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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傅熹年填报高考志愿时，全部7个志愿都填了建筑系。第一志愿为清华大学，第二志愿为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因为清华有梁思成，东南有刘敦桢。
“梁、刘是两位真正的大师，中国建筑文化的双子星座。我们年轻时曾经随侍一时，私下里作过比方，说他们就像是李白和杜甫，一个偏浪漫主义，一个严肃厚重。”傅熹年的清华同班同学、曾任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所长的王世仁说。
王世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学术源流。以1958年全国建筑理论及历史讨论会对营造学派的激烈批判为分水岭，中国建筑史学形成了巨大的学术断层，时至今日依然清晰地影响着这一研究的未来走向。
2007年，在《刘敦桢全集》出版之际，王世仁写下《大师与经典》，作为一瓣心香，献给两位同在“文革”中去世、都只得年71岁的恩师。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写道。
1956年10月，中科院土木建筑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合作，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设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梁思成任主任。刚从清华毕业不久的傅熹年和王世仁都从中科院土木建筑研究所调到了这个研究室。
研究室的班底由梁思成的第一代弟子组成，包括古建专家刘致平、赵正之、莫宗江，都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也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老人。
1957年，研究室确定了各位教授专家的研究专题，梁思成的专题为“中国近百年建筑”。调查首先在北京展开，傅熹年和虞黎鸿担任助手，王其明也参与其中。
王其明1951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1956年底考取了梁思成的副博士研究生。很多人报考，包括她清华本科的同班同学，最后只录取了她一个。
1957年3月初的一天，梁思成带着三位助手进城进行了一次示范性调查。调查从东交民巷东口开始。
东交民巷在《辛丑条约》后曾被划定为使馆区，在旧中国是一个类似“国际租界地”的特殊区域。在东交民巷南北两侧，排列着德国、比利时、荷兰、美国、法国、俄国等国的使馆和兵营旧址，还有大量银行、洋行、教堂、医院、学校、饭店等各种机构，是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筑的首选之地。
王其明记得，梁思成告诉他们，拍照的时候要照建筑立面，就像粉刷一样，每个角度都要照下来，说不定哪张照片就有用。
梁思成带着三人，边走边看，一直走到东交民巷西口，然后带他们到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吃西餐。梁思成笑说，今天是“开幕式”，开宗明义第一天，所以请他们吃饭，以后就不能老请他们了，自己没有那么多钱。
1957年3月，梁思成带着助手调查北京近百年建筑，在东交民巷的圣弥厄尔教堂前留影。摄影/傅熹年
此后，傅熹年等按计划分类进行调查，一般每周向梁思成汇报一次。梁思成要求严格，对于一些效果不佳的照片和不够精细的测图，会要求他们重照重测。遇到困难时，他就亲自出面协调。如为调查外交部大楼，他找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为调查北大老红楼，则找了《红旗》杂志社领导。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拍摄了数千幅照片，还搜集到一批史料，其中最珍贵的是清末英国公和洋行所绘大理院（新中国成立后为最高法所在地）原图，以及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的北京大学女生宿舍蓝图等。
这期间，王世仁则跟着赵正之教授赴山西测绘永乐宫，跟着刘致平教授赴山东曲阜调查测绘孔府，还去了山西、内蒙古、河南勘察古建筑，一出差就是三个月。调查很艰苦，一些偏远地区连自行车都没有，只能步行，山区有时还要雇毛驴，吃饭就在老百姓家，吃的都是粗粮。
与傅熹年自小受到家庭熏染不同，王世仁是纯粹的工科出身，到历史室后才开始打下文史基础。梁思成要求他们学好英语，指定了十篇英文书要背，一篇有四五千字。王世仁还报了北大的中国美术史、中国通史课，但总在不停地出差，这些计划都没有完成。
时间不长，“反右”开始了。傅熹年被划为右派，历史研究室被清华大学建筑系撤销。经梁思成联系，1958年春，傅熹年、王世仁、王其明等都转入建筑工程部所属的建筑科学研究院，进入新成立的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北京近百年建筑”专题的全部资料也转了过来，但研究工作已停止。
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是在合并梁思成在清华大学主持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和刘敦桢在南京工学院主持的“中国建筑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的。梁思成任主任，刘敦桢任副主任。
研究室成立后，刘敦桢留在南京分室，继续主持苏州园林研究。这个项目前后进行了十年，繪制了千余张图纸，拍摄照片两万多张。
梁思成新的研究项目是“青岛近百年建筑”。这实际上是他的中国近百年建筑研究的组成部分，王世仁和傅熹年是其助手。
1958年夏，两人带着梁思成开的介绍信直奔青岛市政府。副市长批了个条子，让各单位提供方便。王世仁负责调查德式建筑，傅熹年负责调查日式建筑。他们成果颇丰，拍摄了大量照片，还获得了很多图纸资料。
这年10月，建筑科学研究院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建筑理论及历史学术讨论会。当时正值“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时期，会议气氛异常紧张。
这次会议对中国营造学社及其研究方法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其研究倾向是“厚古薄今、为古而古、脱离政治”的，梁思成和刘敦桢都受到影射嘲讽和旁敲侧击。青岛专题也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不能出版。
大会还决定采取“集体大协作”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编写“建筑三史”，即古代、近代和“新中国十年”三部建筑史书，为国庆十周年献礼。 会议确定的另一重点是民居调查。以往建筑遗产整理以宫殿、庙宇、陵墓等大型“官式”建筑为主，现在民居被定为研究重点。
1961年夏，历史室首先开始了浙江民居调查。
王其明是专题组负责人，组里的人都叫她“王大”。她说，那时研究室里姓王的特别多，从“王大”“王二”“王三”一直排到“王七”，后面就不排了，因为太不好听。
1966年9月，刘敦桢陪同日本建筑师访华代表团参观，在南京中山陵前留影。摄影/福山敏男
专题组十余人辗转于浙江各地。那时正处于困难时期，只好把在京人员的每月粮票压掉一两斤，支持出差的人。王其明记得，当时浙江生活条件比其他省份好，市面上能见到鱼干、蚕豆等，每次出差都变成一场大采购。
浙江的建筑工匠很多，以“东阳帮”“宁绍帮”为最大。调查时常选择这些工匠的住宅，以尽可能提炼出民居的优秀“设计手法”。
桐庐、诸暨、萧山、东阳一带的传统民居保存较好。建筑多为白色，起伏的山墙构成了富有韵律的主体轮廓，顶上是层层叠叠的马头墙，沿墙头加上黑、红、蓝等细细的线脚，色彩干净明朗。
但在大多数地方，农民的房屋现状只能用“破旧不堪”来形容。有的墙歪歪斜斜，屋顶还缺一角。照相效果不佳，且有“给新社会农村抹黑”之嫌，遂改为画写生钢笔画。
专题组十几个人画了数百幅画，其中大部分是傅熹年所画。他笔下的那些透视图可谓美轮美奂，更像是人们理想中田园生活的样子。
调研完成后，1963年春夏先后在杭州和上海举办了专题展览。刘敦桢受邀，但因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没有出席。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忧虑，说民居研究应该是全面的和综合的，透视图固然解决了三度空间的视觉，但容易带有主观倾向，可将丑的、破烂的房屋画成美丽的形体。这一点上，照片倒是能表达真实情形，所以绝对不可缺少。
1964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367名各国科学家参加的科学讨论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的国际科学讨论会。梁思成、王其明提交了《浙江民居》论文。
论文答辩的时候，王其明用中文答辩，现场翻译不熟悉专有名词，翻译得磕磕绊绊，梁思成就当场站起来替她翻成英文。王其明说，其实梁思成翻译的比她的原话还多还好，“轰动极了”。
王其明走下讲台时，梁思成站起来跟她握手，还向旁边的范文澜、茅以升介绍，这是他的学生。两位专家都站起来，热情地与她握手，向她表示祝贺。那是她一生中的高光时刻，至今回忆起来还激动不已。
浙江民居调查结束后，自1963年下半年起，又开展了福建民居调查。傅熹年记得，闽东闽西的大土楼、圆楼非常漂亮，几乎没有受损，无需修饰，按实物画下来就很美观。
1964年秋，他们被召回参加四清运动，整个项目不得不中止。
“文革”开始后，福建民居的全部资料被焚毁“消毒”。傅熹年看着400多张图被装在麻袋里运走烧掉。他们一年多的工作，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浙江民居专题因已结题归档，图文幸存下来。80年代后，《浙江民居》才得以出版。出版时，增加了当时拍的很多照片，让读者能一窥60年代农村民居的真实面貌。
1959年8月，因苏联建筑科学院要编一部多卷本的《世界建筑通史》，历史室受邀编辑《中国古代建筑史》。当时的策略是“一稿两用”，一方面为苏联提供稿件，一方面用作国内教材。
书的主编为刘敦桢。那时南京工学院的工作很多，“有时全天开会”。这期间，他还在主持苏州园林项目，又在主持对南京明代王府瞻园的改建，身体也不好，常抱病为编史奔走筹划，反反复复修改了八稿。
王世仁参加了其中第三到八稿的编辑。他回忆，平时的编写工作在北京，一般利用暑假去南京，去时就住在南京工学院的招待所“梅园”。刘敦桢抽烟很厉害，他是一级教授，能买到好烟，硬是挤出两盒当时最好的“大前门”给王世仁。每次工作完，还请几个年轻人一起去当时有名的“曲园”饭馆吃饭。
1963年4月，第六稿完成，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最后定稿的雏形。历史室的两个摘帽右派傅熹年和杨乃济也参加进来。傅熹年回忆，他的主要任务是制图、核查资料和编写注释。
王世仁说，右派不能写，就画插图，这个时候傅熹年起大作用了，插图画得漂亮极了。他不光图画得好，文史综合能力也强，善于从文献里复原出古代的建筑形象。
在刘敦桢的指导下，傅熹年先后做了唐大明宫麟德殿、含元殿、玄武门、重玄门等重要遗址的复原研究，绘成复原图。他还将王世仁调查测绘的宋代所刻汾阴后土庙图碑等按现代画法转绘成鸟瞰透视图。
傅熹年做出“注釋表”后，刘敦桢对他的工作细致大加赞赏，表示“十分满意、也十分佩服”。他还指点傅熹年，南唐铸广州双铁塔，可查《广州府志》便知;北汉沧州铁狮，查《沧州志》。北响堂石窟有两件证物，一是《续高僧传》，一是民国七年常乐寺募化启，虽然不能引用这个募化启，但是查河南《武安县志》一定能找到更详细的资料。
傅熹年说，在刘敦桢身边工作，先生深厚的文献功底、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他终身难忘，也开启了他对古建筑复原等研究的兴趣和热情。
1963年到1964年，刘敦桢和在北京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以及王世仁、傅熹年等助手书信来往数十封，反复讨论书稿。这些信的落款多是“夜灯下”。信中每次所附勘误都是几十、上百条，不厌其烦，细致入微。刘敦桢感叹，校书如扫落叶，真是扫之不尽啊。
1964年6月17日，他终于在给傅熹年的信中欣慰地宣布：八稿至此告一段落，绝不再修改矣。过了几天又写信说，本不想再改，可是昨天偶读，想起三件事忘记写进稿内，应该补充进去。 不几日，他又给傅熹年写信，说读了最近一期《考古》，对五台山佛光寺建筑有了一点新的想法。“您劝我暂时把建筑史搁下来，但是我搁不下。我想这样胡思乱想还是有益处的。”
6月26日，傅熹年给刘敦桢写信，报告北京八宝山发现了汉代墓表的消息。刘敦桢兴奋地回信，让他赶快去测绘图样，在书稿中汉墓阙之后加几行。刘敦桢说，希望能尽量收入已发现的重要资料，即使在梁思成等审稿之后，只要未付印，依然可以增补。“别的事情我怕麻烦，独有这事是例外。无他，只是希望读者早日看到一些新资料，广见闻，开眼界而已。”
但八稿的审稿并不顺利。问题主要在如何在建筑史中体现阶级观点上。
梁思成曾提出，不要生硬地搬用“阶级斗争”等名词，要能使读者不知不觉感到是用阶级观点写的。刘敦桢赞成这个意见，一开始尝试用“白描方式”来体现建筑的阶级性，如都城布局是以宫室为中心、建筑有等级制度、“诗情画意”是士大夫的生活与思想情调……但审稿时有人说书稿缺乏阶级观点，“厚古薄今”，对古建筑批评少，赞赏多，虽然在绪论内笼统做了批判，但一说到具体事例却都说是好的;认为所谓唐朝建筑的雄浑、宋朝建筑的柔和绚丽，只是统治阶级的建筑如是，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建筑的风格。
刘敦桢将稿子重新捋了一遍，做出了两百多处修改，主要思路是删去一些形容词，放低评论的调子。如将“宫殿正门一般采用崔巍壮丽的体形”，改为“宫殿正门一般采用巨大的体形”;将“反映着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情调”，改为“反映着士大夫追求悠闲享乐的腐朽生活”，等等。还专门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以肯定民居：“以宫殿、坛庙等大组群建筑的布局，虽然创造了不少特殊手法，但是除了浪费人力、物力以外，还带来了僵硬呆板、面积过大和交通不便等等缺点。因而中小型住宅尤其是山区住宅，往往使用各种经济而灵活的平面。这里，有力地说明建筑布局随着阶级的不同产生很大差异。”
但修改后，稿子依然没能过关。10月5日，刘敦桢在给王世仁、傅熹年的信中说，有人说刘先生这么大年纪，尚且摔了跤，丢面子。从个人的得失出发，确实丢面子，但从严肃的任务看问题，就无所谓面子不面子了。“至于受批评那是应该的，我没有任何情绪。”
王世仁感叹，受了不公平的批判却“没有任何情绪”，这是多么沉郁的心情啊。他记得，就在这封信的后面，刘敦桢钤了从未用过的“孺子牛”印章。
刘敦桢又修改了一两百处，但对出版已不再抱太大希望，说就当资料保存吧。话虽这么说，他还是继续改。“本来写史是一件困难工作。过去范文澜先生写《中国通史》，第一稿侧重阶级性，人家说他‘过左’;后来侧重历史性，人家又说他‘过右’。这是写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他说，客观上需要一本中国建筑史，因此只有摸索前进，一稿又一稿写下去。
10月21日，他终于放弃了，写信说只有暂时搁置了。过了几天他再次写信来，附上20多条新的勘误整理，“为了不遗忘起见”。
此时“四清运动”已经开始，历史室成为运动重点，对古代、近代、现代建筑的研究成果统统被批为“封、资、修黑货”。
1964年底，南京分室首先撤销。刘敦桢说，只希望分室人员能够不改行，能在国家十年科技规划中发挥一些力量。多年搜集的图书和调查资料能移交有关部门，不使成为废物，也是他的一个“小小愿望”。
至1965年底，建筑理論及历史研究室彻底解散。一个130余人的研究室就此星散，分配外地。
“人员遣散，资料封存，图书外调，彻底连根拔了。”王世仁说。
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敦桢成为南京工学院首当其冲的“重点人物”，被批为“假借整理民族文化之名积极宣扬封建阶级腐朽和没落的一面”。他身体彻底垮了。好不容易住进医院，检查中发现了癌细胞。
“父亲是一个内向的人，平时不多说话，以后的话就更少了，从他那更多的沉默和深邃的目光里，我想他可能已经猜到了自己的最后结局。”刘叙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68年4月30日，刘敦桢去世。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戴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尽批斗后去世。
历史室解散后，王世仁被分配到桂林市规划局设计室。1979年，他考上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副研究员，与李泽厚同事。后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到退休，退休前是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所长。
王其明被分配到陕西省建筑工程局。1979年，为照顾生病的老父，她通过过去的老上级调到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工作跟研究生专业无关。她在这所学校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前为副教授。她说，觉得这一生辜负了梁思成先生对她的教诲和期望，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文革”中，傅熹年在单位当了三年水暖工。1970年被分配到在甘肃天水的国家建委第七工程局第五工程公司为技术员。
1973年，建筑科学研究院重新组建了历史研究室。1975年，经袁镜身院长向时任建委主任谷牧打报告，傅熹年得以重回历史室工作。
改革开放后，建筑历史室的工作重回正轨。1991年改为建筑历史研究所，后改制为企业，现在属于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傅熹年在建筑历史研究所一直工作到今天。1994年，他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认为，自己能有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机遇是有幸能直接在梁思成、刘敦桢两位老师指导下工作，在研究方向、方法上得到指导，在做学问态度上看到典范。
他说，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梁思成和刘敦桢的巨大学术成就终于得到肯定，且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到。
1980年，经傅熹年等整理，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当年曾在南京分室参加此书编辑的郭湖生教授写道：《中国古代建筑史》历时七年，八易其稿，终底于成。此书融冶多年研究成果，使建筑史学达到更高水平，而先生晚年心力尽瘁于此，其间坎坷艰辛，难以尽言。
他说，先生对古建筑夙所爱好，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遗产，数年间成绩斐然，如出硎新刃，锐不可当，使他人皮相之谈瞠乎其后，黯然失色。他的文章酽醇，立义严密，不妄论断，尤为学界折服。
2001年和2007年，十卷本的《梁思成全集》和十卷本的《刘敦桢全集》分别由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2007年，在尘封了近50年之后，梁思成主持的“北京近百年建筑”调查成果也终于出版。因“近百年”已不确切，更名为《北京近代建筑》。
这50年来，特别是80年代以后，城市面貌发生巨变，很多代表性建筑已不复存在，人们开始真正意识到这些文化遗产的宝贵，体会到当年的研究工作的价值。
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梁思成在位于东交民巷的圣弥厄尔教堂前的留影。当时傅熹年正在拍照，梁思成正好走了过来，傅熹年就给他拍了一张。梁思成告诉他，以后不能再用公家的胶卷给私人照相。
虽然挨了训，傅熹年还是庆幸，为梁思成留下了这项工作期间唯一一张工作照。先生策杖而行、仰观俯察的身影，就与这些失不再来的老建筑一起，成为不该被人们遗忘的珍贵历史记忆。
“梁、刘是两位真正的大师，中国建筑文化的双子星座。我们年轻时曾经随侍一时，私下里作过比方，说他们就像是李白和杜甫，一个偏浪漫主义，一个严肃厚重。”傅熹年的清华同班同学、曾任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所长的王世仁说。
王世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学术源流。以1958年全国建筑理论及历史讨论会对营造学派的激烈批判为分水岭，中国建筑史学形成了巨大的学术断层，时至今日依然清晰地影响着这一研究的未来走向。
2007年，在《刘敦桢全集》出版之际，王世仁写下《大师与经典》，作为一瓣心香，献给两位同在“文革”中去世、都只得年71岁的恩师。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写道。
北京近百年建筑调查
1956年10月，中科院土木建筑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合作，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设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梁思成任主任。刚从清华毕业不久的傅熹年和王世仁都从中科院土木建筑研究所调到了这个研究室。
研究室的班底由梁思成的第一代弟子组成，包括古建专家刘致平、赵正之、莫宗江，都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也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老人。
1957年，研究室确定了各位教授专家的研究专题，梁思成的专题为“中国近百年建筑”。调查首先在北京展开，傅熹年和虞黎鸿担任助手，王其明也参与其中。
王其明1951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1956年底考取了梁思成的副博士研究生。很多人报考，包括她清华本科的同班同学，最后只录取了她一个。
1957年3月初的一天，梁思成带着三位助手进城进行了一次示范性调查。调查从东交民巷东口开始。
东交民巷在《辛丑条约》后曾被划定为使馆区，在旧中国是一个类似“国际租界地”的特殊区域。在东交民巷南北两侧，排列着德国、比利时、荷兰、美国、法国、俄国等国的使馆和兵营旧址，还有大量银行、洋行、教堂、医院、学校、饭店等各种机构，是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筑的首选之地。
王其明记得，梁思成告诉他们，拍照的时候要照建筑立面，就像粉刷一样，每个角度都要照下来，说不定哪张照片就有用。
梁思成带着三人，边走边看，一直走到东交民巷西口，然后带他们到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吃西餐。梁思成笑说，今天是“开幕式”，开宗明义第一天，所以请他们吃饭，以后就不能老请他们了，自己没有那么多钱。
此后，傅熹年等按计划分类进行调查，一般每周向梁思成汇报一次。梁思成要求严格，对于一些效果不佳的照片和不够精细的测图，会要求他们重照重测。遇到困难时，他就亲自出面协调。如为调查外交部大楼，他找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为调查北大老红楼，则找了《红旗》杂志社领导。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拍摄了数千幅照片，还搜集到一批史料，其中最珍贵的是清末英国公和洋行所绘大理院（新中国成立后为最高法所在地）原图，以及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的北京大学女生宿舍蓝图等。
这期间，王世仁则跟着赵正之教授赴山西测绘永乐宫，跟着刘致平教授赴山东曲阜调查测绘孔府，还去了山西、内蒙古、河南勘察古建筑，一出差就是三个月。调查很艰苦，一些偏远地区连自行车都没有，只能步行，山区有时还要雇毛驴，吃饭就在老百姓家，吃的都是粗粮。
与傅熹年自小受到家庭熏染不同，王世仁是纯粹的工科出身，到历史室后才开始打下文史基础。梁思成要求他们学好英语，指定了十篇英文书要背，一篇有四五千字。王世仁还报了北大的中国美术史、中国通史课，但总在不停地出差，这些计划都没有完成。
时间不长，“反右”开始了。傅熹年被划为右派，历史研究室被清华大学建筑系撤销。经梁思成联系，1958年春，傅熹年、王世仁、王其明等都转入建筑工程部所属的建筑科学研究院，进入新成立的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北京近百年建筑”专题的全部资料也转了过来，但研究工作已停止。
浙江民居调查
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是在合并梁思成在清华大学主持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和刘敦桢在南京工学院主持的“中国建筑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的。梁思成任主任，刘敦桢任副主任。
研究室成立后，刘敦桢留在南京分室，继续主持苏州园林研究。这个项目前后进行了十年，繪制了千余张图纸，拍摄照片两万多张。
梁思成新的研究项目是“青岛近百年建筑”。这实际上是他的中国近百年建筑研究的组成部分，王世仁和傅熹年是其助手。
1958年夏，两人带着梁思成开的介绍信直奔青岛市政府。副市长批了个条子，让各单位提供方便。王世仁负责调查德式建筑，傅熹年负责调查日式建筑。他们成果颇丰，拍摄了大量照片，还获得了很多图纸资料。
这年10月，建筑科学研究院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建筑理论及历史学术讨论会。当时正值“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时期，会议气氛异常紧张。
这次会议对中国营造学社及其研究方法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其研究倾向是“厚古薄今、为古而古、脱离政治”的，梁思成和刘敦桢都受到影射嘲讽和旁敲侧击。青岛专题也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不能出版。
大会还决定采取“集体大协作”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编写“建筑三史”，即古代、近代和“新中国十年”三部建筑史书，为国庆十周年献礼。 会议确定的另一重点是民居调查。以往建筑遗产整理以宫殿、庙宇、陵墓等大型“官式”建筑为主，现在民居被定为研究重点。
1961年夏，历史室首先开始了浙江民居调查。
王其明是专题组负责人，组里的人都叫她“王大”。她说，那时研究室里姓王的特别多，从“王大”“王二”“王三”一直排到“王七”，后面就不排了，因为太不好听。
专题组十余人辗转于浙江各地。那时正处于困难时期，只好把在京人员的每月粮票压掉一两斤，支持出差的人。王其明记得，当时浙江生活条件比其他省份好，市面上能见到鱼干、蚕豆等，每次出差都变成一场大采购。
浙江的建筑工匠很多，以“东阳帮”“宁绍帮”为最大。调查时常选择这些工匠的住宅，以尽可能提炼出民居的优秀“设计手法”。
桐庐、诸暨、萧山、东阳一带的传统民居保存较好。建筑多为白色，起伏的山墙构成了富有韵律的主体轮廓，顶上是层层叠叠的马头墙，沿墙头加上黑、红、蓝等细细的线脚，色彩干净明朗。
但在大多数地方，农民的房屋现状只能用“破旧不堪”来形容。有的墙歪歪斜斜，屋顶还缺一角。照相效果不佳，且有“给新社会农村抹黑”之嫌，遂改为画写生钢笔画。
专题组十几个人画了数百幅画，其中大部分是傅熹年所画。他笔下的那些透视图可谓美轮美奂，更像是人们理想中田园生活的样子。
调研完成后，1963年春夏先后在杭州和上海举办了专题展览。刘敦桢受邀，但因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没有出席。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忧虑，说民居研究应该是全面的和综合的，透视图固然解决了三度空间的视觉，但容易带有主观倾向，可将丑的、破烂的房屋画成美丽的形体。这一点上，照片倒是能表达真实情形，所以绝对不可缺少。
1964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367名各国科学家参加的科学讨论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的国际科学讨论会。梁思成、王其明提交了《浙江民居》论文。
论文答辩的时候，王其明用中文答辩，现场翻译不熟悉专有名词，翻译得磕磕绊绊，梁思成就当场站起来替她翻成英文。王其明说，其实梁思成翻译的比她的原话还多还好，“轰动极了”。
王其明走下讲台时，梁思成站起来跟她握手，还向旁边的范文澜、茅以升介绍，这是他的学生。两位专家都站起来，热情地与她握手，向她表示祝贺。那是她一生中的高光时刻，至今回忆起来还激动不已。
浙江民居调查结束后，自1963年下半年起，又开展了福建民居调查。傅熹年记得，闽东闽西的大土楼、圆楼非常漂亮，几乎没有受损，无需修饰，按实物画下来就很美观。
1964年秋，他们被召回参加四清运动，整个项目不得不中止。
“文革”开始后，福建民居的全部资料被焚毁“消毒”。傅熹年看着400多张图被装在麻袋里运走烧掉。他们一年多的工作，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浙江民居专题因已结题归档，图文幸存下来。80年代后，《浙江民居》才得以出版。出版时，增加了当时拍的很多照片，让读者能一窥60年代农村民居的真实面貌。
八易其稿
1959年8月，因苏联建筑科学院要编一部多卷本的《世界建筑通史》，历史室受邀编辑《中国古代建筑史》。当时的策略是“一稿两用”，一方面为苏联提供稿件，一方面用作国内教材。
书的主编为刘敦桢。那时南京工学院的工作很多，“有时全天开会”。这期间，他还在主持苏州园林项目，又在主持对南京明代王府瞻园的改建，身体也不好，常抱病为编史奔走筹划，反反复复修改了八稿。
王世仁参加了其中第三到八稿的编辑。他回忆，平时的编写工作在北京，一般利用暑假去南京，去时就住在南京工学院的招待所“梅园”。刘敦桢抽烟很厉害，他是一级教授，能买到好烟，硬是挤出两盒当时最好的“大前门”给王世仁。每次工作完，还请几个年轻人一起去当时有名的“曲园”饭馆吃饭。
1963年4月，第六稿完成，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最后定稿的雏形。历史室的两个摘帽右派傅熹年和杨乃济也参加进来。傅熹年回忆，他的主要任务是制图、核查资料和编写注释。
王世仁说，右派不能写，就画插图，这个时候傅熹年起大作用了，插图画得漂亮极了。他不光图画得好，文史综合能力也强，善于从文献里复原出古代的建筑形象。
在刘敦桢的指导下，傅熹年先后做了唐大明宫麟德殿、含元殿、玄武门、重玄门等重要遗址的复原研究，绘成复原图。他还将王世仁调查测绘的宋代所刻汾阴后土庙图碑等按现代画法转绘成鸟瞰透视图。
傅熹年做出“注釋表”后，刘敦桢对他的工作细致大加赞赏，表示“十分满意、也十分佩服”。他还指点傅熹年，南唐铸广州双铁塔，可查《广州府志》便知;北汉沧州铁狮，查《沧州志》。北响堂石窟有两件证物，一是《续高僧传》，一是民国七年常乐寺募化启，虽然不能引用这个募化启，但是查河南《武安县志》一定能找到更详细的资料。
傅熹年说，在刘敦桢身边工作，先生深厚的文献功底、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他终身难忘，也开启了他对古建筑复原等研究的兴趣和热情。
1963年到1964年，刘敦桢和在北京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以及王世仁、傅熹年等助手书信来往数十封，反复讨论书稿。这些信的落款多是“夜灯下”。信中每次所附勘误都是几十、上百条，不厌其烦，细致入微。刘敦桢感叹，校书如扫落叶，真是扫之不尽啊。
1964年6月17日，他终于在给傅熹年的信中欣慰地宣布：八稿至此告一段落，绝不再修改矣。过了几天又写信说，本不想再改，可是昨天偶读，想起三件事忘记写进稿内，应该补充进去。 不几日，他又给傅熹年写信，说读了最近一期《考古》，对五台山佛光寺建筑有了一点新的想法。“您劝我暂时把建筑史搁下来，但是我搁不下。我想这样胡思乱想还是有益处的。”
6月26日，傅熹年给刘敦桢写信，报告北京八宝山发现了汉代墓表的消息。刘敦桢兴奋地回信，让他赶快去测绘图样，在书稿中汉墓阙之后加几行。刘敦桢说，希望能尽量收入已发现的重要资料，即使在梁思成等审稿之后，只要未付印，依然可以增补。“别的事情我怕麻烦，独有这事是例外。无他，只是希望读者早日看到一些新资料，广见闻，开眼界而已。”
但八稿的审稿并不顺利。问题主要在如何在建筑史中体现阶级观点上。
梁思成曾提出，不要生硬地搬用“阶级斗争”等名词，要能使读者不知不觉感到是用阶级观点写的。刘敦桢赞成这个意见，一开始尝试用“白描方式”来体现建筑的阶级性，如都城布局是以宫室为中心、建筑有等级制度、“诗情画意”是士大夫的生活与思想情调……但审稿时有人说书稿缺乏阶级观点，“厚古薄今”，对古建筑批评少，赞赏多，虽然在绪论内笼统做了批判，但一说到具体事例却都说是好的;认为所谓唐朝建筑的雄浑、宋朝建筑的柔和绚丽，只是统治阶级的建筑如是，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建筑的风格。
刘敦桢将稿子重新捋了一遍，做出了两百多处修改，主要思路是删去一些形容词，放低评论的调子。如将“宫殿正门一般采用崔巍壮丽的体形”，改为“宫殿正门一般采用巨大的体形”;将“反映着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情调”，改为“反映着士大夫追求悠闲享乐的腐朽生活”，等等。还专门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以肯定民居：“以宫殿、坛庙等大组群建筑的布局，虽然创造了不少特殊手法，但是除了浪费人力、物力以外，还带来了僵硬呆板、面积过大和交通不便等等缺点。因而中小型住宅尤其是山区住宅，往往使用各种经济而灵活的平面。这里，有力地说明建筑布局随着阶级的不同产生很大差异。”
但修改后，稿子依然没能过关。10月5日，刘敦桢在给王世仁、傅熹年的信中说，有人说刘先生这么大年纪，尚且摔了跤，丢面子。从个人的得失出发，确实丢面子，但从严肃的任务看问题，就无所谓面子不面子了。“至于受批评那是应该的，我没有任何情绪。”
王世仁感叹，受了不公平的批判却“没有任何情绪”，这是多么沉郁的心情啊。他记得，就在这封信的后面，刘敦桢钤了从未用过的“孺子牛”印章。
刘敦桢又修改了一两百处，但对出版已不再抱太大希望，说就当资料保存吧。话虽这么说，他还是继续改。“本来写史是一件困难工作。过去范文澜先生写《中国通史》，第一稿侧重阶级性，人家说他‘过左’;后来侧重历史性，人家又说他‘过右’。这是写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他说，客观上需要一本中国建筑史，因此只有摸索前进，一稿又一稿写下去。
10月21日，他终于放弃了，写信说只有暂时搁置了。过了几天他再次写信来，附上20多条新的勘误整理，“为了不遗忘起见”。
此时“四清运动”已经开始，历史室成为运动重点，对古代、近代、现代建筑的研究成果统统被批为“封、资、修黑货”。
1964年底，南京分室首先撤销。刘敦桢说，只希望分室人员能够不改行，能在国家十年科技规划中发挥一些力量。多年搜集的图书和调查资料能移交有关部门，不使成为废物，也是他的一个“小小愿望”。
至1965年底，建筑理論及历史研究室彻底解散。一个130余人的研究室就此星散，分配外地。
“人员遣散，资料封存，图书外调，彻底连根拔了。”王世仁说。
重建
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敦桢成为南京工学院首当其冲的“重点人物”，被批为“假借整理民族文化之名积极宣扬封建阶级腐朽和没落的一面”。他身体彻底垮了。好不容易住进医院，检查中发现了癌细胞。
“父亲是一个内向的人，平时不多说话，以后的话就更少了，从他那更多的沉默和深邃的目光里，我想他可能已经猜到了自己的最后结局。”刘叙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68年4月30日，刘敦桢去世。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戴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尽批斗后去世。
历史室解散后，王世仁被分配到桂林市规划局设计室。1979年，他考上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副研究员，与李泽厚同事。后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到退休，退休前是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所长。
王其明被分配到陕西省建筑工程局。1979年，为照顾生病的老父，她通过过去的老上级调到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工作跟研究生专业无关。她在这所学校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前为副教授。她说，觉得这一生辜负了梁思成先生对她的教诲和期望，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文革”中，傅熹年在单位当了三年水暖工。1970年被分配到在甘肃天水的国家建委第七工程局第五工程公司为技术员。
1973年，建筑科学研究院重新组建了历史研究室。1975年，经袁镜身院长向时任建委主任谷牧打报告，傅熹年得以重回历史室工作。
改革开放后，建筑历史室的工作重回正轨。1991年改为建筑历史研究所，后改制为企业，现在属于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傅熹年在建筑历史研究所一直工作到今天。1994年，他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认为，自己能有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机遇是有幸能直接在梁思成、刘敦桢两位老师指导下工作，在研究方向、方法上得到指导，在做学问态度上看到典范。
他说，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梁思成和刘敦桢的巨大学术成就终于得到肯定，且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到。
1980年，经傅熹年等整理，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当年曾在南京分室参加此书编辑的郭湖生教授写道：《中国古代建筑史》历时七年，八易其稿，终底于成。此书融冶多年研究成果，使建筑史学达到更高水平，而先生晚年心力尽瘁于此，其间坎坷艰辛，难以尽言。
他说，先生对古建筑夙所爱好，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遗产，数年间成绩斐然，如出硎新刃，锐不可当，使他人皮相之谈瞠乎其后，黯然失色。他的文章酽醇，立义严密，不妄论断，尤为学界折服。
2001年和2007年，十卷本的《梁思成全集》和十卷本的《刘敦桢全集》分别由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2007年，在尘封了近50年之后，梁思成主持的“北京近百年建筑”调查成果也终于出版。因“近百年”已不确切，更名为《北京近代建筑》。
这50年来，特别是80年代以后，城市面貌发生巨变，很多代表性建筑已不复存在，人们开始真正意识到这些文化遗产的宝贵，体会到当年的研究工作的价值。
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梁思成在位于东交民巷的圣弥厄尔教堂前的留影。当时傅熹年正在拍照，梁思成正好走了过来，傅熹年就给他拍了一张。梁思成告诉他，以后不能再用公家的胶卷给私人照相。
虽然挨了训，傅熹年还是庆幸，为梁思成留下了这项工作期间唯一一张工作照。先生策杖而行、仰观俯察的身影，就与这些失不再来的老建筑一起，成为不该被人们遗忘的珍贵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