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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袁嘉谷，光绪癸卯（1903年）考取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称之“经济特元”，是在云南实行科举考试以来“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为最大，尤其是在地方史志方面，先后参与编写《清史稿》和《新纂云南通志》，编写《云南大事记》，编著《滇绎》以及《卧雪堂文集》，主纂民国《石屏县志》，并参与了多种县志编撰，为云南地方史志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袁嘉谷 ；地方志 ；史学
袁嘉谷，字树五，又字澍圃，晚年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光绪甲午（1894年）以经正书院高才生，考取优贡，旋领乡荐。癸卯（1903年）科，取二甲第62名进士；同年取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称之“经济特元”。云南自元朝设置行省，六百余年间，科第名魁天下者，惟袁嘉谷一人。因而民间称之为“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袁嘉谷考取“经济特元”后，授翰林院编修。次年（1904年）奉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归任学部编译图书局长，负责编译中西要籍与各科教科书。我国至今学校有统编教材，即始于此。其后又任廷试外国学生襄校官、宪政馆咨议官、实录馆纂修官等职。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任浙江提学使；十二月兼浙江布政使。先后做了8年清朝的官吏。辛亥革命后，虽任过国会议员，省参议和高等顾问，但他的志向转入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袁嘉谷的学术涉及史学、经学、诗词、书学等方面；而以史学方面的成就为最大，先后参与编写《清史稿》和《新纂云南通志》，编写《云南大事记》，编著《滇绎》以及《卧雪堂文集》，主纂民国《石屏县志》，并参与了多种县志编撰，为云南地方史志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编修地方史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编修地方志的历史也十分悠久。东晋常琚《华阳国志·南中志》即主要以云南为记述范围，唐代樊绰《蛮书》（又称《云南志》）则较全面地记述了南诏时期云南地理、民族、物产，可谓云南地方志之滥觞。元代李京《云南志略》则是现存云南省志之最早者，亦是元代全国两种省志之一。明代以后，云南地方志编修全面发展，共修成志书83种，其中通志9种。清代是云南地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全省共纂修方志246种，其中通志11种、府州厅县志224种、盐井志11种。民国时期，云南地方志稳步发展，共编纂省志2种、市县志71种，种类和数量均居全国各省之前列。
随着地方志编纂的深入发展，云南历史上名志佳志不断产生，方志名家大量涌现。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万历《大理府志》、清朝道光《云南通志稿》、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石屏县志》等志书，体例谨严、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鲜明，成为祖国方志宝库中的精品。而袁嘉谷也与其前的李京、李元阳、檀萃，及其同时代的由云龍、陈荣昌一起，成为云南历史上的方志名家。
一、编写《云南大事记》
民国二十年（1931年）袁嘉谷应云南通志馆聘请，开始编写《云南大事记》，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完成。《云南大事记》共十四卷，先有单行本，后收入《新纂云南通志》列为卷一至卷六。该书“用编年体记载本省大事，始唐尧元载迄周显王二十七年为上古代，自周显王二十八年迄宋淳祜五年为中古代，自元宪宗二年以至清季为近古代”。其中，根据云南历史发展的实际，中古代又划分为八个时期，近古代又划分为五个时期，使“滇云历史，一览了然”。全书十四卷，上至史前的尧时甲辰年，下迄清宣统辛亥年（1911年），共记4268年史事，是一部完整的云南地方编年史。其分卷不以王朝年代，而以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重大变迁为准。全书取材很慎重，博采经史传志和地方史籍，以及金石文字、杂记、笔记约数百种，列其重要者为纲，纲下详述史事，皆注明出处，事有错误淆乱者，则加按语订正。他认为中国旧史详于朝廷制度，略于民间礼俗；《史记》独多言民事，千古称赞。因此《云南大事记》不拘于政治之变迁和一姓之兴亡，而重于社会文化。云南地方史自元明以来为野史所乱，《云南大事记》不取神怪之说，对史料来加考证，对于政治得失、建置沿革、风俗变迁、考证极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及较强的可信度，属土乘之作。
二、编纂民国《石屏县志》
石屏位于云南南部，山川秀丽、人文繁盛，素有滇南“文献名邦”之誉。石屏地方自明代万历年间开始编纂地方志，至民国年间已历经7次。民国元年（1912年），石屏士绅即议修《石屏县志》，推举袁嘉谷主纂。经过二十多年的收集资料和撰写，从民国二十五年开始，袁嘉谷“举历年之旧稿理而董之，但问损益，不问难易，近资同志，远函乡人，质諸父老子弟，正其误、补其阙、证其同”进行编纂。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志完稿，次年付梓问世。该志共四十卷，设天文、疆域、沿革（大事记）、山川、建设、风土、学校、职官、人物、户口、金石、物产、赋役、土司、艺文、艺文附录、杂志等。艺文及艺文附录仿班固《汉书·艺文志》例，收录石屏诗文著云南述，约占总志篇幅的1/2。因卷帙浩繁，方设“艺文志附录”若干卷，这些都是该书的特长，也充分显示石屏为滇南“文献名邦”之实力。凡地方沿革，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汇集史料，叙述评论。红河南岸的思陀、落恐、瓦渣、左能、亏容等五土司为石屏边防屏障，金石为石屏特有的古代文献，皆列专卷，给以详细记述。袁嘉谷所修《石屏县志》是一部继乾隆《石屏川志》之后，当代新编方志《石屏县志》之前的承前启后的，有较高历史价值的资料性著述。
三、编著《滇绎》
自唐宋以来，编纂出版了不少云南地方史专著，除历代官修云南志书外，还有倪蜕的《滇云历年传》、师范的《滇系》、王崧的《云南备征志》等。这些著作，或着重于历史事件的阐述，或致力于史书史料的辑录，而不注重辨析疑误和补充史实。袁嘉谷则注意采集云南地方史的资料，博览经史子集群书融会贯通，又发挥自己考据学的专长，于民国十二年（1923）著成《滇绎》一书。该书共四卷，为袁嘉谷一生的主要著作之一，首尾有孙树礼、王灿、夏光南、王家亮之序跋。《滇绎》仿顾炎武《日知录》、王应麟《困学纪闻》的体裁，随手纂录云南史事，一事一篇，以时代先后为序，编写成书。自先秦古滇国至民国初年，共267篇。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为辑录。对各朝正史、各种类书、文集、笔记、游记、杂记等等凡有关云南史书者，都悉心辑录。袁嘉谷之前虽有师范《滇系》、王崧《备征志》以及各种《云南通志》，辑录史书不下数十百种，但仍有遗漏或辑而不善者，《滇绎》均充实完善之。所辑史料异常丰富，可补云南志书的不足。
二为考证。袁嘉谷治学以“勿轻信，勿轻疑”为宗旨，凡有疑义，务必详细考证，有陶冶锤炼之功。东晋、南北朝、隋、唐、两宋时期，爨氏统治云南，大理国高氏世镇鄯善（今昆明），封地半于滇境，这段数百年的历史，史书记载很不全面，时详时略，甚至有诸多空白。《滇绎》中的“爨氏世家”、“爨氏之后”、“高氏世家”诸篇，搜集史志、金石、谱牒等资料，融会贯通，对这段时间的云南大局，兴衰更迭的实况，条理分明地加以叙述。对云南重要碑刻，如孟孝琚碑、祥光碑，袁滋摩崖、地藏寺石幢、石城碑、马哈只碑等，都有论证。以马哈只碑为例：在滇池南岸的昆阳月山，发现一块“马哈只碑”，袁嘉谷就作了考证鉴定为明代航海家郑和为其父在故乡树立的墓碑。《明史》仅曰郑和为云南人，但经袁嘉谷考证，明确郑和为云南昆阳人。自元明以来，出现一些野史，神怪传说充斥其间，往往与正史相背，一些学者也因其新异，轻率附和。《滇绎》通过对史料的考据，论证“白饭王”、“阿育王”、“张仁果”、“大白国”、“白子国”、“建宁国”、“白崖国”是“凭虚结构”，“以伪乱真”，是“史家大戒”。经过严密考证，他认为《记古滇说》、《滇载记》、《南诏野史》等书不足为信史。
三为记载。袁嘉谷怀着爱乡爱国的热情，对云南各方面的杰出人物都予以记述，以示表彰，这对于激励当今青年爱我家乡、奋发向上、振兴中华将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对一些清政廉明的治滇官吏的记述，对当前提倡的“反腐倡廉”也有着重要酌现实意义和教益作用。例如沐昂、木公、苍雪的文学，钱南园、傅岩溪、张紫琳、缪素筠、担当的画。《滇绎》中，袁嘉谷鉴于云南地处边疆，在外患严重之世，边防尤为重要，因此对历代开滇、镇滇、治滇作出杰出贡献的将帅及官吏予以记述、评论，以示敬仰和学习。如庄蹻、司马相如、韩说、李恢、吕凯、王逊、毛孟、赛典赤、沐英等。值得一提的是《滇绎》较以往的史书更重视经济、文化、民间礼俗、地方掌故的记述和考证，对于研究和了解云南的地方史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性百科全书。书末王家亮作之跋日：“斯编之作，则独本于爱乡之忱。帮故自开滇以来，上起战国，下迄今日，凡滇事之散见于史传，以及名流之艳谈，足以考证，为《滇系》、《通志》、《备征志》、《历年传》诸书之所未载者，靡不采而录之。其有可疑者，则博考群书，旁搜远证，务得精确而后已。此书则表章其所隐，力劈其所妄，非仅足以光大吾滇之名，亦将可备修史之资。至其事事真确，语语雅瞻，阅者当知，岂齐人知管晏者，所能窥其肩北背哉。”。这是对《滇绎》的学术和史料价值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四、参与辑刻《云南丛书》
丛书是汇集许多种重要菪作，依一定的原则、体例编辑且冠以一总书名的图书。在历史上以“云南”之地域范围编辑丛书者，乃清代乾隆间王崧《云南备征志》为最早。民国初年，陈荣昌、赵藩等人呈报省府，倡议辑刻《云南丛书》，并先后由陈荣昌、赵藩、袁嘉谷担任该丛书总编。至民国五年（1916）编印了《云南丛书（初编）》共152种，1148卷。以后又编印了《云南丛书（二编）》53种，254卷。绝大部分采用木刻厚版，只有少数用新的石印本和铅印本。《云南丛书》的编印，是收集保存云南地方文化遗产最丰富的一套丛书，是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大成就，它使一些好书扩大发行，一些残本得以补全，一些快要失传的珍本得以流传。袁嘉谷以著名学者主要参与其事，其贡献自不待言。
五、纂辑《滇南金石萃编》
袁嘉谷博采云南金文石刻，纂集成《滇南金石萃编》十五卷，辑录和保存了大批金石资料，为后世积累了大量极为宝贵的史料。
此外，袁嘉谷还搜集、整理、研究云南的书画。先后编写成《滇南书画集》二十卷，以及《南园书画存》二卷、《过眼书画录》二卷、《滇贤遗像遗墨》二卷、《云南地理志》一卷， 《两浙车自轩录三编》二十卷等书，《湖月集》一卷等等，合计约400余卷。有的已经刊印出版，有的肖未刊印。
总之，袁嘉谷“博文洽识，淹贯经术”， “融汉宋，铸经史，发为文，咏为诗”，为云南地方史志的编纂和地方文化遗产收集整理，作出了多方艰苦努力，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袁嘉谷生活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时当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动荡时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对其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试对袁嘉谷的史学思想作简要的考察。
袁嘉谷著的《卧雪堂文集》二十二卷，史学文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卧雪堂文集》的史学论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
一是史学要“真实”“征信”。袁嘉谷指出：“写国史要真”，不要“虚饰妄托”，不要“怪诞不经”，不要“混淆是非”⑦。这是针对千百年来历史编学上的弊端提出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开端，就应以《书经》、《易经》、《诗经》、《史记》的记载为准，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开始；秦博士、徐整、干宝、葛洪、任方等人造出来的“天皇”、 “地皇”、 “泰皇”、 “盘古”、“元始”都是“诌言和虚想”。他说，有人“以尧舜为尼山伪托”、“以农颉为叙利亚内徙之人”，把夏禹和殷商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始，是将“地球古国降为新造”，是“淆乱是非，不足够令后人征信”。
二是要改造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袁嘉谷主张，编一部“中国新史”，“孔孟以前，取材经言，孔孟以后，折衷经义。虽尧舜亦呼其名，不必庙弓之琐琐也；春秋也可继世不必国号年号纷纷也。纪元则由民国逆溯之。正统国统之别，一家一人之私，则一扫而空之。庶几温故知新，专重正义”。这部“新史”，对各个历史时代、各方面有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都要“慎考而详列之”以达到“行善诛奸”、“我心自省”、“世界日进”的目的。这样的史学才能昌盛。
三是要注重社会民生。袁嘉谷曾致书清史馆，认为中国旧史“详于朝廷制度，略于民间礼俗，《史记》独多言民事，宜扩而充之。凡民间礼俗之大，居处饮食之细，及一日用之于风教有关者，考其原委、上补前史之缺，明其變通，下征进化之美，庶几免一姓家谱之诮”。他的这些史学主张，对传统史观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有较强的进步意义。
四是主张经史结合。袁嘉谷赞同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强调指出“经皆史也，史即经也”。他还进一步认为： “经可通史，史可通经。通史以治经，于是不流于繁琐的考据；通经以治史，乃能观其大要，以历史的经验作持身立国的准则。”并把司马迁《史记》作为通经治史的典范，在自己的史学实践中效法学习。
袁嘉谷的上述史学主张，在他所编著的《云南大事记》、 《滇绎》、《石屏县志》及《卧雪堂文集》等著述中得以力行。他打破王朝体系，以历史大事为纲；取材慎重，严于考证，对大大小小的许多历史人物作了评论，并为不少小人物作史传、别传、家传、事略，凡此等等，都是对正统儒学史观的突破。当然，由于出身、生活环境等局限，从总的来看，袁嘉谷的史学思想基本上还属于传统史学的范畴。这也是应该指出的。
參考文献：
[1]《新纂云南通志例言》.
[2]《石屏县志序》.
[3]《滇绎王家亮序》.
[4]马曜主编：《云南简史》.
[5]《滇绎夏光南书后》.
[6]《卧雪堂联语孙乐跋》.
[7]《卧雪堂文集》卷一.
作者简介：刘聪，云南文献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文学、历史。
关键词：袁嘉谷 ；地方志 ；史学
袁嘉谷，字树五，又字澍圃，晚年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光绪甲午（1894年）以经正书院高才生，考取优贡，旋领乡荐。癸卯（1903年）科，取二甲第62名进士；同年取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称之“经济特元”。云南自元朝设置行省，六百余年间，科第名魁天下者，惟袁嘉谷一人。因而民间称之为“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袁嘉谷考取“经济特元”后，授翰林院编修。次年（1904年）奉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归任学部编译图书局长，负责编译中西要籍与各科教科书。我国至今学校有统编教材，即始于此。其后又任廷试外国学生襄校官、宪政馆咨议官、实录馆纂修官等职。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任浙江提学使；十二月兼浙江布政使。先后做了8年清朝的官吏。辛亥革命后，虽任过国会议员，省参议和高等顾问，但他的志向转入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袁嘉谷的学术涉及史学、经学、诗词、书学等方面；而以史学方面的成就为最大，先后参与编写《清史稿》和《新纂云南通志》，编写《云南大事记》，编著《滇绎》以及《卧雪堂文集》，主纂民国《石屏县志》，并参与了多种县志编撰，为云南地方史志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编修地方史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编修地方志的历史也十分悠久。东晋常琚《华阳国志·南中志》即主要以云南为记述范围，唐代樊绰《蛮书》（又称《云南志》）则较全面地记述了南诏时期云南地理、民族、物产，可谓云南地方志之滥觞。元代李京《云南志略》则是现存云南省志之最早者，亦是元代全国两种省志之一。明代以后，云南地方志编修全面发展，共修成志书83种，其中通志9种。清代是云南地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全省共纂修方志246种，其中通志11种、府州厅县志224种、盐井志11种。民国时期，云南地方志稳步发展，共编纂省志2种、市县志71种，种类和数量均居全国各省之前列。
随着地方志编纂的深入发展，云南历史上名志佳志不断产生，方志名家大量涌现。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万历《大理府志》、清朝道光《云南通志稿》、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石屏县志》等志书，体例谨严、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鲜明，成为祖国方志宝库中的精品。而袁嘉谷也与其前的李京、李元阳、檀萃，及其同时代的由云龍、陈荣昌一起，成为云南历史上的方志名家。
一、编写《云南大事记》
民国二十年（1931年）袁嘉谷应云南通志馆聘请，开始编写《云南大事记》，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完成。《云南大事记》共十四卷，先有单行本，后收入《新纂云南通志》列为卷一至卷六。该书“用编年体记载本省大事，始唐尧元载迄周显王二十七年为上古代，自周显王二十八年迄宋淳祜五年为中古代，自元宪宗二年以至清季为近古代”。其中，根据云南历史发展的实际，中古代又划分为八个时期，近古代又划分为五个时期，使“滇云历史，一览了然”。全书十四卷，上至史前的尧时甲辰年，下迄清宣统辛亥年（1911年），共记4268年史事，是一部完整的云南地方编年史。其分卷不以王朝年代，而以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重大变迁为准。全书取材很慎重，博采经史传志和地方史籍，以及金石文字、杂记、笔记约数百种，列其重要者为纲，纲下详述史事，皆注明出处，事有错误淆乱者，则加按语订正。他认为中国旧史详于朝廷制度，略于民间礼俗；《史记》独多言民事，千古称赞。因此《云南大事记》不拘于政治之变迁和一姓之兴亡，而重于社会文化。云南地方史自元明以来为野史所乱，《云南大事记》不取神怪之说，对史料来加考证，对于政治得失、建置沿革、风俗变迁、考证极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及较强的可信度，属土乘之作。
二、编纂民国《石屏县志》
石屏位于云南南部，山川秀丽、人文繁盛，素有滇南“文献名邦”之誉。石屏地方自明代万历年间开始编纂地方志，至民国年间已历经7次。民国元年（1912年），石屏士绅即议修《石屏县志》，推举袁嘉谷主纂。经过二十多年的收集资料和撰写，从民国二十五年开始，袁嘉谷“举历年之旧稿理而董之，但问损益，不问难易，近资同志，远函乡人，质諸父老子弟，正其误、补其阙、证其同”进行编纂。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志完稿，次年付梓问世。该志共四十卷，设天文、疆域、沿革（大事记）、山川、建设、风土、学校、职官、人物、户口、金石、物产、赋役、土司、艺文、艺文附录、杂志等。艺文及艺文附录仿班固《汉书·艺文志》例，收录石屏诗文著云南述，约占总志篇幅的1/2。因卷帙浩繁，方设“艺文志附录”若干卷，这些都是该书的特长，也充分显示石屏为滇南“文献名邦”之实力。凡地方沿革，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汇集史料，叙述评论。红河南岸的思陀、落恐、瓦渣、左能、亏容等五土司为石屏边防屏障，金石为石屏特有的古代文献，皆列专卷，给以详细记述。袁嘉谷所修《石屏县志》是一部继乾隆《石屏川志》之后，当代新编方志《石屏县志》之前的承前启后的，有较高历史价值的资料性著述。
三、编著《滇绎》
自唐宋以来，编纂出版了不少云南地方史专著，除历代官修云南志书外，还有倪蜕的《滇云历年传》、师范的《滇系》、王崧的《云南备征志》等。这些著作，或着重于历史事件的阐述，或致力于史书史料的辑录，而不注重辨析疑误和补充史实。袁嘉谷则注意采集云南地方史的资料，博览经史子集群书融会贯通，又发挥自己考据学的专长，于民国十二年（1923）著成《滇绎》一书。该书共四卷，为袁嘉谷一生的主要著作之一，首尾有孙树礼、王灿、夏光南、王家亮之序跋。《滇绎》仿顾炎武《日知录》、王应麟《困学纪闻》的体裁，随手纂录云南史事，一事一篇，以时代先后为序，编写成书。自先秦古滇国至民国初年，共267篇。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为辑录。对各朝正史、各种类书、文集、笔记、游记、杂记等等凡有关云南史书者，都悉心辑录。袁嘉谷之前虽有师范《滇系》、王崧《备征志》以及各种《云南通志》，辑录史书不下数十百种，但仍有遗漏或辑而不善者，《滇绎》均充实完善之。所辑史料异常丰富，可补云南志书的不足。
二为考证。袁嘉谷治学以“勿轻信，勿轻疑”为宗旨，凡有疑义，务必详细考证，有陶冶锤炼之功。东晋、南北朝、隋、唐、两宋时期，爨氏统治云南，大理国高氏世镇鄯善（今昆明），封地半于滇境，这段数百年的历史，史书记载很不全面，时详时略，甚至有诸多空白。《滇绎》中的“爨氏世家”、“爨氏之后”、“高氏世家”诸篇，搜集史志、金石、谱牒等资料，融会贯通，对这段时间的云南大局，兴衰更迭的实况，条理分明地加以叙述。对云南重要碑刻，如孟孝琚碑、祥光碑，袁滋摩崖、地藏寺石幢、石城碑、马哈只碑等，都有论证。以马哈只碑为例：在滇池南岸的昆阳月山，发现一块“马哈只碑”，袁嘉谷就作了考证鉴定为明代航海家郑和为其父在故乡树立的墓碑。《明史》仅曰郑和为云南人，但经袁嘉谷考证，明确郑和为云南昆阳人。自元明以来，出现一些野史，神怪传说充斥其间，往往与正史相背，一些学者也因其新异，轻率附和。《滇绎》通过对史料的考据，论证“白饭王”、“阿育王”、“张仁果”、“大白国”、“白子国”、“建宁国”、“白崖国”是“凭虚结构”，“以伪乱真”，是“史家大戒”。经过严密考证，他认为《记古滇说》、《滇载记》、《南诏野史》等书不足为信史。
三为记载。袁嘉谷怀着爱乡爱国的热情，对云南各方面的杰出人物都予以记述，以示表彰，这对于激励当今青年爱我家乡、奋发向上、振兴中华将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对一些清政廉明的治滇官吏的记述，对当前提倡的“反腐倡廉”也有着重要酌现实意义和教益作用。例如沐昂、木公、苍雪的文学，钱南园、傅岩溪、张紫琳、缪素筠、担当的画。《滇绎》中，袁嘉谷鉴于云南地处边疆，在外患严重之世，边防尤为重要，因此对历代开滇、镇滇、治滇作出杰出贡献的将帅及官吏予以记述、评论，以示敬仰和学习。如庄蹻、司马相如、韩说、李恢、吕凯、王逊、毛孟、赛典赤、沐英等。值得一提的是《滇绎》较以往的史书更重视经济、文化、民间礼俗、地方掌故的记述和考证，对于研究和了解云南的地方史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性百科全书。书末王家亮作之跋日：“斯编之作，则独本于爱乡之忱。帮故自开滇以来，上起战国，下迄今日，凡滇事之散见于史传，以及名流之艳谈，足以考证，为《滇系》、《通志》、《备征志》、《历年传》诸书之所未载者，靡不采而录之。其有可疑者，则博考群书，旁搜远证，务得精确而后已。此书则表章其所隐，力劈其所妄，非仅足以光大吾滇之名，亦将可备修史之资。至其事事真确，语语雅瞻，阅者当知，岂齐人知管晏者，所能窥其肩北背哉。”。这是对《滇绎》的学术和史料价值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四、参与辑刻《云南丛书》
丛书是汇集许多种重要菪作，依一定的原则、体例编辑且冠以一总书名的图书。在历史上以“云南”之地域范围编辑丛书者，乃清代乾隆间王崧《云南备征志》为最早。民国初年，陈荣昌、赵藩等人呈报省府，倡议辑刻《云南丛书》，并先后由陈荣昌、赵藩、袁嘉谷担任该丛书总编。至民国五年（1916）编印了《云南丛书（初编）》共152种，1148卷。以后又编印了《云南丛书（二编）》53种，254卷。绝大部分采用木刻厚版，只有少数用新的石印本和铅印本。《云南丛书》的编印，是收集保存云南地方文化遗产最丰富的一套丛书，是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大成就，它使一些好书扩大发行，一些残本得以补全，一些快要失传的珍本得以流传。袁嘉谷以著名学者主要参与其事，其贡献自不待言。
五、纂辑《滇南金石萃编》
袁嘉谷博采云南金文石刻，纂集成《滇南金石萃编》十五卷，辑录和保存了大批金石资料，为后世积累了大量极为宝贵的史料。
此外，袁嘉谷还搜集、整理、研究云南的书画。先后编写成《滇南书画集》二十卷，以及《南园书画存》二卷、《过眼书画录》二卷、《滇贤遗像遗墨》二卷、《云南地理志》一卷， 《两浙车自轩录三编》二十卷等书，《湖月集》一卷等等，合计约400余卷。有的已经刊印出版，有的肖未刊印。
总之，袁嘉谷“博文洽识，淹贯经术”， “融汉宋，铸经史，发为文，咏为诗”，为云南地方史志的编纂和地方文化遗产收集整理，作出了多方艰苦努力，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袁嘉谷生活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时当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动荡时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对其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试对袁嘉谷的史学思想作简要的考察。
袁嘉谷著的《卧雪堂文集》二十二卷，史学文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卧雪堂文集》的史学论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
一是史学要“真实”“征信”。袁嘉谷指出：“写国史要真”，不要“虚饰妄托”，不要“怪诞不经”，不要“混淆是非”⑦。这是针对千百年来历史编学上的弊端提出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开端，就应以《书经》、《易经》、《诗经》、《史记》的记载为准，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开始；秦博士、徐整、干宝、葛洪、任方等人造出来的“天皇”、 “地皇”、 “泰皇”、 “盘古”、“元始”都是“诌言和虚想”。他说，有人“以尧舜为尼山伪托”、“以农颉为叙利亚内徙之人”，把夏禹和殷商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始，是将“地球古国降为新造”，是“淆乱是非，不足够令后人征信”。
二是要改造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袁嘉谷主张，编一部“中国新史”，“孔孟以前，取材经言，孔孟以后，折衷经义。虽尧舜亦呼其名，不必庙弓之琐琐也；春秋也可继世不必国号年号纷纷也。纪元则由民国逆溯之。正统国统之别，一家一人之私，则一扫而空之。庶几温故知新，专重正义”。这部“新史”，对各个历史时代、各方面有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都要“慎考而详列之”以达到“行善诛奸”、“我心自省”、“世界日进”的目的。这样的史学才能昌盛。
三是要注重社会民生。袁嘉谷曾致书清史馆，认为中国旧史“详于朝廷制度，略于民间礼俗，《史记》独多言民事，宜扩而充之。凡民间礼俗之大，居处饮食之细，及一日用之于风教有关者，考其原委、上补前史之缺，明其變通，下征进化之美，庶几免一姓家谱之诮”。他的这些史学主张，对传统史观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有较强的进步意义。
四是主张经史结合。袁嘉谷赞同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强调指出“经皆史也，史即经也”。他还进一步认为： “经可通史，史可通经。通史以治经，于是不流于繁琐的考据；通经以治史，乃能观其大要，以历史的经验作持身立国的准则。”并把司马迁《史记》作为通经治史的典范，在自己的史学实践中效法学习。
袁嘉谷的上述史学主张，在他所编著的《云南大事记》、 《滇绎》、《石屏县志》及《卧雪堂文集》等著述中得以力行。他打破王朝体系，以历史大事为纲；取材慎重，严于考证，对大大小小的许多历史人物作了评论，并为不少小人物作史传、别传、家传、事略，凡此等等，都是对正统儒学史观的突破。当然，由于出身、生活环境等局限，从总的来看，袁嘉谷的史学思想基本上还属于传统史学的范畴。这也是应该指出的。
參考文献：
[1]《新纂云南通志例言》.
[2]《石屏县志序》.
[3]《滇绎王家亮序》.
[4]马曜主编：《云南简史》.
[5]《滇绎夏光南书后》.
[6]《卧雪堂联语孙乐跋》.
[7]《卧雪堂文集》卷一.
作者简介：刘聪，云南文献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文学、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