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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代对宗教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到1990年代对中国思想史的关注，再到2006年到复旦大学受命组建文史研究院、推动“从周边看中国”的课题研究，以及用十年时间完成从历史来认识东亚与中国的系列著作，葛兆光每涉足一个研究课题，背后都有着对某种现实问题的关切。
在中午召开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生组会上，葛兆光把学生们给“骂”了一通。
“躺在床上拿个手机叫外卖，等门铃响了才从被窝里爬起来，从门缝里接过来，然后捧了个盒饭在那里吃，随手一丢。懒到连走几步去食堂都不肯。你们有没有想过对环境的污染？有没有想过这些外卖干不干净？”
外卖平台之外，他一边痛批某宝、双“11”、共享单车、一位财富大佬和所谓“新四大发明”等一连串“狗屁倒灶”的事，一边自嘲是保守的老派人士，满脑子是“过了时”的“现代性”。
67岁的葛兆光身着一件摇粒绒的运动休闲背心，思维敏锐，一谈起牵动他心肠的那些“国事、家事、天下事”，声调不由自主起伏跌宕，很有几分他在怀念学者朱维铮时给出的品评——“不安稳，不雍容，只好针锋相对”。
他感慨自己的精力和体力大不如前了，如今在书桌前坐一两个小时，就会感到疲惫。因为经年累月的用眼过度，他在十年前做了视网膜手术，“现在只有一只半眼睛的视力”。
一年365天，他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坐在办公室，大年三十也是如此。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和专注，他几十年里养成了午前不怎么吃东西的习惯。白天唯一的休息方式，是午休时摆盘围棋，自己和自己对奕。
学术之外，一切从简。他和夫人、同在复旦的中文系教授戴燕先生两餐大多在学校食堂解决。除了书，家徒四壁。“可能我们这样生活也是有点走极端。但我觉得，也许年轻一代缺少我们这一代的坚毅和专注。”
“这是一个追求‘小确幸’的年代，可是他们过得也不幸福。”他皱起了眉头。
1978年初，在贵州的一个县城，马上就要28岁的葛兆光收到了一封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大字的录取通知书。
10岁时，葛兆光跟着父母从北京下放到贵州山区，1968年初中毕业后下放到苗寨当知青，种过地，卖过柴，钻过猫洞挖过煤。小煤窑里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如果冒顶，可能就再也爬不出来。
在失学、挨饿、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少年时期，他一直保持着读书、做笔记的习惯，记不得从哪里搜罗了一堆内部出版物——有《多雪的冬天》、《白轮船》、《你到底要什么》等苏联解冻时期的小说，内部出版的欧洲国别史，各种冷战时代题材的政治读物，还有《宋明学案》、《明儒学案》等古书。
从初中到知青时代，他写过小说、剧本、散文。1978年到北大，他从头开始接受学术训练。学问上没有明确的“宗主”，但他回头看，感激这一段古典文献专业训练的岁月，不再受文、史、哲学科限制，从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和校勘入手，打下了做学问的底子。
读大三时，葛兆光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是“文革”以后第一个在学报上发表文章的本科学生。
1980年代，葛兆光被分配到扬州师范学院教书。期间，被“借”到复旦大学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课。当时，庞朴和朱维铮正在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在他们的鼓励下，葛兆光写出了80年代风靡一时的学术著作——《禅宗和中国文化》，印量高達10万册，并受到日本、韩国学界的关注。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专门探讨禅宗的著作。葛兆光对自己这部早年的成名作并不满意，认为学术上不成熟，过多受到“时代情绪、政治背景的影响”。
从1980年代对宗教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到1990年代对中国思想史的关注，再到2006年到复旦大学受命组建文史研究院、推动“从周边看中国”的课题研究，以及用十年时间完成从历史来认识东亚与中国的系列著作，葛兆光每涉足一个研究课题，背后都有着对某种现实问题的关切。
当然，作为一个学院的学者，他也对当下学术界某些倾向感到失望：在专业和细分的学术体制里，很多学者满足于专业领域，只关注自己的小世界、小日子。
“可能我们这一批人真是过时了。但是，从人文学术角度讲，假定你不关心身外事，没有大理想，没有一种牺牲的精神，没有一种坚韧的毅力，我不觉得你能做出真正有价值、有大影响力的研究。”
1980年代过来的一些学者有两支笔：一支写严肃的、规范的学术论文，一支写充满感情的随笔评论。专业学术文章里容不下的“心中块垒”，都写进了随笔和杂文里。
从1990年代起，葛兆光陆陆续续在思想刊物上写有关学术史的人物思想学术随笔，后来收进《余音》一书。这正是后来被李泽厚批评为“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年代。
“其实，90年代兴起的学术史热还是在延续80年代的关怀。我们当时对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讨论，很少有人真正去关注他们的学术，大家都是奔着陈寅恪的那一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1990年，他和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北京有一个小小的讨论组，大家坐在一起探讨学术和思想。与会者如今都是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一批人。到90年代后期，昔日友人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有了不同的价值立场。
“过去的友谊还在，大家见面也依然会神聊，不过，都会心知肚明地避开那些分歧已经很大的话题。”葛兆光回忆。和和气气之下，彼此之间有一种莫名的尴尬。
是改弦更张，还是延续80年代的关切，自嘲“保守”、“不爱改换时装”的葛兆光选择了后一条路。1999年，在他追忆王国维的历史随笔《阴晴不定的日子》里，结尾处是一个穿着夏布长衫的中年人站在景山，留下了孤寂而惆怅的身影。 早已过了“耳顺”之年，葛兆光依旧会“忍不住”，忍不住走出象牙塔去“冒个泡”。
近年来，他对国内思想学术界的政治儒学新动向作了全面和有力的批驳。这些文章立论严谨，论据严密，展露着作者在史学和文献学上的功力，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忍不住要拍案而起的张力，火药味十足。
回顾写作的前前后后，葛兆光说自己胸中缺少余英时先生“那一种悠长和从容的气度”，“没有办法，嫉恶如仇的情感忍不住就会冒出来，会有一种极端的洁癖。这些和我们的经历和经验有关。”
但是，当他坐在书桌前，他也会觉得安心。2017年，他出版了《历史中国的内外》，这是他以“中国”为主题的最后一本著作。下面，他准备把给大学生上课时讲的艺术文化史讲义整理出来。
窗外的吵嚷喧哗，依然扰动他的心。他感到忧心忡忡，时有无力之感。
坐在书斋里，谈起那些个“江湖郎中”，他的声调又急促起来——“我觉得他们是在羞辱我们做历史的人。”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想写《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
葛兆光：写那篇文章是很偶然的。2017年3月，哈佛大学开了一个会议，由王德威教授主持。当时，他想组织一个不同声音的对话。他认为我是能比较从学术角度来谈问题，所以希望我能去讲一讲。
我的专业是古代思想史研究，本来是不太关注当代的东西。但当时刚好看了一些东西，就答应了。你看，我那篇文章很多是从历史角度来谈的，因为他们在现实中走得有点太远了，所以我忍不住想去讲一下。
我担心的是，一些看起来是历史和传统的东西，被人直接引申到现实社会当中，然后比附和发挥，会导致一些很坏的结果。所以，我忍不住想去谈一谈。
人物周刊：当时感觉是看不下去了？
葛兆光：因为他们越过了底线：第一，如果是不恰当歪曲历史，把它们勉强地用到现实里，这是不能逾越的学术底线；第二个，你这里头是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呢，还是有一种非常现实的、想谋利的现实动机？这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限度；第三，你在谈现实的时候，你是真在考虑改变现实，还是想以此换取某种利益？这也是一种做人的底线。
我经常说，谈论过去的历史学家是一个诊断病源的医生，他不是开刀动手术的医生。但是，如果说你在诊断病源时，就去误导那些做手术的人，出些个馊主意，那就会祸害整个社会。所以，我们不得不守住这个边界。我们偶尔伸头一看，觉得这些江湖郎中是做过了头了。这些人既不符合学术伦理，也不符合知识分子应该有的精神和責任。坦率地说，他们是在羞辱我们这些做历史的人。
人物周刊：“从周边看中国”这个研究方向，和您的《宅兹中国》、《何以中国》、《历史中国的内外》之间，是怎样一个关系？
葛兆光：这是两个不同但又有联系的系列。“从周边看中国”是一个研究系列，主要讨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宅兹中国》、《何以中国》、《内外中国》是另外一个系列，主要讨论中国何以为中国，中国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如何转型，是不是已经转型，以及它和国际秩序之间冲突的历史原因是什么。
历史上，东亚区域的几个国家，一方面看起来联系非常紧密，被认为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共享一个传统，所以过去有人说是“儒家文化圈”或者说是“汉字文化圈”。但另外一方面，彼此之间的隔阂，彼此之间的差异，从14世纪尤其是17世纪之后，其实是很深的。这就要问，为什么我们和他们过去是一个文化圈，现在变得彼此不相容？这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历史的。要打破我们过去的一种想象——认为我们是东亚文化的哺育者，整个东亚是我们养大的，这种“天朝中心主义”观念是要打破的。
人物周刊：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学者，您会怎么评价“五四”？
葛兆光：我觉得我们还在“五四”的延长线上。“五四”是有启蒙意义的，它所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是非常需要的。“五四”的问题，我们在前进过程中可以去改善、去超越，但是启蒙是必须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承蒙“五四”的精神走过来的。我们心目中认为，对于“五四”，我们应当继承的，一方面是胡适，一方面是鲁迅。把这两位先生倡导的思想精神结合起来，就是我认为比较正确的道路。可能有些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太保守。但我始终想说一句话，价值、观念不是翻烙饼，不是时装，不是越新越好，在一段时期里需要一定的延续性。
人物周刊：一说到“五四”干将的思想文化主张，像胡适，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说法。您怎么看？
葛兆光：我们在分析胡适的时候，常常是没有考虑到他说话的受众，没有看到胡适有他的焦虑、他的目的和问题意识在里头。
我的老朋友周质平是编英文版《胡适文集》的。他注意到，胡适写的英文文章和中文文章是有差别的。在英文文章里，他总是把中国说得特别好，在中文文章里总是谈中国不好。这是为什么？显然，他对中国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我们有很多落后的地方，我们要改变。胡适对中国文化是有许多的批评，很多人就讽刺他总是一讲中国，就是讲蓄辫、抽鸦片、纳妾。但你看他的英文文章，他面对美国人的讲话里，他的民族认同感、爱国精神是很深的。所以，你要看他发言是希望达到什么目的，而且，他很快把“全盘西化”修正成为“充分现代化”。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你要考虑，他个人是怎么样的。你看他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研究，你可以看出他的旧学根基很深，绝非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的人。
我一直认为：胡适值得我们尊敬。我看胡适最可贵的，是他一辈子坚持一个清楚的、现代的价值观念，而且是身体力行地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上。你看，蒋介石日记公布之后，里头能读到胡适批评他、他恨胡适恨得牙痒的内容，甚至说受到胡适的“羞辱”。
人物周刊：这几年类似大陆新儒家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泛起。在您的《余音》里，您也追溯了晚清至民国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一批学人，您怎么评价他们的文化立场？
葛兆光：从晚清到民国这个时期，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这些人在学术上是主流，影响是非常大的。如今有个时髦词叫“离散”，他们同样有“离散”的感觉，因为他们感觉中国文化没有根了。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所说的“文化保守主义”呢？我也不完全这么看。
其实，自晚清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在向现代转化，只不过是转得快和转得慢、走得急和走得缓的区别。你看陈寅恪，他对西方非常了解，他在国外待了18年，他怎么会不了解？他很早就读过《资本论》，在德国、美国、日本都学习过。而且，他的学术是极其讲究预流的。但他也习惯于原来的文化圈，士大夫的情结在那里。王国维是对清朝，当然也是有情结的，而吴宓是对中国文化命脉有情结。所以，他们对走得比较急的趋向有意见甚至反感。
但是，难道他们对西方一点都不懂么？当然不是。他们和其他一些人之间的区别在于：走得急和走得慢，觉得需要留下良种和认为要先把恶根拔掉。
“我特别反对两只脚都跨出专业去”
人物周刊：您常常会说“形势比人强”。怎么理解这句话？
葛兆光：的确是“形势比人强”，这是一句俗话，无非是说不要把个人的能力看得太高，个人改变世界是不可能的，个人在国家、历史里面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小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太强调个人力量的话，有时候会导致我们对整个国家状况的误解误判。它跟我这种略带一点悲观主义色彩的人的心情大概也是吻合的。
人物周刊：您在《余音》里回顾了从晚清到民国那一代群星灿烂的学术群体。但某种程度上，他们处在一个政权频繁更替、极其动荡的环境里面，是什么造就了他们呢？
葛兆光：我们就事论事，从晚清民国这一段时间，从1890年-1949以前这一段，确实是一个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它是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它处在整个学术转型的时期。也许在一个稳定的传统社会里面，你并不能做出非常出色的事。但在剧烈转型的时候，你就像弄潮儿一下子就处在潮流的前面，成了最引领学术风气的人；第二，那个时代因为观念转型，再加上有很多新发现的资料，两者一化学反应，整个学术面貌马上就改变了；第三，正因为政权更替、社会动荡、历史变化，给了学人们提供反省、思考的背景和动力。所以，就像悲哀出诗人一样，学者生在乱世不一定完全是坏事。
有时候，钱多了是个坏事，钱多了，大家都在费心思怎么交代这个钱的去处，然后就开一些无聊的会，组织出一些无聊的书，你反而不能定下心来想问题。
人物周刊：您对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定位？
葛兆光：我给自己的定位还是一个偏向专业的学者，因为我是一個做历史研究，尤其是做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做专业的时候，我会觉得心里面很平静。但是，我们这一代始终两只脚，一只脚在专业学术里面，另一只脚有时候又要跨出专业去谈一些问题。
我要说明，我特别反对两只脚都跨出专业去的所谓“公共知道分子”，什么问题都能说，那太可怕了。
他治学严谨、成果卓著，心忧“家事、国事、天下事”，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人格和责任担当。强烈的公共关怀和问题意识，让书斋里的他常常“忍不住”拍案而起。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而具穿透性的思辨之力，廓清当下种种 “学说” 之乱象与迷雾。
编辑 杨子 [email protected]
在中午召开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生组会上，葛兆光把学生们给“骂”了一通。
“躺在床上拿个手机叫外卖，等门铃响了才从被窝里爬起来，从门缝里接过来，然后捧了个盒饭在那里吃，随手一丢。懒到连走几步去食堂都不肯。你们有没有想过对环境的污染？有没有想过这些外卖干不干净？”
外卖平台之外，他一边痛批某宝、双“11”、共享单车、一位财富大佬和所谓“新四大发明”等一连串“狗屁倒灶”的事，一边自嘲是保守的老派人士，满脑子是“过了时”的“现代性”。
67岁的葛兆光身着一件摇粒绒的运动休闲背心，思维敏锐，一谈起牵动他心肠的那些“国事、家事、天下事”，声调不由自主起伏跌宕，很有几分他在怀念学者朱维铮时给出的品评——“不安稳，不雍容，只好针锋相对”。
他感慨自己的精力和体力大不如前了，如今在书桌前坐一两个小时，就会感到疲惫。因为经年累月的用眼过度，他在十年前做了视网膜手术，“现在只有一只半眼睛的视力”。
一年365天，他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坐在办公室，大年三十也是如此。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和专注，他几十年里养成了午前不怎么吃东西的习惯。白天唯一的休息方式，是午休时摆盘围棋，自己和自己对奕。
学术之外，一切从简。他和夫人、同在复旦的中文系教授戴燕先生两餐大多在学校食堂解决。除了书，家徒四壁。“可能我们这样生活也是有点走极端。但我觉得，也许年轻一代缺少我们这一代的坚毅和专注。”
“这是一个追求‘小确幸’的年代，可是他们过得也不幸福。”他皱起了眉头。
一代人的轻与重
1978年初，在贵州的一个县城，马上就要28岁的葛兆光收到了一封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大字的录取通知书。
10岁时，葛兆光跟着父母从北京下放到贵州山区，1968年初中毕业后下放到苗寨当知青，种过地，卖过柴，钻过猫洞挖过煤。小煤窑里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如果冒顶，可能就再也爬不出来。
在失学、挨饿、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少年时期，他一直保持着读书、做笔记的习惯，记不得从哪里搜罗了一堆内部出版物——有《多雪的冬天》、《白轮船》、《你到底要什么》等苏联解冻时期的小说，内部出版的欧洲国别史，各种冷战时代题材的政治读物，还有《宋明学案》、《明儒学案》等古书。
从初中到知青时代，他写过小说、剧本、散文。1978年到北大，他从头开始接受学术训练。学问上没有明确的“宗主”，但他回头看，感激这一段古典文献专业训练的岁月，不再受文、史、哲学科限制，从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和校勘入手，打下了做学问的底子。
读大三时，葛兆光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是“文革”以后第一个在学报上发表文章的本科学生。
1980年代，葛兆光被分配到扬州师范学院教书。期间，被“借”到复旦大学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课。当时，庞朴和朱维铮正在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在他们的鼓励下，葛兆光写出了80年代风靡一时的学术著作——《禅宗和中国文化》，印量高達10万册，并受到日本、韩国学界的关注。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专门探讨禅宗的著作。葛兆光对自己这部早年的成名作并不满意，认为学术上不成熟，过多受到“时代情绪、政治背景的影响”。
从1980年代对宗教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到1990年代对中国思想史的关注，再到2006年到复旦大学受命组建文史研究院、推动“从周边看中国”的课题研究，以及用十年时间完成从历史来认识东亚与中国的系列著作，葛兆光每涉足一个研究课题，背后都有着对某种现实问题的关切。
当然，作为一个学院的学者，他也对当下学术界某些倾向感到失望：在专业和细分的学术体制里，很多学者满足于专业领域，只关注自己的小世界、小日子。
“可能我们这一批人真是过时了。但是，从人文学术角度讲，假定你不关心身外事，没有大理想，没有一种牺牲的精神，没有一种坚韧的毅力，我不觉得你能做出真正有价值、有大影响力的研究。”
阴晴不定的日子
1980年代过来的一些学者有两支笔：一支写严肃的、规范的学术论文，一支写充满感情的随笔评论。专业学术文章里容不下的“心中块垒”，都写进了随笔和杂文里。
从1990年代起，葛兆光陆陆续续在思想刊物上写有关学术史的人物思想学术随笔，后来收进《余音》一书。这正是后来被李泽厚批评为“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年代。
“其实，90年代兴起的学术史热还是在延续80年代的关怀。我们当时对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讨论，很少有人真正去关注他们的学术，大家都是奔着陈寅恪的那一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1990年，他和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北京有一个小小的讨论组，大家坐在一起探讨学术和思想。与会者如今都是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一批人。到90年代后期，昔日友人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有了不同的价值立场。
“过去的友谊还在，大家见面也依然会神聊，不过，都会心知肚明地避开那些分歧已经很大的话题。”葛兆光回忆。和和气气之下，彼此之间有一种莫名的尴尬。
是改弦更张，还是延续80年代的关切，自嘲“保守”、“不爱改换时装”的葛兆光选择了后一条路。1999年，在他追忆王国维的历史随笔《阴晴不定的日子》里，结尾处是一个穿着夏布长衫的中年人站在景山，留下了孤寂而惆怅的身影。 早已过了“耳顺”之年，葛兆光依旧会“忍不住”，忍不住走出象牙塔去“冒个泡”。
近年来，他对国内思想学术界的政治儒学新动向作了全面和有力的批驳。这些文章立论严谨，论据严密，展露着作者在史学和文献学上的功力，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忍不住要拍案而起的张力，火药味十足。
回顾写作的前前后后，葛兆光说自己胸中缺少余英时先生“那一种悠长和从容的气度”，“没有办法，嫉恶如仇的情感忍不住就会冒出来，会有一种极端的洁癖。这些和我们的经历和经验有关。”
但是，当他坐在书桌前，他也会觉得安心。2017年，他出版了《历史中国的内外》，这是他以“中国”为主题的最后一本著作。下面，他准备把给大学生上课时讲的艺术文化史讲义整理出来。
窗外的吵嚷喧哗，依然扰动他的心。他感到忧心忡忡，时有无力之感。
坐在书斋里，谈起那些个“江湖郎中”，他的声调又急促起来——“我觉得他们是在羞辱我们做历史的人。”
不能逾越学术底线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想写《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
葛兆光：写那篇文章是很偶然的。2017年3月，哈佛大学开了一个会议，由王德威教授主持。当时，他想组织一个不同声音的对话。他认为我是能比较从学术角度来谈问题，所以希望我能去讲一讲。
我的专业是古代思想史研究，本来是不太关注当代的东西。但当时刚好看了一些东西，就答应了。你看，我那篇文章很多是从历史角度来谈的，因为他们在现实中走得有点太远了，所以我忍不住想去讲一下。
我担心的是，一些看起来是历史和传统的东西，被人直接引申到现实社会当中，然后比附和发挥，会导致一些很坏的结果。所以，我忍不住想去谈一谈。
人物周刊：当时感觉是看不下去了？
葛兆光：因为他们越过了底线：第一，如果是不恰当歪曲历史，把它们勉强地用到现实里，这是不能逾越的学术底线；第二个，你这里头是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呢，还是有一种非常现实的、想谋利的现实动机？这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限度；第三，你在谈现实的时候，你是真在考虑改变现实，还是想以此换取某种利益？这也是一种做人的底线。
我经常说，谈论过去的历史学家是一个诊断病源的医生，他不是开刀动手术的医生。但是，如果说你在诊断病源时，就去误导那些做手术的人，出些个馊主意，那就会祸害整个社会。所以，我们不得不守住这个边界。我们偶尔伸头一看，觉得这些江湖郎中是做过了头了。这些人既不符合学术伦理，也不符合知识分子应该有的精神和責任。坦率地说，他们是在羞辱我们这些做历史的人。
人物周刊：“从周边看中国”这个研究方向，和您的《宅兹中国》、《何以中国》、《历史中国的内外》之间，是怎样一个关系？
葛兆光：这是两个不同但又有联系的系列。“从周边看中国”是一个研究系列，主要讨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宅兹中国》、《何以中国》、《内外中国》是另外一个系列，主要讨论中国何以为中国，中国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如何转型，是不是已经转型，以及它和国际秩序之间冲突的历史原因是什么。
历史上，东亚区域的几个国家，一方面看起来联系非常紧密，被认为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共享一个传统，所以过去有人说是“儒家文化圈”或者说是“汉字文化圈”。但另外一方面，彼此之间的隔阂，彼此之间的差异，从14世纪尤其是17世纪之后，其实是很深的。这就要问，为什么我们和他们过去是一个文化圈，现在变得彼此不相容？这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历史的。要打破我们过去的一种想象——认为我们是东亚文化的哺育者，整个东亚是我们养大的，这种“天朝中心主义”观念是要打破的。
“我们仍然在‘五四’的延长线上”
人物周刊：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学者，您会怎么评价“五四”？
葛兆光：我觉得我们还在“五四”的延长线上。“五四”是有启蒙意义的，它所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是非常需要的。“五四”的问题，我们在前进过程中可以去改善、去超越，但是启蒙是必须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承蒙“五四”的精神走过来的。我们心目中认为，对于“五四”，我们应当继承的，一方面是胡适，一方面是鲁迅。把这两位先生倡导的思想精神结合起来，就是我认为比较正确的道路。可能有些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太保守。但我始终想说一句话，价值、观念不是翻烙饼，不是时装，不是越新越好，在一段时期里需要一定的延续性。
人物周刊：一说到“五四”干将的思想文化主张，像胡适，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说法。您怎么看？
葛兆光：我们在分析胡适的时候，常常是没有考虑到他说话的受众，没有看到胡适有他的焦虑、他的目的和问题意识在里头。
我的老朋友周质平是编英文版《胡适文集》的。他注意到，胡适写的英文文章和中文文章是有差别的。在英文文章里，他总是把中国说得特别好，在中文文章里总是谈中国不好。这是为什么？显然，他对中国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我们有很多落后的地方，我们要改变。胡适对中国文化是有许多的批评，很多人就讽刺他总是一讲中国，就是讲蓄辫、抽鸦片、纳妾。但你看他的英文文章，他面对美国人的讲话里，他的民族认同感、爱国精神是很深的。所以，你要看他发言是希望达到什么目的，而且，他很快把“全盘西化”修正成为“充分现代化”。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你要考虑，他个人是怎么样的。你看他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研究，你可以看出他的旧学根基很深，绝非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的人。
我一直认为：胡适值得我们尊敬。我看胡适最可贵的，是他一辈子坚持一个清楚的、现代的价值观念，而且是身体力行地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上。你看，蒋介石日记公布之后，里头能读到胡适批评他、他恨胡适恨得牙痒的内容，甚至说受到胡适的“羞辱”。
走得急和走得缓的区别
人物周刊：这几年类似大陆新儒家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泛起。在您的《余音》里，您也追溯了晚清至民国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一批学人，您怎么评价他们的文化立场？
葛兆光：从晚清到民国这个时期，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这些人在学术上是主流，影响是非常大的。如今有个时髦词叫“离散”，他们同样有“离散”的感觉，因为他们感觉中国文化没有根了。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所说的“文化保守主义”呢？我也不完全这么看。
其实，自晚清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在向现代转化，只不过是转得快和转得慢、走得急和走得缓的区别。你看陈寅恪，他对西方非常了解，他在国外待了18年，他怎么会不了解？他很早就读过《资本论》，在德国、美国、日本都学习过。而且，他的学术是极其讲究预流的。但他也习惯于原来的文化圈，士大夫的情结在那里。王国维是对清朝，当然也是有情结的，而吴宓是对中国文化命脉有情结。所以，他们对走得比较急的趋向有意见甚至反感。
但是，难道他们对西方一点都不懂么？当然不是。他们和其他一些人之间的区别在于：走得急和走得慢，觉得需要留下良种和认为要先把恶根拔掉。
“我特别反对两只脚都跨出专业去”
人物周刊：您常常会说“形势比人强”。怎么理解这句话？
葛兆光：的确是“形势比人强”，这是一句俗话，无非是说不要把个人的能力看得太高，个人改变世界是不可能的，个人在国家、历史里面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小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太强调个人力量的话，有时候会导致我们对整个国家状况的误解误判。它跟我这种略带一点悲观主义色彩的人的心情大概也是吻合的。
人物周刊：您在《余音》里回顾了从晚清到民国那一代群星灿烂的学术群体。但某种程度上，他们处在一个政权频繁更替、极其动荡的环境里面，是什么造就了他们呢？
葛兆光：我们就事论事，从晚清民国这一段时间，从1890年-1949以前这一段，确实是一个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它是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它处在整个学术转型的时期。也许在一个稳定的传统社会里面，你并不能做出非常出色的事。但在剧烈转型的时候，你就像弄潮儿一下子就处在潮流的前面，成了最引领学术风气的人；第二，那个时代因为观念转型，再加上有很多新发现的资料，两者一化学反应，整个学术面貌马上就改变了；第三，正因为政权更替、社会动荡、历史变化，给了学人们提供反省、思考的背景和动力。所以，就像悲哀出诗人一样，学者生在乱世不一定完全是坏事。
有时候，钱多了是个坏事，钱多了，大家都在费心思怎么交代这个钱的去处，然后就开一些无聊的会，组织出一些无聊的书，你反而不能定下心来想问题。
人物周刊：您对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定位？
葛兆光：我给自己的定位还是一个偏向专业的学者，因为我是一個做历史研究，尤其是做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做专业的时候，我会觉得心里面很平静。但是，我们这一代始终两只脚，一只脚在专业学术里面，另一只脚有时候又要跨出专业去谈一些问题。
我要说明，我特别反对两只脚都跨出专业去的所谓“公共知道分子”，什么问题都能说，那太可怕了。
他治学严谨、成果卓著，心忧“家事、国事、天下事”，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人格和责任担当。强烈的公共关怀和问题意识，让书斋里的他常常“忍不住”拍案而起。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而具穿透性的思辨之力，廓清当下种种 “学说” 之乱象与迷雾。
编辑 杨子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