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力不够旺盛就唱不好挽歌”
　　在许知远曾经身处的北大校园里，哲学家陈嘉映以海德格尔的翻译者著称，周围聚集着一群热衷思辨的青年。许知远从未试图接近他们，担心暴露自己的笨拙。在多年后与陈嘉映对谈的节目《十三邀》中，笨拙显露无遗且有意为之。镜头记录他如何准备采访、因无能力追问而不安。
　　出品人李伦给《十三邀》的定位是许知远的视觉专栏，许知远说这是某种自我探索。特写与剪辑中的戏剧性成为争议的来源，许知远形容那是照片中定格的一刻，“特别不是你，但其实也是你。”讨论节目所带来的嘲笑与不信任，在他看来就如同一个人走在街上突然被泼了盆脏水，人们反复问他感受如何，那些脏水是不是他应得的。
　　他依旧我行我素地使用术语并放任抒情的冲动，使命感熠熠生辉。他愤怒于反智情绪、粗鄙的大众文化与庸众的胜利，惋惜于人文传统的断裂。
　　许知远于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他曾在书中回忆，彼此矛盾的思潮与实践交杂、知识精英扮演瞩目角色的校园不复存在，只见平庸涌动，网络文化势不可挡。高晓松民谣式怀旧所代表的80年代末大学校园的风花雪月精妙切入他的内心，令他回避洋溢在90年代的实利主义，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堕入忧伤氛围。
　　他那时渴望名声、女人——“年轻时候不都这样吗？”种种憋屈和胡思乱想是旺盛表达欲的来源。在毕业前他写下充满年轻式虚妄的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肆无忌惮地迷恋青春，用充斥的名字和引语对世界广泛发言。
　　许知远十五六岁时曾狂热崇拜李敖，那是他心目中年轻、勇敢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认定一个人应当是反叛的，他将反叛对象设为学校的沉闷气氛、功利主义趋向与父亲的权威。许知远与父亲关系一直紧张，父亲是军人，讲究秩序。直到近年才因双方年龄渐长而偃旗息鼓，不彻底地和解了。
　　父母盼望许知远进入国家机关、大公司工作。有一阵，他看到《哈佛经理学院亲历记》一书，在虚幻的精英感作祟之下动过去哈佛商学院的念头。那时硅谷似乎是时代的中心、全球化代表要努力的方向。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两年里商业媒体蓬勃，许知远成为《经济观察报》有名的记者。
　　年少成名，他曾在文章中分析自己在90年代末的优势：“一知半解的英文、杂乱的知识、炽热的青春表达欲、模仿英文杂志的写作风格，这些因素令我充当了信息断层中的填补者……我对所引用的人物都无确切了解，对他们的思想充满了误读，但没人深究这一切。对一些人来说，它正好是个热气腾腾的中国的写照。而对于我的很多同代人来说，我一厢情愿的乐观打动了他们，我们都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成长恰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和平与繁荣……”
　　在即兴、激情、碎片式的写作过后他赴剑桥游学，去不同国家旅行、写书。只是到现在，他的内心仍未强大到足以承受寂寞与失语。他渴望小团体带来的鼓舞和力量，这不足以让他成为彻底的游荡作家，也无法孤军奋战。他说，“无限的自由是—种桎梏。完全自由也就意味着丧失张力。我需要紧张、平衡。”
　　前两年他常因热情无处表达而频繁陷入沮丧，内心慌乱，直到最近才找到平衡。他正用写《梁启超传》的方式了解一个4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在更长序列之中的心态，算是“对浅薄的纠正”。他还想用20年的计划连接传统。“通过一个九卷本的作品完成我到60岁左右20年的生活，理解19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近代转型过程。梁启超写三卷本后处理李鸿章和被低估的人物——林语堂，他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三个人都代表着不同时代的某种精神，都面对各种未知。”
　　梁启超是亲切的，法国作家加缪像是同代人，许知远始终跟虚幻世界关系更密切。他说书相当于他的VR，形容自己处于“dreaming”的状态一对现实之物、现世成就不太感兴趣。办证、查看煤气和水电都能让他疯掉，他害怕掉入生活“无聊”的琐碎细节里。让他心潮澎湃的是这两天听的肖斯塔科维奇爵士组曲、书和电影中那种英雄主义的片段——个人孤立地面对时代。
　　他将自己强调人文精神、精英趣味，写三卷本近一百万字的《梁启超传》等，视作英雄主义式的抵抗。更多时候，他说自己“怯懦”，既有无奈也是尽力自谦——“人总是渴望可以更英雄。一个人老觉得自己怪牛逼的，这人得多傻逼。”他欣赏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有过洞见：如果我们多愁善感，同时又无能为力，那么就会生活在一种绝望的夸张状态中。许知远用感官、思想上的愉悦及旺盛的生命力避免了那種绝望。
　　在北京短暂的春天里，他喝完咖啡又拿瓶啤酒在草地上吹着小风接受采访，自相矛盾后自圆其说。他仍像处于青春期一般活力无限，只是在撒娇时有些许白发晃动，让人慌张。

“不能抽象地说这件白衬衫”

　　人物周刊：在采访中你常用一种比较稳定的提问方式、视角，比如谈论时代情绪，会不会担心陷入某种封闭、表达的窠臼？许知远：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母题吧，有人着迷于童年经验，有人着迷于自己无根的经验，有人着迷于世界主义经验。可能我的母题是人与时代之间的冲突、和解，我问那些问题的时候也等于在迫问自己。而且剪出来的只是一部分，正常的谈话有三四个小时，大家关心的我基本都问过了，我也不知道别的采访者能不能提出更广泛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自身与时代的冲突、和解是怎样的？
　　许知远：我在寻找某种平衡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成长经验或者说我最佩服的人是同时可以扎根于旧经验、拥抱新观念的，这样的人往往比较有力量。有的人过分拥抱新观念，变得非常飘；有的人过分拥抱旧价值，缺乏应变和转化能力。这对我来说是个永恒的问题，并不是有人给个答案就能用的，它是微妙的东西，所以问每个人得到的答案都不太一样。
　　人物周刊：你怎样找平衡的？
　　许知远：同时做很多不同的事情获得平衡，我需要很多支点。 　　人物周刊：会不会分散你的力量？
　　许知远：会，destruction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分散注意力。我在很多分散之中获得最想要寻找的专注是什么，通过比较来完成。
　　人物周刊：现阶段最想寻求的专注是什么？
　　许知远：开始写第二卷《梁启超传》。
　　人物周刊：你的母题有过变化吗？
　　许知远：更细微了一些。不能老那么抽象地谈一个时代，它是非常具体的。具体到比如说我去建构梁启超和时代的关系，不仅要说他的思想是怎样的，（还要说）当时人的吃喝，听什么京剧，怎么行动，思想上细微的变化、层次由无数个细节构成。比如我今天穿了个白衬衫，你穿个白衬衫，我说这白衬衫有什么样的质地，哪里产出的，只有把这套说清楚之后，反差才会清晰嘛。以前我估计描绘一件强烈的白衬衫，现在变成描绘白衬衫里有多少针，这些针造成什么样的效果。白衬衫不就是时代精神吗？我不能给人一个抽象的时代精神，就像不能抽象地说这件白衬衫一样。

“需要一些更忧愁、沉重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在镜头前的那些不满、忧虑在生活中会有吗？有那么强烈吗？还是说那只是在话语场中、注视之下的一种表达？许知远：我有啊，但它不会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不会因为忧虑这个时代而影响今天晚上睡觉、吃饭。我生活中本质上是一个挺快乐的人。每个人缺什么找什么，可能我太快乐了，所以总是需要一些更忧愁、沉重的东西，它给我带来某种新的维度。
　　人物周刊：你快乐的来源是什么？
　　许知远：我比较简单嘛，比较幼稚。吃个东西挺开心的呀，音乐、新朋友、酒精，就那些东西，每个人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人物周刊：会不会觉得那些像是精致的无聊？这种轻微的快乐对你构成刺激么？
　　许知远：构成啊，感官快乐是很本能的，很重要的，但我最大的愉快仍然是知识上。当我听到新的喜欢的音乐会特别兴奋，讀到那些段落会特别亢奋，或者我和一个有趣的人交谈——比如西川，他博学而自由——我发自肺腑地开心。
　　人物周刊：除了带来新纬度，那些忧愁、沉重还有其他作用吗？
　　许知远：它进入我的写作啊，进入我的思考，是我思维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但你的这种忧愁、不满会不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姿态，而没有起到质问、促使反思这样的作用？
　　许知远：那你就看看它有没有转换成行动，我肯定把对时代的很多忧虑写到书里面去了。我们公司这么多年坚持对人文主义的倡导肯定是因为我忧虑的—部分化到行动之中去的，否则就发生很大的摇摆了。忧愁是很重要的—件事，但你不能沉溺于其中让自己化成了忧愁。也有那样的人，但我更希望把忧愁化成行动。
　　人物周刊：我看你似乎比较享受自己这种有困惑的、忧虑的状态，包括在节目片头中的那些呈现。
　　许知远：那是自嘲啊。
　　人物周刊：自嘲？
　　许知远：因为我小时候读西方作品长大的，自嘲是西方作品里很正常的东西。自嘲使人保持清醒。
　　人物周刊：你老反省自己的浅薄、轻浮，可在自我反省、自嘲过后你有过什么样的改变或者修正么？
　　许知远：我确实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可能我已经比很多同代人看得更深入、沉重了，但我知道真正深入和沉重是什么样的，我渴望获得他们那样的深刻。我生活在我自己的语境里面，这个语境我并不一定对着大众来讲。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就像我看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写得太好了，看完就觉得自己非常浅薄，虽然我也在探讨知识分子和时代命运的关系。人物周刊：我记得你问过西川一个问题，如果认识到自己的局限，那怎样面对想成为伟大的欲望。你呢，有想成为伟大的欲望么？及在“浅薄”的局限之下怎么办？
　　许知远：当然有了，每个年轻人都会有。但你会意识到自己才智有限，机会也有限，才智和运气同时到来伟大才会发生。对我来说是做很多具体的事情，我希望这个书店可以存活一百年，成为传奇。我希望我写出还算了不起的作品，在能力范畴之内做到最好。包括《十三邀》，我希望它是个有意思的五年之后仍然可以观看的节目。这些东西都不一定通向伟大，我不太想那个问题了，就想把眼前的事做好。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再想？
　　许知远：想了也没用啊，我没时间想这个。人物周刊：不想会不会是一种逃避呢？对自己能力的一种不自信或其他。
　　许知远：很多具体的事构成以赛亚·柏林的杰出。我相对想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完成具体的事情。
　　人物周刊：已经退而求其次只求杰出了吗？
　　许知远：这些词语是带着年轻色彩的很多渴望，可能我到了这个年纪，发现那些词语都没那么重要了。

“他们意识不到朴素的力量”

　　人物周刊：你很抵触娱乐但自身又这样被娱乐被消费，会感到某种讽刺吗？你作何感想？
　　许知远：生活本身就非常ironical，生活有一刻停止了ironical吗？没有的呀。它只要不影响我的出发点就好了，对我没太多影响。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成为这样一个讨论中心，为什么有被娱乐的潜质？
　　许知远：我跟这时代有很多冲突，可能我特别确信的一些东西不是这个时代目前所接受的嘛。我还是触碰了一些真问题大家才会讨论的，不是纯粹被娱乐的。如果这个节目大家都说不好，它不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我始终相信智力性本质是高度娱乐的，conversation is the best entertainment，你看当年法国那些沙龙里谈论从严肃到不正经的事，混合在一起，那是我喜欢的社会啊，它应该同时充满了严肃的追问和gossip。而且思想本身是非常大的娱乐，给人畅快。《十三邀》是很有趣的混合体，可能在中国的电视语言里很少吧。
　　人物周刊：比较想问问你对女性的态度，这也是你引起讨论的一个话题。你在节目中对林志玲谈寂寞，引用鲁迅写的“寂寞像一条大蛇把我紧紧缠住”。你问她是否有过被大蛇一样缠住的感觉。让俞飞鸿看她演的《喜福会》，里边破西瓜那段有点隐喻。这两段设计的意图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