“经济净福利”的指标，该指标扣除了GNP中的“坏”产出，比如污染，并增加了休闲娱乐等非市场活动。他们证明，与一个工作较多、休闲较少的社会相比，一个休闲较多、工作较少的社会的福利与前者不相上下。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论文《经济增长是否能改善人类命运？》，他的结论是：不能，变得富有不会让人更幸福。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但这些理性的提醒和劝告，无一例外被淹没在GDP的狂飙突进中。
　　金融危机终于使得“幸福”成了世界性的显学。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人们开始反求诸己，检讨过去，越来越希望在物质的丰裕和精神的满足之間取得平衡，获得一种和以往不同的幸福体验。于是，对幸福的考察和排序应运而生，这些由知名机构进行的研究，往往有一套复杂的度量体系和指标，经过复杂的运算，给出了不同国家在幸福榜单上的位次。
　　尽管各个幸福榜单的排名不尽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幸福就完全不可捉摸，不可测量。正如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揭示的，一个国家是否比另一个国家幸福，仍然是有迹可循的。同样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挪威人和丹麦人谁更幸福也许有争议，但在战火纷飞中挣扎求存的索马里人肯定不幸福，这却是没有异议的事。
　　幸福最经常被联系的指标，首先是民主制度。之所以有这种联系，显然是因为在各个榜单居于前列的国家都是西方民主国家，左右不外北欧四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等，但也应该看到，总是居于榜单最后的索马里、贝宁、海地等国，同样也是民主国家，而海地的民主制度开始于1804年，已经有200年以上的历史。显然，民主制度只是幸福生活的极重要甚至是必要的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民主很大可能会不幸福，但有了民主却不一定幸福，在民主制度之外，还要看其它因素。
　　另一个和幸福密切相关的是经济状况。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哪个榜单将国家强大、GDP排全球第几和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联合国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还专门指出，GDP不能代表幸福程度，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虽然有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間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关系，但幸福感总体上的确与收入有关。高收入可以提升幸福感，却并非没有止境。如果你居住在一个最贫困的国家里，那么年收入从3000美元倍增至6000美元所能带来的幸福感，要远远大于年收入从3.3万美元增加同等数额至3.6万美元对繁荣国家居民所带来的幸福感。
　　同时，在财富超过一个低水平之后，人们的幸福水平不是由他们的绝对收入所决定的，而是来自于比较。人们总是不断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人作比较，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到强烈的不公平，就会产生比正常情况下更强烈的物质欲望，那么再多的钱也不能让他幸福。因此，幸福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增长果实如何分配，而不是它们的绝对数量。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幸福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幸福指数的主要功能在于诊断，而不是排序。对于幸福感的追求，不能用过往追求GDP的方式来实现，不能沦为对指标的痴迷和另一种形式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