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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汉语里，“老三届”已成特定指代名词。
我这个江苏省镇江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虽然当年考入时户口就迁到学校，1968年秋天离校时还是以“回乡知青”的身份迁至原生产队插队落户。1969年夏，地处丹徒县上党、上会两公社交界处，尚在建设中的伏牛山煤矿，开始在农村招工。这是文革后的首次招工，犹如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每年两套工作服，每月55斤商品粮，每日上班下井补贴七角钱。仅这“年月日”的待遇足以令人疯狂。分配到每个公社的名额极少，还明确规定退伍军人、贫农家庭、党员干部优先。作为家庭成分中农的回乡知青，只能望洋兴叹。没想到几个抢到名额的干部子女，临填表体检前，驱车实地考察后，被入地三百米深的矿井吓破了胆，说“宁愿一辈子在农村也不去煤矿送死”，如躲避灭顶之灾般放弃名额，弄得公社负责这项工作的干部措手不及，紧急找人填空，让我有幸捡了个缺。
煤矿是男人的世界，实行军管的煤矿生活更是单调枯燥。青年矿工每天从活力四射下井到干完活精疲力竭上井至少得耗掉十几个小时，下班后只剩吃个饭和睡觉的事。对井下采煤工来说，干活前集中在进风的运煤巷道里，或坐或躺在松软的碎煤上，等待掌子面打眼装药放炮的那段时间大伙最为放松闲适，年轻人聚在一起，话匣子一打开，杂乱无章的信息、天南海北的奇闻、古今中外的趣事、饮食男女的艳话……成为矿工们精神会餐的菜谱。后来有人提议，每次由一人主讲，无论笑话故事都行，能让大伙笑最好。讲得好当班就少刨两棚煤，自己不讲请别人代讲，当班罚刨两棚，代讲者则减两棚。在不见天日的特定环境里，“一天不讲妻，太阳不斜西”，女人自然成为最受欢迎的热门话题。尽管有些笑话故事一听就知道是胡编的，大伙仍然听得津津有味。幸亏回乡插队时，我常读《聊斋》解闷，所以每次都能从容应对。在讲的时候，我把原文变成大白话，不仅绘声绘色，还在细节上添油加醋，尤其是《鸦头》《聂小倩》《白秋练》里，狐仙女鬼的爱情婚姻故事，令矿工们痴迷，听了还要听。这些故事篇幅短小，但是情节精彩，人物鲜活，大伙喜闻乐见。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聊斋》被誉为古代微型小说的经典。
在井下挖煤的日子里，我讲微型小说，也涂鸦微型小说。1979年春的一天，听有线广播，获知丹徒县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征文。我壮胆选送了《无形的刀子》这篇千余字的习作，没想到征文一等奖空缺，而我的作品竟获得小说二等奖。接着我的短篇小说《太阳石》在1981年全国职工短篇小说征文中被评为优秀作品。翌年，我到北京《中国煤炭报》编辑部就职。记得上班的第一天，负责副刊的程豁主任交给我厚厚一叠约三十余篇微型小说稿件，要我从中挑选出几篇达到发表水平的稿件，还要讲出采用的理由。很快广西稔子坪煤矿沈祖连的《热烘烘的八分钟》、江苏东风煤矿笪远祥的《春狗和腊狗的故事》等几位作者的稿件，就在中国煤炭报《太阳石》文艺副刊上刊发了出来。早在北京解放初期就是知名记者和资深报纸编辑的程豁主任，有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慧眼识珠，举荐人才，甘为人梯，是报纸副刊编辑的责任。”我的理解就是“乐将此身化红烛，甘为他人作嫁衣”。那段时间，我除了努力学习编辑理论，还勤于采访，采访来京领奖的山西著名作家焦祖尧让我懂得“具有理论更有后劲”;采访东北作家孫少山，我俩成为“煤哥们”，他有微型小说新作首先想到的是给《太阳石》副刊。
如果说我与微型小说之缘，播种于三百米矿井深处，萌发于《中国煤炭报》文艺部，茁壮成长则是1984年后我在《镇江日报》副刊部工作期间。
微型小说虽是“古已有之”，但一直划归于短篇小说。在改革开放中孕育，应审美观“速效刺激”的需求，受生活快节奏催生，上世纪80年代，微型小说脱颖而出，形成一种独立文体，与小说中的长篇、中篇、短篇，组成小说的“四大家族”。微型小说“以最小的篇幅，集中最大的内容”，读者能“三分钟”或“一袋烟工夫”读完，微中知著，由近致远，秒享美感，回味无穷，顿悟人生。创作现井喷之势，质量则佳作纷呈，读者群与日俱增，报纸刊物纷纷争相刊发，以此争夺读者，扩大影响面，提升竞争力。
微型小说逐渐成为《镇江日报》文艺副刊的主角，获得读者好评如潮。鉴于每月的收稿量数以百计，1988年，我们顺势举办了“兴隆彩印杯微型小说征文大赛”。征文不仅激发了业余作者的创作激情，令许多具有文学才华的作者崭露头角，而且调动了读者的阅读情趣。“报纸拿到手，我会从后面的副刊读起。”众多读者用这样的话表达了对微型小说的热爱。征文评出了10名获奖者。阿·托尔斯泰说：“微型小说是训练作家的学校。”这10名获奖者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镇江作家群的中坚和翘楚，一直活跃在镇江文坛。
征文大赛的颁奖会在扬中兴隆彩印厂隆重举行。奖品极其菲薄，仅是该厂出品的影集一册。记得那时候到扬中还没有长江大桥，汽车靠汽渡过江。颁奖会结束后陡遇六级台风，渡口封江，我们被困兴隆。与会者却呼“天助我也”，庆幸增加了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
我的论文《微型小说：报纸副刊的青睐》在全国第三届报纸副刊论文评选中获得二等奖。
我这个江苏省镇江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虽然当年考入时户口就迁到学校，1968年秋天离校时还是以“回乡知青”的身份迁至原生产队插队落户。1969年夏，地处丹徒县上党、上会两公社交界处，尚在建设中的伏牛山煤矿，开始在农村招工。这是文革后的首次招工，犹如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每年两套工作服，每月55斤商品粮，每日上班下井补贴七角钱。仅这“年月日”的待遇足以令人疯狂。分配到每个公社的名额极少，还明确规定退伍军人、贫农家庭、党员干部优先。作为家庭成分中农的回乡知青，只能望洋兴叹。没想到几个抢到名额的干部子女，临填表体检前，驱车实地考察后，被入地三百米深的矿井吓破了胆，说“宁愿一辈子在农村也不去煤矿送死”，如躲避灭顶之灾般放弃名额，弄得公社负责这项工作的干部措手不及，紧急找人填空，让我有幸捡了个缺。
煤矿是男人的世界，实行军管的煤矿生活更是单调枯燥。青年矿工每天从活力四射下井到干完活精疲力竭上井至少得耗掉十几个小时，下班后只剩吃个饭和睡觉的事。对井下采煤工来说，干活前集中在进风的运煤巷道里，或坐或躺在松软的碎煤上，等待掌子面打眼装药放炮的那段时间大伙最为放松闲适，年轻人聚在一起，话匣子一打开，杂乱无章的信息、天南海北的奇闻、古今中外的趣事、饮食男女的艳话……成为矿工们精神会餐的菜谱。后来有人提议，每次由一人主讲，无论笑话故事都行，能让大伙笑最好。讲得好当班就少刨两棚煤，自己不讲请别人代讲，当班罚刨两棚，代讲者则减两棚。在不见天日的特定环境里，“一天不讲妻，太阳不斜西”，女人自然成为最受欢迎的热门话题。尽管有些笑话故事一听就知道是胡编的，大伙仍然听得津津有味。幸亏回乡插队时，我常读《聊斋》解闷，所以每次都能从容应对。在讲的时候，我把原文变成大白话，不仅绘声绘色，还在细节上添油加醋，尤其是《鸦头》《聂小倩》《白秋练》里，狐仙女鬼的爱情婚姻故事，令矿工们痴迷，听了还要听。这些故事篇幅短小，但是情节精彩，人物鲜活，大伙喜闻乐见。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聊斋》被誉为古代微型小说的经典。
在井下挖煤的日子里，我讲微型小说，也涂鸦微型小说。1979年春的一天，听有线广播，获知丹徒县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征文。我壮胆选送了《无形的刀子》这篇千余字的习作，没想到征文一等奖空缺，而我的作品竟获得小说二等奖。接着我的短篇小说《太阳石》在1981年全国职工短篇小说征文中被评为优秀作品。翌年，我到北京《中国煤炭报》编辑部就职。记得上班的第一天，负责副刊的程豁主任交给我厚厚一叠约三十余篇微型小说稿件，要我从中挑选出几篇达到发表水平的稿件，还要讲出采用的理由。很快广西稔子坪煤矿沈祖连的《热烘烘的八分钟》、江苏东风煤矿笪远祥的《春狗和腊狗的故事》等几位作者的稿件，就在中国煤炭报《太阳石》文艺副刊上刊发了出来。早在北京解放初期就是知名记者和资深报纸编辑的程豁主任，有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慧眼识珠，举荐人才，甘为人梯，是报纸副刊编辑的责任。”我的理解就是“乐将此身化红烛，甘为他人作嫁衣”。那段时间，我除了努力学习编辑理论，还勤于采访，采访来京领奖的山西著名作家焦祖尧让我懂得“具有理论更有后劲”;采访东北作家孫少山，我俩成为“煤哥们”，他有微型小说新作首先想到的是给《太阳石》副刊。
如果说我与微型小说之缘，播种于三百米矿井深处，萌发于《中国煤炭报》文艺部，茁壮成长则是1984年后我在《镇江日报》副刊部工作期间。
微型小说虽是“古已有之”，但一直划归于短篇小说。在改革开放中孕育，应审美观“速效刺激”的需求，受生活快节奏催生，上世纪80年代，微型小说脱颖而出，形成一种独立文体，与小说中的长篇、中篇、短篇，组成小说的“四大家族”。微型小说“以最小的篇幅，集中最大的内容”，读者能“三分钟”或“一袋烟工夫”读完，微中知著，由近致远，秒享美感，回味无穷，顿悟人生。创作现井喷之势，质量则佳作纷呈，读者群与日俱增，报纸刊物纷纷争相刊发，以此争夺读者，扩大影响面，提升竞争力。
微型小说逐渐成为《镇江日报》文艺副刊的主角，获得读者好评如潮。鉴于每月的收稿量数以百计，1988年，我们顺势举办了“兴隆彩印杯微型小说征文大赛”。征文不仅激发了业余作者的创作激情，令许多具有文学才华的作者崭露头角，而且调动了读者的阅读情趣。“报纸拿到手，我会从后面的副刊读起。”众多读者用这样的话表达了对微型小说的热爱。征文评出了10名获奖者。阿·托尔斯泰说：“微型小说是训练作家的学校。”这10名获奖者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镇江作家群的中坚和翘楚，一直活跃在镇江文坛。
征文大赛的颁奖会在扬中兴隆彩印厂隆重举行。奖品极其菲薄，仅是该厂出品的影集一册。记得那时候到扬中还没有长江大桥，汽车靠汽渡过江。颁奖会结束后陡遇六级台风，渡口封江，我们被困兴隆。与会者却呼“天助我也”，庆幸增加了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
我的论文《微型小说：报纸副刊的青睐》在全国第三届报纸副刊论文评选中获得二等奖。